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 會通中西

時光

進入新時期后，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和推動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開始復蘇，并在真正意義上成熟起來。三十余年里，中國比較文學從混雜走向規范，完成了研究方法和理念一系列的反思、調整以及更新。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比較文學學科第一位“長江學者”、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曹順慶的學術批評活動和理論構建實踐，尤其值得關注與重視。

曹順慶的學術研究生涯是從中國古典文學起步的。作為“龍學泰斗”楊明照先生的弟子，曹順慶受到了系統科學的學術訓練，具有扎實完備的國學素養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真摯的熱愛，這些不但為他將來的學術成長打下了堅實基礎，而且還深刻影響了其學術批評與理論構建的原初動機及基本形態。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學界“走向世界”的熱潮中，曹順慶在把握學術動態的基礎上，立足學術前沿，自覺拓展自身學術視野，主動將研究眼光從古代文論投向比較詩學，并于1988年出版了國內第一部以“比較詩學”命名的學術專著《中西比較詩學》{1}。由此，他實現了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到比較文學學者的身份轉型，開始了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長期的奮力開墾和辛勤耕耘。

本文擬就“失語癥”“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以及“變異學”這三個最富理論價值和深度的命題展開討論，以期由此窺得曹順慶——上述命題的提出者或參與者——“扎根本土，會通中西”為特色的整體學術風貌。

一、從“失語癥”到“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在國內，原指患者語言能力受損或喪失的“失語癥”這一醫學術語首次被借用到文學批評領域，是在1990年發表的《文學失語癥》一文中，作者黃浩以此術語來批判新小說一味模仿西方的語言實驗：“新小說所患的是運動失語癥，即語言傳達的功能性障礙疾病。通俗一點講，就是新小說說話困難?！眥2}然而，“失語癥”真正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激烈討論，則是在曹順慶將其引入至中國文論話語領域之后，他不無痛心地撰文指出：“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個患了嚴重‘失語癥的學術群體在世界文論界說出自己的主張，發出自己的聲音！”{3}此命題一經提出，就引起“軒然大波……成為世紀末文壇最搶眼的一道景觀”{4}。

需要明確的是，曹順慶在以《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為代表的系列文章中所使用的“失語癥”與“話語”“話語權”這兩個概念是密切相關的。話語源自拉丁語“Discursus”，本為語言學術語，后經巴赫金、?？碌热岁U發，“話語”一詞從語言學范疇中走出，其意義更多地落腳于文化學及社會學領域，它迅速地與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價值觀、信仰及權力關系相結合，成為西方學術體系最炙手可熱的批評術語之一，而“話語權”，顧名思義，即熟悉話語的基本規則，掌握話語生成與言說方式的權力{5}?！笆дZ癥”所失之“語”，即是上述的“話語”及“話語權”，也即“所謂‘失語，并非指現當代文論沒有一套話語規則，而是指她沒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別人的話語規則”{6}。學界會有如此窘境，曹順慶指出，這源于近代以來中國知識階層在與西方政治、軍事斗爭的失利中所產生的民族自卑感，由自卑感進而演變至一種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偏激的文化病態。

關于曹順慶提出的“失語癥”，我們必須從以下兩個方面把握：一方面，“失語癥”的提出并不是為了嘩眾取寵或者是制造話題效應，更不是一種毫無實質內容和意義的策略性表達，它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界現狀的宏觀概括，是對以前存在當下仍然存在、需要學界繼續努力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的客觀描述；另一方面，提出“失語癥”并不是對百余年來中國現當代文論發展進程及所取得成果的全盤質疑乃至否定，凸顯、強調它的著眼點在于過去發展的反思、現實狀況的改善與未來戰略的調整，畢竟，解決問題遠比提出問題更為重要、更有意義。

關于前一點，當前中國文論界確實廣泛存在著“失語”的病癥，這體現在兩個方面。（1）中國古代文論的失效。在“……中國文化在近代被迫從直觀體驗式的‘感悟型知識質態被整體切換為邏輯分析性的‘理念知識形態后”{7}，中國古代文論基本上喪失了對現當代文學的闡釋力，取而代之并大行其道的是西方文論，“比興“滋味”“氣象”“神韻”之類的古代文論術語則很難見諸文學批評中。當古代文論被置入西方文論的邏輯域中進行審視與重估后，更深層次的“失效”隨即發生：古代文論被貼上了“零亂瑣碎，不成系統”“缺乏科學的精神與方法”等標簽{8}；甚而，中國學界還遭遇了“中國人讀不懂中國古代文論”的乖謬處境，曹順慶常提及的圍繞“風骨”意義闡釋的爭論即是顯例{9}。（2）對西方文論的“消化不良”。古代文論“失效”以后，取而代之占據學界主流話語的西方文論的接受和使用情況又如何呢？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一系列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術語被以一種“饑不擇食”的方式引入進來，研究者本來就在“消化”這些紛至沓來的理論資源中焦頭爛額——文學審美與批評的主體性迷失乃至喪失正源于此，更何況這種“消化”本身就是“不良”的：最具代表性的公案就是學界冠李白的創作以“浪漫主義”之名，然而，對照西方浪漫主義的宣言《<抒情歌謠集>1800年版序言》中“選擇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節”“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語言來加以敘述或描寫”的表述的話{10}，恐怕風格通俗淺近、關心民生疾苦的白居易的作品與“浪漫主義”的頭銜更為相稱。接受西方文論已是“消化不良”，西方文論的使用情況同樣也不容樂觀，正如有識者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文論“失去了對當下文藝創作的密切關注”“……是建立在一個遠離創作事實的困窘境界之中的”，由是，它“更多的傳達的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邏輯演繹”，這樣一種遠離創作實踐的理論話語，必然會因缺少“中國自身哲學體系的‘形而上的支撐”而走上翻譯、介紹和模仿西方文學的道路，在這條道路發展而來的中國現當代文論，其獨創性、有效性自然是大可質疑的。{11}可以說，學界之所以密切關注并激烈討論“失語癥”，既是由于這個概念的生動形象及其本身所涵蓋的理論概括力，也是源于它深刻觸及到了上述分析的學界最敏感的神經與痛處。特別是“失語癥”為橫跨古代文論與中西比較詩學的曹順慶所提出，由于論者中西交融的特殊經歷和學術背景，使得這一命題的提出更具針對性和說服力。

關于后一點，在提出“失語癥”的同時，曹順慶也主張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作為“失語癥”的解決之道?！爸亟ā辈⒉皇且豁椵p松的工作，它既涉及到如何有效整合與利用古代文論資源，也牽扯到如何重新調整對西方文論的“化用”方式。為了促成文論話語的“重建”，一系列方案與路徑被提出和闡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了，這一提法在貌似合理的背后隱藏著古代文論不具有“現代性”、若想進入當下必須進行“轉換”的內涵，毋庸諱言，這種“轉換”所使用的理論資源自然是占據當代文論話語主流的西方文論，究其實質，“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提法仍是“厚今薄古”心態的另一種變體。曹順慶以敏銳的學術嗅覺洞察到了這種傾向，結合自己長期的學術研究經驗，相繼提出了“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的“重建”思路，這些思路較之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提法更為通達平允，且它們的共同出發點正是曹順慶一貫以來的學術態度：“以中國的學術規則為主來加以創造地吸收，并切實有效于中國當代的文學創作和批評實踐?！眥12}除了學理層面的思辨外，曹順慶帶領他的學術團隊做出了很多實際工作，如曹順慶在與李清良、傅勇林、李思屈合著的《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一書中，清理、總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的三種最基本的話語規則，即“言象意道”“以少總多”“虛實相生”，并成功將“虛實相生”原則運用到了對《紅樓夢》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批評實踐當中；又如曹順慶在教學實踐中，重視和提倡對于傳統經典的學習，力矯經典教育缺失的弊病，從而為古代文論話語的“激活”奠定堅實的現實條件；再如，曹順慶近年來多次撰文呼吁舊體詩詞入現當代文學史，這或可以視作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一個策略性行為{13}。

回顧“失語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提出與探討歷程，作為親歷者的曹順慶的總結貼切凝練又不失宏觀：“這種大規模的關于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化，關于中國文論‘失語癥和‘重建的學術討論和學術論戰，實際上是中國文學理論另一個轉折的開始。這個轉折，從微觀上看是在‘以西代中的深刻教訓和學界長期反省的情況下產生的。從宏觀上看，這與當今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遷密不可分，東方經濟與政治的復興，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東方文化的復興?！眥14}但是，必須正視，不論是“失語癥”的“治療”，還是“中國文論話語”的重建，都屬于異常復雜艱巨的工作，它決不是一人一力或者某一學術團隊即可完成的事業，還有很多問題和工作亟待解決和處理，目前相關方面的成果不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差強人意，當下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有“理論爭鳴”多于“實踐探索”的現象?？梢郧宄仡A見，“失語癥”“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仍然會是學界繞不過去、需要嚴肅面對的兩個重大命題，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它們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有效性依舊不容小覷，圍繞它們的討論和探索不應就此止步，而需要繼續深入地進行下去。

二、跨文明研究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

1995年，曹順慶在《東方叢刊》（第三輯）發表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失語癥”首次作為一個文學理論范疇被明確地提了出來。同年，曹順慶在《中國比較文學》上發表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旗幟鮮明地贊同并使用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這一名稱，并初步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以及五種核心研究方法{15}?！笆дZ癥”的提出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總結在時間上幾乎是同步的，這一現象出現在曹順慶的學術生涯中并非偶然，兩個命題的出現在時間段上的重疊意味著二者的提出在初始學術動機上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扎根本土，以我為主，在立足中國自身的學術資源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學術批評，開展理論建構。關于這點，曹順慶在《中國學派：比較文學第三階段學科理論的建構》中講得再明白不過了：“……一些學者在話語言說方式和思維方式甚至是學術規則上都已經西方化了，與中國傳統和本土的學術現實及現實關懷嚴重脫節。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文藝理論界，在比較文學界也同樣存在?！眥16}如果說“失語癥”的提出刺激了學界開始反思“以西代中”的文論話語方式的話，那么曹順慶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鼓與呼則推動中國比較文學學界逐漸擺脫了對以法、美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比較文學亦步亦趨的模仿，從而使當前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更加契合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與批評的實際情況。

早在20世紀70年代，臺灣比較文學界就已經出現了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倡議和實踐。關于這一話題，最為明確且具有宣言性質的表述莫過于在臺灣長期任教的美國學者李達三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一文：“我們謹此提出一種新的觀點，以期與比較文學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禮。由于這些觀念源自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有興趣的學者。我們就將含有這些觀念的學者統稱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眥17}臺灣學者古添洪、陳慧樺在上引李達三文章稍早的時候于《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里，還首次將所謂“闡發法”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研究方法{18}。相較于臺灣比較文學學界的理論主張與建構，曹順慶的理論無疑更加深刻、完善，也更具系統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不滿以及對東西方學術平等對話的訴求是臺灣比較文學界提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最主要的動機，他們在奮力呼吁“西方國家必須再度朝向東方，如此一來，非西方國家方可以西方國家平等伙伴的身份，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上占據合法的地位”的同時，更多地在關注比較文學“外部”的“生存空間”與“話語權”，相對忽略了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在比較文學“內部”學理上的合法性的闡述與說明，而只是指出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是對“美國學派”和“法國學派”的“一種變通之道”，是對上述兩個學派的取長補短、兼收并蓄{19}。毋庸諱言，對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成立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做如此這般的解釋，難免給人一種隔靴搔癢之感。與此相對，曹順慶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墻”，創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體系》等系列論文中則著力從比較文學這一學科“內部”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趨勢來論述分析成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關注并執著于各國影響關系”的法國學派與“樹起無影響關系的跨國和跨學科的平行研究大旗”的美國學派，從根本來說“同屬古希臘-羅馬文化之樹所生長起來的歐洲文化圈”，在“比較文學面臨著一個跨文化的時代”的新情況下，從來“沒有面臨跨越巨大文化差異的挑戰”的法、美兩派的理論體系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因此，由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巨大沖突”有切身體會的中國學者提出并組成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20}。在回顧比較文學百年發展史的基礎上，曹順慶既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法、美兩派的理論缺陷，又貼切指出中國比較文學面臨的時代背景以及自身的學術特點，所以，這樣的論述以其深刻的學理性而顯得更為獨到深刻、更具學術上的說服力。

其次，臺灣學界將“闡發法”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在這批學者看來，“闡發法”具體是指“受西方文學訓練的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典或近代文學”的時候“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其根本目的在于“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是“一種新的研究途徑”{21}。這種“闡發法”無疑非常明顯地存在著過分強調西方理論普適性的缺陷，仍是“以西釋中”“以西代中”思維下的產物，將其作為“中國學派”的特色與研究方法顯然是不合適的。除此之外，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早期倡導者們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方法論體系的探討難以稱得上充分與系統，即使是倡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最力者的李達三也不得不承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迄今仍在建立的過程中，沒有一定的規?！?，而他的宣言性質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一文只是“一種揭橥目標與方針、屬于意識形態的臨時聲明”{22}。而曹順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體系初探》一文既吸收臺灣早期倡導者論述中的合理成分，如對于葉維廉的“文化模子”論的述評與發揮；又梳理了大陸比較文學的研究經驗，如引述陳惇、劉象愚的“雙向闡發”用以糾正“闡發法”的缺陷與偏見。曹順慶不但從紛亂的方法論提議中整合出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五種基本研究方法——跨文化闡發法、中西互補的異同比較法、文化模子尋根法、中西溝通的對話法、整合與建構法，還精當地將“跨文化研究”概括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優勢之所在，是中國學派區別于法、美學派的最基本的理論特征”，并以此統攝上述五種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完備體系，誠如古添洪在《中國派與臺灣比較文學的當前走向》一文中評價的那樣：“（曹順慶的這篇論文）最為體大思精，可謂已綜合了臺灣與大陸兩地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策略與指歸，實可作為‘中國學派在大陸再出發與實踐的藍圖?！眥23}

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中國大陸學者也紛紛就“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發表各自的見解。不少學者對于“中國學派”的提法是贊成且期待的，如楊周翰先生就認為“不妨根據需要和可能做一個設想”，又善意提醒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們“同時也必須通過足夠的實踐”，“中國學派”才能實現“水到渠成”{24}；也對此有提出質疑和否定的學者，如嚴紹璗先生指出“研究剛剛起步，便匆匆地來樹中國學派的旗幟。這些做法都誤導中國研究者……墮入所謂‘學派的空洞概念之中”，而當今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大可不必為自己樹‘學派，而應該把主要精力運用到切切實實的研究之中”{25}。相較于上述學者，曹順慶對“中國學派”的提倡無疑更為積極，態度更為鮮明，姿態也更為主動。這種熱心的鼓與呼得到了許多學者的理解與支持，他們認為曹順慶的文章“無疑宣告了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走向成熟”{26}，并且還“表明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已經站穩了腳跟，取得了理論上的制高點”{27}。 然而，反對的聲音亦有不少。王向遠教授在《“闡發法”與“中國學派”——文字虛構與理論泡沫》{28}一文中的觀點就極具代表性：“跨文化研究”不能作為中國學派的基本理論特征，因為“誰都知道，比較文學研究——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本質上都是‘跨文化的文學研究”；“跨越東西異質文化”亦不能作為中國學派的基本理論特征，理由是“任何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其質的規定性，相比之下都可以說是‘異質的”“西方諸文化之間的差異、東方諸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比東方和西方的差異還要大”。而將“闡發法”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理論大廈的第一根支柱”（曹順慶語）的做法，在王向遠教授看來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闡發法”雖然“與比較文學有重合和交叉，甚至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比較文學的邊緣地帶”，但是“它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更不能把它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特征”。至于曹順慶總結的中國學派的另外四種方法——異同比較法、模子尋根法、對話法、整合建構法，王向遠同樣持否定態度，因為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比較文學研究都可能，也應該通用的方法，而不是中國學派獨有的方法”。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王向遠給出了自己的態度和建議：“‘學派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漫長探索的過程。如果急于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制訂什么‘獨特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這就不免帶有相當大的虛擬性，其理論價值也大打折扣?！?/p>

這些批評“中國學派”的聲音不乏合理性與深刻性，但其中有不少探討和商榷是在誤解或誤讀的基礎上進行的，如由于在漢語語境下“文化”一詞的使用范圍過于寬泛、種類也過于繁多，許多學者對于曹順慶所言的“跨文化”或“跨異質文化”的誤解就源于此，上引王向遠的若干觀點即是一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再次出現，曹順慶借助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這一理論資源，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重新表述為更符合其本意的“跨文明研究”，因為“文明是文化差異的最大包容點”{29}，希求以此減少歧義與誤解。另外，曹順慶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中國”加“學派”這樣的詞語組合極易引人聯想起“民族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這一事實，隨后又正式提出了比較文學的三階段理論，將比較文學在中國稱之為比較文學的第三個發展階段，有意淡化了“國別”與“派系”的色彩，并坦然承認“比較文學在亞洲也并非只有中國才有，印度、日本、韓國、伊朗等國家也都有比較文學研究，都有可能創立自己的學派理論”，認為“中國學派”的提出并非是為了國別或面子的意氣之爭，學界將著眼點應放在推動研究理念與方法的創新上來{30}。從上述這些調整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曹順慶作為學者所具有的勇于自省的可貴氣度，同時也能看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探討與構建至今仍存有不小發展與改善的空間。

三、變異學的提出及其意義與價值

自2005年曹順慶在《比較文學學》中首次將“變異學”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論范疇以來，就引發國內外的高度重視。例如，楊浡偉認為：“從學科建構角度講，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提出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基本觀念從‘求同到‘存異的一次革命性變革，……對于中西文論的‘異質性及其傳播、闡釋中產生的‘變異性認識，不僅是中國文論界，而且是具有世界意義的論題?！眥31}又如，王向遠在其簡潔精當的《比較文學系譜學》一書中將“比較文學變異學”作為中國學者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與學科建設的重要收獲與貢獻之一，并指出：“曹順慶的‘文學變異學，除了強調研究中的‘變異的角度之外，還是一個比較文學中的整合性概念，他試圖以這樣的概念，超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等的表述模式，將比較文學中與‘變異現象密切相關的分支學科領域統馭、整合起來?！眥32}還有論者對曹順慶的“變異學”與賽義德的“理論旅行”進行了有益的對照與探討{33}。2013年，曹順慶以英文對變異學進行了系統論述，隨后交由世界著名的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以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為題出版{34}，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佛克瑪（Douwe Fokkema）還親自為此書撰寫了序言，這說明，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界最為優秀的成果之一，比較文學的變異學理論開始走出國門，并逐漸產生世界性影響。由此觀之，曹順慶本人對于變異學之價值的估測和判斷——“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是相當準確且到位的。從《中西比較詩學》的出版到“失語癥”命題的提出，再至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提倡，最后到“比較文學變異學”的突破與創新，曹順慶的若干傾向與追求是始終貫徹并體現在其學術“路徑”之中的。

其一，曹順慶在其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始終是一位堅持文化多元立場的民族主義者。早在學術生涯的初期，曹順慶就表現出了對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與自豪，如他在《“物感說”與“模仿說”——中西美學思想研究札記》中指出：“通過比較，我們更可以認識到，中國古代的‘物感說在美學理論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它的地位，完全可以同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相并列，它應當而且也完全可以在世界美學寶庫中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眥35}在另一篇早期的文章中，他更是表示：“我們不應一味去崇拜西方現代派文藝?！袊奈膶W藝術應在本民族文學的優秀傳統基礎上兼收并蓄，才能以其獨具的色彩與世界文藝爭奇斗艷?！眥36}這樣激烈的措辭與表達在今天看來不免稚嫩生硬，這樣的態度固然和曹順慶由古典文學入比較詩學的身份置換有關，但潛在于背后的是他作為一名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當以如是立場出發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進行審視時，曹順慶自然會對文論界“以西代中”的“失語”現狀產生不滿并提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訴求。而當他將眼光收回至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時，因不滿對于法、美學派的亦步亦趨，所以呼吁號召進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設；因不滿于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失語”，所以基于深刻的學理性提出了變異學，并嘗試以英語進行學術寫作，希求讓中國比較文學在國際上“發聲”，乃至與他者展開平等的“對話”，從而實現“和而不同”“雜語共生”。

其二，曹順慶在其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始終極其關注和重視對“異質性”的研究與闡釋。曹順慶對于“異質性”的關注是民族主義立場的自然延伸，因為民族主義的立場和反普遍主義、反西方中心主義緊密相連，對于本民族文化傳統的珍視，推己及人之后，必然走向對存在著的每一個“異質”的尊重和敬畏。關于這點，也可以從曹順慶早期的學術論述中發現：“比較的最終目標，應當是探索相同或相異現象之中的深層意蘊，發現人類共同的‘詩心，尋求各民族對世界文論的獨特貢獻，更重要的是從這種共同的‘詩心和‘獨特貢獻中去發現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基本規律，以建立一種更新、更科學、更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眥37}倘若對上述引文作一簡要的語句分析的話，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曹順慶在強調共同“詩心”的同時，也辯證地關注了屬于“異”的“獨特貢獻”。這種對于“異”的強調與關注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構建和“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提出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由于對于法、美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都缺少對于東方文化的關注、且同處于西方文化圈之內的發現，因而提煉出“跨（異質）文化研究”以作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由于對法、美學派分別以同源性、類同性為可比性之基礎而缺乏對“異”關注的認識，因而分別以變異性、異質性彌補法、美學派研究中的可比性的漏洞，將“異”提升到了學科理論的高度，從而解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存在的重疊和混亂的問題，實現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突破與創新。

可以說，比較文學變異學在學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曹順慶一貫以來的學術立場、傾向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無疑也將促使學界重新檢視治學動機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情懷之間的相互關系。

楊明照先生在為《中西比較詩學》一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提倡比較研究法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建立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體系”，而中國學界在這一過程中“正確的態度還是應該立足于我，兼收并蓄；結合中國文學實際，取人之長，補己之短”{38}——這即是對曹順慶的鞭策和激勵，也是對中國學界的發展建議。在簡要回顧曹順慶的治學生涯之后，當我們再次重溫楊老先生的這些話時，一方面我們不得不為老一輩學人所具有的預見性和前瞻性而嘆服，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曹順慶一直以來正是篤定地沿著這一“扎根本土，會通中西”的思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腳踏實地墾拓，逐步實現了個人在學術研究上甘美的豐收。

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多年，曹順慶以其厚重的國學積淀、敏銳的問題意識和開闊的國際視野，積極投身于新時期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的歷次反思與爭鳴當中，堅持不懈地為“激活”中國古典文學在當代的生命力而鼓與呼，身體力行地推動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構建與完善。他的學術研究不僅對中國比較文學30多年的發展歷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還對這一時期整個學界的學術生態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雖已過了耳順之年，但曹順慶至今仍精力充沛地活躍在教學與科研的最前線，孜孜不倦地著述、育人，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樣一位對民族文化充滿熱忱、具有廣闊的世界視野、富有學術創新精神的學者定會在未來給學界帶來更多、更優秀的學術批評與理論構建的成果。

注釋：

{1}{37}{38}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黃浩：《文學失語癥》，《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

{3}{6}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

{4}程勇：《對九十年代古代文論研究反思的檢視》，《江淮論壇》2001年第3期。

{5}曹順慶、郭明潔：《話語權與中國文學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7}{12}曹順慶、譚佳：《重建中國文論的又一有效途徑：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外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5期。

{8}朱光潛：《詩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頁。

{9}曹順慶、李泉：《為什么中國人讀不懂中國文論？——從黃侃先生的“風即文意，骨即文辭”談起》，《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10}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頁。

{11}李怡：《西方文論在中國如何“化”？》，《河北學刊》2004年第5期。

{13}參見《當代中國文論的創新路徑》（《中外文化與文論》第27輯）、《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不收錄現當代人所著古體詩詞的批判》（《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8期）、《殘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四川師范大學大學報》2013年第6期）、《重談“重寫中國文學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等文章。

{14}曹順慶：《中國文學理論的世紀轉折與建構》，《中州學刊》2006年第1期。

{15}{20}曹順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中國比較文學》1995年第1期。

{16}{30}曹順慶：《中國學派：比較文學第三階段學科理論的建構》，《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3期。

{17}{19}{22}李達三：《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中外文學》1977年第6卷第5期。

{18}{21}古添洪、陳慧樺：《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2頁。

{23}古添洪：《中國學派與臺灣比較文學的當前走向》，見黃維樑、曹順慶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頁。

{24}楊周翰：《鏡子和七巧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25}嚴紹璗：《雙邊文化關系研究與“原典性實證”的方法問題》，《中國比較文學》1996年第1期。

{26}劉獻彪：《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與比較文學跨世紀發展》，《中外文化與文論》第2輯。

{27}代迅：《世紀回眸：中國學派的由來和發展》，《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輯。

{28}王向遠：《“闡發研究”與“中國學派”——文字虛構與理論泡沫》，《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1期。

{29}曹順慶：《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跨越性”特征與“變異學”的提出》，《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3輯。

{31}楊浡偉：《觀瀾而索源，反本而彌新——曹順慶文學理論研究述評》，《東方叢刊》2009年第3輯。

{32}王向遠：《比較文學系譜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8頁。

{33}吳興明：《“理論旅行”與“變異學”——對一個研究領域之立場或視角的考察》，《江漢論壇》2006年第7期。

{34}CAO， Shun 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rlin &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2013.

{35}曹順慶：《“物感說”與“模仿說”——中西美學思想研究札記》，《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

{36}曹順慶：《論西方現代派文藝表現說與中國古代文藝表現說》，《文藝研究》1984年第8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