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諸子敘事與中國古代史傳文的成熟

王山青

摘 要：中國古代史傳文早在商周時代就已經出現，但是沒有實際的語錄記載，直到司馬遷創作了《史記》之后，中國古代史傳文記事才開始成熟。在這樣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戰國諸子起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無論是在人物的刻畫、敘事結構的安排、還有敘事精神，這些都對漢代司馬遷《史記》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戰國諸子；敘事；中國古代；史傳文；《史記》

在先秦典籍《尚書》《禮記》等書中就有對中國古代史傳文的記載，但是直到司馬遷創作了《史記》之后才進入了中國古代史傳文記載的成熟階段。在中國古代史傳文記載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有許多因素都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我們在尋找這些因素時，可能重點都會放在司馬遷的家世與個人才能上面，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戰國諸子敘事所帶來的重要作用。

一、以特定人物為核心的敘事結構

《史記》從編撰結構看，是以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個部分組成的，其中列傳的比例是最大的，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對后人的影響深遠。后面出現的家傳、祭文、碑文等的敘事手法都源自《史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列傳是作為成熟的史傳文的代表。這種史傳文的寫作是取材于特定的歷史人物，依照時間的秩序來組成一個整體，并且展現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人物性格。但是這種敘事手法在戰國諸子的著作里的運用是非常普遍的。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已經熟讀戰國諸子的各類著作，且他的生活年代相距戰國時期并不久遠，因此，《史記》的創作必然是受到了諸子百家敘事實踐的影響。

自孔子逝世到秦統一以及中間歷經的韓非子時代，都是戰國時代，而在戰國前后期諸子在敘事的手法上存在很大的區別，《論語》《孟子》以記錄師門言行為主，《晏子春秋》《管子》以記錄賢人事跡為主，《韓非子》《荀子》以個人獨創為主等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諸子著作。其中師門言行記錄對司馬遷列傳的創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大多數篇章都是以特定的歷史人物進行敘事的，敘寫手法很類似，以核心人物作為寫作中心，例如《論語》以孔子作為核心，《晏子春秋》以晏子為核心。不過，由于作者對于敘事材料的選取不同，敘事者和敘述對象之間的身份差異，導致這兩種史傳文的著作的影響是不相同的。

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論語》是夫子卒后，由孔門弟子所記載的，這與當時的授問教學有關，因為在當時弟子們都是把夫子作為學習的榜樣，然后對夫子所教導的內容進行重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司馬遷對孔子及其弟子作傳時，都是以《論語》中所記載的內容作為依據的，與《論語》是孔門弟子編纂所處的角度和位置都是不相同的。這類師門記，在戰國諸子學派中出現過很多，但是在發展中又存在著變化。以《孟子》為例，《史記》上記載這本書是由孟子在晚年與其弟子共同編纂而成的。但是以現在的考究對于孟子是否真正地參與了《孟子》的編纂存在爭議?！肚f子》《韓非子》大多數的篇章是莊、韓兩人的獨創，而孟子處在諸子自著風氣之初，難免會受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響，但是孟子的生存年代略同莊周，因此，孟子親自參加《孟子》一書的編纂也是有可能的。通過弟子來對自己生平進行詞，從《論語》到《孟子》的演變可以看到，諸子越來越偏向于自著新書從而使師門記開始慢慢走向衰落。如《莊子》一書除莊周獨作之外，還有一些莊周后學所寫，所記錄的并不是莊周的言行，而是以論文的形式來發揚莊周的思想，這與之前孔子弟子注重對孔子言行的記錄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以《論語》作為開創先鋒的師門記雖然受到戰國諸子自行著書立說的風氣的影響，但是也并未因此而完全沒落。如《晏子春秋》并豐晏子的弟子所作，而是晏子去世百年之后由晏子的仰慕者廣泛搜集材料編纂而成的，與《論語》《孟子》相比這類著作相對于師門記更加自由。

當以《論語》《孟子》為代表的師門記轉變到以《晏子春秋》為代表的記古類諸子敘事時，在敘事方式上無疑是一種突破?！蛾套哟呵铩穯为氝M行爭辯是毫無意義的，只有把《晏子春秋》與戰國諸子敘事聯系到一起來看整個中國古代史的發展演變，才能對其有本質的認識。當《晏子春秋》在戰國時期的大量出現，無疑促使司馬遷將特定的歷史人物來作為自己的寫作核心，以核心人物的成長次序來進行編排，從而使列傳體史傳文開始誕生。

二、多元化的敘事人物

戰國諸子在敘事時有很多種類型，不同類型的諸子敘事所表現出來的側重點不同，如《論語》《孟子》是以學派宗師以及其優秀弟子為表現對象，而《晏子春秋》《管子》則是以歷史人物作為主要表現對象。每類諸子在敘事時都會因為學派的不同所寫作出來的多元化因素也是不同的，呈現出色彩斑斕的局面。師門記中各學者所屬的學派不同，敘寫的對象也是不相同的，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主張以及所處的背景都是不相同的，而這些都是敘述的核心。在戰國時期，有許多的諸子學派，而諸子學派中的代表人物則成為了敘述的重點。戰國時期不穩定的局面，每個諸子所代表的社會群體以及思想報復都是相當復雜的，因此在客觀上，諸子敘事延及到當時社會中的各階級的人物，如《論語》中童子、荷蓧老人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存在于諸子敘事的實踐中。這就代表著上層人物并不是唯一的敘事對象，各社會階層的代表的人物才能在整體上體現一個時代的特征。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戰國諸子在敘事時將人物的范圍擴大，將人物的特征和事跡變得多元化，敘述者與敘寫對象的差異使其在進行人物特征的描述時手法細膩。如《論語》，基本上采用的是實錄，重在記錄夫子與弟子之間授學的情景，與周王朝記錄上層人士存在很大的不同，將嚴肅和厚重的氣息褪去了，用親切、隨和的氛圍代替。如《晏子春秋》中多次敘述了晏子具有戲劇性的言談舉止，有些甚至是在非常莊重的場合也出現過這樣的行為。因此，以戰國諸子敘事的整體看，在敘事手法上向生動細膩的方向靠近，這一點代表著中國古代史傳文走向成熟。戰國出現的《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三部史傳為例，它們在對人物進行刻畫時，以小見大，能夠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這種寫作手法很明顯地受到了戰國諸子的影響，按照傳統的說法，《左傳》《國語》與孔子的弟子之間有莫大的關聯。

戰國諸子敘事人物范圍的擴大，以及以細膩的寫作手法來表現，這樣的兩個特點對于中國古代史傳文有著積極的影響。

三、總結

綜上所述，戰國諸子敘事的演變為中國古代史傳文走向成熟起到了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主要表現在：其一，戰國諸子以特定的人物作為核心直接啟發了司馬遷在對《史記》創作是以單篇傳記來記錄歷史人物；其二，戰國諸子后期所形成的生動細膩手法的敘事特征對于《史記》中人物的刻畫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三，戰國諸子重義理的精神對后世史家所帶來的深刻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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