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進展與趨勢

徐娟?紀瑞

摘 要 對10種高等教育類影響力最高的SSCI來源期刊2001-2015年刊發的大學生就業文獻的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國外學術界對大學生就業的關注度不斷升溫，發文量呈上升態勢；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這三個英語國家的發文數量和質量位居前三位，大致形成4類學術機構合作凝聚子群，中國大陸機構與三大強國相比均存在較大差距；丹尼斯·杰克遜、阿黛勒、曼茲·約克、彼得·奈特等學者及其經典文獻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中頗具影響力；研究熱點主要聚焦于就業能力、就業結果、職業教育、博士生就業等4類主題；作為知識基礎的經典文獻有《以研究為導向的畢業生特質政策》、《理解通用畢業生特質》、《高等教育情境中的通用技能》等。

關鍵詞 國外大學生就業；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SSCI來源期刊

中圖分類號 G647.3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01-0058-08

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和地區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轉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機構每年為社會輸送的人才日益增多，大學生就業隨之成為中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實質是高等教育人才供給與社會職業需求之間的匹配性[1]。在我國由于兩者的錯位匹配，大學生就業正由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轉化為影響社會和諧的民生問題。國內高等教育研究者和決策者們希望系統、直觀、全面地了解近年來國外大學生就業的研究現狀及實踐經驗。本文選取最具影響力的10種高等教育類SSCI來源期刊，通過對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的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呈現國外大學生就業的研究前沿、發展動態及未來趨勢，期望對相關研究者和決策者有所裨益。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為客觀、全面地呈現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進展與趨勢，本文選取了2014年SSCI收錄的10種高等教育類權威期刊上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文獻作為研究對象。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2014年共收錄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類期刊219種，其中高等教育類期刊15種。依據湯森路透發布的期刊引證報告（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對每種期刊最新影響因子和特征因子的定義，選取了10種最具學術聲譽及影響力的期刊。這10種期刊的所在國家、影響因子及近15年發文量，詳見表1。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美國科學技術信息情報所（ISI）的Web of Science文獻檢索數據庫。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中，對10種期刊收錄的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進行檢索，檢索標準為：分別以“graduate”“employment”“career”為關鍵詞，時間設定為：2001-2015年，剔除書評、會議綜述、廣告、會議通知等非學術性文獻及其明顯的不相關文獻后，共獲得有效文獻287篇，詳見表2。從表2可知，21世紀以來國外學術界對大學生就業的關注度不斷升溫，尤其是最近5年，發文量達138篇，占近15年來關于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的一半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收集的關于大學生就業研究的文獻進行分析。文獻計量學方法是以文獻體系和文獻計量特征為研究對象，采用數學與統計學計量方法分析學科文獻的各種特征、預測量變規律以及發展趨勢的一種情報學研究方法[2]。

本文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信息可視化軟件Ucinet及NetDraw。借助此工具，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數據：第一，通過對論文的期刊分布、區域分布、核心機構、高產作者等外部特征的分析從整體上把握研究現狀；第二，通過對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熱點主題以及前沿領域；第三，通過對文獻共被引圖譜分析展示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知識基礎，呈現研究脈絡。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期刊分析

為了解各期刊大學生就業研究論文的學術影響力以及聚焦的研究主題，統計了各期刊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的被引頻次，并運用信息可視化軟件Ucinet及NetDraw進行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尋找關鍵節點。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研究（英）》《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是刊發大學生就業研究的三個主要平臺，發文量依次為56、55、46，總計占近15年發文量的54.7%，見表2。從被引頻次來看，三種期刊依然排在前列，被引頻次依次為：978次、682次和839次。從平均被引頻次來看，《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高等教育研究（英）》論文的引用率最高，分別為18次和17次。綜合發文量、被引頻次和平均被引頻次三項指標，可以認為《高等教育研究（英）》《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三本期刊上發表的大學生就業研究具有較高的權威性，是引領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主陣地，其關注的研究主題容易發展成為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領域的學術新風尚。

對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顯示，《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和《高等教育》主要聚焦于就業能力問題，前者還特別關注通用技能、畢業生特質等；《高等教育地理雜志》主要聚焦于知識圖譜等與大學生發展相關的課程空間屬性以及就業能力；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兩本《高等教育研究》共同聚焦就業結果，前者還關注收入的性別差異，后者還關注博士生就業問題；《高等教育教學》主要聚焦職業教育、課程、評價等問題。

（二）區域分析

10種期刊2001-2015年論文作者所屬國家（地區）統計與對比分析，按發文頻數排序，得到表4?？梢园l現，287篇文獻作者共來自31個國家（地區）。在發文頻數上，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占據著絕對的領先優勢，其發文量分別高達158篇（25.73%）、151篇（24.59%）和140篇（22.80%），遠高于排名第四的荷蘭發表的27篇（4.40%）。這從側面映射出，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這三個英語國家在大學生就業研究中的強大實力，是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學術前沿的設定者、學術取向的主導者、學術風向的發起者，是其他國家（地區）模仿和學習的對象。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共發表論文9篇，其中中國大陸5篇（0.82%），臺灣地區4篇（0.65%），分別排名第15和16位，彰顯出近15年中國學者的學術潛力與追趕國外學術前沿所付出的努力及成效，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

如今，跨學科、跨機構、跨區域的合作研究成為一大主流趨勢，選取的287篇文獻有180篇是合作完成。因此，為進一步探究10種期刊文獻作者的跨區域合作情況，用Ucinet及NetDraw信息可視化軟件進行了國家（地區）合作圖譜分析，如圖1所示，由于德國、墨西哥等13個國家沒有和其他國家產生合作，所以被當做“孤立者”排除在圖形之外?？梢园l現，跨國家（地區）合作圖譜的總體連線較少，表明大部分合作研究是在同一國家（地區）各機構之間或同一機構各學者之間進行的。在開展了跨區域合作的國家（地區）中，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三個發文頻數最多的國家處于中心區域，節點數最多，表明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在合作網絡中居于重要位置，其他國家多愿意與這三個國家開展合作。從圖1可見，中國大陸雖與英國等歐洲國家開展合作研究，但中國的大學生就業研究仍處于邊緣化位置，尚未在國外形成較強影響力。

（三）學術機構分析

對作者所在機構的發文頻數統計與對比分析，取前20位進行分析，見表5。從學術機構分布看，澳大利亞8所，美國4所，英國3所，荷蘭、瑞典、葡萄牙、芬蘭和新西蘭各1所，表明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的學術機構在國外頂尖刊物上發表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的優勢地位。居前5位的高產出機構分別是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澳大利亞查爾斯特大學、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和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表明這5所大學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中最具實力。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作為后起之秀，不僅在大學生就業研究中具有趕超美國占據學術研究中心的趨勢，甚至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領域都表現出強勁態勢[3]。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起步較晚，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才進入大眾化階段，然而政府從制度改革層面對高等教育的支持，不僅使得澳洲的高等教育規模與質量迅速提升，也直接推動了本國的研究水平，值得同樣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學習借鑒。

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的研究機構均未進入前20位，表明我國在國際頂尖刊物上的產出相對較少。對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機構的統計顯示，來自這3個地區的機構發文量分別為2篇、3篇和4篇。我國港臺地區由于具有語言優勢，更容易追蹤與把握國外學術前沿，也更容易在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外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使相關研究在國外學術圈中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這9所機構分別為中國大陸的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香港地區的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學院，臺灣地區的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臺北大學和輔仁天主教大學。

為進一步探究10種高等教育頂級期刊機構間的合作情況及聚焦的研究主題，用信息可視化軟件Ucinet及NetDraw進行了機構合作圖譜與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結果顯示，目前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大致形成了四類機構凝聚子群，分別是：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等為中心形成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就業結果、多元化等研究；以美國佐治亞大學、美國俄亥俄大學、英國利物浦希望大學、荷蘭威登堡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等為中心形成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就業能力、職業發展等研究；以澳大利亞墨爾本理工大學、澳大利亞天主教大學、羅馬尼亞克魯日大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等為中心形成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職業教育、通用技能等研究；以新西蘭奧塔哥大學、新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等為中心形成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畢業生特質等研究。

（四）高產作者分析

對2001-2015年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論文的作者進行統計，按發文頻數排序，取前10位得到高產作者，詳見表6。近15年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高產作者是：澳大利亞伊迪斯科文大學的丹尼斯·杰克遜（Denise Jackson）、西班牙瓦倫西亞理工大學的阿黛勒（Adela García-Aracil）、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的凱琳·史密斯（Calvin Smith）、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加里·羅茲（Gary Rhoades）、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曼茲·約克（Mantz Yorke）、英國開放大學的彼得·奈特（Peter Knight）、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西蒙·巴里（Simon C. Barrie）、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的曼努埃爾（Manuel Salas-Velasco）、澳大利亞查爾斯特大學的弗蘭齊斯卡·特雷德（Franziska Trede）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羅伯特·羅德（Robert A. Rhoads）。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前10位高產作者中有4位來自澳大利亞，中國大陸學者均未進入前十位。

綜合H指數和最大引用頻次兩項指標，前十位作者關于大學生就業研究的學術論文均在國際學術圈產生了較大影響力，對研究進展發揮著引領作用。比如，丹尼斯·杰克遜關于就業能力研究的系列論文[4]；阿黛勒對性別收入差異[5]、工作滿意度[6]的研究；曼茲·約克和彼得·奈特從認知和社會心理學角度建構的就業能力USEM結構模型[7]；西蒙·巴里對畢業生特質的系列研究[8]等等，都奠定了國際大學生就業研究的主旋律。

（五）研究主題與前沿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對表述論文的中心內容具有重要意義、反映論文研究主題的關鍵詞匯，包含豐富的論文特征信息，對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可揭示、把握和預測近15年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主題、前沿熱點與發展趨勢。對287篇論文關鍵詞詞頻統計與排序，形成表8高頻關鍵詞列表，使用Ucinet及NetDraw信息可視化軟件對詞頻分析結果進行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根據圖譜，獲得2001-2015年10種SSCI高等教育類期刊大學生就業研究文獻高頻關鍵詞的分布結構，見表7，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目前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關注重點，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大學生就業能力和職業教育，此外，課程體系改革與創新、畢業生特質及通用技能、就業結果、博士畢業生就業等也是幾個影響力較高的選題。

為進一步探究高頻關鍵詞之間的潛在隱蔽對應性，以把握目前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前沿熱點與發展趨勢，對高頻關鍵詞共現圖譜進行凝聚子群分析。通過成分分析、派系重疊模式分析（派系最小規模設置為8）和K-叢分析（k取值2，k-叢最小規模設置為3）依次考察凝聚子群的互惠性、可達性和關系頻次，得到關鍵詞共現圖譜的聚類分布結構。當K-核的度數為7時，有10個聚類，表明關鍵詞共現圖譜中有10個凝聚子群中的全部點都至少與該子圖中的其他7個點鄰接，這10個子群的內部凝聚力是比較強的，以此為依據的凝聚子群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依據上述分析結果，可以將當前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前沿熱點歸結為4方面。

第一，大學生就業能力的內涵及提升策略。主要涉及畢業生特質、學生認知、通用技能、核心技能、可轉化能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維、智力發展、自我效能、情感因素、自信心、領導氣質、概念模型；實習、工學結合、實踐教學、大一實習經歷等。

第二，就業結果及其影響因素。主要涉及工作滿意度、期望值、創業、職業流動、收入性別差異、社會收益；就業目標、身份認同、職業準備、職業發展、適應性、責任意識；畢業生教育、教育不匹配、校友會、勞動力市場、社會資本等。

第三，職業教育及相應的課程結構改革問題。主要涉及職業選擇、教育質量、技能訓練；博洛尼亞進程、哥本哈根進程、機構變革、咨詢、政策分析；知識圖譜、空間屬性、學習環境、價值目標、評價、反饋、雇主參與、三螺旋理論；合作學習、在線學習、經驗學習、基于問題的學習等。

第四，博士生就業問題。主要涉及職業適應性、職業選擇、學術發展、國際化理解力、就業方向、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學術成就、幸福感、學術工會、知識經濟、全球公民意識、學術人員等。

（六）文獻共被引與知識基礎分析

為探究10種SSCI來源期刊大學生就業研究前沿的知識基礎及演變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重要文獻，用信息可視化軟件Ucinet及NetDraw對采集的287篇論文中的9673篇參考文獻進行了文獻共被引圖譜分析，對9673篇參考文獻的被引頻次進行統計與分析，取前十位。

可以看出，在被引頻次居前十位的經典文獻中，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學研究所的教授西蒙·巴里占居兩席，分別是2004年發表在《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上的《以研究為導向的畢業生特質政策》（A Research-based Approach to Generic Graduate Attributes Policy），和2006年發表在《高等教育》上的《理解畢業生特質》（Understanding What We Mean by the Generic Attributes of Graduates），被引頻次和特征向量中心度均很高，是最為重要的兩個關鍵節點?！兑匝芯繛閷虻漠厴I生特質政策》一文在整合了以往對畢業生特質定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基于學科語境的新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已經對大學畢業生培養政策的修訂過程產生了深遠影響[9]；《理解畢業生特質》一文運用現象學研究方法探討了在當代教學實踐中畢業生特質的本質以及對課程改革的意義[10]。

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約翰·格蘭齊（John Clanchy）和布里吉特·巴拉德（Brigid Ballard）1995年發表在《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上的《高等教育情境中的通用技能》（Generic Skills in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被引頻次最高，是又一居核心位置的關鍵節點。針對1992年高等教育咨詢委員會教育質量報告中對通用技能的模糊定義，格蘭齊和巴拉德提出了一個對思維、研究、交流等高階通用技能更加系統化、清晰化的分析框架，并指出這些技能在不同學科情境中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11]。

另外兩篇經典文獻是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新型學習理論基石的兩本著作。一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育學教授珍妮·拉弗（Jean Lave）和埃蒂涅·溫格（Etienne Wenger）合著的《情景學習：合法的邊緣性參與》（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該書從人類學視角對“學習”的概念進行了深刻反思，將知識視為個人和社會或物理情境之間聯系的屬性以及互動的產物，將實踐共同體中學習者的社會參與視為學習的關鍵步驟[12]。二是溫格的著作《實踐社團》（Communities of Practice），該書勾勒了實踐社團的基本元素，指出培養實踐社團的潛在缺陷以及分布式社團面臨的主要挑戰，并明確了認識實踐社團創造的價值及圍繞社團制定知識戰略的方法[13]。

英國蘇塞克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原系主任、世界著名高等教育學家托尼·比徹（Tony Becher）與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保羅·特羅勒爾（Paul R. Trowler）合著的《學術部落及其領地》（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是另一本重要的經典文獻。該書運用人類學方法從文化的視角解析高等教育的“學術圈”以及學科文化的運作機制，是高等教育領域的一部力作，多年來被知識社會學、高等教育管理等領域的學者大量引用[14]。

此外，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黛布拉·巴斯（Debra Bath）等人發表在《高等教育研究與發展》上的論文《難以映射和嵌入的畢業生特質》（Beyond Mapping and Embedding Graduate attributes）[15]，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獻。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這些高被引經典文獻主要聚焦于畢業生特質、通用技能、實踐導向、課程改革等幾大主題，這些理論研究奠定了近15年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的知識基礎。

三、結論與啟發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外學術界對大學生就業的關注度不斷升溫，發文量基本呈上升態勢?！陡叩冉逃芯浚ㄓⅲ贰陡叩冉逃贰陡叩冉逃芯颗c發展》等期刊無論是發文數量還是被引頻次，均位居前列，映射出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中的高影響力與權威性。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這三個英語國家的發文量位居前三位，彰顯出在大學生就業研究中的強大實力，跨區域合作形成了主要以這三個國家為中心的網絡結構。與三大強國相比，中國大陸機構的發文數量和質量均存在較大差距，尚未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中形成足夠的影響力。

（一）研究范式的規范化轉向

自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一書問世，便帶來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論的一場變革。學者們開始將目光轉向其他學科，倡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并滲透進高等教育研究的各個問題領域。至今，沒有哪一種研究方法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不等同于研究范式的去規范化。在10種高等教育類頂級刊物上發表的大學生就業研究論文，無論是在高頻關鍵詞中出現的因子分析法、網絡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還是現象學圖示、敘事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總是遵循著一套嚴謹的認知程式，前者通過具有普遍性的模型來解釋因果規律，后者通過具有復雜性的敘事來理解“適合的”因果機制和關系。反觀我國的大學生就業研究，多以經驗總結與文獻研究法、理論思辨法為主，這些研究方法所代表的傳統主義范式在解釋大學生就業現象這一宏大命題上的意義是不容懷疑的[16]，但這些研究方法往往缺乏一套規范的程式。近幾年，國內的大學生就業研究者們開始向科學實證主義轉向，但與國際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定量研究僅僅是冷冰冰的數據堆砌，并沒有呈現客觀現象的本質、彰顯數據挖掘的價值[17]，定性研究并沒有“與研究對象互動”[18]便建構出行為和意義的解釋性理解。我國大學生就業研究急需由單一的傳統主義范式向規范的科學實證主義范式和多元綜合研究范式轉軌。

（二）研究對象的多面向拓展

對研究熱點的梳理發現，當今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熱點主要聚焦于4個方面，其中對博士生就業問題的關注成為一大研究熱點。在10本SSCI期刊中，共刊發博士生就業研究論文29篇，占總論文的10.10%。其中，《高等教育研究（英）》刊發9篇，占比31.03%，這一期刊主要關注兩大博士生就業問題：職業適應性[19]和就業結果以及職業發展的影響因素[20]。在我國已有越來越多的博士畢業生由于各種原因在職業選擇中放棄學術職業，流向非學術領域，博士生就業方向的多元化所引發的適應性問題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們規避研究對象選取的窄化現象，在關注高職生和本科生這兩類大學生群體就業問題的同時，給予博士生就業問題應有的關懷，實現研究對象的多面向拓展。

（三）研究平臺的跨機構合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在跨機構合作中已經大致形成了4類學術機構合作凝聚子群，每一個凝聚子群的合作機構都來自多個國家。這至少可以說明，尋求跨機構、跨區域合作，尤其是與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家學術機構間的合作，直觀感受學術中心的魅力與銳識，已經越來越成為產出高質量大學生就業研究成果的有效路徑。因此，未來我國應致力于學術機構間的合作研究，實現學術資源整合，推進不同學科背景人員的優勢互補合作攻關。為此，高校要消除“小家”意識，培育“大家”情懷，消解校內外界限和壁壘，鼓勵跨學科、跨機構、跨地域研究團隊的建立，創新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和科研能力三位一體的協同發展模式；加大學術帶頭人和博士人員扶持力度，強化國際學術交流，促進我國大學生就業研究平臺與國際機構的接軌，不斷走向成熟化與規范化。

（四）研究視野的本土化根植

要想使我國的大學生就業研究在國際學術圈產生影響力，不僅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與制約，更為重要的是在國內外日漸匯流的問題領域中尋求“根植性”。任何一種現象或問題既有超越特定時空情境的普遍性，也有嵌入在特定文化和時空中的根植性。中國社會發展與轉型實踐、高等教育突發性增長乃至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生活的歷史彌漫都根植了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本土特性。在關注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進展、追蹤前沿熱點、把握動態趨勢的同時，開展本土化研究。本文對國外大學生就業研究熱點及知識基礎的梳理給國內學者們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在追蹤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就業能力、就業結果及其影響因素、職業教育及其課程改革等熱點主題的同時體察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根植性，深入理解根植在中國高等教育土壤中的獨特屬性和演變機制，才能對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進行恰切精當的梳理，真正捕捉潛藏在背后的結構要素，產生高質量的學術成果，進而借助英語語言在國際學術圈產生足夠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