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困族群的消費文化看精準扶貧的實施策略

劉輝武+吳曉萍

【摘 要】A村苗寨苗族作為特困族群總體上遵循節儉主義的消費倫理，消費欲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張力較少，化解消費風險的途徑是依賴政府，但年輕人群消費的競爭與攀比心理日益顯現。A村苗寨苗族的消費文化受到物質短缺和國家福利供給及外部消費主義文化等多方影響。其對于精準扶貧的政策含義在于扶貧措施在保留一定現金支付的福利保障的基礎上應著眼于為貧困人群通過資產建設與能力提升創造發展機會，同時這個過程中應考慮貧困族群成員的競爭心理給予應有的內部激勵。

【關鍵詞】苗族；消費文化；精準扶貧

【中圖分類號】 C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5 - 0106 - 005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市場機制與國家反貧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貧困群體脫離貧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時期，在民族地區我們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數民族居民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態。目前，為了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國家實施精準扶貧戰略，這些特殊困難群體是扶貧戰略中的重點與難點。對于在外界看來這些非常貧困的少數民族同胞他們是如何生活的，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貧困？他們有著一種怎樣的消費文化？他們的消費方式和消費心理跟外界有何不同？在物質日益富足的時代，消費主義開始侵蝕中國社會的時候，他們的消費欲望與滿足欲望的資源之間存在怎樣的張力？他們的消費文化產生的機制是什么（市場機制與政府政策分別起到了什么作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無疑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少數民族貧困的理解，對于構建針對特困族群精準扶貧的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在對少數民族的消費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很少有針對少數民族特困群體的研究，尤其是很少從反貧困的角度去進行研究。其中只有極少量的研究成果談到少數民族困難群體的消費文化與反貧困的聯系。方勁對云南的一個苗族社區進行研究發現，苗族同胞由于歷史上處在不斷遷移的生活中，定居生活的時間很晚，因而形成了一種不事積累的消費方式，今朝有酒今朝醉，這對他們擺脫貧困非常不利。 [1 ]另有研究者談到少數民族由于人口的遷移以及市場化的作用，他們的生計方式發生了變化，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變遷，他們比過去面臨更大的消費風險。 [2 ]

本文擬對G省一個極端貧困的少數民族村寨A村苗寨進行個案研究，從反貧困視角去探討其消費文化，以圖更好的理解這些貧困族群的貧困以及提高針對他們的精準扶貧行動的效果。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費文化及其形成機制

（一）A村苗寨苗族的生產與生活

A村苗寨位于G省A市A村。生活在這里的苗族同胞因為長期沒有戶籍（直到2011年才被戶籍管理部門注意到而得以上戶口），生活極端貧困。A村苗寨苗族居民是從三十年前開始，陸續從G省其他地方因為逃荒或其他原因遷徙而來，目前共有16戶人家，89口人，都是苗族，屬于大花苗。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稱該村為A村苗寨。A村苗寨居民在此地繁衍生息，最多的已至第四代。A村苗寨坐落在一片石山上，植被稀少，土地貧瘠，自然條件惡劣。

A村苗寨苗族族群的生產生活可由上戶口為節點分為兩個差異明顯的階段。A村苗寨居民在2011年5月上了戶口，結束了漫長的沒有戶口、沒有正式居民身份的生活。在上戶口之前，A村苗寨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租種鄰村居民的土地（他們自己沒有土地，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土地聯產承包制，A村苗寨居民由于在所在地沒有戶籍沒有分到土地）、給附近居民打零工以及挖山藥等。此外也自己開荒地，種玉米與蔬菜，但是荒地貧瘠，產出有限，到20世紀90年代，鄰村因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增多，需要出租的土地增加以后，A村苗寨居民種自己荒地的就更少了。這一階段，A村苗寨居民的生活處在溫飽線以下，只能吃玉米粥等食物，衣服也極其簡單，僅能蔽體。

2010年，該村一村民外出發生交通事故，在處理交通事故過程中，得到了所在村委會的幫助。A村苗寨居民意識到加強與外界聯系的重要性，村寨中管事的人開始與所在行政村的村委會加強聯系，并在村委會領導的幫助下向政府反映居民一直沒有戶口的問題。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幾次來調查，最后在2011年5月正式做了戶口登記。在上戶口之后，政府對居民采取了多方面的幫扶措施。政府給村民建了房子，每戶一棟，房子為兩層樓房，總面積100多平方米，基本能滿足村民居住需要。政府也給全體居民發放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額度略有差異，主要依據收入狀況以及計劃生育的狀況。違反計劃生育比較嚴重的農戶，最低生活保障的數量要少一些。最低生活保障的發放并不完全依據收入水平，因為村民的收入其實難以真正量化，主要是依據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打工的職業情況等。與此同時，政府也為每戶安排相應單位對口扶貧，如交通部門負責修路，水利部門幫助解決飲水問題以及其他部門實施相應的幫扶措施。上戶口以及在政府的幫扶下居民的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居民除了原來的生計方式以外，外出打工的增加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逢年過節提供的油、糧等物資大大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村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并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費文化

A村苗寨苗族長期處在極端貧困的狀態，只是在最近才在政府的幫扶下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樣一個特困族群有著怎樣的消費文化？筆者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3次在A村苗寨調研，通過非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及消費情況，發現這一苗族族群有著自己的消費文化或消費倫理。

1.A村苗寨居民的節儉型消費倫理。A村苗寨居民生計屬于生存型經濟模式，他們以種地、山上挖藥草、家畜養殖等為主要生計來源。由于沒有田地，主要租種周圍村寨的耕地，付出一定租金之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成，種地難以解決溫飽。在養殖業方面，居民的養殖技術和資本有限，只有少量養殖，效益較低。近幾年，政府發給他們每戶一百只小雞，由他們飼養，政府提供飼料，雞下蛋后由政府來購買。目前小雞死亡率高，政府也未能及時收購雞蛋，養雞還沒有產生效益。另外，村里年輕人也外出打工，打工所得成為收入的一個重要補充。更為重要的是整個村寨都被政府納入了低保范疇，所有居民享受政府低保，這成為居民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在這個生存型經濟模式上，居民的消費基本是節儉型的，以溫飽為目標，基本沒有享樂型消費。居民的消費集中在吃飯、穿衣等滿足基本需要的層次。村里老年人許多穿傳統的苗族服裝，這些衣服很多是自己縫制的，也有在市場上買的，成本很低。年紀較輕的村民尤其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則穿的是外邊流行的款式，但是屬于比較便宜的衣服。年紀較大的村民穿的是集市地攤上買的解放鞋之類比較便宜的鞋子，年輕人要稍微講究一些，穿便宜的運動鞋或廉價的皮鞋。在吃方面，以前主要吃玉米粥，現在吃上了米飯，菜主要是自家種的蔬菜，偶爾上集市買肉。平常吃肉較少，主要是來了客人或節日才有大魚大肉，居民非常好客，客人來了，一般要盛情款待。一般居民家里基本沒有多少值錢的電器，沒有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只有一戶居民家里有臺洗衣機，但是平時主要用來放東西，沒有用來洗衣服，因為洗衣機比較耗電耗水，而水電都需要用錢買。一般家庭有電視機，都是比較老式的那種，是居民主要的娛樂工具。居民家里的電器大多是政府或社會愛心人士贈送的。村民到鎮里主要是走路，有個別家庭有摩托車。村民閑時主要看電視、聊天或趕場的時候逛逛集市。節慶、婚俗非常簡單，一般沒有復雜的儀式，在比較大的節日比如過年時有跳蘆笙舞的習慣。有部分村民信仰基督教，圣誕節時會穿上民族服裝去鎮里做禮拜。這些活動所需貨幣支出都不多。另外，村民尤其是年紀較大的中老年人沒有往銀行存錢的習慣，偶有余錢則以現金的方式存在家里。實際上在很長時間里，村民沒有閑錢，無需到銀行存錢，而且以往基本與外界隔絕，自足自給，沒有現代理財意識，沒有與銀行打交道的習慣，也不熟悉其中復雜的程序與規則。

2.A村苗寨村寨年輕人的消費競爭?！艾F在比以前好多了，有房子?。ㄕ畮徒ǖ模?，也都能吃飽飯了”。A村苗寨居民跟以前比較生活要好很多，主要在于政府福利供給不斷增加，顯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時市場機制也在發揮作用，原來居民只能種山上的荒地，現在租種周圍村寨居民外出打工留下的土地而提高了收入。如果不是有意外支出，比如突然的傷病使其承受難以負擔的醫療費用，居民大體能應付以及滿意眼下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來說，居民的消費欲望與擁有資源之間只有很少的張力。村民對生活狀況的較高滿意度來自于與以前生活的比較，與原來相比，居民生活的條件顯然有了顯著提高。村民對于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飽飯，有遮風擋雨的房子就行了，這也是村民生活滿意度高的原因。這表明外部世界的消費文化還沒有對村民產生顯著影響。但是在年輕人當中，情形在悄悄發生變化。隨著外出打工增多，而且因為有了戶口、有了正式的身份得以逐漸融入所在地域社會，村民尤其是年輕村民跟外界接觸增多，消費方面也開始橫向比較。這種橫向比較帶來了缺乏感，“缺錢”的感覺逐漸強烈起來。在問到遇到困難找誰幫忙時，諸多居民選擇親戚與政府幫忙。選擇親戚符合中國人“差序格局”人際交往的準則。而選擇政府則說明了A村苗寨居民對于政府福利的依賴。政府給每人提供低保，低保成為他們重要的收入來源，政府修路、改善飲水條件等幫扶措施對改善他們生產生活條件起了關鍵作用。

（三）A村苗寨苗族消費文化的形成機制

基本需求滿足的動力當然來源于生理需要。但是消費除了滿足需要外還有認同的功能，“人們的認同和人們的消費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費的東西和采取的消費方式，另一方面，面對商品世界，我消費什么和怎樣消費，是由我對我們是誰的看法所決定的?？梢?，人們從事消費，實質上不過是創造、維持或支持自己的認同?！盵3 ]A村苗寨居民秉持節儉型消費主要源于物質短缺。而政府提供的最低保障是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從認同的角度來說他們的消費方式要符合貧困者的要求，所以他們要把日常消費盡量地放低，否則就不符合一個貧困者的身份，會遭到周圍人的否定。但是任何一個群體都是分層的，A村苗寨居民也不例外。消費也是分層的一個標準。在比較發達的其他地區的農民，人們努力賺錢要修建房子，房子的有與無、檔次的高與低成為在社區中獲取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手段。貧困族群消費行為總體上服從窮人的標準，但在其內部是否存在某種競爭的機制呢？通過這種競爭把自己與別人區別開來，或者混得較好的與混得不好的區分開來。A村苗寨年紀較大的居民中我們很難看到消費上的攀比。長期的赤貧使節儉主義的倫理深入骨髓，他們以滿足基本需求為限度，絕少有享樂型消費。一方面是因為主要的收入來自政府的保障，因此消費能力無從體現個人素質的優越，消費競爭沒有意義；另一方面是擁有的物質資源提供給炫耀性消費的機會不多。但是在年輕人群中，消費中競爭或示范效應還是存在的。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都購買手機等用品，“都要買貴的，便宜的不喜歡”，手機檔次的高低體現了在外頭混得是否有出息。年輕人在穿衣方面也開始受到外面時尚文化的影響，也有了土氣和時髦的區分。這種競爭一方面給年輕人帶來動力要想辦法去打工掙錢，另一方面也帶給他們心理焦慮。

A村苗寨苗族消費文化的形成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長期的物資短缺形成了他們節儉的消費倫理。在這一點跟以往一些研究結論不同，比如有學者研究云南一些少數民族的消費狀況發現這些少數民族不事積累，有錢就進行享樂主義消費，用光了再想辦法。[1 ] A村苗寨苗族包括那些條件稍好的家庭享樂型消費也受到抑制。另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影響到居民的消費心理，因為都屬于政府保障的“窮人”，消費方面的認同機制不能發揮作用（群體內部中消費的區分功能不能體現）。A村苗寨苗族每人都享受最低保障，包括其中收入高于保障線的家庭，對A村苗寨苗族族群來說最低生活保障已成為他們的一份固定收入。而年輕人中的消費攀比心理來自于媒體的示范作用和人口流動中對外部文化的接受，同時也是消費的認同機制作用的結果。外出打工是年輕人主要的生計方式，打工的過程也是文化融入的過程，外部消費主義文化對他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年輕人也更容易消除過去“饑餓”的記憶，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以后，社會性需要開始顯現，其中通過消費贏得“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A村苗寨苗族的消費文化對精準扶貧實施的啟示

A村苗寨苗族遵循節儉主義的消費倫理是源于長期的物質短缺，是經濟理性驅動的結果，因為不這樣，生活將難以為繼。這種節儉主義的消費倫理下貧困者對于物質的貧乏有很強的忍耐力，眼下的貧困對于他們并不至于難以忍受，也不會導致他們心理的失衡。對于生活的較低要求是這些貧困群體發展出的一種特有的抗逆力。這種抗逆力是這些貧困群體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隨著收入增長，這些貧困群體因為極節儉的消費而能積累一定的資產，并從資產積累中受益。著力于貧困群體的資產建設是反貧困的重要途徑，相比單純的物質幫助，對于貧困者的資產建設具有長期效應并使貧困者具備發展能力而最終擺脫貧窮 [4 ]。另外，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說，這些貧困群體并不會因為貧困而產生越軌行為，不會引致其他社會問題。但是，換個角度來看，節儉主義的消費倫理會不會導致反貧困的動力不足？比如貧困者的節儉主義產生所謂貧困文化，懶于進取，安于眼前的生活。以往很多反貧困的案例中表明貧困者動力不足是導致扶貧失敗的重要原因。畢竟窮人的發展必須依靠自身艱苦卓絕的努力，外界的幫助只能是輔助因素。許多批評者批評政府的一些扶貧政策對貧困群體的主體性重視不夠，不能調動起貧困者自身的積極性，是基于同一道理。因此，在反貧困的過程中如何既發揮貧困者的對貧困的忍耐能力而進行資產建設又能激發其進取精神值得思考。

A村苗寨苗族有限的消費需求與消費能力之間依然存在某種張力。他們日常生活中缺錢的感受隨著跟外界交往的增加而增加。他們已不能幸免地被納入商品經濟的潮流，消費風險不可避免。調查中了解到他們化解消費風險的途徑主要是依靠政府。原因在于巨大風險來臨時，這些貧困人群擁有的資源不足以去應對。同時也要看到長期的貧困容易使貧困者難以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而政府父愛主義的扶貧行動也可能助長貧困者的依賴心理。依賴政府畢竟不應是長久之計。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靠直接輸送資源扶貧是難以為繼的。因此，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時應該限定在滿足基本需要層面，即福利供給應是有限度的，以不至于產生福利依賴。同時應該更多地著眼于為貧困人群創造發展機會，讓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市場機制最終改變貧困面貌。其中，通過資產建設提高發展能力以及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是重要途徑。但是，在眼下，政府的福利供給還不可缺少，包括政府提供每個人的低保在他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這種滿足基本需要的現金支出，一方面是解決眼下生存困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進發展的需要，只有生存需要得到基本保障，才有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與精神力量。如以前居民很少外出打工，一是連外出的路費都沒有，二是年輕人的外出擔心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可能餓死，缺乏外出的勇氣。因此，應該在保留現有現金支出福利的情況下著眼于長遠發展，從資產建設和能力提升著手促進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

與此同時，A村苗寨苗族或多或少受到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之間消費示范效應和消費攀比心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扶貧政策常常把貧困人群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忽視了貧困人群之間的競爭心理。這種競爭心理并不因為特困族群的貧窮而完全消失，因為它源于人的普遍的社會性需要，消費競爭是其表現之一。因此在扶貧過程中，我們應該在他們之間采取某種激勵措施，回應這種競爭心理，激發他們的動力，而不是人為的拉平他們之間的差距，導致扶貧措施的激勵不足。

四、討 論

西部地區集中居住的少數民族特殊貧困人口已成為新時期反貧困的難點和重點。他們的貧困往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貧困，比如殘疾、年老喪失勞動能力或者自然災害導致的貧困。他們身體健康，而且勞動的意愿很強但依然深處貧困。喪失勞動能力者的貧困可能唯一的辦法是國家的福利供給，而這些具備勞動能力的貧困者卻應是扶貧的主要對象所在，讓他們最終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脫貧。西部地區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貧困人口的貧困有其歷史原因、社會原因和自然原因。A村苗寨苗族長期遷徙，現有居住地自然條件欠佳，缺乏發展所需資源，尤其是長期沒有戶口導致與世隔離加劇了他們的貧困。他們的社會發展程度和資源欠缺成為他們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針對他們的反貧困事業必定是艱難而漫長的。以往對于這些貧困人口的反貧困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在于缺少針對性的措施，都是基于政策決策者與實施者自己的立場去進行，因此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加強對貧困人口本身的研究對于反貧困尤其是當前的精準扶貧的實施是非常必要的。研究A村苗寨苗族的消費文化，能加深我們對于這些特殊貧困人群貧困的理解，也有助于構建針對性的精準扶貧措施。同時，A村苗寨苗族的個案研究也對其他人群的反貧困具有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 方勁.民族社區發展中的消費文化與新貧困[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2] 楊小柳.國家、地方市場與貧困地區的變遷——廣西凌云縣背隴瑤的個案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2（9）.

[3] 王寧.消費與認同——對消費社會學的一個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會學研究，2007（1）.

[4] （美）邁克爾.謝若登.資產與困難群體：一項新的美國福利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