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作用的研究述評

任嬋

〔摘 要〕 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改革中作用的主流觀點包括：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實用主義改革策略；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具有決策高效的領導體制優勢。當然，也有少數西方學者囿于價值觀偏見，無視或否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核心領導作用。

〔關鍵詞〕 國外學者；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676（2016）02-0021-03

自從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以來，國外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關注度有了空前的提升。在大多數國外學者看來，中國模式的顯著特征表現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如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令世界刮目相看。國外學者在熱議中國模式的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進行了評價分析。雖然也有少數西方學者囿于價值觀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是“專制國家”或“威權國家”，他們無視或否認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核心領導作用。但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圍繞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他們從不同角度出發分析了其具備的優勢和采取的有效措施。這些評論有助于消除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誤解，對在國際上樹立中國共產黨的正面形象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實用主義漸進改革的策略

“實用主義論”最早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國學者戴維·W.張，英國學者派伊，日本學者渡邊利夫等。實用主義論實際上注重的是結果，即不拘教條和意識形態束縛，強調手段的靈活性以實現經濟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實用主義改革思想的哲學取向是務實主義。海外關于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有用就是真理論”和“現實主義論”。

國外學者常常把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思想稱為實用主義思想，他們認為中國特色的“實用主義”思想更加注重改革的結果。美國學者羅伯特·庫恩在其著作《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中稱：“鄧小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關于黑貓白貓的名言，傳遞出了務實的信息?！盵1]德國學者康拉德·賽茨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一書中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采取的辦法是實用主義。這次改革是鄧小平“繼1962年后的第二次試驗，把中國引到實用主義政策的道路上”。[2]他還指出：務實主義是鄧改革方針的第一條原理，分階段發展是他的第二條原理。

實用主義改革思想的實現路徑是反復試驗。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局部試點開始實行的，取得成功后再推廣到全國其他范圍，在國外學者看來，這種具有實驗性的改革手段是實用主義改革思想的顯著特征。英國學者琳達·岳在其著作《中國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前30年與后30年》中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注重微調和試驗，中國改革戰略的特色在于區域化的制度改革試驗?！盵3]

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許多國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表示贊賞，認為這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改進社會發展方式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道路的正確途徑。正如美國學者巴里·諾頓所說：“鄧小平最大的成就就是將共產黨的中心工作轉到經濟建設上?！盵4]

只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一切發展的前提，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經濟建設看作是極端重要的中心工作，并在南方談話中強調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1992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擺正了航向。美國學者羅伯特·庫恩在《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一書中強調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只有經濟繁榮了才能保住黨的執政地位”。[5]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思想，是鄧小平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

國外學者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做法，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是中肯和符合客觀事實的評價，正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正確的航向。

三、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國外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實現經濟上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在于實行了一系列有計劃的、穩定的，具有整體思維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拒絕效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模式，并獨立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充分發揮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獨特優勢。

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能夠保持與時俱進。瑞士學者張維為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強調，不斷嘗試理論和制度創新并保持與時俱進，是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功的關鍵。旅法學者宋魯鄭也持同樣的觀點，他指出：中國經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改革和調整，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6]就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自由派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自己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承認“中國最早創造了現代國家制度”，他認為，中國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方式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早出現的，也就是現代國家制度的起源。在他看來，中國的國家制度是文明的，現代化的制度。[7]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提高了體制內的創新能力。國外也有學者從地方分權和一黨體制出發，分析了其對中國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英國學者馬克·哈里森在《飛龍與困熊：比較視角下的中國崛起》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于中國地方分權的一黨制體制?！彼J為，地方分權一黨制體制通過競爭提高了中國體制內的創新能力，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的確，與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制度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和保證決策順利實施的優越性，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了國內環境，并創造了經濟奇跡。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鮮明特征在于，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基本政治體制，正是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保障了經濟改革的成功。國外學者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征的研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承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性，這是符合客觀事實的評價。

四、中國共產黨具有決策高效的領導體制優勢

國外研究者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中共黨內高層領導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轉變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先決條件。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保證了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即堅持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西方的自由經濟模式。

中國共產黨具有穩定團結的領導層。有的學者從領導層的團結角度出發，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獨有的優勢。英國學者琳達·岳認為，“穩定一直是中國決策者們最重視的東西?！盵8]新加坡學者林住君認為“領導層的團結和政局的穩定是中國的改革能夠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的主要原因?！痹谒磥?，領導階層的穩定對于改革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具備先進的理論指導。有的國外學者從中國共產黨領導觀念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思想解放與進步的重要性。美國著名學者D.H.帕金斯就比較強調中國上層領導觀念的重要性，他把中國經濟生產率的提高歸因于理念的與時俱進。[10]在他看來，我國一系列的經濟改革策略離不開領導層觀念的更新，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具有先進的理論指導，引領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具有高效的決策能力。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外有一些學者認為政治干預影響了經濟的自由發展，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關于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輿論導向有了明顯的轉變。國外學者看到了中國政府在處理危機過程中的能力表現：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正確判斷并及時調整了經濟發展政策，保持了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因此，中國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離不開市場配置和宏觀調控，更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之所以能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其原因恰恰在于沒有迷信西方相互牽制、相互否決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的政治模式，而在于發揮了中國共產黨決策高效的優勢。連美國學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優勢是決策效率很高，即能迅速作出重大決策并堅決貫徹執行?！盵11]這是西方國家決策體制所無法比擬的。

總體上看，國外學者大多數關于中國共產黨優勢的看法比較客觀、正面，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得出結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得以付諸實踐，中國人民實現了思想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走上了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并創造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奇跡，這與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密不可分。

[參考文獻]

[1] 羅伯特·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M].談崢，于海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73.

[2] 康拉德·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M].許文敏，李卡寧，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154-156.

[3] 琳達·岳.中國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前30年與后30年[M].魯東旭，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4.

[4] 巴里·諾頓.經濟學家鄧小平[J].何祚康，譯.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4（1）.

[5] 羅伯特·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M].談崢，于海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176.

[6] 宋魯鄭.中國能贏：中國的制度模式何以優于西方[M].北京：紅旗出版社，2012：1-2.

[7] 轉引自張維為.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53.

[8] 琳達·岳著.中國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前30年與后30年[M].魯東旭，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5.

[10] 俞可平.海外學者論中國經濟改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4.

[11] 陳家剛.危機與未來——福山中國講演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48.

責任編輯：郭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