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地彷徨”走向“話語重建”

早在學界提出以“開拓性地研究傳統文學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學現象，對傳統文學史在過于政治化的學術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結論重新評價”①為初衷的“重寫文學史”的口號之前，姚雪垠于1980年就已經在致茅盾的一封長信中提到了日后“重寫文學史”進程中所涉及到的諸多議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姚雪垠在這封信中明確指出了對現當代舊體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還花費了相當篇幅大致建構出了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研究框架②。此信毫無疑問是極具前瞻性的，即便被置于當前語境下，仍不失其深度與獨特價值。

現今距姚雪垠提出頗具遠見的提議已有30余年，在“重寫文學史”口號的鼓舞與激勵下完成的各類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不少，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姚雪垠的合理建議少有人將其付諸實踐，現當代舊體詩詞仍“被疏漏和遮蔽”、仍處于“無地彷徨”的尷尬境況，其蹤影依然難覓于這些文學史論著之中③——即使“舊體詩詞是否入史”已數次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④。我曾在不同場合和多篇文章中談及此問題⑤，并不止一次地呼吁：文學史應該收入現當代舊體詩詞。

近年來，隨著學界對此問題逐步深入的論爭，舊體詩詞獲得一定程度與范圍上的承認，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圍繞“舊體詩詞是否入史”的論爭不應就此終結。應該看到，現當代舊體詩詞進入文學史仍面臨諸多的挑戰與困難，許多學理層面的疑惑仍有待在進一步的論爭中解決。有鑒于此，本文試圖結合“話語權”與“失語癥”等若干筆者持續關注的命題，對“舊體詩詞不入現當代文學史”這一現象作進一步的反思和探討。

一

學術論爭有效展開的必要條件是論爭雙方所堅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應當一致。倘若論爭的前提不清、概念含混，難免出現郢書燕說、人言人殊的尷尬情況，這樣的論爭不僅不具備基本有效性，還反而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與棘手?！芭f體詩詞是否入史”的很多討論，即陷入類似的“泥潭”或“迷局”之中。

支持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者，往往列舉其龐大的創評群體、斐然的藝術成就以及依舊葆有的文學活力等優長，指出舊體詩詞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學史意義；而反對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者，則指斥舊體詩詞僵死古板的形式、黯淡低迷的前景乃至對現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沖擊等，或堅決或遲疑地否認舊體詩詞進入現當代文學史的資格。兩大陣營學者們，援引各類資源、史料，“不亦樂乎”地申明立場、駁斥彼此、提倡呼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一片喧騰熱鬧之中，雙方陣營都一致將論爭的“靶心”設定成“舊體詩詞是否入史”這一命題的“舊體詩詞”部分，卻集體性地輕視或忽視了此命題中“史”這一個字對于論爭的重要意義——對“史”統一的限定既是論爭展開的必要前提，也是論爭有效性的堅實保障。

由于在語言和形式上與“新詩”之間的顯著差別，不論“現當代舊體詩詞”以何種稱謂（如，“現當代古體詩詞”“現當代古典詩詞”“20世紀舊體詩詞”等）出現，論爭雙方并無過多分歧，其所指向的都是一個內涵與外延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然而，細究的話，這一研究對象行將進入或被摒棄而出的“現當代文學史”，在論爭雙方那里卻并不是同一碼事：支持舊體詩詞入史者多從時間范圍層面來使用“現當代”——支持者甚至策略性地將其替換為時間意義更為明確的“20世紀”⑥——這一限定詞來修飾“文學史”，而反對舊體詩詞入史者則從文學性質層面來使用“現當代”——與“舊的”相對立之“新的”，或具有所謂的“現代性”的——限定“文學史”。由是，論爭的雙方正如在不同時空里纏斗的武者，雖各自虎虎生威地相互揮著斧鉞，卻難直抵敵方要害，所有粗狠的劈斫動作皆掄向虛空，費力而無益。

正如來自武漢大學的年輕學者呂東亮不無敏銳地指出的那樣，“直觀地看，舊體詩詞能否進入現代文學史的問題，是一個名實之辯的問題”⑦，即，論爭之焦點實質上最終從論爭的主題“舊體詩詞”落腳到了論爭的前提“文學史”上：支持入史者站在自己的立場指責目前的描述“現當代”時間范圍內的“文學史”是“名不副實”的，而反對入史者則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申明以描述“現代性”或“新的”文學為任務的“文學史”欲“名實相副”的話，勢必將“舊的”詩詞排除在外。這樣看來，“必也正名乎”，不但正確而且必須。設若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現當代文學史”被更精確地分別命名為“現當代時期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現當代新文學史/現當代有‘現代性的文學史”的話，論爭雙方應該會少很多歧見和爭執，圍繞“舊體詩詞是否入史”的討論似乎也可以就此而消歇了。馬大勇先生對于這些爭論的意見是中肯的，“時至今日，我們不應該還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問題上再過多糾纏，而是進一步探討現代舊體詩詞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問題的時候了”⑧，而黃修己先生更是在《現代舊體詩詞應入文學史說》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建議來推動現代舊體詩詞的研究工作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研究是一個有待墾拓的學術“沃土”，并且極有可能成為今后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然而，論爭的消歇不應是思考的終點而應成為其起點，在歷次的論爭過程中，一些當前學界的“痼疾”被或隱或顯地暴露、呈現出來，亟需我們對其進行反思和調整。

二

黃修己先生在論述舊體詩詞與現代文學的“啼笑姻緣”時，就已隱隱意識到了“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前長時間里稱‘中國新文學史”⑩的事實，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討這一變動背后的深層邏輯。在一篇直接回應黃修己先生的文章中，苗懷明則對此“偷換名稱”現象進行了較為精辟的分析：

有些研究者總是以一種積極介入的姿態十分明確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態度，舊和俗的一方總是作為批判靶子的身份出現，被斷章取義地丑化、妖魔化，其正面主張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和理解。將“新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混用，就是這一思路最明顯的體現，不管這種混用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種揚新、雅抑舊、俗之舉基本上沿襲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思路?！瓄11}

上述引文實質上揭露了一個令人警惕的問題：治史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新的”文學等同為現當代時期內所有的、唯一的或值得書寫的文學形式，而粗暴地一筆勾銷或選擇性地遺忘了所謂“舊的”文學的藝術價值和存在意義。有意識地勾銷或遺忘的行為難免受到文學之外因素的影響——畢竟黃、苗二位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及20世紀50年代是“新文學史”轉變為“現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時間節點，而無意識地勾銷或遺忘行為因其隱蔽性和普遍性對學術研究造成實際傷害要嚴重得多。治史者的這類“無意識”正來源于其對“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遺產的“令人遺憾”的繼承。

在《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一書中，史書美教授考查了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存在著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式的啟蒙性話語，如“新/舊”“傳統的/現代的”“農業的/工業的”“直覺的/理性的”等，她指出“在這些二元對立中，時間的價值尺度被附著在每一組二元對立之上”，而“二元對立中的每一極都無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或根本消極或完全積極的含義”{12}。這種二元對立的建構以及寄寓其中的粗暴價值判斷在舊體詩詞領域體現得極為明顯：啟蒙者們提倡“詩歌的聲韻格調及其他種種形式上的束縛，我們要一概打破”，準備“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樣做，就怎樣做”{13}，并且認為“此等沒價值詩，尚無進古物院資格，只合拋在垃圾桶里”{14}。此類價值判定還逐步擴展到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領域，這一時期甚至產生了很多如吳稚暉要把中國國粹扔到茅廁里去的大膽論斷{15}。倘若追根溯源的話，這種極端的思維模式與“賽先生”的提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在文章中他飽含激情地提倡“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決心與黑暗的舊世界分道揚鑣，不避“攻擊笑罵”“斷頭流血”，呼吁“光明時代”的到來{16}?！懊裰鳌焙汀翱茖W”被視為是救國救民、存種圖強的重要保障，擁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換言之，講求嚴格的邏輯劃分、以“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而展開的科學觀念或者科學主義成為“五四”文人反傳統、建立新學術的“利器”，并“逐步演變成為統領社會意識的價值尺度和精神權威”{17}，進而成為一種明顯有別于古代話語體系的新的方法論和意識形態。誠然，作為“五四”的重要遺產之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承認且為“科學主義”的諸多成果歡欣鼓舞，然而，當“科學主義”成為統攝社會文化的唯一“元語言”，當對科學的“有意識”使用演變成了對科學的“無意識”崇拜，“科學主義”就由此轉換為“唯科學主義”，它對于文學史的書寫、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不容被忽視和低估。

在唯科學主義的語境下，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邏輯更像是進化論在文學領域的推演：傳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與缺陷，最終“不可避免”地被“科學”“先進”的新文學與新文化所淘汰、取代?！皞鹘y”“新/現代”不但分別對應了時間軸上的先后次序，同時還暗含了價值判斷的好壞優劣，亦即，“時間”這一尺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價值判斷的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標準。關于這一傾向，唐弢先生的言論十分具有代表性：“我們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人，現在怎能回過頭去提倡寫舊體詩詞？不應該走回頭路。所以，現代文學史完全沒有必要把舊體詩詞放在里面作一個部分來講?！眥18}“回頭”這樣的說法以空間的遠近隱喻了時間的前后，生動形象地印證了我們之前的判斷：“回頭”過往既無必要亦無價值，因為，“路”總是要向前走的。在這種傾向的導引下，文學的歷史被視為是“不斷‘進化的鏈條，而組成這一鏈條的，則是一系列的斷裂性階段”，“不斷劃分階段，不斷把每個階段宣布為‘新的起點”的做法，實際上是“不斷掩蓋新的階段與過去的關聯”{19}。以此為邏輯編撰的文學史著作，當然無法盡可能地逼近歷史——反而是在疏離歷史，也就更無從談起尊重和還原歷史史實了。

在唯科學主義的語境下，中國傳統文學及文化獨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斷地進行了價值重估，往往被貼上“非科學性”“無體系性”之類的標簽。以中國傳統文論為例，對它經常會存有這樣的錯誤印象：“散亂瑣碎，不成系統……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眥20}如此來講，《文心雕龍》《閑情偶寄》《原詩》這類著作也是沒有體系的著作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個錯誤印象的由來不在于中國文論沒有體系性，而在于我們習慣拿著西方的“唯科學主義”來審視中國傳統的文學及文論，我們本有的系統和形態當然會在這種審視和“被對象化”中產生嚴重的改變和扭曲。比如，學界以邏各斯來闡釋“道”、以柏拉圖的天才靈感論對應性靈說等做法，實際上無疑都是對傳統文化的生切硬割，導致研究者在闡釋中不斷地陷入闡釋的漩渦，得出了許多自相矛盾的概念，甚至出現了中國人讀不懂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文論的怪現象。除了制造了“闡釋漩渦”之外，唯科學主義還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異質性”。就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言，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機制、知識體系和文論話語上是根本相異的，這種“異質性”是文化中最值得珍視的特性之一。然而，西方的科學主義作為“元語言”已然構成了我們當代言說的基本范型，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如何說”以及“說什么”，因為“無論我們將核心理念定位于何種‘異質內涵，知識系統的邏輯演進都將沿分析性路數走完被先在理念所規定的邏輯域”{21}，文化的“異質性”由此遭受到巨大破壞，這無疑對我們深入認識自身以及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都產生嚴重的戕害。

發人深省的是，當認真地梳理和回顧“五四”時期以及新文化運動的遺產時，我們會發現，事實上，在直線式的二元對立和粗暴的價值判斷之外，質疑和反思的聲音一直存在著。關于新舊詩詞之爭，反對者斥責新詩倡導者“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詩”是“矯枉過正”并不奇怪{22}，即便是支持者陣營中也有很多人在新文化運動風潮過后紛紛“勒馬回韁寫舊詩”{23}，態度與語氣要比以前更為寬容與通達，認為“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詩詞曲諸體；要各隨所好，各相題而擇體，可矣”{24}，坦然承認當初帶著“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語）”{25}的自信對舊體詩詞乃至舊文學、舊文化的“惡罵立攻”，只是在“古文還坐著正統寶位的時候”的時代背景下的權宜之計 {26}。這種清醒理性的反思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化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遺產之一，以“五四”傳統繼承者自居的我們倘若忽視這一點，依舊把彼時爭奪話語權的“權宜之計”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視作是“理所應當”，而不去自覺地徹底清理“唯科學主義”的思維痼疾的話，那么，今后的學術研究仍然只能是“令人遺憾”著地繼續遺憾下去了。

三

除了將“新文學”與“現代文學”有意或無意的等同外，歷次論爭中意見不同的諸位學者圍繞著“現代性”一詞進行反復言說、探討的現象也反映了當前中國學界的某種尷尬處境，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醒。

在論爭中，“舊體詩詞入史”的反對者認為文學形式的現代性與內容的現代性同等重要，指出“文學的現代性不僅是文學的思想內容、精神特征的現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學語言、文體樣式、文學思維等文學本體形式的現代性特征的”，依此定論“舊的格律形式中的創作，仍然不是我們所認定的具有文學現代形式與審美品質意義的現代性詩歌”{27}；而“舊體詩詞入史”的支持者則認為“現代性與古典語言、古代文體形式之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它不應以排斥這些因素為前提才能得以確立”{28}，相較于具有“現代性”的文學形式，支持者們更重于文學內容，認為“主體精神的健全飽滿，文本精神的充沛強大，能使一切詩體燦然生輝”，并且“恰恰是‘現代性的引入為確立舊體詩詞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文學史中的合法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29}。

在上述針鋒相對、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營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對于“入史”問題的態度是審慎而辯證的：吳曉東在《建立多元化的文學史觀》一文中主張以“價值無涉”的方式，將舊體詩詞、通俗文學以及民間文學納入到現代文學史當中，但是他隨即指出“上述思路并不意味著企圖簡單化地超越或取代以往的文學史觀”，畢竟“以‘現代性作為核心取向的文學史研究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規范”，他希望“謹慎從事”，以“最終建立一種多元并存的文學史觀”{30}。陳國恩也在數篇文章 {31}中認為現代舊體詩詞應該“慎入”現代文學史，理由是對于“啟蒙現代性和現代白話語言形式的意義”的看重，以為“在還沒有解決好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之前，只是簡單地把舊體詩詞納入現代文學史，會給現代文學學科的調整帶來某種混亂”，但是他也承認“一切皆有可能”，在未來當“五四所確立的現代性已經完成使命”時，“文學的語言形式到底是文言還是白話”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耐人尋味的是，在歷次論證過程中，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他們的文章在使用“現代性”一詞進行立論時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值得商榷的地方：反對“入史”者如王澤龍，一方面指出“近年來有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討論給了現代性眾多定義”，另一方面卻為了展開觀點，對“現代性”給出了自己的新定義（詳見本節第二段的引文）{32}；支持“入史”者如陳友康，雖然意識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性概念被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但對現代性的理解卻眾說紛紜”，甚至有“隨意增加或變更其內涵”現象的出現{33}。然而在筆者看來，陳先生在文章中對現代性的理解遠未達到充分的地步，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有人把語言形式的變革也看做現代性”的直接指責是否也是另一種的“隨意增加或變更”呢？由此看來，中立者們審慎而辯證的態度并非僅是一種言說策略，這種態度本身即體現了其對“現代性”模糊的概念邊界的警覺，吳曉東為自己文章所作注解中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現代性本身是否存在多種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無所不包的‘現代性等問題，不失為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題目?！?{34}

相較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標準在學界的過分“泛濫”，現當代文學研究對“現代性”概念的引入毋庸置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有論者總結：“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對于現代性的重新發掘，不只是對于五四啟蒙理想的簡單的歷史追溯與焊接，而且同時也為“新時期”文學研究配置了豐富的話語資源，并且顯示了巨大的解釋能力?！眥35}這一種具有“巨大的解釋能力”的理論話語對文學研究者們無疑是充滿誘惑力的，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當“現代性”被十分廣泛而又非常不嚴謹地使用——西方語境下的“現代性”內涵就已充滿了矛盾和對抗，而中國的學者們出于不同的學術目的，使它經歷了更為復雜的意義賦予的過程——的時候，它便成為一個曖昧含混、充滿歧義的概念，以至于失去了作為理論話語應具有的闡釋的有效性，從而進入一種許多文學研究的對話與論爭無法真正進行下去的吊詭處境?！芭f體詩詞入史”問題中圍繞“現代性”生發而出的許多討論就是此處境中的冰山一角，因此，李仲凡呼吁“跳出‘現代性的框框”“不再僅僅為它（注：現代舊體詩詞）的現代性做意氣之爭” {36}是非常合理而明智的。

學界從一開始為“現代性”的“誘惑力”所傾倒，到后來的審慎而警覺，再到最終欲跳出“現代性”的束縛而后快，這樣劇烈的態度轉變不得不令人認真思考：我們所使用的理論話語體系本身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

王富仁先生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一文中不無痛心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至今被當做外國文學的一個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就沒有自己的獨立性，而是我們概括中國現代文學現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國文學，特別是西方文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眥37}換言之，我們研究現代文學的理論話語是對西方“知識”的直接移植，而非中國文學研究經驗的自我積累、自然成長的結果，亦即，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失語癥”不只生發于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它還散播至整個中國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蔓延成為一種極其嚴重的“文化病態”：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成了一個學術“啞巴”{38}。這種學術上的“喑啞”“失語”，一方面使我們的文學闡釋與本土復雜、原生的文學形態或經驗之間始終存有一層“隔膜”，從而導致文學闡釋效力以及公信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它還犧牲了文學事實自身的豐富性，疏漏、遮蔽了許多文學現象——現代舊體詩詞在現當代文學史中所遭遇的命運即是顯例。

然而，指出問題并不等于解決問題，正如質問“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一樣，當我們對西方橫向移植而來的概念開始警覺、喪失信心并繼而意識到長久以來的“失語”之后，我們的文藝理論、闡釋話語又將何去何從？

四

關于“現代性”的諸多爭端，李怡教授的觀點最為透徹通達：“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首要任務不是繼續卷入‘現代性話語的混雜聲響，而是重新檢點我們的闡釋立場，……如果是為了‘問題本身的展開，‘現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無關緊要的?！彼踔链竽懺O想：“在闡述20世紀中國文學世紀現象的過程中，我們可不可以擺脫對這一概念過分的依賴，以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解提煉出其他更恰切更豐富的語匯？”{39}李怡教授這種以“問題”為導向、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十分可貴，令人欽服；同時，他的“以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解”提煉整合出“更恰切更豐富的語匯”的設想，也是筆者多年以來重點關注的一個命題。

1995年，我首次提出了“文論失語癥”命題，在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成為世紀末文壇最搶眼的一道景觀”{40}，與之緊密配合的另一個命題就是“重建中國文論話語”{41}，意圖在指明學界固有癥結的同時，嘗試導引中國文論走出“無地彷徨”的泥淖，并由此開始逐步探討中國文論的創新路徑和話語重建的策略：重建和創新最先是從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命題的否定開始的。理由是，倘若作為文論話語重建最重要資源的古代文論被所謂“現代轉化”的話，其實質仍只是對古代文論生命力的再次否定以及“唯科學主義”更為隱蔽的歸化行為罷了；緊接著“西方文論中國化”“中國文論中國化”作為重建與創新思路被明確地提出，意圖“以中化西”，讓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化實現水乳交融的結合，以擺脫西方文論“化中國”的窘境，從而使中國文論話語成為當代中國的主流話語。

除了學理層面的爭鳴和探索外，筆者還帶領自己的博、碩士生進行了許多實際的重建與創新工作，如通過清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文化規則，將“言象意道”“以少總多”“虛實相生”作為中國文論的“元語言”，并主張在此基礎上展開與西方文論的交流與對話；又如，在教育體制、課程設置方面，筆者近年來一直堅持在教學工作中提倡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原典的直接閱讀，讓學生直面經典、援引經典，嘗試在現實語境中去激活中國文論；再如，筆者近年來連續撰文呼吁在文學史中給予“無地彷徨”的現當代舊體詩詞以適當的生存空間——本文亦包括在內，其初始動機何嘗不是為了同樣處于“無地彷徨”“失語失聲”處境的中國文論的重建與創新呢。

當然，在中國文論經受西方話語多年的沖擊和遮蔽之后的今天，我們必須意識到，想要最終實現擺脫西方文論話語的外在影響和內在植入、祛除“唯科學主義”不良影響、避免出現“以西釋中”或“以中注西”的單項偏重等目標，仍然是障礙重重、充滿阻力的。對困難的充分預估并不會影響重建文論話語的堅定信念，“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筆者愿與諸位方家一道，以反思“舊體詩詞不入現當代文學史”為起點，重新恢復起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化合中西、自鑄偉辭，以自身切實的研究實績，去彰顯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傳統，最終幫助中國文論走上一條真正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重建與創新之路。

注釋：

①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②姚雪垠：《無止境齋書簡鈔》，《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

③ 筆者在《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不收錄現當代人所著古體詩詞的批判》（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8期）一文中將此類論著分為三大類（即現當代文學史論著、現當代文學史教材、現當代文學綜合類史料叢書），并在此基礎上予以詳細考查，發現現當代舊體詩詞不被作為論述和研究對象的情況相當普遍，甚至還有論著把原本入史的少量舊體詩詞摒棄掉的情況。

④關于相關爭論的梳理，可具體參考辜學超《略談新時期以來舊體詩詞入史問題之討論》（《新文學評論》2015年第4期）一文。

⑤ 如《重談“重寫中國文學史”》（《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殘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等。

⑥詳見陳友康《20世紀中國舊體詩詞的合法性和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馬大勇《“二十世紀詩詞史”之構想》（《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等。

⑦ 陳國恩、呂東亮等：《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的“入史”問題》，《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4期。

⑧{28}馬大勇：《論現代舊體詩詞不可不入史——與王澤龍先生商榷》，《文藝爭鳴》2008年第1期。

⑨黃修己：《現代舊體詩詞應入文學史說》，《粵海風》2001年第3期。

⑩黃修己：《舊體詩詞與現代文學的啼笑姻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2期。

{11}苗懷明：《要寬容，還是要霸權？——也說現代舊體文學應入文學史》，《粵海風》2001年第5期。

{12}[美]史書美著，何恬譯：《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4頁。

{13}胡適：《談新詩》，吳奔星等選編：《胡適詩話》，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頁。

{14}劉半農：《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轉引自朱德發著：《中國五四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頁。

{15}胡適：《文化沖突》，轉引自羅榮渠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頁。

{16}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1919年第1號。

{17}曹順慶：《唯科學主義和中國文論的失語》，《當代文壇》2011年第4期。

{18}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轉引自錢理群《反觀與重構——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一書。

{19}洪子誠、靜矣：《五六十年代文學的意義》，《北京文學》1998年第7期。

{20}朱光潛：《詩論·抗戰版序》，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頁。

{21}曹順慶、吳興明：《替換中的失落——從文化轉型看古代文論轉換的學理背景》，《文學批評》1999年第4期。

{22}張厚載：《新文學及中國舊戲》，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04頁。

{23}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頁。

{24}胡適：《論小說及白話韻文——答錢玄同》，《胡適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頁。

{25}轉引自胡適：《胡適集》，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頁。

{26}周作人：《國語文學談》，載《藝術與生活》，群益書社1931年版，第122-123頁。

{27}{32}王澤龍：《關于古體詩詞的入史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

{29}{33}陳友康：《二十世紀中國舊體詩詞的合法性和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30}{34}吳曉東：《建立多元的文學史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

{31}詳見《時勢變遷與現代的古代詩詞入史問題》（《博覽群書》2009年第5期）、《談現代舊體詩詞慎入現代文學史的問題——兼答王國欽先生》（《中國韻文學刊》2011年第2期）、《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的“入史”問題》（《中國文學研究》2012年第4期）等文章。

{35}曠新年：《現代文學發生中的現代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

{36}李仲凡：《現代舊體詩詞的非現代性》，《求索》2008年第12期。

{37}王富仁：《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見宋劍華編：《現代性與中國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頁，

{38}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

{39}李怡：《現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40}程勇：《對九十年代古代文論研究反思的檢視》，《江淮論壇》2001年第3期。

{41}曹順慶：《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東方叢刊》1995年第3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