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值貿易視角下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再考量

張曉攀++黃衛平

摘要：通過將出口總額進行本國增加值和國外增加值的分解，可以構建衡量一國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與分工地位的評價指標，更加深入的考查一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狀況。文章基于增加值貿易的視角，重新考查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并探討了“增加值貿易”概念的提出對國際分工研究的影響。利用OECD-WTO聯合發布的TiVA數據庫，借鑒Koopman的研究思路，文章測算和分析了1995-2011年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情況。結果顯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大;但是將價值鏈參與度進行前向和后向的分解后發現，中國依舊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也反映出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依舊較低，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增加值貿易;國際分工地位

一、 引言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迅速發展，2013年中國貨物貿易額突破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日益上升并持續居于高位，“中國制造”儼然已經成為中國對外的名片。這對于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也反映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的必要性。然而，增長迅速的貿易總量是否可以反映出中國制造業已經具有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是否表明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已經居于主導地位呢？

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但是這里所提到的貨物貿易額來源于海關的貿易總量統計，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國外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也就是說實際由中國創造的價值并不像統計額中顯示的那么多。長期以來，中國憑借豐裕的勞動力要素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在生產上，中國企業從事的也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產品和生產環節。其中，具有“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特征的加工貿易，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方式。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生產環節的增加值創造和利潤所得不同，所以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實際獲益或者說中國真實的國際分工狀況依舊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國內學者已經從多個角度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進行了考查，主要的研究視角有貿易總量、貿易結構、競爭力指數、技術復雜度等。然而，原有的貿易總量統計方式導致傳統的研究存在較大的統計偏差，很難反映出實際狀況。隨著全球價值鏈研究的深入，出現了一系列以投入—產出方法為統計基礎的數據庫。比較有代表性的是OECD-WTO聯合提供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數據庫，為增加值貿易視角下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數據支持。本文即從增加值貿易的視角下，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進行再次考量。

二、 文獻述評

全球價值鏈概念提出后，價值鏈和增加值貿易成為當前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熱點，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角度對其進行了探究。其中一類研究者基于企業數據的進行微觀分析，深入研究單個產品的價值增值過程。例如，Kraemer 等（2011）研究了蘋果手機的價值鏈后發現，中國在每一臺出口的蘋果手機中僅獲得全部價值的1.8%。此類研究并不很多，一方面因為企業數據難以獲得，研究較為困難;另一方面，此類針對單一企業的研究并不具備較好的可推廣性。

另一類研究則進行全球價值鏈宏觀視角的分析，主要使用投入—產出的方法進行。該類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ummels等（2001），其研究利用投入產出表構建垂直專業化模型（HIY模型），利用該模型測算一國的垂直專業化程度，進而反映出一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HIY模型的構建基于多個與現實情況不符的前提假設，所以之后的諸多學者均試圖通過模型的改進，使自身的研究更貼近現實狀況。比較有代表性的有，Koopman等（2008）構建的考慮加工貿易的投入產出模型，區分了進口中間品和國產中間品不同的生產作用。Johnson和Noguera（2011，2012）的研究構建了VAX指標，以衡量一國國內增加值與總出口的比值，并以此來衡量一國或地區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Koopman等（2010）則嘗試將國民賬戶核算體系中的增加值統計方法與包含不同價值鏈中間投入品貿易的總價值統計方法進行整合，以構建全球多部門的投入產出數據庫，將增加值貿易研究從一國擴展到全球。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已經開始關注全球價值鏈，并從多個角度研究了中國在國際中的分工角色及在全球化生產中的實際獲利。唐海燕（2009）利用凈貿易指數（NET指數）代替傳統的RCA指數，衡量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地位。施炳展（2010）把分工地位研究推向微觀領域，利用出口產品的價格來衡量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唐海燕、施炳展等的研究均是基于傳統的貿易總量統計，無法消除“重復計算”帶來的統計誤差。隨著增加值貿易研究的推進，國內學者的視角也開始偏向從增加值貿易入手進行研究?，F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增加值貿易統計框架的梳理（王嵐，2013）;利用增加值貿易調整傳統統計中的誤差，重新核算中國貿易總額及雙邊貿易額（李昕，2012;張詠華，2013）等方面。

對于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總結后發現，“增加值貿易”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了原有的國際分工研究：

1. 研究邊界的改變：從產業到生產環節?，F階段，對于國際分工的研究邊界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原有的國際分工研究邊界為產業，研究者按照產業劃分考查每個國家扮演的角色和在全球分工中的狀況。產品內分工的現狀導致以產業為邊界的研究方法無法繼續。因為，不同國家在同一條價值鏈的不同環節組織生產，產業的國家邊界已經模糊化，產品也由原來的某個國家生產變成了如今的“Made in the World”。所以，增加值貿易的研究方法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研究邊界，將國際分工研究推向對生產環節的考查。

2. 分工地位的直觀展現：傳統國際分工研究從總量、結構、出口產品構成、出口產業結構、產品技術復雜度等角度分析一國的分工地位。但是經濟學視角下，反映一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最直接因素應該是該國參與分工所獲得經濟收益，或者說該國創造的國內增加值在整個產品價值鏈中所占的比重。經濟收益越高，增加值比重越高，該國的分工地位即越高。增加值貿易視角從更直觀的方面展示出一國的分工地位和貿易獲利，將國際分工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3. 研究方向的細化：通過增加值貿易概念的提出，可以將國際分工的研究方向進一步細化。傳統的國際分工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分為，國際分工參與程度、國際分工地位、雙邊國際分工狀況、全球價值鏈組織模式等不同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本文在增加值貿易的視角下重新審視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以期為現有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補充。

三、 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考量

對貿易總量和結構等方面的考查均表明，中國已經積極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參與程度迅速提升并且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國際分工的現實狀況顯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中主要負責產品的加工組裝，而此環節是價值鏈中最底端、獲利最少的生產環節。學者們開始質疑是否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實際效益低于預期，中國是否已經陷入了所謂的“國際分工陷阱”或者價值鏈的“底端鎖定”。

本文主要利用OECD-WTO聯合提供的TiVA數據庫，對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進行增加值貿易視角下的重新考量。2015年OECD-WTO推出了其最新版本的增加值貿易數據庫，該數據庫涵蓋61個主要國家和經濟體在34個行業7年的增加值貿易數據，統計年份分別為1995年、2000年、2005年及2008年～2011年。借鑒Koopman等（2010）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更加深入和直觀的展示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狀況。

1. 中國出口總額中的國內增加值。傳統的貿易總量統計方法并沒有把貿易額中由他國創造而本國作為中間品進口的部分進行剔除，產生了比較大的統計誤差，對于各國考查本國的真實貿易狀況不利。然而把一國出口總量進行本國增加值和國外增加值的分解則可以解決以上矛盾。出口總量中的增加值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還是下游。如果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下游，主要從事產品的加工組裝，則其出口總量中必然涵蓋大量從別國進口的半成品或中間品的價值，最終導致該國總出口中的本國增加值比重較低。

通過分析TiVA數據庫中中國的出口總量構成發現，中國出口總量中的本國增加值率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過程。中國出口中的本國增加值部分從1995年的67%，降低到2000年至2005年的63%，之后又出現上升，并于2008年～2011年維持在68%左右。換言之，在中國的全部出口總額中，有68%為本國國內創造的增加值，其余32%為國外增加值。若采用貿易總量方法統計中國的出口量，則會出現大約三分之一的統計誤差，難以反映出中國在全球生產中所創造的實際價值。

在選取貿易總值居于世界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統計其出口貿易總量中的本國增加值率，進行比對后發現：日本和美國的全部出口中超過85%的比例為本國的國內增加值，其他各國家的本國增加值率也集中在75%到85%之間。中國出口中的本國增加值率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的結論：一方面，中國國內增加值比重較低，若用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分析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會存在較大的統計偏差。另一方面，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率與其他貿易大國存在較大差距，反映出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模式與他國不同，中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F實狀況顯示，傳統貿易中的中國主要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兩頭在外"貿易特征和以加工組裝為主的生產環節必然會導致中國出口總量中含有大量的國外增加值，使得中國出口中的本國貢獻率低于其他國家。

2. 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Koopman（2010）為衡量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構建了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如下：

其中i表示產業，r表示國家，該指數即表示r國在i產業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指標值越大表明一國在該產業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越高。等式右側Eir表示r國i產業的總出口;IVir（間接價值增加值）為r國i部門出口的中間品經另一國加工后出口給第三國的價值，即別國出口中所包含的本國增加值;FVir（國外價值增加值）為一國出口中所包含的國外增加值?？偝隹谥械腎Vir部分，反映出一國作為價值鏈上游對產業鏈下游所作出的貢獻，稱為“后向參與度”?？偝隹谥械腇Vir部分，反映出一國作為價值鏈下游從上游各國生產中獲得的價值增值，又稱為“前向參與度”。一國在某產業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為前向參與度與后向參與度的加總。

利用TiVA數據庫，對中國貿易總量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及前向和后向參與度進行統計，統計結果顯示：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在50%左右，過去十幾年間的變化幅度并不大。其中，前向參與度在30%以上，而后向參與度不足20%。具體到2011年，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指數為47.7%，當年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48.6%，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48%，可見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1年，中國的后向參與度（32.1%）遠高于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5.5%），而前向參與度（15.6%）則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3.1%）。對比2011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數據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例如德國的前向參與度為24.1%，后向參與度為25.5%;日本的前向參與度為32.1%，后向參與度為14.6%。以上數據反映出中國依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因為一國若處于某產業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環節，則其后向參與度指數就會較高。相反，如果一國處于某產業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環節，則其前向參與度指數會較高。

綜上，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深入剖析后發現中國依舊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分工地位仍舊較低。

3. 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Koopman（2010）在參與度指數的基礎上又構建出衡量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指標：

該指標越大，表明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越高，該指標越小則地位越低。根據全球價值鏈理論可知，一國若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環節，從事設計、研發、主要零部件供應等任務，可以獲得較高的增加值收益，對應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較高。相反如果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從事加工、組裝等工作，增加值和利潤則較低，對應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則較低。

利用TiVA數據庫，對十個主要貿易國家和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進行測算和比對后得到如下結論?？梢悦黠@看出日本和美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最高，日本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在1的上下，美國位于0.5上下，這一狀況與當前的實際情況基本相符。其他代表性國家（地區）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大都保持在0到0.5之間，然而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卻在-1到-0.5之間，2009年～2011年維持在-0.7左右，這與其他經濟體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觀察發展趨勢可以看出，中國通過十幾年來貿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這與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貿易政策分不開。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依舊很大，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依舊較低。

四、 結論與研究展望

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增加值貿易的視角使國際分工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從增加值貿易重新審視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狀況發現，中國貿易總量中的本國增加值比重較低，雖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基本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依舊處于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值較少、利潤較低的下游環節，分工地位較低，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依然很大。

主要的研究結論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1）利用傳統的貿易總量統計方法研究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會存在較大的統計偏差。

（2）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后向參與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前向參與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中國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

（3）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遠低于其他代表性經濟體，反映出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依然較低。

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分行業研究增加值貿易狀況，從行業層面探索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

（2）增加值貿易量與分工地位的關系研究，深入探索增加值量與分工地位之間的影響機制。

（3）增加值貿易視角下重新審視雙邊和多邊貿易狀況。

（4）增加值貿易視角下研究如何提升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

參考文獻：

[1] Hummels D， Ishii J， Yi K-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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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嵐.融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的影響[J].統計研究，2014，31（5）：17-23.

[4] 沈梓鑫，賈根良.增加值貿易與中國面臨的國際分工陷阱[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5（4）：165-179.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企業出口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選擇——基于產品質量異質性視角的研究”（項目號：16XNH044）。

作者簡介：黃衛平（1951-），男，滿族，北京市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張曉攀（1990-），女，漢族，山東省濟南市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山東青年政治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為全球價值鏈與國際分工。

收稿日期：2017-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