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因素分析

馮承彥++舒博冉

[摘要]在“一帶一路”戰略的開放新局面下，跨境人民幣結算作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內容有著新的歷史機遇。自2009年7月以來，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迅速發展，但仍受到較多因素的制約。 “一帶一路”沿線國的經濟、金融、主權信用水平以及與中國的經貿金融合作呈現區域化、多層次的特點，對當前中國與沿線國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帶來了不同的機遇與挑戰。在分析了這些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人民幣跨境結算；影響因素；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3-0106-07

一、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并倡議從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個方面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絲綢之路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了古代亞洲、非洲、歐洲的商業貿易，而如今再提出“絲綢之路”，不僅是為了恢復古老絲路的輝煌，更是在國家層面上提出了重大的發展戰略。

金融作為經濟的核心，是實現區域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耙粠б宦贰毖鼐€的貨幣流通，與國家之間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發展水平緊密相連，反過來又促進了區域金融的發展。自2009 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推出以來，人民幣跨境結算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也得到了全球認可。據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的統計顯示，2014年12月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僅次于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市場份額達到217%。中國銀行2015年8月的跨境人民幣指數（CRI）為321點，較上月上升了42點，創2013年指數發布以來歷史新高，這意味著人民幣在跨境和境外支付結算中使用比例擴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保持良好發展態勢。2016年9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烏魯木齊舉行的絲綢之路金融論壇上表示，中國在2016年前8個月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跨境人民幣實際收付金額達8600億元。種種數據都反映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總體穩步增長態勢。

盡管整體走勢良好，但是人民幣跨境結算水平與美元、日元、歐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也與我國經濟實力不相吻合?！耙粠б宦贰毖鼐€地理跨度大，國家與地區的經濟、政治、制度差距也大，因此為人民幣實現成熟的跨境交易帶來了困難。

二、文獻綜述

人民幣跨境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歷程的一大組成部分，目前國內關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研究，主要圍繞人民幣跨境的貨幣政策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因素等方向展開。李稻葵（2008）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應從境內、境外市場兩方面推進：一方面，境內改善金融機構設置，提高金融市場穩健運行的效率，逐漸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另一方面，境外充分發揮香港發達、現代化的金融優勢，擴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魯剛（2013）提出，當某種貨幣的使用者越多，則該種貨幣的交易成本會越低，其流動性就越強，進而又會吸引更多的使用者，由此形成良性循環。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通用的貨幣就必須克服現有國際貨幣“貨幣慣性”的制約。沙文婕（2015）通過定量和定性分析以及對比幾種主要國際貨幣國際化進程，指出人民幣跨境結算影響因素分別為經濟實力與發展模式，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對內與對外幣值穩定。白偉東（2016）指出，短期內我國經濟發展狀況、離岸人民幣市場以及財政收入可以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產生正向效應，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擴大，但長期來看，這些因素的影響不明顯。而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增加，及人民幣匯率上升會對人民幣跨境結算產生長期的正向影響。陶士貴（2016）認為，利率市場化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前提條件，人民幣的跨境交易也會在無形中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兩者的關系更大程度是間接地通過利率與匯率來實現。他指出要提高了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相關性，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序推動資本項目自由化，實現資本流動的均衡管理，這樣才能最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林樂芬（2016）指出，溫和平穩的通貨膨脹、穩定的經濟發展、貿易順差以及初期的對外投資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她還指出，目前急于追求開放、自由的市場并不一定能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旦人民幣被“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接受，在沒有外部沖擊條件下，將可能通過貨幣慣性因素長期持續下去，這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難得的機遇。

現有文獻主要關注“一帶一路”進程中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因素，大都從全球范圍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但由于“一帶一路”的戰略提出不久，并且人民幣跨境結算近年來才迅速發展，因此針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行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研究較少且較為零散。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現狀

2014年，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較快，人民幣跨境收支在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重升至236%，人民幣離岸市場進一步拓展，人民幣的國際合作不斷深化。

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直接投資中的使用規模穩步上升。2014年，經常項目人民幣結算金額達655萬億元，同比增長416%。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金額達18656億元，同比增長1179%；外國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金額達86202億元，同比增長924%。從各方面來看，中國政府部門已經開始將人民幣作為涉外經濟統計、核算、管理中的計價貨幣。

就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而言，境外地域涉及范圍進一步擴大。2013年，我國人民幣跨境結算主要在是香港地區，占比達74%。截至2014年末，有189個國家與我國進行人民幣跨境結算。新加坡、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家與我國的跨境結算量較2013年均有所上升，但總體占比仍然較低，跨境結算不均衡。

圖12013年境外主要國家（地區）人民幣

結算量份額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根據現有文獻研究的關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作的分類及沿線國家對中國倡議的回應及其政策意向，將這片廣大區域從地理上界定為蒙俄、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中東和中東歐地區的64個國家（未含中國），如表1所示。結合圖1可以看到，沿線64個國家中僅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兩國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量占總體比重較高，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的占比仍很低，一方面可以看出現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方面略顯不足，發展前景較為廣闊；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業務在不同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經濟發展后發優勢強勁，與中國經濟具有良好的互補性。雖然不少石油輸出國家的人均收入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其國民收入主要依賴石油出口，因而通常不將其劃歸到發達國家。由于“一帶一路”跨度極大，各個國家在經濟水平和對外貿易、投資、金融市場成熟程度、主權信用水平等方面差距較大，呈現地域性特征，我國要正視沿線國的發展差異，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以各種途徑深化人民幣跨境結算，為未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區域基礎。

四、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影響因素

（一） 沿線國經濟發展情況

“一帶一路”建設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連接在一起，沿線核心區域涵蓋亞洲的大部分區域及歐洲、非洲部分區域，共涉及65個國家（含中國），覆蓋約44億人口，2014年經濟總量約為23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2%和30%。經濟發展、經貿合作潛力都十分巨大，蘊藏著大量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潛在需求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巨大潛力（詳見表2）。

相比于大量的人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整體GDP總量較低，經濟水平相對不發達，除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電子制造加工等位于價值鏈高端的產業外，沿線國經濟增長大多依托能源原料輸出、制造業、外包加工等低附加值產業，處于產業價值鏈的底端。

盡管沿線國家大都富含一定的能源、礦產、農業原材料以及旅游資源，有著廣闊的開發潛力，但大部分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都偏低，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對資源的利用率相對較低，且一味地依賴能源資源易導致國內環境的破壞和違背當今世界“綠色”的主題，此外也容易受到國際市場出口產品和原料價格波動的影響，例如2014年西亞和北非地區的經濟增速就因受到國際油價持續低迷的影響而僅為187%。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相對薄弱，且人口規模巨大、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

（二）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合作

2001—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中國總貿易額的比例由165%增至260%。其中出口比例更是幾乎翻了一倍，從145%增至272%。這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越來越高。

從中國與“一帶一路”地區貿易總額來看，我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聯系最為密切，其次是西亞、中東19國。這主要是因為與該地區產業、資源的互補性較強，以及文化、地緣的優勢導致往來密切。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商品以機械設備及紡織服裝為主，進口產品以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為主。中國與沿線國家進出口商品結構與這些國家出口優勢行業基本一致，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雖然在加劇，但是中國與其主要的貿易競爭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之間的競爭程度有所減弱；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互補性也在逐漸增強，從整體上看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互補要強于貿易競爭，有利于進一步拓展國際貿易合作。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貿易往來十分密切，從經常項目來看，中國與沿線國產業、資源互補性強，對沿線國石油、礦產資源進口的需求量大，集中在蒙俄和中亞5國以及西亞、北非地區，中國以建設出口基礎設施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

（三） 沿線國與中國的金融合作程度

金融乃經濟的核心，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同發展程度的經濟水平也將影響一國金融水平的高低。而金融正是“一帶一路”所倡導的貨幣流通的直接載體，因此無論從金融，還是經濟層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于國家發展水平不同，都會影響人民幣跨境結算的程度。

總的來看，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4個國家設立了56家一級分支機構。其中，子行16家，分行32家，代表處8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呈現出以下兩大特征：從機構設立而言，五大行仍是中資銀行“走出去”的主力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布局已初具規模。從地域分布來看，中資銀行在俄羅斯、東南亞和西亞國家設點相對較多，在中亞、南亞、中東歐、獨聯體其他國家中的6國等地區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截至2015年末，來自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56家商業銀行在華設立了7家子行、18家分行以及42家代表處。從分支機構來看，東南亞國家的銀行在華業務活動最為活躍，南亞國家次之。新加坡、俄羅斯、泰國、印度、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銀行在華設立的分支機構較多。蒙古國、俄羅斯、中亞以及西亞、北非國家的銀行設立的分支機構形式以代表處為主。與此同時，目前銀監會已與2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諒解備忘錄）或合作換文?！耙粠б宦贰毖鼐€國除新加坡、阿聯酋、卡塔爾和巴林等國金融市場較為發達以外，整體金融水平、金融的廣度與深度都較為欠發達，這為人民幣跨境結算帶來不利的同時也意味著未來的金融市場空間廣闊。

（四） 國家主權信用水平

根據中誠信對“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信用評級，可以發現沿線國的主權信用呈現以下特征：1主權信用級差跨度大。主要歐元區國家（除希臘主權信用為CCC，展望負面）由于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貨幣地位決定了主權信用級別普遍較高。部分中亞和東盟國家憑借豐富的資源及相對成熟的經濟財政體系，主權信用級別較高。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大多數國家，由于內部面臨政治穩定及經濟轉型的壓力，外部面臨經濟再平衡和資本外逃的風險，信用水平表現相對較弱。2部分國家主權信用評級中次級因素評分差異明顯，其中部分國家政治及違約風險相對突出。歐洲國家經濟風險較低，但財政風險相對突出。中亞、東盟等國財政風險較低，但經濟及債務風險兩極分化嚴重。除荷蘭等歐洲四國及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個別國家外，整體沿線國家政治風險都較為突出。3部分沿線國家存在主權級別下調風險?？傮w來看，歐元區內部主權債務危機還在持續，尤其是希臘面臨嚴峻的財政和債務局面，主權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形成惡性循環。信用水平的低下會惡化國內投資的預期，沿線國由于信用風險而難以獲得融資也將進一步降低主權信用。投融資的不活躍必將影響跨境人民幣的結算量。

（五） 人民幣匯率走勢

2005 年7 月21 日，我國開始采用更富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此后，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也逐漸增大。2012 年4 月16 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交易浮動幅度由05%擴大為1%，2014 年3 月17 日，此交易浮動幅度又由1%擴大為2%。進入2015 年，隨著歐洲等重要經濟體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包括歐元、日元在內的大部分貨幣對美元匯率都出現大幅貶值的態勢，雖然因為美元指數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小幅貶值，但是人民幣對其它主要貨幣實際上卻是升值了，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幣的匯率更是出現了明顯的升值。隨著人民幣升值及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大，我國出口商的價格比較優勢逐漸削弱，外向型企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受對外貿易規模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阻礙。

（六） 沿線直接投資格局

截至2013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高達720 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總存量的11%左右，遠高于2003年的4%（見表4）。10年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整體呈上升趨勢，年平均增長率高達51%，超過了同期對其他地區的投資增速。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OFDI的區域分布差異較大。其中，2013年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規模最大，OFDI達727 億美元，存量達到3567 億美元，均占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投資流量、存量總量的一半以上。對中亞地區的投資增長最快，2003—2013年期間的OFDI年均增速高達69%，遠高于對其他地區的年均增速。相比之下，中國對中東歐的投資最少，截至2013年末僅16億美元。從國家尺度上看，中國OFDI集中在新加坡、緬甸、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蒙古國和俄羅斯。自2007 年以來，新加坡已經成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OFDI流量和存量占比最高的國家，我國主要投資領域涉及批發零售貿易、物流運輸、金融和餐飲服務等。這不僅是因為新加坡集工業、金融和轉口貿易中心為一體，還因為其政治穩定、市場有效性強，同時與中國文化相近。

整體而言，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投資呈上升的樂觀趨勢，但投資區域分布的不平衡程度逐漸擴大，且沿線國在我國的直接投資量較低，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區域化發展。且投資項目多集中于能源資源開采、加工制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過剩產能的轉移和國內資源的補充，但是由于這些產業相對的經濟附加值不高，投資報酬率不足以吸引更多的投資主體，因此也遏制了投融資，降低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需求。

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結算存在的問題

（一）外部貿易需求萎縮，對外貿易人民幣跨境結算需求降低

經濟新常態下，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與之相伴的是國內民眾大量采購海外產品，進行海外旅游。這表明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短期需求的匱乏，而在中長期有效供給的缺失，必須從供給端刺激經濟增長。外部需求萎縮，發達國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發出向實體經濟回歸信號，圍繞信息、生物、環保等領域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愈演愈烈，從提升產品內在質量來開拓新一輪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國的外部需求萎縮，將降低人民幣跨境結算需求。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較低，不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水平、金融市場欠發達，中國與沿線國的金融合作程度也相對較低。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極大地影響著該國貨幣國際化水平。一方面，我國“走出去”的中資銀行數量較少，且大多是國有商業銀行，金融市場廣度較小，市場價格難以真實反映當前的供求情況以及未來的走勢預期；另一方面，本國金融市場也不成熟，深度不足，提供的金融服務類型不足以滿足國與國之間的交易需求。

（三）美元、歐元作為主流貨幣占據了跨境結算和計價貨幣的主要分額，貨幣慣性大，阻礙人民幣跨境結算

美元和歐元是全球各國作為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無論是結算還是計價都具有絕對優勢，美元和歐元有著完善、便捷的操作模式和結算網絡，各國、各地區在對外貿易中已經形成了使用美元、歐元的慣性。此外，美國、歐洲高度發達、交易頻繁的金融市場有著豐富的風險控制和投融資手段。貨幣持有者會因為美元、歐元較低的交易成本和持有風險較低而積極持幣。相應的，美國、歐盟必然會因為人民幣等貨幣動搖了其貨幣的霸權地位而采取各類遏制措施，阻礙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四）對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發展不均衡、投資領域單一，投資產業鏈短，且投資摩擦大，在東道國負面影響相對較多

從投資目的地看，中國OFDI項目過度集中于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領域，而高端制造業、科技研發等中高端領域少。由于中國對外投資多旨在滿足本國生產對資源的需求，而未充分考慮和維護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不夠重視沿線國對實現本國經濟可持續多元化發展的訴求，在外媒的渲染下產生了負面影響。

六、對策建議

（一）推行供給側改革，從價格拉動出口轉型到質量拉動出口，拉動沿線國投融資需求

一方面，我國應積極推行供給側改革，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來刺激國內民眾對國產商品的消費需求，提升中國在發達國家外貿市場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大部分國家仍保有良好的合作貿易關系，應發揮產業優勢，利用比較優勢輸出沿線國大量需求的產品，同時強化內外聯動，加大對沿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開發利用、經貿產業合作區建設等戰略性優先項目的支持力度，強化“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多元化、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沿線貿易壁壘的消除及貿易合作的加深，貿易商品種類可望大幅增加，貿易規模也將快速增長。相應的人民幣跨境結算等金融服務的需求因此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二）充分發揮歐洲經濟圈金融市場優勢，強化金融集聚與金融輻射的作用

首先，大力發揮金融合作平臺在深化金融合作方面的作用，擴大融資規模和范圍，充分利用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實現多渠道融資，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導作用，支持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引導金融機構加快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創新，鼓勵金融機構在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推進金融創新，通過金融合作保障“一帶一路”戰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

其次，加大與“一帶一路”歐洲經濟圈的金融合作力度，通過較為發達的金融市場實現金融集聚，以人民幣跨境結算為手段，加強金融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推動作用，從集聚中心輻射出更大的金融合作圈，以金融合作的發達地區帶動欠發達地區的金融發展與合作。

（三）加大國際監管機構的監管力度，完善區域金融安全網

“一帶一路”沿線主權國家信用級別跨度大，整體水平低，潛在風險多，阻礙投融資，遏制人民幣跨境結算。首先，中國應從自身出發，建立健全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審慎監管體系。同時發揮各區域合作機制的作用，建立區域金融安全網絡，完善區域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通過加強與各國政策的協調溝通，完善區域危機的管理框架，提升“一帶一路”區域貨幣與金融的穩定性，加強宏觀經濟預測，實現金融監管的全覆蓋，建立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礎設施，防治系統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其次，應積極加強與沿線國監管當局的協調溝通，擴大信息共享范圍圈，建立區域監管協調機制，以便保持各國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的政策、監管手段的一致性。構建區域金融的風險預警系統，有效分析、監測并預警“一帶一路”沿線國的各類金融風險，找出各國的風險隱患，確保我國涉外貿易、投資的安全和穩健。建立并完善應對跨境風險和處置危機的制度機制安排，保證在風險爆發時及時協調各方行動，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金融市場的安全運行。

“一帶一路”的許多項目面臨著沿線國政治、政策、匯率、價格、利率、環境等風險，直接導致了項目獲得融資、技術的困難。由于全球主要金融和專業服務機構都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香港在管理金融風險、法律風險、環境風險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應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各種風險管理的人才、工具和手段，幫助分析并盡職調查項目所在地的各類風險。

（四）加強貨幣互換和結算合作，構建亞洲穩定貨幣體系，加速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推動人民幣從區域化邁向國際化

要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從政治、經濟、金融等各領域循序漸進發展，首先應積極加大與世界各國的往來，全面開展與沿線國家的貿易本幣結算，由邊境貿易擴大到一般貿易，進一步擴大與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規模，積極探索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多種途徑。其次，鼓勵人民幣“走出去”，探索開展跨境個人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動境內銀行為境外項目提供人民幣貸款業務等，鼓勵人民幣跨境直接投資。同時也要防范經濟金融全球化帶來的潛在風險，穩健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

（五）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地位

當前人民幣跨境結算發展水平的地區性特征還很明顯，在香港及東南亞的發展水平很高，具有帶頭作用和借鑒意義。應當以此為契機，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的三大中心地位，參與國家間的雙向開放以及“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區域內的融資、商貿、物流和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六）適當降低國內企業和個人境外投資的門檻，推動資本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自由流動，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綠色貿易，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的可持續、多元化發展

我國應以“共享”、“互通”為原則，在保障本國戰略資源充足、糧食安全和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的同時，與沿線國的政策相溝通，積極實現互利共贏。

一方面，應當降低企業和個人外匯管理要求，放寬境外投資匯兌和跨國公司資金境外運作的限制。加強國際收支監測，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改進并逐步取消境內外投資額度限制，加快實現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促進直接投資。

另一方面，我國應當積極改善生態環境，避免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需要在環保、新能源、節能、節水、清潔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投入大量資金。當前綠色金融的發展空間十分廣闊。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也將得到快速發展，為快速加強人民幣跨境結算創造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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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顧曉濱董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