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何處是歸途

新世紀以來，我國長篇小說的創作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作品之多，不堪重負，即使是精品力作，也難免有遺珠之憾。然而，當我讀到長篇小說《迷途》時，眼前不覺一亮，甚為吃驚。一是驚詫于作者對文學的孜孜以求，近年來其文學作品屢見報刊，且文體涉及面廣，小說、散文、詩歌都頗有建樹。二是驚詫于其居然敢以《迷途》為題？迷途原意是指迷失道路或者喻陟錯誤道路，常常被道德挪用為特定的人生存在狀態。文學作品里以迷途為名的數不勝數。有北島的同名詩歌，有夜安的同名小說，有白浪導演的同名電影，甚至有種木馬病毒亦取名叫迷途，欲從中奪路而出書出新意則需要作者非凡的魄力與勇氣。這些詫異帶著我迅速沉入到《迷途》中，一讀就是一個通宵，獲得了久違的閱讀快感，快感逝后遺留無言的沉重壓抑得幾乎無法呼吸。自從我從事文學評論這個職業后，閱讀小說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本書讀下來總是支離破碎的細節組合，那種完整故事的基本功能——閱讀快感與重感喪失殆盡。這種愉悅中沉重的難以言說的感覺促使我提筆言語幾筆，權當獻給生命之沉重的無言淚滴。

一、道德批判里的悲劇意識

作品主人公農家娃陳文秀成了村里恢復高考以后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給這個貧困的家庭帶來歡悅喜慶。簡單的大學生活里，他在圖書館里看了大量的文史哲類的書籍，除了談了一場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外，還樹立經世濟民的崇高思想境界。遺憾的是他由于家庭背景貧寒而低微，畢業后只能再次拋回農村，回到安陽五中當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他在鄉村課堂上，秉承知識分子的啟蒙精英意識，先后兩次因言論不當而獲罪，先是被警告，接著被革除教職做了看大門的保安，后來因聽錄音機被檢舉看大門而不得，改派為水電維修工。一場四平八穩的愛情也在一系列的事件后變得平乏無味。萬般無奈別無他法之時，只得求助當工業局局長的堂叔舉薦，提著兩條煙一對酒去拜謁工商局的王局長，雖然“走到門口時，兩條腿有些發軟，只想往回走”，但他還是克制自己，圓滿完成任務，并由此命運出現轉機，再次走出鄉村改變了前程。他順利地調到了麓陽市西河區工商局經檢大隊，但是知識分子的那種耿直和責任感讓他在不大的官圈里處處受挫，后無退路，前無方向。調到市局也無濟于事，本來以為穩穩當當公平貿易局局長非己莫屬，最終花落別家。失望中他一沖動就辭職下海。剛開始，他還是緊抱知識分子的經世濟民的信念，堅守自己的原則和商業道德，從養牛到賣牛肉，不注水摻假，但消費者不買賬，假作真時真亦假，價格低反而覺得他的牛肉有問題。迫于利益他選擇妥協，“從認真打假，到認真造假，陳文秀完成了由一貧如洗到身家百萬的蛻變。他的道德操守也從有所堅持走向徹底墮落”（王躍文語，見《迷途·序言》）。陳文秀的事業在造假中紅紅火火起來，與高干子弟豪少合資了正秀公司，身邊的女性亦于用于取時，正當左右逢源，春風得意之時，卻突然發現自己得了艾滋病。天堂一夜崩潰。他痛心疾首滿懷懺悔。退出投資，安排后事，他回到遠離的故土，平靜回味著這所經歷的一切。在鄉村的石板橋旁，在馬老師的道觀里，透過一種難以言說的平靜、滿足、溫暖和舒適，陳文秀突然禪悟了生命的意義：“生命就是安安靜靜的活著，有意識的活著。當一個人受著塵世許多法則的約束，受著身體許多欲望的驅使而活著的時候，他的生命其實是無意識的，渾濁的，糊涂的，迷茫的?！?/p>

在新的世紀，中國小說的寫作日趨多元化，在后工業化的語境里（當然這點在學界頗有爭議，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尚未完成但后現代就漸成氣候），由消費文化主導的多重力量糾結的在場寫作已經潛在地消解了文學的信仰力量和精神總體性特征。道德在文學的個人經驗的擴大化戰役中被無形放逐，后現代的快餐文化放棄了“對自我的內心生活進行細致探究” ①，遺忘了文學是用生命的感悟來體驗、理解、確證一種生命的存在及其價值，就必然失卻靈魂的精神虛踐，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生和情感的豐富性，破壞文學性的美學建構。但回到《迷途》中，我卻一不小心拽住了靈魂的衣角。陳文秀雖然在官場吃喝爬滾幾許年，但至始至終都是未握實權的底層工作人員，加上農村出身以及后面做生意的艱難，基本上可以確認為這是小人物的“英雄”史略，他的事跡亦很平常，作者的描述亦波瀾不驚娓娓道來。但這平淡中蘊涵著毀滅的力量，最后因艾滋病點燃了生命之火，從而在作者貌似津津樂道的調侃里賦予道德審判的力量，在精神虛踐里描繪出靈魂游離的百丑圖。王躍文在《迷途·序言》將之定義為懺悔錄。這讓我想起了世界文學巨匠托爾斯泰的晚年思想巨著《復活》②，小說內容很簡單，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奸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從而引發了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嶄新窺視了知識分子的靈魂由死到生的辯證發展的歷程。如果說《迷途》里，陳文秀由懺悔而獲取生命的真諦，那么他的“生命”（意識）的重生是不同于聶赫留道夫的復活。因為聶赫留道夫本身就是貴族，墮落腐敗擁有先天的條件，他的道德自我完善完全改變自我的視角，從平民的角度來博愛生命，這種經歷的傳奇性和道德的落差感賦予驚世駭俗的震撼力。而陳文秀這個連時代的社會精英都稱不上的小人物，雖懷有經世濟民的理想，但并不好高騖遠，他的不安于現狀或可謂之有志青年，生活好一點、錢多一點有錯嗎？這些想法本身是沒有錯的，甚至連卑微都談不上。但就是這一點點追求，使得他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守自我良知的防線。生活的窘迫和母親的病危讓他的防線徹底崩潰，他內心默認了欲望追求和游戲規則。他的愉悅與世俗達成妥協，焦慮靈魂游離到了迷途難免有點沾沾自喜起來：“只要你適應這個社會，發財原來如此容易?！币徊揭徊交?，作者有點沉迷之，讀者亦無從察曉，一切仿佛都沒有錯，卻懸崖一線無法回頭。王國維在評論《紅樓夢》時曾借鑒叔本華的悲劇提出悲劇的三重境界：“極惡之人”或“盲目命運”造成的悲劇，以及“非例外之事， 而人生之所固有故”這三種悲劇當中，以最后一種悲劇的價值為最高，因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③。在迷途里，作者禪悟出“有意識的活著”這個概念，似乎正所謂盲目命運之故也，細味之，方知此乃非例外之事，而是人生之所固有故。

二、生死之間的生命倫理

著名作家閻真的《滄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為雖然也是農村娃（農村出生），但由于其父親的知識分子式行為藝術的身授心熏，在其內心靈魂的平臺上賦予其高堂精英意識，父親死后留下的《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則成為池大為啟蒙意識形象的喻托。但是《迷途》中的陳文秀則沒有，他自始至終沒有崇拜的偶像，沒有明確的行為目標，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因時造勢，隨波逐浪。如果說池大為在世俗之“勢”前，一再壓抑著內心欲望涌動而“強迫”自己想一些高遠的問題來“審美人生”，從而獲得情感慰藉和心靈休憩，體現了池大為的價值堅守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通過內修來超時間之“道”和世間之“勢”的內向超越模式，但在孤苦無助、虛幻渺茫面前，堅守是如此地無力和可笑，內心在自尊和自卑、自傲和自責間經歷了辯證抗爭的煉獄。最后，池大為跪在父親的墓前將《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但是他還是迷茫的，作者最后寫道：“風嗚嗚地從我的肩上吹過，掠過我，從過去吹向未來，在風的上面，群星閃爍，深不可測?！雹苓@意味著失去文化根的池大為已經陷入“迷途”中。這個“迷途”凸顯了人文知識分子人格分裂的悲劇，在茍活中沒有死神的利劍，他始終無法跳出五塵之外而識破真相。但在《迷途》里，如果說陳文秀尚稱得上知識分子的話，他是被放置于平民的視角的。敘述也不專注于心靈活動的辯證運動，而是在生活的不動聲色的綿綿敘述里，通過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將樸實的生命扭捏，從而躍出了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和官場小說道德批判的敘述圈套，將悲劇在未知未覺中的生死之間爆發；從而彰顯作者對生命的哲學思辨：只有死的脅迫才能把生命從困惑、憂慮的迷惘中，從彷徨、麻木的沉淪中喚醒，促使生命投入最后的超生。在死的時刻，生之大門才敞開她的全部現實性。亦即死是對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識，是對感性存在的有限性感悟，他迫使人們去關切自身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所以在死亡的大門面前，陳文秀“望著陽光撫照的田野和山川，心緒安寧”，他感覺到“應該在安靜中離開這個世界，沒有欲望，沒有痛苦，沒有掙扎，自然而然，歸于大化”。這說到底是生命的倫理問題：是“茍活著”還是“干凈死”？

在陳文秀的由生到死，由死悟生之間，我們可以感悟其細微的情感變遷。小說起于陳文秀等待“死亡判決書”的焦慮心情，他對“生”是如此的向往，導致了坐臥不寧、寢食難安，當然此時燒香拜佛、祈禱發誓是令人無從相信而又合情合理的。而當他確診后，明確意識到生命在倒計時的時刻，方感覺到孤獨？感覺到“一個沒有將來的人”，過去就是一片空白。當柳紅絕情地向他揮一揮手時，才猛然發現事業、財富、女人在死亡門前都是一場空，并且其愈豐富，那種莫名的痛苦和失落、孤立無援的感覺愈甚?？赐高@一切，他必然選擇回到故土——因為故鄉是每個人心目中的凈土，每個人心中魂牽夢繞的歸途，每個人心中存在的家園。而且只有回到鄉下他才能靜下來細細想想逝去的一切。追憶似水流年，他懷著淡淡的不舍和隱隱的焦慮，又有些許自豪和丁點辯解。這表現在敘述中，敘述者以“我”的名義不自覺地跳出來發表評論或者辯護。這一切似乎都沒錯。但正是在這都沒有錯里，超脫了簡單的道德批判，復歸生命倫理的哲思。生命倫理以人為本，以活著為第一要義，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任何破壞生命倫理平衡的事件或個人必將遭到生命最嚴厲的懲罰。生命倫理事件體現在社會發展中，就是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悖論；就個人發展來講，就是物資追求和精神塑性的內在博弈。而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為了人類這不息的欲望。卑瑣的欲望與崇高的目標，其界限從來就模糊不清，往往隨話語解釋權的意愿而改變。欲望是不是好東西？這恐怕誰也說不好。作者在《迷途》里借陳文秀和馬老師的對白道出這世界上生命倫理災難的根源，但給予不了解決的方案，或許生命倫理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博弈的平衡狀態。陳文秀在即將告別生命的時候來到了古廟，以期作最后的靈魂的洗禮與拯救！這正是“中國現代的知識分子在應對‘歷史的挑戰時其價值思維方式和思想情感方式上具有某種天然的宗教情懷”⑤的表現。最后，在孤獨與寂靜中，陳文秀拋棄了所有的欲望、希望和絕望，坦然面對眼前舒適平淡的一切，回歸到老子的“無為”之道里。

三、生命價值的意義尋蹤

現在，隨著消費文化對話語空間的霸占，文學日益被邊緣化。文學亦如張大春在《小說稗類》所言是“一片非常輕盈的迷惑”。⑥但是《迷途》給了我一份沉重，仿佛其實現了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里所言及的小說的使命——“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面”。⑦這《迷途》里的“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面”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道德批判里的悲劇意識，二是生死之間的生命倫理。在敘事的結構和修辭的策略方面則表現為否定之否定——敘事的平淡化、瑣碎化娛樂了“身體”和“欲望”，否定內心的價值理性和審美標桿，再通過死亡來否定“身體欲望”，來凝聚那些浩大、強悍的生命倫理事件的真實和尊貴。我在《迷途》里一直試圖復原生命倫理的康德意義上的“人是目的”的圖騰，但活生生的人在臨死之間的真切感受我一直無從想象。王躍文亦以為：“也許真的沒人能說得清楚死神近在眼前時的感受?！保ā睹酝尽ば蜓浴罚┗蛟S只有那些接近死亡，并且從死里逃生的人，才真正知道何謂“重獲新生”，從而必以更加清醒和敏銳的人生態度來經歷此生的獨一無二之美麗，并真正懂得生活意味著什么。但是，世上能有幾人能歷此劫難來個虎口奪命？斯所謂：人生路，是迷途，從何來？為何去？悲乎？喜乎？憂乎？

“意義危機”是人們在社會轉型中所面對的最深刻的危機，“意義危機”在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中表現為三個層面的“精神迷失”⑧。一是“道德迷失”，延續了幾千年的儒家倫理突遭猛烈撞擊，業已失范，而新的人際規范和道德準則又尚未形成，我們已經無所憑依。二是“存在迷失”，儒家所謂的“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證明不合時宜了，那么個人安生立命系于何方？存在的意義究竟落實在哪里？三是“形上迷失”，即終極關懷的缺失，終極的迷失，也就是對終極原因的追問，世界的終極原因究竟是什么？無從知道，也無法知道。小說《迷途》在表現了“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之后，或許已經觸及到了“形上迷失”的層面。

注釋：

① [捷]米蘭·昆德拉著，董強譯：《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② [俄]列夫·托爾斯泰：《復活》，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③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又見http：//course.shufe.edu.cn/course/yuwen/gjxs38

/kzzl/xdpl/wgwdpl.htm。

④閻真：《滄浪之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頁。

⑤楊經建、彭在欽：《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悲劇意識》，《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

⑥張大春：《小說稗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⑦[捷]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轉引自謝有順：《被忽視的精神——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一種讀法》，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15頁。

⑧許紀霖：《尋求意義》，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現代性與本土化路徑研究”（項目批準號：13YJA75103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 佘 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