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產學研演進態勢析論

李明敏

摘要：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對高等教育系統以及大學的戰略結構產生了巨大沖擊。高等教育的政治經濟特性日益凸顯，逐漸由強調公眾與集體利益的社會組織轉向以經濟目標為主和以市場為導向的行業。伴隨著政府角色的轉變、新管理主義的盛行以及學術資本主義的新興，知識研究的卓越、創新和與市場需求的相關性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大學的戰略管理和組織結構發生適應性變革。而作為高等教育核心和基礎的學術工作，也深受其影響，在學術自由、教師角色、學術生產力和學者身份四個方面呈現出新的變化和特征。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高等教育；制度環境；學術工作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74-06

引言

隨著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蔓延，全球化進程深刻地影響著高等教育，以時空壓縮的形式重塑著其傳統的角色和功能。盡管全球化是一種復雜而多維的現象，包括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但是在主張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支配之下，經濟全球化被視為塑造當代高等教育最具核心意義的力量。

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市場規模擴張、信息傳輸以及全球資金與技術的流通，挑戰著民族國家的基本結構及其治理公共機構的權力，進而深深地制約著高等教育的發展。由于民族國家支持公益事業的能力受到資本主義利益訴求的牽制而無力包攬傳統的社會福利，公共領域越來越多地與競爭力、效益、放松管制等字眼相聯系。[1]國家及政府被迫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開展了強調節源增效和加強問責的競爭型改革，并運用市場的概念、原則和做法對公共機構進行重整與再定位。[2]經濟與教育不可分割的特點使得高等教育成為改革的關鍵目標，高等教育管理理念逐漸與全球經濟秩序和自由市場中注重開放、效率和發揮資本功能的特點相一致。由此引發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運作模式，以期在全球舞臺上取得相當的競爭力和教育成就。隨著高等教育政策呈現出同一性和標準國際化的趨勢，企業管理模式逐漸成為基本的組織原則。企業型治理之所以被認為能夠應對全球經濟及教育服務競爭的挑戰，其邏輯選擇根植于三種影響深遠的假設：第一，企業從根本上比公共組織更有效，因為它們必須應對來自市場的壓力；第二，效率應成為所有組織的黃金準則，公共組織的管理基本上與企業管理相同；第三，將公共組織置于市場壓力下會促使它們表現得更像私營組織。

高等教育市場化行為增進了知識創生與市場訊息的鏈接，促使知識性質從以學科為重點的科學知識轉化為強調應用性和以效率、交易價值為評判準則的“復合知識”。產學研合作成為知識生產和評估過程的核心，高等教育的價值定位越來越倚重于知識加工和知識商品的銷售。

一、 高等教育制度環境的變遷

1.政府角色的轉變。作為對新自由主義的組織重組、全球化壓力的回應，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轉型逐漸成為國家改革高等教育的行為準則，加之面對高等教育需求不斷增長而政府資助能力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政府開始關注高等教育作為龐大的勞動力市場的涵義，[3]轉變了自身對高等教育的責任和調控方式，賦予大學在微觀管理和多元化資金來源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權。

培育高等教育的市場機制意味著政府一改以往處于壟斷地位的控制模式，從強制型管理和完全負責提供高等教育服務，過渡到宏觀規制、創建和服務市場運行、有限參與市場。而政府尤其是國家政策在發動和引導高等教育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新的認識。政府開始放棄作為提供金融支持的唯一手段，通過法律塑造著高等教育收入形式的變化；允許大學保留政府支助的知識產權，認同大學及教師對研究成果與教學專利擁有自己的法律權利，從而搭建大學和企業之間的專利合作和許可協議的道路；運用專項撥款和其他形式的資助促進學術研究的資本化，結合大學專業實驗室、高科技公司和當地企業創建經濟活動的繁榮“集群”；鼓勵大學和行業開展合作伙伴關系和技術轉移，直接支持大學和公司在前沿領域的合作等。這些措施旨在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強化大學與企業的聯合發展，為知識創新提供基礎設施和提升新技術的研發能力。

然而，盡管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和大學之間的控制關系，促使大學獲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間和分散治理的權力，但矛盾的是，市場化與產業化也加強了政府的集中管制與監控。作為宏觀教育的規劃者和設計者，政府在高等教育戰略決策中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這種重要性源于公眾對政府干預“市場失靈”和維護教育發展的信心。作為公共部門的管理者，政府能夠以提供教育、研究和服務補貼的方式，對公共成本和收益進行再次分配；通過頒發文憑和質量評估監管大學的活動能力，使之服務于更廣泛的國家計劃；借助財政杠桿（資助與供給）和法律制度，促進教育機會公平、勞動力培訓和經濟發展。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場活動必然是在政府引導的宏觀制度環境下、對教育領域有限介入中進行的。

2.新管理主義的滲透。由于高等教育被認為能夠受益于市場導向和競爭力，企業和私營組織成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為了提升大學企業化管理技術、保障大學對資金投入的妥善使用和下放更多的自主權，新管理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被自上而下地推進。

新管理主義的核心涵義是將私營機構的組織方式、經營理念、技術等運用于高等教育管理之中，并形成整體規劃、績效評估、成本控制、質量保障等一套完善的保障機制。[4]新管理主義變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通過掌控制定評價標準的權力和采取績效問責，遠程“遙控”大學的組織運作，確保其尊重公共政策和宏觀規劃，重新擁抱市場原則和競爭主義，從而激發大學改善運作效率和提升質量，進而形成透明、高效、自主管理的組織文化。在新管理主義下，大學的組織管理更加強調市場規則和注重教育服務作為“準公共產品”甚至是“私人產品”的經濟特性。不少學者指出，現代大學越來越接近于在市場中激烈競爭的公司。大學之間不僅試圖獲得最好的學生，也必須爭奪其他資源，包括教師、研究經費、政府支助和社會捐贈。因此，通過提供最好的或最合適的課程與學術服務適應社會知識結構和滿足直接消費者（如學生、政府）和間接消費者（如家長、企業）需求成為大學管理領域的宗旨。

3.學術資本主義的新興。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帶來的競爭環境、對消費觀念的認同、政府放權以及新管理主義的倡導，強化了稀缺資源依附的壓力，吹響了高等教育私有化進程的號角，為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廣泛的現實基礎。所謂高等教育私有化，一方面是授予營利性學校頒發學位的合法資格，通過鼓勵私人興學和擴張民辦教育，推動與公立大學的彼此競爭。另一方面則是將大學作為市場主體進行改造，逐漸依靠市場機制分配產品和服務。由于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被看做允許盈利的私人商品，新形式的市場知識和商業知識大受追捧，成為獲取豐厚利潤的稀缺資源。隨著知識資本的價值不斷攀升，學術資本主義快速盛行。

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日益深入地介入學術研發與應用的平臺，學術勞動的驅動力逐漸由價值無偏地探索知識轉變為以商業思維引領的資本追求。知識成果的轉化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大學與市場之間公私分明的界限，形成了創業型大學的新范式。作為學術資本主義的衍生品，創業型大學的出現契合了大學尋求資金和企業技術創新的雙重需要，創業精神為主導的價值標準和創業文化正在各個層面廣泛滲透，大學越來越像復雜龐大、自主生產的經濟組織。

二、 大學的回應

1.大學戰略。競爭、問責制的推行以及知識成為資本的時代來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學正逐漸由學術專業領域向政治經濟領域發生偏移，這種轉變迫使越來越多的大學將自身與外部市場的合作與激勵作為戰略計劃的優先目標，將提升市場定位和品牌、向創業型大學發展作為戰略調整的行動準則，通過積極提高聲譽和最大化收入策略，增強對社會公眾和外部資助的吸引力。

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場競爭中，由于大學的聲譽特征顯著地影響著大學機構及教師取得社會資助與認可的能力、獲得研究經費的數額，[5]構成了大學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為了被視為高質量和獨特風格的大學，一方面，學校從政府控制中主動尋求更大的自主權，努力強化身份識別要素（社會貢獻、區域特征、人才培養方式等），充分發揮辦學特色創新，滿足現今社會多變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學通過選拔優質學生、招聘“明星”教師和對學校整體形象進行包裝等，不斷追求學術產出的更高水平，提升自身排名和政府評估類別，以此滿足國家和地方撥款預算的優先級別，獲得最好機會和分配更多的資金。這些舉措深刻地反映了政府與社會實體評估大學質量的標準維度。事實上，大學發展戰略總是與社會、政府質量評估的社會變量相關。

大學對經濟要素的忠誠和創收的壓力也將向創業型大學發展的目標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學積極尋找商業伙伴和拓展合作渠道，更加重視擁有與產業密切結合的研究項目，如專利、版權、研發產品許可等，為創業活動奠定基礎。因此，在市場秉持唯利的理性標準下，大學可能優先考慮研究輸出的效益和聲望。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活動總是使得大學發展走向分化的同時又趨于同質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運用上述策略達到同一質量概念時，高等教育呈現出千校一面的趨勢。大學之間開始彼此模仿，復制同行行為。民辦大學向公立大學學習，地區教學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學習。雖然這種方式有助于大學學術競爭力在絕對意義上得到增強，但在相對意義上卻加大了大學間的差距，形成馬太效應。

2.組織結構。在新管理主義變革和服務經濟的雙重作用下，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產學研結合的創業結構、靈活的教師任職形式成為大學市場型治理的重要組織保障。

大學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調組織領導的角色和組織運作的效能。大學管理層在戰略規劃和組織行為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管理者數量的增加和管理專業化成為新的現實。管理層權力集中程度和地位的強化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學術掌權，教師在管理者控制下分化為“被管理的專業人員”，管理者與學者的群體關系發生改變。

隨著管理模式日漸強調經濟、效率和有效性，大學組建了一系列運作于學術核心之外的創業部門，積極“擴大發展外圍”，其中包括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技術轉移辦公室、工業研究辦公室、小型企業孵化園、研究咨詢和遠程教育單位等。這些創業結構對大學管理有著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創業部門的發展為大學帶來更為廣闊的研究平臺，有助于將大學的科研背景與學術部門、企業相結合，增強跨學科的相關性和協作價值；另一方面，創業活動也促使傳統專業（如人文基礎專業）逐漸向貼近市場需求的專業（如技術類專業）轉變，越來越具有職業教育的特征。[6]因此，盡管一些調查顯示，創業部門的經費投入通常具有高風險和不易達到收支平衡的特點，不少大學仍然繼續開展創業實踐，以期建立自我維持的機制，成為國家或地區產業和科技發展的代理人。[7]

創業活動和收入最大化政策也增強了學術任命的靈活性。通過創建唯一以教學或研究為導向的職位，兼職和非終身制形式的教師數量有所增加，以回應制度資源的約束和投入更多的精力開發新項目。專職教學崗位的設置（如在線教育或企業教育）主要是為了支持學校創業部門的需要和緩沖其他任職教師的教學壓力，而聘任研究導向的教師（如博士后研究人員）則在于以雇傭“廉價”勞動力的形式提升大學及研究中心的科研能力和學術水平。

三、大學變革對學術工作的影響

1.學術自由。學術自由被喻為“大學生命的真諦”，本質是學者研究興趣的自主選擇，不受妨礙地追求真理的權利。然而，學術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大學制度環境、變革機遇等因素的制約。

首先，大學提高收入和聲望的戰略強化了研究商業化的舉措，促使消費者利益轉變為學術項目重組和學術服務再造的關鍵要素。學術項目的選擇更多地取決于市場、政府和企業的需求，教師科學研究和設計課程的議題與類型受到了限制，轉向回報率較高的應用研究和實驗研究，削弱了教師從事基礎研究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習得恰恰是學術工作的重心。盡管有學者指出，單純注重基礎研究也有負面影響，因為學術發展的驅動因素很多都源于大學之外。然而，教師學術意向的受限的確反映了學術自由和現實選擇的沖突。[8]

其次，參與市場的創業研究改變了學術工作的傳統形式。研究發現，雖然教師更愿意從事大規模、長期的研究，但是產學研合作更偏向短期的投資項目。[8]因此，學術工作可能由跨越較長時段的大型研究轉向小型的專題項目。這種轉變可能導致教師無法審視各自領域的重大問題，造成教師的學術訴求與服務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緊張關系。

盡管大學的制度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教師并沒有完全接受源于組織管理的價值觀，仍然試圖遵從研究底線和學術規范。學術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學術自由，依然對教師保持很強的吸引力。[9]基于新制度和資源依賴理論的分析顯示，教師在參與多重科研任務和產學研項目中發展了一些主動操控的策略，以期兼顧學術研究和從事創業活動。

為了應對科研任務壓力，教師通常會區分不同學術活動的風險，并尋求恰當的合作對象，以此保障學術追求和維持必要的學術精力。一般而言，他們將認為“安全”的任務交付給學生，因為學生需要研究成果取得學位，而選擇與其他教師合作完成“高風險”或“高層次”任務，因為后者能夠負擔長期研究。[10]在產學研項目的開展中，教師也盡量在自身專注的研究課題與商業議題間尋求平衡。例如，以“正確的方式”“包裝”學術思想，將其融入商業化研究中；“凈化”企業要求保密的信息和數據，確保學術發表；調整研究成果出版的時間，避免和專利申請相沖突；將應用研究看做學術工作的“附加”部分，在保障基礎研究的同時，付出更多的工作時間從事應用研究。[11][12]然而，上述策略雖然能使教師維持高水平的學術產出和與行業的有效關系，也會對科學研究的學術質量、及時性和全面性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

2.教師角色。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采取向研究型大學學習的同構策略以及積極構建創業結構，人事獎懲政策和財政激勵措施逐漸受制于“教學不如科研重要”的潛在價值觀和“少花錢多辦事”的問責壓力，教師教學、科研與公共服務的角色扮演也隨之發生改變。教師被鼓勵產出更多和更好的研究成果，加劇了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失衡。同時，創業活動的開展構成了公共服務的新形式和重要內容，進一步擴展了教師的服務職能。

其一，教學與科研。大學管理者及相關學術部門全面關注科研活動，教師被要求在有限時間內出版一定數量的成果，滿足研究評價的要求。薪酬、晉升和聲望的提升更多地與教師的研究表現相關，“科研至上”成為主流評價邏輯。研究出色的教師不僅能夠獲得來自學術共同體和大學管理層的高度認可，甚至會被免除相應的教學責任，作為研究成果的獎勵。因此，不少教師選擇減少本科教學的工作量，從而獲得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最大化研究活動。加之學術評價機制中相對缺乏針對教學和社會服務設置的獎勵，強化了教學與科研的工作分配矛盾。

盡管教師傾向于認為科研具有外溢效應，本科教育的質量問題仍然引發了學者的擔憂。不少研究表明，加強科研功能可能減損教師的教學責任，教學與科研的統一正逐漸走向分化。近期的調查結果也進一步證實，知識創造與傳播之間不存在確鑿的相關性，[13]教學受益于研究生產力的可能性非常小。[14]此外，教學和科研之間的互惠關系也可能因學科差異而不同。在硬學科方面，關系被描述為“弱相關”，而在軟學科中，教學與科研被看做概念共生和彼此強化。[15]

鑒于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加速，改善本科教學質量、提高教師教學工作量的投入越來越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然而，強化教學工作并非以犧牲科研為代價。相反，教師增加了每周工作小時總數來保障教學時間。因此，教學和科研的壓力均有顯著增加。[16]也有一些研究發現，教師能夠運用特定活動整合教學和科研活動，促進角色并軌。本科生研究計劃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它既能滿足教師從事研究的需要，也能為學生開啟科研之門和獲得技術指導。不過，兼顧教學與科研的發展也受到大學績效期望或學科規范的影響。例如，盡管出版教科書有助于教師集成教學和科研的成果，可能因無法與學術出版物相提并論而得到足夠重視。此外，只有少數教師能同時實現高水平的教學和科研，甚至一些教師認為，教學和科研的統一更適合應用專業領域，而非基礎學科。[17]

其二，公共服務。學術資本主義滲透和信奉創業精神的產學研范式要求教師的社會服務活動擴展到與企業建立創收關系，促進技術商品化，并積極成為政治和經濟交流中的推動者。這些現象正在改變大學組織成員與公私部門的關系面貌，并重新界定教師的公眾服務角色。不少教師認為，“公眾”的組成也包括工業、企業，“服務”也涉及發展經濟、創新科技和創造就業。因此，教師參與社會互動的目的從傳統的促進公益轉向滿足個體或組織的盈利動機。

公共服務涵義的新定義，旨在融合研究商業化和傳統的社會服務（意指教師無償地從事專業服務、大學服務和社區服務），從而減少教師的角色沖突。更為重要的是，廣泛的外部參與和放寬學科邊界可能為教師開啟應對實踐挑戰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可能性，創造知識探索的新機會。

然而，將履行公共服務與追求額外收入交織在一起，也往往導致教師置個人利益于社會利益之前，淡化社會責任意識和忽視服務的利他性質。同時，創業活動可能“擠占”其他形式的服務工作，使得教師在參與校園管理、研究教育政策、學術評議和義務授課等活動中越來越不堪重負。研究發現，相對于沒有參與創業的教師，創業教師更為專注市場需求，試圖避免耗時的大學管理服務，教學承諾水平下降，教學時間所占工作總量的比例也較小。[18]

創業活動的踐行也宣告了教師成為“創業家”時代的來臨，將經濟提升和創新科技推上重要位置。一方面，教學和科研的重心向服務目標傾斜，打破了舊有以教學和科研為主、服務為鋪的角色關系；另一方面，基于教學導向和研究導向的任命形式加速了教學與科研任務的“松綁”，兩者的緊密結合正在快速分化。

這一趨勢表明，越來越多的教師不再享受終身制待遇，不能受到學術自由與任期的保護。而作為大學教師的核心組成，終身制教師的數量持續縮減，更少的教師愿意為大學管理提供服務，削弱了學術群體校園治理的力量。同時，終身制教師在大學管理中的工作量不斷增加，可能分散對教學與科研活動的注意力。

3.學術生產力。學術生產力是大學教師在知識傳授、創造和應用中形成的培養專業人才、發展知識和社會服務的能力。[19]作為大學整體學術實力和學術資本的象征和代名詞，學術生產力成為政府、相關質量評估機構以及大學管理者監控學術生產效率和衡量大學性能水平的重要準則。

一是學術量化的凸顯。從一些學術生產力研究的觀點來看，學術生產力意指教師指導的畢業生數量和發表的學術刊物數量，或是學術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因此，基于學術量化指標的表現性評估在教師聘任、考核中越來越突出，加速了資源競爭的步伐，提升了科研產出的速度與節奏。

學術生產率上升已經成為近年來的普遍趨勢，學術刊物的發表數量也在逐年增加。[20]特別是對于理論方法共時性較高、應用性強的學科專業領域，相關教師通常擁有高數量的期刊發表率。然而，注重科研成果的量化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教師的學術熱情和參與競爭性評估的積極性，也對大學的學術質量產生消極作用。相關研究表明，在資源限制和超負荷工作的約束下，學術產量的高期望對學術質量下滑的影響非常顯著。[5]同時，競爭性研究經費的盛行導致一些基礎性學科因生產力低效或遠離市場而難以獲得公平發展。學術輸出周期的縮短也造成中長期研究活動嚴重缺位，重大性學術議題的探究式微。

二是知識商品化帶來的沖擊。隨著橫向研究、公司咨詢、專利和產權、企業教育等活動成為學術產出的新增內容，知識商品化無疑對學術生產力帶來了重要影響。

一些證據表明，教師參與商業活動或創業協作有助于創造更大的生產力。當教師的學術動機出于學術探究和實現社會經濟價值時，學術生產力（包括學術發表、專利等）將得到極大提高。[21]基于產學合作的調查也顯示，與企業成功建立合作關系的學者往往有著高水平的科研績效。例如，隸屬于研究中心或創業部門的教師在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方面更有效率，也更有可能成為商業資助的首席研究員。[22]然而，也有學者指出，知識商品化和學術研究之間的促進關系，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學術領域。[21]

也有研究人員試圖確定教師的創業活動是否對學術生產力帶來負面影響。調查發現，一些教師為了獲得商業專利而對其研究發現進行保密，不再保持學術公開，避免危及自身的商業收入。[23]同時，滿足創業需要的非終身制聘任形式，也是影響學術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證實，相對于終身制教師，非終身制教師的論文、出版物和專利的數量較少，周工作時間和與學生課外接觸的機會也更少。[5]

4.學術身份。伯頓·克拉克指出，“往往是學科主導著學者的生活，而并非大學?！盵24]學科專業的知識結構、規范和認識方法影響著教師工作的各個方面，包括學術產量、薪酬水平和職稱評定，在塑造教師身份中處于核心位置。[25]然而，在市場競爭與問責機制的驅動下，創業家身份的認同和基于表現的學術量化重塑了學者身份。同時，大學組織對教師的意義不斷增強，成為教師身份的重要歸屬，促使教師從更為廣闊的工作網絡中獲得自我理解。

隨著大學積極利用市場機會開拓與產業、政府的合作，擴大了創業教師與非創業教師之間的差距。這種分化影響了教師從事的工作類型、評估晉升和個人身份，導致教師群體的整體性因競爭性利益的劃線而分裂。同時，基于科研績效機制的獎懲差異使得個性化成為學術生活和身份的顯著特征，而學術索引和引用率的排名進一步強調個人主義和自我的重要性，由此造成學術職業的碎片化。

盡管市場化和以表現指標為基礎的結果問責使得學術身份的個性化、碎片化特征日漸凸顯，矛盾的是，其中所強調的學術團體協作和跨學科研究又促進著教師朝向組織的集體層面發展。大學正越來越多地參與學術研究和學術身份的塑造，為學術群體提供了重塑自我的機會。

從社會學角度而言，教師與大學組織的整合是學者身份的又一發展。研究認為，學術身份的形成不僅與學科專業相關，也與大學結構和組織流程的變化有關，二者共同構成了教師身份的道德框架，定義著“何為學者和應該追求什么”。[26]隨著組織歸屬感和忠誠度成為現代大學人事管理的期望，學校建立了制度化的管理體系明確教師的職業發展，運用績效審查提高對學術工作的監管，引導教師向特定的目標付諸實踐。大量文獻證明，盡管教師對學術工作的理解與學?；蛟合祵W者的期待可能不一致，[4]遵從組織規則已經成為教師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學術身份可以被視為組織身份和源于特定學科身份的交織，教師融入大學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學術規范、價值觀不斷被塑造和強化的社會化過程。

結論與啟示

在經濟全球化的新情境下，知識與社會的互動和依賴不斷將高等教育推向市場邊緣，同時接受更為嚴格的問責與控制。隨著競爭機制和效益觀念成為現代大學運作的顯著特征，大學戰略規劃和組織構架轉向強調生產力和社會適應，教師的學術工作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從高等教育層面看，市場力量介入在不斷蔓延和加深，這既是高等教育對市場經濟的回應，也是多元化經費來源的自主選擇。然而，適應市場壓力、正當化新管理主義原則和追求學術資本的理性邏輯，也向高等教育的社會角色和公共責任提出了挑戰。市場競爭可能導致高等教育作為知識存儲的公共服務能力、追求公民發展、社會流動、學術進步的興趣因利益驅動的短視而消退。因此，如何均衡高等教育的競爭性和公益性兩種力量，在傳統積淀與現代需求中尋找中間地帶是未來發展應該慎重考慮的。不少學者認為相應的解決之道在于，一方面，應該有選擇地推進市場化戰略，守住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底線。限制新管理主義和學術資本主義的擴展范圍，避免市場配置資源危害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另一方面，政府在下放高等教育自主權、促進產學研合作和增強問責的過程中，仍需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資助力度，確保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在傳統意義上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使命，畢竟高等教育對社會的貢獻通常是無形的或無法測量。

從大學發展層面看，市場準則的推廣、管理層職能的增強、創業結構的形成以及終身教職的改革都深刻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對大學治理和運作方式的影響，體現了“大學應該對社會經濟繁榮負責和服務”的觀點。通過引入效率與問責、競爭力以及國際評價標準，大學被最大化收入和聲譽的策略所引領，承受著越來越多的創造商品的壓力，也隨之引發了更多的同質化教育。盡管這種轉變有利于改善大學資源配置不合理、漠視教育消費需求等問題，但同時導致了大學陷入功利主義的市場漩渦中，背離了大學作為民主與福利機構的歷史特征和功能。因此，大學的發展不能完全遵從新自由主義倡導的治理模式，應該在利用市場之便提高知識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同時，堅守其操守，兼顧自身和市場的雙重邏輯。既要著眼于服務消費者，又要擴展大學教育的廣泛目標，而非局限于知識產業的創造以及在特定市場不斷增長的知識交換價值。

從學術工作層面看，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驅動了大學學術管理使命的變化，教師聘任、晉升和評價的決策始終與競爭資源、增強創業能力和發展高水平學術聲望的標準緊密相關。量化學術表現和探索學術資本主義模式不斷影響和重塑著學術工作，一方面擴展了教師公共服務的角色，刺激了學術產出、強化了學者身份的組織歸屬，為教師科研活動提供了經費來源和社會平臺；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碎片化的制度結構，導致教學與科研的割裂、基礎研究的式微和學術整體性的割裂，影響著大學的長久發展。盡管不少學者認同和踐行學術自由和傳統核心價值，試圖采取多種策略緩沖大學變革對學術工作帶來的沖擊，然而在追求效益、經濟與效能的宏大話語下，教師的學術自主和自由空間仍然有限，學術共同體的分割與教師間的差距進一步加劇。針對當前學術工作存在的問題，解決的基本途徑還在于鞏固本科教學基礎地位、鼓勵資源分配向基礎研究傾斜、多元化學術評估制度以及積極推進教授治學，從而構建以公正、求真、合作為基礎的學術文化，保障學術生態的良性發展。

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對高等教育制度環境及學術工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前高等教育面臨的最為挑戰性的問題，是如何在市場力量和大學教學、科研、服務的公益需要之間達成新的平衡。因此，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和學術工作的發展，既需要通過融入全球知識經濟體系把握市場契機和銳意改革，又要警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傾向對大學“公共意識”和學術傳統價值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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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宇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