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消逝讀者的誕生
——對羅蘭·巴爾特《作者之死》的探討

何芳菊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沙坪壩404100）

作者的消逝讀者的誕生
——對羅蘭·巴爾特《作者之死》的探討

何芳菊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沙坪壩404100）

羅蘭·巴爾特《作者之死》的出現，不僅動搖了傳統文論中以作者為中心的寫作地位，也暗示著巴爾特向后結構主義方向的轉變。巴爾特在對作者身份問題的探討上，延續了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中反主體性的傳統，力圖推翻在文學領域中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體系。在傳統的文學歷史發展中，無論是作者還是批評家都曾以解讀文學作品內在的蘊含意義作為閱讀的最終目標。當巴爾特明確提出將作者從文學作品中剔除時，使得我們對文學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了文學本身。文學作品不再是提供某一種單一意義的載體，讀者對文本的解讀不再從作者身上尋找參照物，而是享有更為自由的文學空間，開啟了新閱讀理論的篇章。

羅蘭·巴爾特；作者之死；語言；文本；閱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結構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日漸暴露，一批理論家逐漸走向了后結構主義的道路，他們開始反抗中心，反抗主體，反抗權威。巴爾特于1968年發表的《作者之死》，便是文學領域反中心主義的實踐。在傳統的文學話語模式中，作者往往充當作品的生產者，而文學作品也成為作者的附屬物。與之相應，傳統的學院批評方式，則立足于實證主義哲學，致力于從作者的生平及思想的角度找到與文學作品相契合的共同點，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找到文學作品的真正意義。然而，巴爾特指出，給文本一個作者，實際上不過是對文本加以限制，只有將作者去除，才能將關注的焦點真正回到文學本身。巴爾特對作者身份的關注早在與巴黎索邦大學教授雷蒙·皮卡爾的爭論中就有顯現，而后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徹底地表達了他對作者的拋棄這也與后結構主義中的反中心主義觀點遙相呼應。巴爾特對作者的身份問題進行了深刻探討，從后結構主義反主體性的角度出發解構了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體系，反對將作者視為文學作品的制造者及根源。他提出將作品交給寫作，文學作品不是在作者的支配下完成，而是在寫作行為中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巴爾特提出的寫作并非強調一種創作的實踐方式，而是需要讀者積極參與的閱讀行為。讀者的閱讀不再是被動地尋找作者埋藏于文中的價值意義，而文學作品也不再是封閉的文本，而是可提供多元意義的言語活動。作者如何消逝，文學文本如何打破封閉的束縛，讀者如何能夠積極參與文學的創作，巴爾特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一、解構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體系

巴爾特指出：“作者是現代人物，是我們社會中的產物，它的出現有一個歷史過程：它帶著英國經驗主義、法國理性主義，到基督教改革運動的個人信仰，從中世紀社會產生出來?！盵1]由此可見，作為現代人物的作者，是在社會歷史及文學發展的變化中塑造出來的，不具有不可動搖的神圣性。

從文學發展史來看，作者的身份地位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個階段即古典主義時期，以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為代表。柏拉圖采取的是理式論摹仿說，即詩人和藝術家只對事物的外形及影像進行摹仿，文學藝術不過是理式摹仿的摹仿，不能抓住真理。除此之外，他強調詩人也只有在迷狂狀態下才能接收到來自神的靈感，得到培養人理性的詩。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圖將精神的理式世界看作文學藝術的真正來源，而作者的地位卻極其低下。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論則注重真實的現實世界，他認為文藝是人行動的摹仿，可以反映世界內在的本質和規律，甚至比歷史更富哲理。而在文藝創作上，亞里士多德強調將道德標準和藝術標準區別開來，藝術創造更注重于一種合情理的不可能。明顯地，亞里士多德給予了作者更多的創造空間，作者擁有相對的自主性。但是，二者都將摹仿理論作為詩學的重要基石，多受制于現實世界的行為范式，作者的主體地位并不高。第二個階段即近代時期，經過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思潮影響之后，大陸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兩大哲學派別在相互爭斗中各自豐富起來，關于人的問題逐漸突出，人們將目光轉移到對自身的關注。其中以康德為代表，他指出藝術猶如游戲，是人們在現實世界中得不到自由而憑借想象力進行的虛構?！八囆g活動的本質是人的有意圖的建筑于理性之上的自由創造，藝術作品是人的有意圖的建筑于理性之上的自由創造的結果?！盵2]康德強調人的參與是藝術作品成形的必要來源，肯定了作者和作品的美學價值和意義，作者逐漸成了文學作品的創造者和意義最終闡釋的標準。此時，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體系也基本形成，作為理性主體的作者，經常將美的藝術作用于人的反思判斷，企圖從個人的感性經驗中獲得理性的知識，從而推進人類的精神力量修養，起到精神標準的指引，達到促進社會發展的效果。第三個階段即20世紀以后，作為理性主體的自我逐漸被拋棄，對文學藝術的要求不再企求它對客觀世界的直接影響，而更注重于自我的理解。帶領我們傾向于感性自我的人有柏格森和弗洛伊德。柏格森哲學的基本概念及其文學理論基本概念都是以直覺為基礎，它強調藝術直覺的超功利性與非理性。他指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功利心和個人利益的實際需要往往會驅使我們看待事物著重于實際效果和實際利益，而只有藝術家才能掀開這帷幕看到背后的實在，因為藝術家具有與生活較為脫離的心靈，它就是直覺產生的基礎。在此，我們一方面看到柏格森與理性認識邏輯的差異，同時也看到了他過分強調肯定藝術家或作家的天分，將作者的身份歸于更個人化的神圣地步。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將人的心理結構劃分為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主張人的精神過程主要是潛意識的，人的一切行為最終是由性本能驅使。因此，作家或藝術家通過藝術創造的方式獲得本能欲望的替代性滿足，同時也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贊揚。弗洛伊德強調了文學作品是由作者的性本能驅使而產生的滿足自我的私人物品，不過文學作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流行也幫助了作者在社會中的鞏固。雖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性主體的作者身份，卻也是對作者個人身份的肯定。他們將作者身份的理性自我逐漸轉移到感性自我，但仍沒有改變作者作為文學作品來源的神圣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了這一地位。

然而，理性主體的崩塌，也導致了人們對傳統先驗主義的質疑。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反對基督教神學，是對以“上帝和人”為話語中心的神學體系的解構，從而達到解構以基督教為根基的理性文化。?？略跉v史中表現從人之死到作者是什么，指出人是被設想、被建構、被哲學配置和產生出來的。作者不是作品的源泉，而是話語實踐復雜運作的產物，作者作為一種話語功能而不是話語實施者存在?！暗吕镞_從語言學的差異原則入手摧毀羅格斯中心主義的工作”[3]，在差異系統中符號間沒有等級，沒有決定論，只有差異，他們進行平等的自由嬉戲、自由滑動。

人們公認作品中不可少的東西：個人的天分、藝術技巧和人本思想，不過是我們對神話的真實仍保留著興趣與愛好。然而，現在神話已經不再受到人們盲目地崇拜了，人們需要的是打破一切限制，找到更多自由的空間?！鞍蜖柼靥帥Q作者，一個重要的意圖就是要顛覆這種傳統的作者研究法?！盵4]他將作者的身份進行消解，提供一個開放的文本讓讀者在一個平等的平面內，與符號進行自由的交流。正是因為如此，作者不過是現代人物，是社會中的產物，而如今人們不同的見解也正在推翻著作者與作品這“父與子”的固定關系。

二、文學作品對符號本身的關注

巴爾特在《作者之死》的開篇中，通過引入巴爾扎克在《薩拉辛》中描寫女性形象的語句，展開了他對說話者身份的質疑。巴爾特采用四個疑問句式，將說話者的身份投射在小說主人公、生活中的巴爾扎克與作為小說作者的巴爾扎克這三者之間，也正是由于分歧的存在，使我們發現文本的說話者并不能總是歸咎于作者。在這里，巴爾特進一步給出他的答案，即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說話者是誰。因為，一個事實一旦被陳述為書寫形式（文學作品），就是對聲音的毀滅、對說話者或是作者的毀滅，無法找到一個確實可靠的聲音或人物來交代所有的事實，剩下的只有符號本身。顯然，從巴爾特的回答中，我們看到了巴爾特對文學本身的重視。

早在1963年，巴爾特與巴黎索邦大學教授雷蒙·皮卡爾就學院派批評和新興起的解釋性批評的問題產生過相當激烈地討論。針對皮卡爾的攻擊，巴爾特于1966年發表了《批評與真實》一文，明確地闡述了他對文學批評的看法。巴爾特反對傳統的學院派批評，指出該批評崇尚實證，將作者生平及思想的變化作為文學作品意義的來源，力圖通過達到文學作品與作者主體性意愿相契合的模式來論證批評的正確與否。學院派批評繼承了古典——資產階級社會長期以來把言語當作工具或裝飾的傳統，長期以來對文學語言本身的關注集中在修辭學的領域。他們簡單地將主體與語言的關系看作是內容與表達形式的關系，往往希望通過言語活動的呈現抓住一個能表達某種價值意義的主體本身。對于文學作品中是否存在主體的問題，巴爾特在《批評與真實》中通過對文學的定義做出了回應，“文學的定義正是如此：加入知識經由形象去表達同樣實在的主體或客體，那么文學還有什么價值呢？只要有違背良心的言語就足夠了?！盵5]由此可見，當我們選擇只追求一種文學價值或是一種文學意義的時候，我們已經放棄了文學，因為我們并不關注文學自身，而是為了尋找一種主體性價值，文學變成了表達某種文學意義的工具。其次，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書寫下來的象征符號是穩定不變的，而社會意識以及社會賦予象征的權利卻是可變的。這表明作品有多種意思，每個時代都掌握著自己對文學作品意義的標準。當作品不再是歷史事實，它便成了一種人類學現象，因為沒有哪一個時代可以徹底解釋它。顯然只追求某一種價值意義的批評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意義掩藏在文學作品中等待人們去挖掘，意義往往來自各種社會文化的不同解讀。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明白只想抓住文學作品主體性的批評方式只會加劇對文學本身的毀滅，并且事實證明文學作品并不存在一種恒定的文學意義。當人們對文學作品的主體性價值追求的希望幻滅時，人們將以何種姿態面對文學作品呢？巴爾特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性的批評方式，即回到文學本身。

自從人們發現語言的象征性的時候，便把言語視為符號或真實，對語言的豐富認識加劇了語言學的發展。同時，巴爾特也借助了語言學中語言與言語的關系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文學本身。語言相當于一整套系統可知的語法規則，而言語則側重于各式各樣的言語活動，言語活動的無限性致使人們無法對所有的言語活動進行充分的把握，必須借助語言規則用以掌握言語的有效性[6]。因此，當前語言學的任務不是描寫句子的意義，而是側重于描寫句子的合乎語法性。對于文學作品而言也是一樣的，其目的不是為了研究某一意義應該或曾被接納，而是要說明某一意義為什么可能被接納。文學作品所依附的象征語言在結構上來說是一種多元的語言，其符碼的構成方式產生了整個作品的多元意義。因此，“一部作品是不朽的，并不是因為它向不同的人提供單一的意義，而是因為它向一個人暗示了幾種不同的意思，盡管這個人在不同時間里總是說著同一種象征性語言：作品提供意思，而人則支配意思?！盵7]對于文學本身的關注，致使文學作品的產生由作家擴大到了社會，而意義是由人類象征的邏輯可以接受的方式而生成的。由此，閱讀方式也應該相應地改變。批評家的閱讀就是把他的語言加在作者的語言之中，把他的象征加到作品中去，他并不是為了表達而去歪曲客體，他并不以此作為自己的謂項。他不斷把符號扯斷、變化，然后再重建著作本身的符號。信息被無窮地反篩著，這并非某種主觀性的東西，而是主體與語言的融合，因而批評和作品永遠會這樣宣稱：我就是文學。批評家所揭露的不可能是所指，并未真正指出形象最終的真實，而只是揭露一個新的、本身也懸而未決的形象。無法找到作品的實質，因為這實質就是主體本身，也就是虛無。巴爾特通過將語言學的知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上，將文學作品從對追求意義的征途轉變為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語言符號上來，將封閉的文本向多元化發展，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可塑性。

三、現代寫作方式對作者的拋棄

當以作者為中心的傳統話語模式被打破，當對文學作品本質屬性的認識被改變，那些曾被視為“作者”的先鋒者們對自己也進行了一場革命。20世紀初，在法國興起“柏格森熱”，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廣泛引起人們的興趣，同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逐漸進入法國文學的關注范圍。人們開始改變了對實證主義的熱情，而熱衷于關注一種內在的真實。

首先，象征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馬拉美和瓦萊里，他們在文學本質的認識上都強調一種純詩理論，純詩應不帶有任何功利的實用目的，而是脫離外在世界的自足的審美形式。馬拉美和瓦萊里將藝術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嚴格的區分，由此，詩歌的特殊性也就決定了詩的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詩歌語言往往充滿了模糊性、暗示性和象征性，這種不確定性也造就了詩歌意義的多元化，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和創作意圖。詩歌作為一種純粹的美學境界不受外部世界的干擾，顯然對詩歌的解讀也就不能單純地依靠對作者的解讀來達到實現讀詩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們要求純粹的心靈狀態，而詩歌要成為純粹的完美藝術作品，必須是非個人化的，不能是詩人心扉的披露和個性的體現，應該抹去個人的一切。詩的意境應該是人類共同向往的審美世界，這種共同的對美的追求是詩歌產生的真正源泉。因此，詩歌應超越事物的外在形態，從而追求其純粹的本質。從馬拉美和瓦萊里對文學創作的要求來看，他們雖然并不完全取消作者在寫作中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作者的主體地位和唯我獨尊的現象。他們文學作品中的作者不再是個體行為，并且也擺脫了現實社會對文學作品的要求，從而為讀者提供了更多主動的閱讀空間。其次，現代小說及意識流代表人物普魯斯特，在藝術創造要求中，他強調對唯物主義創作方式的拋棄，文學不是在記錄事物的外表，對事物僅作電影式的展示，這是離現實最遠的虛假的現實主義。在其代表作《追憶逝水年華》中，小說所呈現的不是外部世界的社會文化背景或人物形象及人物關系的描繪圖紙，它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人的身上，乃至于人的內心世界。文中借助潛意識、不由自主的回憶、夢幻和想象等方式，不斷交叉地重現逝去的時光。普魯斯特打破傳統的敘述模式，故事不再以情節的變化發展為主導，而是根據小說人物的超時空潛意識，將讀者帶進小說人物的世界。文學創作擯棄現實生活中粗陋的表象，而去發掘具有永恒性的東西，以求達到內在的真實。另一方面，在小說中敘述者、主人公和作者采取同名的方式，從而將作者身份進行打亂，提示著藝術的創造主體也不再是社會實踐中的人，他是另一個自我、深層的自我。普魯斯特在小說創作中將作者身份進行有意識的模糊，就是解放長期受制于作者中心主義的文學研究模式，期待文學的閱讀遵從文學的內在真實，而不是集中所有的精力致力于探究外部世界。最后，主張通過精神分析尋求文學真實的超現實主義團體，他們反對在文學創作中受理智的任何監督，文學創作應該是純粹的精神自動反應，心理的活動完全處于無意識的支配下以口頭的、書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通過自由的聯想方式表達思想。同時，他們對創作主體沒有嚴格的要求，在創作中可以采取集體行動，大家共同收集材料、共同思考和寫作。由此可知，他們既排除對生活現實的關注，也拒絕將作者看成神圣的權威來源。他們在文學的創作方式中更加注重夢幻與現實，意識與無意識互相滲透、互相貫穿的方法，而文學作品作為精神的自由寫作將作者從理性主體的神圣地位打落下來。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法國逐漸步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時代，一方面科技的進步帶來能源的大肆開發，經濟的繁盛促使交通等新興部門迅速增長，然而，在物質資源不斷豐富的過程中，人們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另一方面，海外殖民地的爭奪致使各國沖突加劇，而法國國內大資產階級卻鼓吹戰爭，導致國內長期處于戰時狀態。經濟的繁榮和政治上的強勢并不能掩蓋社會的深層問題，步入現代創作方式的法國文人們通過他們的筆觸呈現了他們的所有感受和希望。他們都明顯地表現了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實證哲學被精神分析所取代，人們關注的重點從外部的世界轉移到內部的真實。這也影響著人們對作者的觀念變化，他們不再推崇以個人為主體的作者崇拜論，對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模式進行深刻的沖擊與反思?，F代寫作方式要求一種比現實主義創作更為真實的方式來取得文學作品的內在真實，他們逐漸失去了對所謂權威的信任，作者不再承擔起對整個社會的引導作用。他們對作者的失望，也顯示了他們對社會的態度。

四、結語

當我們一提到作者與讀者的辯證關系時，人們總是會不經意地想到同時代盛行的以伊賽爾和堯斯為代表的文學接受理論及以費希為代表的讀者反映批評，而對閱讀的研究則是從文本空間和讀者視野的角度出發，極少從作者的角度為讀者尋找其地位。巴爾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不僅消解了作者的主體地位，同時也為讀者的自由閱讀打開了新的方向?！鞍蜖柼氐淖髡呦в谡Z言中，逃逸于文本外，讓位于讀者”[8]，他對作者的發難，不僅使他在理論上擺脫了傳統的主體中心主義，而且也直接促成了巴爾特對文本本身及讀者的極度關注，暗示著巴爾特由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方向的轉變。其次，巴爾特認為文學作品本身是一種言語的陳述，必定受到語言系統的約束。寫作作為一種言語活動，也就決定了在言語陳述中話語的構成只認識主語而并不認識作者。最后，在文學作品的創作實踐中，不論是象征主義的代表人物馬拉美與瓦萊里，還是意識流小說家普魯斯特及超現實主義團體為代表的先鋒者，他們在對文學創作的認識上，都主張對作者的身份進行一定程度的消解，這里的作者不再是文學作品的來源，作者作為個人的形象不再具有對作品解釋的神圣權威。巴爾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從以上三個角度對作者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也為讀者地位的提升開辟了新的道路。因此，對巴爾特《作者之死》的再度探討，不僅見證了作者身份的變化，而且也讓我們重新將讀者的身份進行再次認識。文學作品打破封閉的意義呈現模式，應為多元化意義提供更為豐富的符號象征，讀者的積極參與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閱讀觀。

[1]趙毅衡.符號學文學論文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505-513.

[2]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7-524.

[3]汪民安.誰是羅蘭·巴特[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12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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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清戀

The Death of Author and the Birth of Reader——Discussion on the The Death of Author Written by Roland Barthes

HE Fangju
(School of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Shapingba Chongqing 404100,China)

The publishing of The Death of Author written by Roland Barthes not only influences the author-centered writing position,but also implies the transition of Barthes to the post-structuralism.In terms of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writer’s identity, Barthes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of anti-subjectivity in the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and attempted to overthrow the author-centered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literary field.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both the author and the critic have to interpret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literary works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ding.When Barthes explicitly proposed to remove the author from the literary works,the focus of our literary attention was finally transferred to the literature itself.Literary texts no longer provide a single sense of the carrier,and the readers enjoy the text without the author who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literary texts.A more liberal literary space is opened,and then a new reading theory is being generated.

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Author;language;text;reading

I026

A

1673-8004（2017）02-0046-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2.009

2016-09-22

何芳菊（1991—），女，湖南永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西方文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