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比較政治學三大研究范式

李雪君

〔摘 要〕 比較政治學是政治學科內唯一一個以方法論為名的學科，方法的意思就是學者進行研究所選擇的理論工具或路徑，所以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對方法論的研究顯得更具有關鍵性意義。當今學者也一致認為，合理的研究方法為比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從而可以為更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現象提供了可能性和創新性?！侗容^政治學解析》一書，無論從研究理論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是比較政治學領域的一部有分量的具有很大原創性特色的佳作，對學術界而言有很大的學術價值。文章從比較政治學的基本邏輯和研究方法入手，著重闡述和分析比較政治學三大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方法。

〔關鍵詞〕 比較政治學；三大研究范式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676（2016）02-0032-04

對于比較政治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近年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眾多學者追求和探索的領域。我們知道，20世紀50年代比較政治學就已經在美國興起，而中國對比較政治的重視基本上算是從20世紀80年代之后開始的，相關的研究和學術成果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嶄露頭角。李路曲教授建設的以比較政治學為自己特色的發展路徑的研究機構，使中國的比較政治學領域從之前的無特色和無中心的發展逐步走向了具有聚合性和突破性的發展情景，這也是我在讀過李路曲教授的《比較政治學解析》一書之后撰寫此文的目的之一。不得不說，該書不僅是當今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歸納和創新，更是我們后輩想要致力于比較政治研究所不能不讀的有力借鑒。 鑒于《比較政治學解析》一書對我巨大的啟發和影響力，本文發表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一、比較政治學的基本邏輯和研究方法

我們知道，隨著政治發展和政治變遷的復雜性日益凸顯，事物之間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都存在一定聯系，當然也包括復雜多變的政治現象，這是比較政治分析的邏輯前提。比較政治分析的基本邏輯就是試圖通過復雜多變的關系來探索政治現象間的關系，不僅要對政治現象中每個參與者的行為進行分析，還要對行為者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以及歷史背景等相關因素的影響作出解釋，從而分析和評估出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出合理的結論。這可能會使得原來一些看似不起作用的因素實際上是解釋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在這方面，《比較政治學解析》書中認為，比較政治分析不僅是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的方法，還是一種對理論或者概念進行構建的方法，其中所包含的歸納邏輯可以對處于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中的同類現象進行歸納，使解釋和概念更具有普遍適用性。另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兩大任務就是進行國別比較和提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或者說是發展并完善既有的理論分析框架。為什么說比較政治學研究一定要進行國別比較？李路曲教授在《比較政治學解析》一書中是這樣闡述這一必要性的：單一國家研究雖然有其不可否認的優勢和特點，但是對于日益復雜的政治現象和事實，盡管是單一國家研究內部也不可避免地隱含了比較方法的應用，并且單一國家研究得出的結論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可能不具有科學性，為了研究的廣泛性和現實價值，引入比較方法極其必要，也符合政治現象的發展和變遷。書中列舉了諸多案例以使分析更具有說服力，這也體現出李路曲教授深厚的政治情懷和廣闊的研究領域。

二、關于三大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方法

首先來看理性選擇理論，書中第二章主要寫了理性選擇理論及其分析方法的演進，對理性主義進行了詳盡的歸納分析。理性選擇理論最早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借鑒。在經濟學思想里，理性主義假定個體進行選擇是理性的行為，其決策和行動是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包括集體在內，集體是由多個具有理性個體組成的，因而集體的行動也是對個體的理性行為進行認知后才可以作出正確的解釋，這兩個特點在政治學思想里也同樣存在。比較政治學領域里的理性選擇理論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認為政治生活里也存在像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市場一樣的政治市場，而行動主體就是一個個理性的個體以及由個體組成的多個集體，當面臨多種選擇時，理性的個體總是會選擇可能獲得最佳效益的行動方案。從這個角度看，理性選擇理論是具有一定廣泛性和實證性的。但是，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選擇理論也與新古典經濟學有所不同，作為一種政治學研究范式，理性選擇理論還具有很多自身的特點、優勢甚至缺陷，比如由于政治環境和政治變遷的影響，理性主義更具有復雜性，某些情況下也有一些非理性和非利己的動機，但它不會過多地強調其邏輯性和嚴密性，而是以數據分析來增強其理論的解釋力，也就是說，通過大量的數據來試圖構建成與理論描述相符合的一套邏輯，這樣就在數據與理論之間形成了一種系統化聯系，使理論分析更具有說服力。概括李路曲教授在書中所闡釋的觀點，即理性選擇理論至少具有三個重要的優勢：一方面，理性選擇理論通過理性人假設和大量的數據分析，可以建立一種能夠解釋多個政治現象的因果關系，這種關系對其本身賴以建立的案例之外的案例也應當同樣適用，并且通過這種系統性的、一般性的規律進一步可以孕育出一種具有可驗性的理論。另一方面，通過這種研究范式提出的理論，盡管是具有廣泛性和科學性的，但并不是永久適用于解釋相關政治現象，其在多大程度上適用這個問題也有待研究和商榷，這也就產生了更嚴密的研究議題供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們探索，這也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擴展，有助于中國學者對比較政治學研究范式作更深層的研究。另外，第三個方面的優勢就是理性選擇理論說明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利益和行為都存在潛在的距離。也就是說，盡管每個行動者的選擇是有意向和理性的，但其集體行動的結果也許是無意向和非理性的。這也證明了個體利益之和等同于集體利益或者完全與集體利益相一致的說法只是個神話。所以，應用理性選擇理論對政治行為進行分析時，就要求先從分析個體行為者開始，辨識他們的背景和利益趨向，分析其偏好，并找出偏好影響行動的可信證據，從而正確分析和解釋他們的政治行為。

其次來看文化分析理論。書中的第三章主要就文化分析方法進行了詳細的闡釋。首先，第一部分作者闡述了文化分析理論的類型。我們知道，比較政治學中文化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行為進行分析和解釋，因此針對各種不同的政治現象建立了不同的分析模型，這些分析模型都是在文化分析中的詮釋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的。比如，人文主義的詮釋模型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主體；具有社會科學傾向的詮釋模型則認為，不僅每一主體具有高度自主性，且也是理性的個體，這種理性是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意義的，也是純粹的理性；但是，之后產生的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為基礎的詮釋模型則是完全不同的觀點，這種詮釋理論否認普遍性的主體特征和廣泛意義上的理性，它們主張對傳統與現代進行去中心化的研究；再之后的一種反基礎主義的詮釋模型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上述的理性和主體，也就是批判性地繼承理性的說法，但這種理性不具有普適性，它要受現實客體的制約，是一種有限推理?？梢钥闯?，書中的闡釋和總結揭示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即無論哪一種詮釋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它們沒有擺脫文化分析的模糊性和潛在性，它們都是以經驗研究為主的分析方法。其次在這一章節的第二部分，作者追述了政治文化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對政治文化理論的發展與困境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我們知道，經典政治文化的研究盡管對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把它界定為“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觀取向。當80年代政治文化概念再一次被廣泛應用到政治分析中的時候，絕大部分學者仍然沿用了經典政治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界定。但也有一些學者嘗試擴大政治文化的內涵，將政治行為也視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納入其中，兼顧心理層面與行為模式，以防止政治文化研究將政治現象徹底主觀化而造成政治分析的偏差。即使到目前為止，關于概念界定仍然是政治學者們的一個困境。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已經成為一個較為成熟的理論范式。但是，它仍存在著核心概念上的局限性，這也嚴重影響著它對政治現實的分析。如果一個理論沒有解決內部的概念問題，它就可能自相矛盾或使解釋機制模糊不清；如果沒有解決外部的概念問題，進而就可能忽視與它相關的研究傳統的基本認知和概念借用，甚至沒辦法創新。盡管隨著社會進步、政治變遷，政治文化研究所使用的主觀性文化概念，從政治文化、社會資本到價值觀都有所進步，但仍舊難以確定或證明出來，從而使它無法擺脫對經驗性研究方法的依賴。最后，這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對政治文化與政治變遷的關系等重大的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闡釋。指出，政治文化理論的連續性預期是它解釋政治變遷的一個基本觀點，但這一觀點一直受到質疑。實際上，文化變遷具有連續性是正確的，只是這種連續可能會隨著變遷而改變或被調適，并且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發生文化變遷的中斷?？梢哉f，政治文化實際上分為兩個不同層面，即易變和不易變的層面。因此政治文化既具有變化性的特征，也具有持續性的特征，二者并存不悖。這一突破性認識標志著政治文化研究逐漸走向成熟。

第三個理論范式是結構主義理論及其分析方法。結構主義的思想最初是由阿爾蒙德在批判性地繼承伊斯頓的系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由于意識到系統理論的不足和缺陷，阿爾蒙德進而解釋到，與理性主義和文化主義相同的是，結構主義既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與前兩個主義不同的是，它超越了傳統思維上關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視角，不再以判定社會和行動者的性質為分析前提。它認為，社會是被現實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要素所支配的復雜環境，因而行動者就很難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而只能承擔和接受著社會帶給他們的結果。也因為這個獨特的視角，結構主義最初出現時受到了很大的重視，但它本身又因為忽視行動者的能動性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所以，為完善這種分析視角且自身合理發展，在后來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它出現了一種發展趨勢以及兩條發展路徑：一種發展趨勢，即結構主義試圖為了擺脫局限而建立結構與自主性的關系，并強調這種關聯性；第一條發展路徑，即從最初的宏觀分析發展到新歷史制度主義，以制度問題為研究點，縮短了研究時限，也縮小了考慮因素的范圍，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和強調了結構與能動性的重要關系。這里的宏觀分析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運用結構主義思想分析問題的方法，它批判和摒棄了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的分析路徑，主要對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思想理解進行了抨擊，認為集體主義的社會概念是一種綜合性的、一體化的社會關系和文化理解模式，在相應的文化空間內，這種社會關系和文化會限制、規定個體行為者的認知和行動，這里缺乏對個體動機和物質性結構關系的關注。個體主義則將社會關系和過程分解成欠社會化的個體匯集，這些個體的認知和選擇受利益最大化的驅動并指導著自己的行為，而不必考慮文化、結構和環境如何限制和促進人的行為。第二條發展路徑，即在宏觀分析中試圖展現結構與能動之間的關系，書中也認為，這種發展路徑在方法論的角度是通過制度進行科學主義與闡釋主義的結合。這種結合強調的是行為與結構之間的密切關聯性，也就是說，要在對案例進行結構上的系統地構建之后進行分析解釋，才能進一步進行系統地比較研究。書中在論述了結構主義方法論的理論演進和發展趨勢之后，緊接著對制度變遷的動力、特性以及在政治發展中的應用也進行了準確而詳盡的論述。理性制度主義認為，行為個體和行為團體關于制度變遷的判斷和構想是行為者主體學習的結果，在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環境下，主體有在實踐中認知、學習和創造新制度以及實現制度變遷的能力，這也是新制度主義的不同流派之間的共鳴，即它們都承認制度變遷的動力產生于制度變遷主體的自覺性預期，不過歷史制度主義則認為制度變遷更多是歷史制度和觀念作用的結果。

三、三大研究范式的兼容性分析

以各自特定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為基礎，以上三種研究范式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比較方法，在特殊性與通則性、涵蓋性與因果性之間尋找和確定了自己的立場。然而阿爾蒙德曾說過，在理論之間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種有機的學術聯系，而這樣一種派系林立、理論孤立林立的現象并不利于研究發展。理論體系之間的斷裂，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范式理論與科學革命這一知識增長認識框架的發展結果。因為在這種知識增長認識框架的指引下，針對那些不具備很強解釋力的現有理論，大多學者的做法是完全拋棄、徹底否定現有的理論范式，試圖從新的視角，創建新的研究思路和體系，從而使相同的研究對象都無法形成通則性的概念體系，因此理論與理論之間斷裂發展成為必然；另一方面，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能夠統領各研究視角的學術人物。所以，在比較政治學研究當中，既沒有一個整合性的理論視角，又沒有任何理論體系能夠對紛繁的社會現象作出一個一以貫之的解釋。但是，在比較政治研究中，試圖克服現有理論的缺陷并進行兼容理論構建的努力從開始就沒有停止過。

書中認為，理性主義、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這三大研究范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都顯現出它們各自一定的局限性。理性主義強調主體性預期，以期望收益為目的做出行動，但現實中卻證明了大多時候的結果還是會受外界各種環境和歷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理性主義的現實普遍性也受到了推翻和反駁；文化主義強調文化和理念的重要作用，認為社會變遷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理念決定的，所有的社會發展道路都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和社群牽引而發展的。但是，文化主義有一個困境在于文化本身很難觀察和檢驗，因此說文化導致行動和結果就更加顯得無根據；結構主義強調結構，即特殊的社會結構和體系是形成社會發展道路的重要決定因素，認為結構中的個體并不重要，他們只是在這個結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這就意味著結構主義否定現實的復雜性和事物發展過程的變化性，也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因此，理性主義否認價值與背景，文化主義否定選擇與約束，結構主義否定行動與方向。從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研究角度，應當看到這三者的局限性同時也是探尋它們一致性的起點和準備?！侗容^政治學解析》書中認為，以上的分析和歸納都可視為各研究范式的狹義的理論，都體現出各自的排他性和局限性，而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它們應當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探尋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一致性，利用吸收其他范式特點的方法豐富自己，所以就出現了一種純粹主義與綜合主義、狹義理論與廣義理論的區別和競爭。這種多角度理論的出現，進而說明了比較政治學方法研究中探尋理論之間一致性的發展趨勢已經開始發展。

最初探究三大研究范式一致性的理論觀點是帕森斯的“單位行動”的概念和模型，它試圖通過把利益和制度等思想綜合在一起考慮的方法來結束那些爭論和競爭。這一研究為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們提供了兼容性研究的可能性，但“單位行動”模型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并不是研究的終點。之后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出現，使兼容性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吧鐣袆印闭J為所有的政治行為都是社會性的，即強調行動與環境的密切關系。再之后，學者利希巴赫在以上兩個研究視角的基礎上提出“社會性單位行動”的理論，更合理地證明了三大范式之間的關系，即行動者的目標和行為是社會制度、歷史環境以及價值預期綜合起來的結果。他分別從個體層、集體層和方法層這三個層次分析和解釋了社會性的“單位行動”，從而揭示出各研究范式之間的一致性和重要關系?！侗容^政治學解析》中指出，“社會性單位行動”通過展示各研究范式之間的可比性，最終將它們綜合起來，其運用的方法是比較政治學中常用的四種類型比較，分別是類型間比較、個案間比較、一種類型對應一個案例以及用特定的研究范式解釋特定的案例，把這四種比較方法綜合起來運用，一方面能夠把一般與特殊、理論與實踐充分地結合起來，使研究更具有現代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具體的特殊的案例分析具有準確性和理論性價值。

四、小結

比較政治學中的研究設計與規范基本上都是由理性主義、文化主義以及結構主義這三大要素形成的模型組成，其三者的理論或模型的發展價值在于通過它們自身發展的過程，揭露相互之間的缺陷和矛盾，進而探尋相互之間的接合點和彌補各自的缺陷。和作者一樣，一本書的出版并不意味著對這個研究領域止步，對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研究沒有止境，新理論的出現使我們對政治現象和社會發展有了更豐富的解讀和分析，新出現的政治現象和發展趨勢也對理論的構建提出了新的挑戰和問題?！侗容^政治學解析》基于對理論文獻的細致分析和歸納總結，在三大研究范式之間探尋兼容性與一致性的創新，為我們認識比較政治學方法論提供了寶貴的智力資源，是比較政治學領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學者們不可錯過的作品。

[參考文獻]

[1] 李 輝，熊易寒，唐世平.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1）.

[2] 李路曲.比較政治分析的邏輯[J].政治學研究，2009（4）.

[3] 李路曲.從對單一國家研究到多國比較研究[J].政治學研究，2009（6）.

[4] 歐陽景根.知識增長的認識框架與政治學的新思維：政治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J].比較政治學研究，2014（1）.

[5] 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M].張明德，夏遇南，彭剛，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