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信息獲取及其制約因素的實證研究

甘宇+趙駒

〔摘要〕受信息獲取能力制約，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與其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密切相關。使用954個農民工樣本分析發現，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顯著正向影響著其選擇網絡渠道獲得信息，而收入水平和年齡變量均對農民工群體的獲取信息渠道的選擇產生顯著影響。要實現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的轉換，必須提高農民工獲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對有需求的農民工給予適當的信息技術設備使用培訓和指導；同時，提高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解決農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引致的其網絡渠道應用能力不足的問題。

〔關鍵詞〕農民工；信息獲??；制約因素；教育程度；信息獲??；實證研究

〔Abstract〕Restricted by information obtaining capability，migrant workers access to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education level.Through analyzing 954 migrant worker samples，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se workers education level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ir network channels to cultural information，and their income level and age variabl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choices to information channels.To achieve the conversion of migrant workers values and sense of identity，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acilitate their access to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train them how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ices.Meanwhile，increasing the educational founding in rural area is also a good way to improve migrant workers capability of using network channel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education level；information channels；empirical research

1文獻回顧

在社會人的現實福利需求當中，信息需求占著非常重要位置。在信息時代，信息作為人類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重要資源，具有著獨特的社會價值。信息資源與物質資源一樣，其占有的差異與社會貧富差距密切相關。但石德萬等學者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在信息獲取上對信息弱勢群體幾乎沒有影響，他們的信息獲取行為主要受自身經濟狀況影響[2]。在所有的信息獲取渠道中，人際交流渠道和大眾媒體渠道是低收入者最為偏好的渠道，具體而言，電視的利用率最高（何蘭滿，2014）[3]，獲取的信息大部分是休閑娛樂、時事等談資[4]。格林伯格等也通過在克里夫蘭市的調查，發現低收入群體在信息獲取上，更傾向于選擇通過電視渠道獲得，對于報紙和雜志選擇較少[5]。查特曼（1990）[6]則對低收入女工的信息獲取渠道進行了調查，發現被調查者較多利用紙媒渠道獲取信息，這與格林伯格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出入，其歸結出現差異的原因在于女工樣本受教育程度較高。

受教育程度對低收入群體獲取信息有著關鍵的影響。約翰遜（2011）就利用社會資本理論和社會網絡分析法討論了言談渠道的信息源，發現貧困人群主要通過生活圈子里的強鏈接來獲取信息，當有價值更高的信息需求時，他們會突破自身所在的人際關系網，向占有更多信息資源的高學歷者尋求幫助。這與薩佛雷連（1995）[8]的結論基本一致，他認為文化水平影響著同階層群體生活方式，處于同一個社會階層的人必然有相似的信息搜尋渠道。

在信息發布的渠道選擇中，政府和其他機構日漸青睞網絡渠道。但耶格和湯普森利用信息貧困和規范行為理論分析不使用網絡渠道獲取信息的群體，發現低收入群體不知道使用網絡渠道如何獲取有效的信息[9]，國內的何蘭滿，肖永英（2013）亦通過調查獲得類似結論[0]。畢謝普等（1999）學者認為，雖然大部分低收入者仍然依賴言談渠道獲取信息，但為了獲取更多信息資源，他們也渴望擁有計算機并接受相應的培訓學習計算機技能]。

農民工是我國典型的低收入群體，同時他們還是我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主體。因此，在討論他們的信息獲取行為時，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能力的考量外，他們自身受教育水平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2]，它不單導致低收入群體出現收入差異的產生，同時也在影響著他們對信息獲取渠道的選用。

數據解釋

2014年7月、8月，課題調研組將我國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4個一線城市和重慶、武漢、西安、濟南等區域中心城市以及東莞和江蘇昆山兩個主要農民工流入地作為樣本城市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實踐調查，進而獲得相關數據。對于調研區域樣本的選擇主要有兩個依據：首先，以上直轄市和區域重要城市是區域經濟中心；其次，根據客觀實際，廣東省的3個城市和江蘇省昆山市是我國農民工的主要流入地，選擇其作抽樣調查，可以確保樣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3]。在調查以上地區的農民工時，已經將完成戶籍遷移的進城務工人員排除在外。

我們在調查設計中將包括東、西、中在內的3個區域依照等額的比例進行樣本分配，這主要是為了確保樣本能夠對國內的這3個區域都具有其代表性。為了使樣本的區域選擇的代表性精確度達到盡可能高的標準，盡量減小誤差，避免由于三大區域間的地區差異和各地之間的農民工數量差異引致的誤差，同時，由于珠三角區域、長三角區域是傳統的農民工群體打工流入的主要代表區域，所以在抽樣完成后，我們對上述兩個重要區域進行了適當的補充抽樣。在調查中，我們主要以入戶調查的方式來采集信息。樣本地區中各市轄區上一年度常住人口規模是我們進行抽樣的主要依據。將樣本抽出后，再按照其人均GDP作降序排列。在此基礎上，繼續在各樣本區域內將所有居委會按照非戶籍（外來）人口比例進行降序排列，從而確定最終的抽樣框列表，根據上述抽樣方式，我們采取地圖選址法來建立末端抽樣框。在其末端抽樣框所在的居委會所在地，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按照等距抽樣的要求，我們抽取規模一致的樣本戶地址。對于同一個地址但存在多戶的情況，我們也在抽樣的過程中盡可能處理妥當。在整個調查環節，一共發放2 000份問卷，收回1 696份，回收率為848%。在剔出關鍵變量缺失的問卷后，實際采用的問卷數量為954份。

在問卷設計過程中，采納了人口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的意見，并進行了試測，隨之進行局部微小調整和修改，進而提高問卷的效度和信度。在試測中，問卷的信度系數Cronbachs Alpha為0823，正式測試的問卷信度系數Cronbachs Alpha為0876。正式問卷的KMO統計量為0843，巴特利特球度檢驗近似卡方值為6 631528，均在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在建模中為了排除這些因素的交叉影響，本文對因變量與自變量采取了必要的方式進行賦值或處理。

被解釋變量

此次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樣本獲取信息渠道。為了讓受訪者更明確問題的指向，我們在問卷中使用“目前您主要通過哪些渠道獲得信息的？”選項來獲得受訪者獲取信息渠道的信息。為了更真實、更完整地獲得農民工獲取信息獲取渠道的傾向，我們對選項設置為開放式選項，即受訪者可以根據自己實際情況進行多項選擇。為了分析時更加簡便，也為了能夠準確計算影響因素xj對因變量y的變化效應，我們對樣本數據結果進行了適當處理，使之滿足因變量y為多元變量的條件。被解釋變量中，網絡渠道包括使用電腦和手機等方式獲取信息，廣播電視渠道包括使用收音機和電視等方式獲取信息。紙媒渠道包含書籍、雜志、報紙等渠道，言談渠道則包括一般意義上通過人際關系網絡的方式獲取信息。

受教育程度變量

在本研究中，受教育程度是主要解釋變量。信息獲取行為受教育影響較大，其中，能否正常認知字詞就是獲取信息的前提[4]。農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自然導致其形成的信息獲取能力的差異，信息獲取的渠道自然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農民工在信息獲取渠道的可得性，比如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工在網絡渠道的應用上受到限制的可能性較大，同理，其在使用紙媒渠道獲取信息時，也受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制約；相應地，在利用廣播電視渠道和言談渠道獲取信息時，由于信息獲取比較簡便、直接，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引致的差異則較小。另外一方面，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異，使得他們在獲取具體信息內容和對象上的有著很大的區別。要獲取信息，其前提是有必要的知識儲備和具備相應的運用能力，信息獲取能力與知識能力水平成有正相關關系。人們的知識儲備及其運用能力則又與其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密切相關[5]。

農民工個人稟賦

農民工樣本個人稟賦方面可以通過以下這幾個方面來衡量：工作身份、每周工作時數、月收入水平等3個變量。

農民工的工作身份充分反映其在務工單位中所扮演的角色。農民工工作身份位階越高，可利用并且有能力利用的信息獲取渠道越多，同時其需要獲取的信息可能越豐富。我們按照農民工工作時的身份對其進行階梯式賦值，普通工人=1，技術工人=2，初級管理者=3，中級管理者=4，高級管理者=5。

每周工作時數可以反映農民工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的多寡，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受工作時間的影響。工作時長較短的農民工，獲取信息以及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就會越大。相應地，其也有更充裕的時間去學習使用不同的渠道獲取信息。為了對比上的方便，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將調查對象反饋的日工作時數與周工作日數的乘積作為“每周工作小時數”的變量內容。

月收入水平不單只反映出農民工可以支配的資源的多寡，同樣也可以反映出其對信息的需求上的豐富程度。信息需求的滿足進而又激發了信息獲取渠道的多樣化運用。低收入者與普通人相比會更多的利用電視，這是由電視的特性決定的，對于前者而言，電視在其大眾媒體環境中占據相當比重的地位。低收入者與普通人一樣基本都擁有至少一臺電視機，但對于后者來說，除了電視機，他們還擁有其余的獲得信息的更多類別的多樣化渠道。

4農民工個人特征

農民工樣本個人特征方面則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考察：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等4個變量。

年齡對于信息獲取的行為而言，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隨著生活閱歷、網絡知識和信息搜尋技能的不斷提高，農民工在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時，可能更加傾向于使用較為復雜的策略。比如新生代農民工，基于自身素質提高和子女教育的需要，可能更多關注教育信息的獲取，也可能更多地使用網絡渠道來獲取信息；而老一代農民工則關注醫療、養生等方面的信息，在渠道的選擇上也更多地使用廣播電視渠道和言談渠道。

考慮到一些人口統計學變量可能會影響到農民工群體選擇獲取信息渠道。比如，男性農民工和女性農民工之間對文化的真實價值及其對獲取技術的感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從而導致他們所采取的信息搜尋策略同樣也存在相異之處。是否有生活伴侶，在信息的內容上需求可能不一樣，從而引致獲取渠道上產生差異。為了了解婚姻狀況對利用信息獲取渠道的影響差異，本研究對調查對象的婚姻狀況進行了適當的處理，以便使其更清晰地呈現我們所需要的狀態。在數據過程處理中，“單身”這一定義里包含著離異、喪偶、以及未婚，而“非單身”選項則包括初婚和再婚兩種情況。此外，宗教與文化息息相關，信仰宗教對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是否有影響，尚有待檢驗。

3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

由于農民工樣本的信息獲取渠道選擇為多值選擇，在進行統計時，在保證數據保持原始信息的前提下，我們對其進行了適當處理，采用擴大虛擬樣本量的方式，即當某個調查對象作出多于一項的選擇時，我們以其所選選項為基準，將其數據信息進行相應數量的疊加統計，從而實現其選項間相互獨立。本研究選用了Mlogit（Multinomial Logit Model）回歸法來討論自變量與農民工選擇信息獲得渠道之間的關系。

假設效用函數的誤差項是獨立分布的，農民工樣本i選擇信息獲取渠道k的概率logit（yi=k）可以表示為：

我們通過對模型的驗證來檢驗上述討論結果的可信性?；凇盁o關選擇的獨立性”這個假設，為了保證模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我們通過Hausman-McFadden檢驗對模型進行了驗證。通過觀察可以得出，所有Hausman-McFadden檢驗統計量的p值幾乎全部接近1這個臨界值，這也即意味著檢驗可以接受原假設，另外也說明了我們采用Mlogit模型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變量向量、個人稟賦變量向量、個人特征變量向量影響農民工選擇信息獲取渠道的分析是可行的。

我們選用Mlogit模型控制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變量向量、個人稟賦變量向量、個人特征變量向量等三部分的影響，將“網絡渠道”選項作為本研究的對照組，分析了樣本中的農民工選擇信息獲取渠道的影響因素。表則是采用Mlogit模型對農民工樣本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進行參數估計的結果。在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中，不僅報告了回歸系數，另外還報告了“相對風險比率”（Relative Risk Ratios，簡記為RRR，即回歸系數的指數）。從表中，我們可以發現：

（1）文化水平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民工選擇廣播電視渠道、言語渠道和紙媒渠道的影響全部為負，且在前兩個渠道中影響顯著。這與我們先前的假設一致。即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民工借助網絡渠道獲取信息的概率更高。而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工，則由于自身條件制約，更多地選擇通過除了網絡渠道之外的其他幾個文化門檻要求較低、可得性更易的渠道獲取信息。

（）月收入水平對收入較高的農民工選擇言談渠道獲取信息的影響為負，在5%的顯著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在網絡渠道和言談渠道的比較中，收入高的農民工更依賴網絡渠道獲得信息。從網絡渠道獲取信息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支持，不單只在開始使用時購買電腦等相關硬件需要一筆開支，并且當他們使用的時候會支付等額的網絡使用費用和更新費用，如果設備出現問題，還需要支付相關的維修費用。依照施拉姆的受眾選擇媒體的著名公式來看：“選擇的或然性=報償的保證/費力的程度”，根據這方面來分析，處于低收入水平的農民工群體可能更傾向于接觸文化水平和技術門檻要求較低的廣播電視、紙媒和言談渠道。正如赫斯伯格指出的那樣，信息技術的缺乏對低收入者的信息獲取行為影響并不大，網絡對他們來說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6]。意味著研究假設成立，也即收入水平高的農民工，對獲取信息的渠道的選擇更加自由。雖然使用網絡渠道較之言談渠道需要付費，但在網絡渠道中，信息更豐富、直接和便利，使得收入較高的農民工更愿意使用電腦或手機等方式來搜尋自己所需的信息。

（3）年齡變量在回歸中均對3個參照渠道影響為正，且均在10%的顯著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年紀越大的農民工，相對于網絡渠道，他們更傾向于從廣播電視、紙媒和言談渠道中獲得信息。這與何蘭滿等的研究結論一致，他們認為，對于各個年齡段的低收入群體而言，更多地通過電視渠道獲得信息。更進一步，低收入者年齡越大，對電視的依賴性越強，網絡渠道則基本呈現年紀越大使用比率越小的趨勢。

4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顯著正向影響著其使用網絡渠道獲得信息。究其原因，首先是受網絡渠道有一定的使用門檻，它要求使用者具備相應的技能，而這種技能的獲得依賴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水平。第二，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與其自身人力資本的形成有著必然的聯系，并且影響著他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高的農民工對信息獲取渠道的選擇余地更大。結合圓周生活理論，言談渠道更多是從自身的生活的范圍去尋求信息，而網絡渠道則可以突破這一約束，極大可能地延展了使用者的信息搜尋范圍。因此，從增加個人效用的角度出發，在具備可獲得性的前提下，相對于言談渠道，網絡渠道對高收入的農民工吸引力更大。第三，受我國農村地區教育發展水平制約，年長的農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較低，同時基于其自身生活習慣和信息搜尋經驗，他們使用網絡渠道的概率較低，而是傾向熟悉的信息源，更多地是從廣播電視、紙媒和言談渠道中獲得信息。

上述的結論使我們受到一定的啟發，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的主要制度性障礙，特別反映在信息獲取上，農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的差距非常大。以新信息通信技術為媒介的信息渠道以及由此構成的新的信息獲取網絡，能否為農民工突破制度障礙實現城市融入給予幫助呢？

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指的是他們不單只生產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社會，更多的是社會心理與價值觀念上的融入，并對自己新的社會身份認同的過程和狀態。從這個角度而言，農民工進入城市并不是簡單的生產、生活空間的轉移，更重要的是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的轉換。城市公共信息的無障礙獲得，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過程中，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實現轉換的一個重要條件。

言談渠道、紙媒渠道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興盛的廣播電視渠道，是較長時期以來人們獲得信息重要的載體和工具。隨著新的信息通信技術的興起，網絡渠道大大拓展和延伸了信息傳統獲取渠道的功能和作用，在速度和便利程度上都有了極大的突破。

要實現農民工群體信息來源的多樣化，必須提高農民工獲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從而實現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的轉換。首先，需要完善農民工聚焦地廠區、活動區的網絡傳播基礎設施建設，降低網絡渠道使用的固定成本和使用資費，探索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分擔農民工信息獲取成本的分攤機制和模式。其次，農民工流入地政府應通過政府采購，對有需求的農民工給予適當的信息技術設備使用培訓和指導，從而解決部分農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引致的網絡渠道應用能力不足的問題。最后，要推進中國的城鄉一體化建設，提高農民工現代信息技術應用能力，關鍵還需要優化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政策，側重提高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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