企業國際化過程模型研究評介與未來展望

吳 波 董朝偉（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企業國際化過程模型研究評介與未來展望

吳 波 董朝偉
（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本文在系統梳理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文獻的基礎上，根據過程模型的演進過程，從最初的U模型到后來的I模型再到N模型，依次介紹了國際化過程研究的核心變量和結構框架。綜合三個模型，可以得到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的核心觀點：面對外來者劣勢，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獲取成為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經驗知識獲取驅動企業在國際市場的資源承諾升級，從而使得國際化表現為動態發展的過程；經驗知識來源的多元化使得企業國際化進程表現出多樣性路徑。最后提出了國際化過程機理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

企業國際化過程 經驗知識 資源承諾 企業網絡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商務領域的學者圍繞企業跨國經營問題展開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其中，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企業國際化是否存在一般性過程。如果存在，那么這個一般性國際化過程的核心機制是什么？對此，許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針對國際化所面臨的外來者劣勢，Johanson&Vahlne首先提出中小企業開展國際化的漸進性過程機理，拉開了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及后續不斷修正發展的序幕［1］。企業國際化過程機理研究關注的是隨著時間推移企業跨越地理邊界實現擴張發展的路徑與方法，研究成果集中體現為所凝練的企業國際化過程模型。隨著企業國際化實踐的多樣性加上持續演化，過程模型也在不斷演進?；谧畛醯臐u進性擴張特征，Uppsala大學的學者及其追隨者先后提出了Uppsala模型（簡稱U模型）和與創新相關聯的國際化模型（簡稱I模型）［2］。90年代后，隨著天生國際化現象的涌現，國際化過程模型也隨之深化，提出了企業國際化的網絡模型（簡稱N模型）。U模型認為國外市場經營范圍漸進擴張是經驗知識獲取和日益增加資源承諾的互動過程。該模型的基本邏輯是通過當前經營活動獲得經驗知識，經驗知識有助于企業識別機遇、規避風險［3］，進而增加在該市場的資源承諾，使得企業實現跨國的逐步擴張［4］。I模型認為企業國際化只要遵循特定的“出口過程”就能取得成功，因此I模型又被稱為“出口過程”模型［5］。該模型將企業所處的每一個出口階段都視為是一種創新，并認為企業國際化行為就是企業沿著各個階段漸進發展的過程［6］。在天生國際化現象的挑戰下，N模型則突破了國際化的漸進特征，把網絡納入核心概念，認為企業并非獨立存在，而是嵌入一定的關系網絡之中，企業在與網絡伙伴互動的過程中，通過組織學習、信任構建和關系承諾的交互作用，獲取有關機遇與風險的經驗知識，進而實現企業或者漸進性或者突變式的國際擴張［7］［8］。下面，本文將詳細綜述以上三大國際化過程模型，最后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二、企業國際化過程之U模型

“二戰”之后，跨國公司掀起了全球發展的浪潮。在這一階段，企業跨國經營表現出典型的漸進發展特征。到60年代初期，企業層面的企業成長理論（Penrose，1959）、企業行為理論（Rogers，1962；Cyert&March，1963）不斷涌現，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使得U模型得以產生。U模型主要從行為層面解釋企業國際化過程，認為在東道國的資源承諾是國際化拓展的階段性標志，而資源承諾的做出又依賴于之前經驗知識的獲取，因此經驗知識獲取與資源承諾的互動關系是U模型的核心變量，并以此構成其核心結構框架［1］［3］［4］。在兩者互動的過程中，企業國際化總體表現為一個漸進性資源承諾過程，背后的基本邏輯是“干中學”的組織學習機制（Quinn，1980）。

（一）經驗知識特征及獲取方式

U模型認為，缺乏國外市場經驗知識是國際化經營的主要障礙［1］。因此，經驗知識在企業國際化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呈現出以下三個基本特征（Pedersen等，2001）。

第一，對企業國際化過程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是市場相關的經驗知識，主要來源于當前商業活動，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3］［8］。Johanson&Vahlne［1］把知識區分為經驗知識與客觀知識，其中客觀知識易于轉移，可以通過標準化的市場調研甚至公共機構免費獲得［9］。而經驗知識由于其知識隱性特征，其獲取主要來自于企業當前的商業活動［1］［3］，即“干中學”的過程。因此，企業所擁有的經驗知識就與企業跨國經營時間積累緊密相關（Eriksson等，1998）。第二，經驗知識的難以轉移性。由于國外市場的異質性，某一市場上獲取的經驗知識很難轉移到也很難應用于其他市場［1］［3］。同時，在“干中學”的過程中，經驗知識嵌入個體員工之中，即主要通過個體經驗獲得，企業員工成為經驗知識的儲存庫［3］［4］［7］。并且，這種經驗知識難以在員工之間進行有效轉移，這就限制了跨組織的知識轉移，所以企業跨國經營在地域方面的變化成為影響經驗知識獲取的重要因素［10］。第三，經驗知識的獲取使得企業能夠識別市場中的機會和風險，進而驅動了對國外市場不可撤銷的資源承諾，即Johanson&Vahlne提出的企業國際化卷入程度［1］。然而，隨著組織學習理論的不斷發展，Johanson&Vahlne［1］對經驗知識的描述已得到不斷深化和豐富，如今經驗知識在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和特征要遠比U模型提出的唯一決定論復雜得多［11］［12］。特別是經驗知識和客觀知識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即隱性知識顯性化的可能渠道，成為之后U模型轉化為網絡模型的重要原因（Pedersen等，2001；Hedlund，1994）。

（二）經驗知識和資源承諾的互動作用機制

U模型認為，經驗知識和資源承諾的相互作用是企業國際化過程的核心機制，兩者的互動驅動企業不斷進入新的國家市場［7］［8］。從靜態的角度，U模型認為隨著經驗知識的積累，企業對某一市場的資源承諾將會逐步增加。一般而言，企業感知到的市場風險越高，企業進行資源承諾的概率越??；而企業感知市場風險取決于自身的經驗知識，所以，所獲得的市場經驗知識越多，則其感知市場風險越低［4］，當感知市場風險低于其最大可承受的經營風險時，企業便逐步增加投資規模，提高其在新市場的資源承諾［1］。同時，經驗知識的積累也有助于市場機遇的發掘，從而強化其在特定市場上的資源承諾［3］。從動態的角度，當前的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又會影響到下一階段的經營活動，及其所帶來的經驗知識和資源承諾（如圖1所示），從而推動企業國際化行為的擴張/收縮。當然，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的互動，將會使得其國際化過程表現為顯著的路徑依賴性：一系列國外經營活動，使得企業不斷積累所需經驗知識，并越來越熟悉當前的商業活動［13］［14］，進而繼續在該市場投資，而不是去嘗試涉足新市場［3］。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的靜態關系和動態演進，使得企業的國際化行為表現出典型的漸進性特征：一方面，在地理空間的擴張上，企業國際化通常首先在一個或少數幾個鄰國市場上進行擴張［15］，隨后才會進入更遠的市場，即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及遠”的原則向外擴張［4］；另一方面，在國際化項目選擇上，企業對市場的資源承諾呈現出“由易到難”逐步加大投資的過程［3］，即由偶爾的出口活動，到通過代理商出口，再到建立銷售子公司，最后到建立生產基地［15］。

圖1 U模型的基本框架

（三）U模型的理論貢獻與研究不足

U模型聚焦于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動態學習，較好地解釋了企業國際化的漸進發展特征。U模型的理論基礎包括Penrose（1959）的企業成長理論，以及后來蓬勃發展的資源基礎理論和Cyert&March（1963）的企業行為理論。這兩大理論應用到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之中，自然得到了U模型的兩個核心假設：企業的有限理性和經驗知識的核心作用（鄭準，王國順，2008）。一方面，企業有限理性決定了企業掌握的國際化經驗知識是有限的，加上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國際化行為呈現為漸進性特征［8］；另一方面，企業獲取的經驗知識是企業成長的核心資源，在企業有限理性的前提下，這一核心資源具有難以轉移性［1］。因而企業的國際化成長就是通過之前的資源承諾來積累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并有效利用這一經驗知識，開展新一輪的資源承諾實現國際化拓展的過程。因此，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簡單有力的邏輯推導，賦予U模型以理論美感，迅速獲得了理論界的關注，也成為解釋企業漸進性國際化現象的核心理論。

當然，基礎理論的不斷拓展以及國際化過程一系列新特征的出現，使得U模型也表現出自身的理論不足。一是把經驗知識獲取方式視為絕對，認為企業只有到特定市場上直接經營才能獲取經驗知識，而沒有考慮跨國公司為降低經營風險而采取的間接經營方式和間接知識獲取渠道，因而難以解釋20世紀70年代末跨國公司廣泛采取的出口經營模式［16］，以及90年代的天生國際化現象，這也是之后I模型和N模型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二是把企業國際化過程視為“由易到難”的漸進進入方式，但并沒有指出每個階段的具體過程，這也引發了重點關注企業出口階段的I模型，以及基于網絡視角探究企業國際化從網外到網內轉變的N模型的提出。

三、企業國際化過程之I模型

20世紀70年代末，跨國公司的外部經營環境變得更加動蕩多變，以跨國直接投資為主要形式的跨國發展受到了抑制。為了降低經營風險，許多跨國公司開始重新通過出口進行國際化，而不是在東道國市場上直接投資，因此一些學者，如Cavugisl開始關注基于出口行為模式的企業國際化過程，并認為每一個出口階段對企業來說都是一種創新，因此該模型也被稱為與創新相關聯的國際化模型（簡稱I模型）［16］［17］。

（一）I模型的核心變量和結構框架

Bilkey&Tesar最早將出口行為作為研究企業國際化過程，他們在Johanson &Wiedersheim的基礎上將企業出口過程分為由毫無興趣到積極開拓出口市場等六個遞增的階段［5］［15］。之后，Cavugisl正式提出I模型這一名稱，并把企業國際化過程分成五個不同的階段，即國內銷售、出口前準備、積累出口經驗、積極出口、直接投資，認為每個階段對企業來說都是一種創新，因此該理論可以稱為創新模型［17］。后來的研究中，Reid（1981）、Czinkota（1982）都將他們的模型定性為對出口行為的管理，并分別提出了出口行為各個階段的劃分（參見表1）［18］。

表1 創新模型發展歷程回顧

在各個漸進發展階段劃分后的核心變量依然是U模型所強調的經驗知識，所以I模型是對U模型的深化；在此基礎上，I模型重點關注了出口這一階段，并提出了各階段變動背后的創新機理，認為前一階段的經驗知識積累和由此帶來的戰略創新是推動企業國際化進程的核心動力。通過表1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企業出口階段的數量劃分及對每個階段的描述不盡相同。前兩個模型都假設企業在第一個階段對出口不感興趣，而在第二個階段愿意接受國外訂單或開始對出口感興趣，認為可能存在某種“推力”或外部交易機構推動企業創新性的出口決策［16］。而后兩種模型都表明在企業國際化早期階段，企業就具有出口意愿，這兩個模型認為可能存在“拉力”或內部交易機構促使企業進入創新性的下一個階段［4］［16］。雖然學者們對企業國際化行為的創新驅動力有不同理解，但都認為出口是企業國際化過程的第一步，隨后才可能是建立合資公司或獨資經營；這種向下一階段推進的創新驅動力的基礎是企業前一階段所積累的有關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Reuber& Fischer，1997）。

（二）I模型的理論貢獻和研究不足

I模型以Rogers（1962）的過程階段理論和企業行為理論為基礎，將企業的國際化階段都視為企業基于自身經驗知識的戰略創新：每個階段的擴張都是建立在先前階段的基礎上（Reid，1981）［17］；在創新驅動之下，企業在高級階段要比低級階段擁有更多的經驗知識，這又帶來新的創新及更高級的國際化階段（Czinkota，1982）。相對于U模型，I模型在強調經驗知識這一核心概念的同時，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了突破。一是，對企業國際化的過程進行了更為清晰的階段劃分。這種階段劃分不僅關注了出口與直接投資之間的區別，也重點關注了出口的階段性。二是，在區分出口與直接投資的基礎上，進一步突破了經驗知識來源的唯一性限制。既然出口依然能夠獲得經驗知識，那就意味著直接投資并非經驗知識的唯一獲取途徑，通過出口形式的間接接觸依然能夠有效提高企業有關目標市場的經驗知識，從而推動企業國際化階段的提升。三是，經驗知識通過創新來推進企業的國際化進程。U模型認為經驗知識的積累直接推動在東道國市場的資源承諾。與之不同，I模型認為企業需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創新才能推動國際化進入更為高級的階段。這種創新主要通過企業的動態決策機制驅動［17］，具體表現為企業家的創新意志（對中小企業而言）、組織結構的協同創新（對大企業而言）［18］。

I模型雖然提出了有別于U模型的創新之處，但是也存在明顯不足，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I模型所提出的國際化階段性劃分明顯不適用于“天生國際化”現象（Oviatt&McDoughall，1994；Madsen，2000），這就意味著U模型與I模型所強調的漸進性國際化觀點必須做出調整。其次，受制于組織學習理論發展的限制，I模型雖然提出了出口這一經驗知識的間接組織學習方式，但是卻沒有提出或者應用新的概念和框架對此進行深化。之后組織學習理論的不斷發展，企業逐步認識到間接學習——特別是基于網絡的組織學習——是組織學習的重要方式，從而推動企業國際化模型從I模型發展到N模型。最后，I模型雖然提出創新的重要意義，但是卻沒有對創新做進一步研究。這就大大限制了I模型的理論深度?？傊?，I模型雖然對U模型進行了改進，認識到經驗知識來源的非唯一性，但是還沒有提出有效的概念分析框架，同時對經驗知識獲取之后的創新也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U模型和I模型都認為企業國際化是經驗知識積累的過程，需要依賴固定的發展路徑，呈現出顯著的漸進性特征。U模型遵循“由近及遠”的地理空間邊界，I模型則遵循“由缺乏興趣到深入卷入”的時間邊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部分中小企業從建立初期就迅速走向國際，一些學者對這種“加速國際化”現象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天生國際化”理論（Oviatt&McDoughall，1994；Madsen，2000），直接對U模型和I模型的漸進國際化過程觀點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與基于個體經驗知識的個體國際化過程不同，以模仿國際化為特征的國際化煙花效應開始受到關注。具體來說，不是一家企業獨立進行國際化，而是來自同一東道國的大量企業基于模仿策略開展群體國際化（Guillen，2001；Henisz& Delios，2001；Gimeno等，2005），或者大量企業群體基于模仿策略共同進入同一東道國（Xia等，2008）。因此，面對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理論，基于直接有關東道國市場經驗知識的漸進性國際化過程模型受到了重大挑戰。為應對這一挑戰，企業國際化過程模型從U模型和I模型發展到基于關系網絡的網絡模式，即N模型。

四、企業國際化過程之N模型

面對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理論的沖擊，以及現實中企業國際化過程的多樣性特征，Johanson&Vahlne開始承認企業國際化可能并不存在固定的階段與路徑（例如服務業和制造業）［19］。但同時，也堅持多樣化的國際化過程背后的機理依然沒有脫離“經驗知識積累和市場承諾的動態互動過程”。于是，在借鑒組織學習理論，特別是企業網絡理論的相關概念之后，Johanson&Vahlne構建了以關系網絡為核心的國際化過程模型（簡稱N模型），該模型以網絡理論為基礎對企業國際化行為做出新的解釋［20］。

（一）N模型的核心變量及其結構框架

早期經典的國際化漸進拓展模式之外，以快速國際化為特征的天生國際化和以煙花效應為特征的模仿國際化成為兩個國際化過程模型所必須解釋的現象。為了有效解釋企業國際化多樣性擴張路徑，不同的學者借鑒其他學科的概念和理論，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諸多可能（Coviello&Mc Auley，1999），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關系網絡概念。Johanson&Mattsson（1988）首次提出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關系網絡，認為關系網絡是解釋企業國際化過程的核心視角，這也成為N模型的核心變量：與U模型和I模型不同，關系網絡是企業獲得經驗知識的重要途徑，從而影響了企業國際化的多樣性擴張路徑。

天生國際化理論認為，中小企業可以直接開展國際化經營而不必經歷一個不斷獲取經驗知識的過程，是因為這些企業的創立者或經理人先前的國際市場工作經歷，幫助他們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處理復雜國際運作及風險和資源評估的經驗（田家欣等，2012），這些先前經驗使企業具有更強的吸收能力，能夠催化企業快速獲取進入國際市場所需的經驗知識［22］。為了應對該理論的挑戰，國際化過程研究者在保留U/I模型所強調的經驗知識獲取這一理論內核的基礎上，放棄了企業國際化過程的固定路徑觀點，吸收了企業網絡理論的研究成果，認為天生國際化的企業家進行國際化業務開展依然需要根據其在東道國的經驗知識，只不過這種經驗知識來自于其個人經歷及其所嵌入的關系網絡，這種來自關系網絡的經驗知識加速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因此，天生國際化理論并沒有跳出經驗知識學習及相應的資源承諾（Johanson et al.，2009）。

同樣，模仿國際化認為企業會選擇模仿那些已經開展國際化的企業，從而使得整個國際化過程表現為群體性行為，即典型的煙花效應（Guillen，2001；Henisz& Delios，2001）。對于煙花效應背后的機理，已有研究主要從新組織制度理論開展了研究，認為在不確定性環境中，由于決策者的有限理性，制度合法性壓力將會強化決策者的模仿動機，即模仿其他決策者的抉擇［23］?；诤戏ㄐ垣@取視角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企業更傾向于模仿那些與之類似的企業、地位更高的企業、更成功的企業，以及大多數人選擇的決策［24］［25］［26］［27］［28］［29］。合法性獲取邏輯的理論基礎為間接學習（vicarious learning），即通過觀察到網絡之中其他企業的國際化行為，進而選擇模仿以跟進，從而使得企業國際化表現為顯著的煙花效應。在模仿國際化之下，企業雖然在國際化之前自身并不獨立具備相對完備的經驗知識，但是這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經驗知識可以認為儲存于所模仿的其他企業之中，即企業所嵌入的關系網絡之中，因此模仿國際化依然是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的互動演化過程，只不過之中經驗知識并非儲存于企業本身，而是存在于企業所嵌入的網絡之中（Johanson et al.，2009）。因此，在對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研究的過程中，N模型自身也取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成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的核心理論。

在應對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挑戰的同時，N模型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結構框架，在繼承U模型和I模型所強調的“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關系互動”這一核心邏輯的同時，提出了“網絡”“信任”“關系承諾”“市場機遇”等四大核心概念所構成的結構模型。首先，企業嵌入的關系網絡是企業獲取經驗知識、進而發現市場機會以開展國際化的核心來源。Johanson和Mattsson（1988）認為，企業國際化過程中關系網絡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企業國際化所依賴的經驗知識都可以從企業所嵌入的關系網絡之中有效獲取和利用。當然，這種網絡表現為不同的關系、結構及性質。一是基于強關系的直接學習機制。企業網絡理論認為，企業之間的強關系網絡有利于企業之間隱性知識的傳遞［30］［31］，所以企業國際化所依賴的經驗知識可以通過企業所嵌入的強關系實現有效傳遞，這就突破了U模型所強調的基于直接經驗的“干中學”的知識獲取方式。因此，天生國際化的企業事實上就是通過了企業家所嵌入的關系網絡，特別是企業家本人所擁有的強關系網絡（包括其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來快速獲取有關國家市場的經驗知識，從而實現快速國際化。二是基于弱關系的間接學習機制。除了強關系之外，企業也可以通過有效監控網絡中的同行企業進行間接學習。由于競爭關系，同行企業之間的關系可視為弱關系，企業通過監控同行企業的行為，可以有效揭示該同行企業所擁有的經驗知識，從而開展模仿國際化。所以，企業所嵌入的關系網絡構成了企業獲得和利用經驗知識的重要渠道，這也成為N模型相對于U模型和I模型的最大創新之處。

其次，企業國際化的核心表現是信任關系的構建和關系承諾的做出?；诰W絡的經驗知識，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會重點識別可信任伙伴，構建彼此的信任關系，這對于之后的關系承諾，以及進而構建和拓展自己的關系網絡至關重要（Johanson&Mattson，1993）。信任關系是一種雙邊的共同認知，是一種非合約機制，具體表現為真誠合作的意愿、公平交易的態度及良好聲譽的關注（Dyer等，2000）。經驗知識的積累與合作伙伴之間信任關系的建立，將會促進企業在東道國市場上的關系承諾。在這里，資源承諾已經不再是經典U模型和I模型所強調的漸進性投資，而是表現出多樣性的投資策略，例如天生國際化所強調的投資節奏的加速、模仿國際化所強調的投資策略的趨同性特征。多樣性關系投資策略背后的機理依然是企業直接和間接獲得的經驗知識：經驗知識的多寡以及經驗知識的詳盡程度決定了企業在東道國市場上的關系承諾［7］。最后，信任關系的構建和關系承諾的做出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的網絡位置及由此而帶來的經驗知識。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的信任關系以及由此而做出的關系承諾，使得企業可以建立自己的關系網絡，并由此占據特定的網絡位置，進而為企業獲得有關東道國市場的經驗知識奠定基礎。

因此，在N模型之中，網絡位置與關系承諾之間的互動就推動了企業國際化的多樣化路徑［32］。一方面，企業嵌入的關系網絡為企業提供了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這些經驗知識有助于識別市場機遇和風險，進而識別出了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并開展下一階段的關系承諾［33］；另一方面，不同的關系承諾水平又決定了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和關系嵌入程度［34］［35］，從而影響了企業可以獲得的有關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網絡位置與關系承諾之間的互動機制具體如圖2所示。

圖2 網絡模型的基本框架

（二）N模型的理論貢獻與研究不足

N模型以關系網絡為核心變量，認為企業國際化過程是網絡位置與關系承諾互動而形成的復雜過程，有效解釋了企業國際化的多樣性擴張路徑，推動了國際化過程理論的進展［7］。在理論基礎方面，N模型主要借鑒社會網絡理論（Granovetter，1973），將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視為一個關系網絡，并認為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經營活動要受到所嵌入關系網絡（包括個人網絡）的影響［7］。以網絡為基本視角，結合組織學習理論，N模型在以下兩個方面推動了企業國際化過程理論的發展。第一，借鑒網絡理論，有效解釋了企業國際化的多樣性過程。U模型和I模型認為企業國際化存在固定的漸進性過程，難以解釋2000年以來的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現象。N模型通過引入關系網絡概念，承認經驗知識學習的各種網絡機制，認為基于強關系的直接學習機制和基于弱關系的間接學習機制都可以有效獲得網絡伙伴的經驗知識，從而有效解釋了國際化的多樣性擴張路徑，推動了國際化過程模型的發展。第二，網絡概念的引入，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研究方向。在有效解釋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的同時，網絡概念的引入，使得N模型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復雜行為，特別是國際化過程中的創新機制。

當然，現有的N模型在提供了國際化過程研究基本思路的同時，也表現出明顯的不足。一是，N模型中的網絡概念雖然提高了模型的解釋力，但是在具體性質和界定方面還不夠清晰。個人網絡、社會網絡、商業網絡均可能是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重要依托，并且不同的企業具有不同的關系與結構性嵌入。因此，網絡在提高N模型解釋力的同時，也出現了模型本身的含糊性，這與U模型的簡潔難以比擬。二是，N模型的網絡概念在具體實證研究中的量化存在較大難度。網絡本身在測量上就存在較大的難度，而對國際化過程中復雜的關系網絡來說，網絡的刻度就更艱難，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模型在實證研究方面的深入發展。三是，N模型，包括之前的U模型和I模型，均忽略了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內部能力的影響。三個模型均以中小型企業為研究對象，強調了外在環境不確定性的重要影響，認為國際市場經驗知識獲取是企業國際化的核心問題。以上三個模型均忽略了經驗知識獲取對于企業內部核心能力的影響，從而使得國際化過程表現為單向的經驗知識持續獲取的過程。而事實上，企業核心能力、動態能力都在經驗知識獲取過程中演進，從而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經驗知識獲取過程。

五、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本文梳理出企業國際化過程的三個核心模型，分析了它們的理論基礎、核心變量和結構框架。U模型、I模型和N模型作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三個里程碑式的模型，具有一貫的理論內核，即關注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經驗知識與資源承諾的互動機制”。同時，三個模型也具有各自的核心變量和結構框架。所取得的核心結論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面對外來者劣勢，國際市場的經驗知識獲取成為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經驗知識獲取驅動企業在國際市場的資源承諾升級，從而使得國際化表現為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經驗知識來源的多元化使得企業國際化進程表現出路徑多樣化。

盡管本質上都認為企業國際化擴張是一個經驗知識累積的過程，但三者之間在理論邏輯和過程特征等方面的認識還存在差異。對于經驗知識的來源，U模型認為經驗知識唯一來源于企業直接的東道國經驗；I模型則認為除了直接的東道國經驗之外，間接的出口也是獲取經驗知識的重要來源；N模型則認為存在廣泛的網絡關系以獲得和利用經驗知識。對于國際化過程特征，U模型和I模型均強調漸進性的國際化路徑；U模型強調了多樣性的國際化路徑，既可以是漸進性國際化，也可以是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對于經驗知識累積所帶來的質變特征，U模型并沒有明顯提出來；I模型則強調了階段之間演進的背后需要以創新為基礎，即基于經驗知識的創新，才能夠實現資源承諾的升級，但是I模型對該創新機制并未深入探究；而N模型則強調了經驗知識的累積將會帶來企業網絡位置的變化，從而影響企業的關系承諾，但是對網絡位置變化對關系承諾的具體影響還有待深入研究。

根據文獻梳理，我們認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在以下四個方面還有待深化：

第一，企業的網絡嵌入性及其對國際化過程的影響機制研究。之前已經指出，網絡概念的引入為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但是也因為網絡本身界定的模糊性使得N模型失于精確與簡潔。這也說明，必須對國際化企業所嵌入的關系網絡進行更為清晰的界定，才能夠讓關系網絡模型更精確，也更具實證研究的可操作性。這就要求我們研究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網絡邊界及其刻度研究。事實上，國際化企業嵌入于不同性質的網絡，擁有差異化的關系、結構與認知嵌入特征。前文所提及的個人網絡、社會網絡、商業網絡均是國際化企業所嵌入的網絡。除此之外，國際化企業還嵌入于其他形式的網絡，例如東道國網絡、母國網絡，以及全球網絡等。在清晰界定企業網絡類型的同時，更要清晰界定網絡邊界，并在此基礎上完善網絡刻度方法，從而為N模型的拓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證基礎。二是，企業國際化過程的網絡位置及其演化機理研究。國際化企業在嵌入網絡中的位置如何界定、如何劃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網絡位置與經驗知識獲取、關系承諾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而分析網絡位置的演化路徑，從而明確國際化企業的網絡嵌入策略。

第二，國際化過程中經驗知識獲取的多元機制及其共同作用機理。三個模型的演化可以清楚發現經驗知識的來源趨于多樣性，從U模型所強調的直接經驗，到I模型所強調的出口貿易，再到N模型所強調的多元化路徑。這就需要進一步開展以下兩個方面的研究。一是，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經驗知識獲取路徑分析。雖然N模型提出了基于網絡的多元化路徑，提出了諸多的可能性，包括基于自身經驗的“干中學”、基于強關系的直接學習機制及基于弱關系的間接學習機制，以此解釋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諸多路徑。那么，進一步的研究就是開展企業經驗知識多元化獲取機制的分類研究。在這里，除了之前基于關系層面的劃分方式，還可以考慮從結構層面、認知層面進行劃分。劃分方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們對國際化經驗知識獲取路徑研究的深入，也為后續研究奠定基礎。二是，不同知識獲取路徑對企業國際化經驗知識獲取的共同影響。不同渠道可以獲得和利用的國際化經驗知識存在差異，并且對企業的國際化形成存在差異化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解和測量不同渠道下獲取經驗知識的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經驗知識獲取的渠道組合模式及其對企業國際化行為的影響。例如，基于自身直接經歷的“干中學”與基于網絡的直接和間接學習所獲得的經驗知識是否存在差異，存在何種差異，自身經歷與網絡學習兩種渠道之間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兩者之間如何組合才能夠有效推動企業的國際化行為，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企業國際化過程中多樣性路徑的演化機制研究。U模型和I模型強調了企業國際化的漸進性特征，N模型則關注了天生國際化和模仿國際化中的突變性特征，從而使得企業國際化表現出多樣性擴張路徑。那么，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就是多樣性的國際化擴張路徑能否進行系統的分類，不同的國際化擴張路徑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如果存在關聯，能否用一個系統的演化模型來分析企業國際化路徑。這就需要我們具體探討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企業國際化擴張路徑劃分與關聯機制的分析。漸進性國際化與突變性國際化路徑能否進一步細分，或者是否存在國際化擴張路徑的其他劃分方式，例如前進式國際化和衰退式國際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不同國際化路徑的關聯機制，從而為企業國際化路徑建立更為系統全面的圖景。二是，多樣化路徑的演化機制研究。在國際化路徑系統全面圖景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縱向研究和橫向對比分析，構建系統的國際化不同路徑之間的演化機制，從而對企業國際化過程形成清晰的演化路徑，能夠更為精準地界定現實世界中企業國際化的暫時性特征和趨勢性特征。

第四，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三大國際化過程模型主要以發達國家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未來可以以發展中國家企業為對象，結合已有理論分析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不僅可以豐富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的實證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推動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的理論創新。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至少表現出兩點不同：先驗地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網絡。那么，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過程有何新特征？新特征能否用已有理論有效解釋？如果不能，又如何進行理論創新？這些都是極為有趣的研究。同時，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對我國來說尤其有意義。2000年以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政策引導下，已經開始了大范圍的國際化拓展；目前中國政府又更為具體地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這對中國企業國際化拓展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方向。與此同時，這也急需我們開展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過程研究，研究成果不僅可以指導中國企業國際化拓展策略，同時也可以為中國政府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提供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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