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象”下的鄉村倫理和文化身份認同

摘要：壯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說《撒謊的村莊》繼承了20世紀以來小說創作中關于城鄉二元對立的書寫，揭示了城市想象之下的鄉村和鄉人們獨特的倫理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由《撒謊的村莊》改編的電影《寶貴的秘密》在延續這一主題的同時也展現出傳達媒介上的差異。

關鍵詞：撒謊的村莊；寶貴的秘密；城市想象；鄉村倫理；文化身份

在城鎮化迅猛發展和“欲望化敘事”呈泛濫之勢的今天，重提小說創作中的城鄉二元對立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先生在其卓越的小說創作中描繪出湘西世界的“烏托邦”來對抗其眼中虛偽、羸弱的城市道德和文明，彰顯鄉村人性的美好和生命力的蓬勃。這種現代性啟蒙一直貫穿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小說創作，成為一些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的使命和擔當。尤其是對原生地為鄉村的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他們在城市文明的土壤里成功轉型之后，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必然采取“邊界寫作”的姿態，一方面尋求對原生地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對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間的二元對立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在他們的小說創作中，現代性啟蒙往往表現為一種“城市想象”下的鄉村倫理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谶@樣的認識和前提，觀照壯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說《撒謊的村莊》及由此改編的電影《寶貴的秘密》，我們可從中發現這樣的文化“密碼”。

一、“城市想象”：美好的烏托邦

《撒謊的村莊》講述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地點是廣西火賣村，這個村子“不通公路，惟一一條通往外面的路是祖祖輩輩踏出來的[1]”，顯然，這條路在小說中具有隱喻意義，它是聯結火賣村與外面世界的橋梁和紐帶，電影放映員蘇放和照相師傅藍寶貴正是通過這條路將外面世界的氣息帶入火賣村，引發了土生土長的火賣村女孩韋美秀的無限想象和向往。

改革開放加快了城市建設的步伐，打開了鄉村閉塞已久的通道，卻也凸顯了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間的對立。對于在經濟上落后和地理環境上處于閉塞狀態的鄉村來說，“城市”首先表現為一種烏托邦式的愿景和想象?！度鲋e的村莊》中的蘇放和藍寶貴雖然來自于公社，但是對于祖祖輩輩生活在火賣村的人來說，蘇放和藍寶貴代表著城市世界。電影、照相，對于當時的火賣村人來說，就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壯族女孩韋美秀先后“失身”于蘇放和藍寶貴，如果說第一次與蘇放發生關系是因為蘇放的引誘，那么后來與藍寶貴發生關系則變成了美秀的主動勾引。美秀的動機并不能單純地用愛情來解釋，她所企盼和向往的是鄉村之外的那個城市，相比貧窮落后而且單調的火賣村，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誘惑力不言而喻。而蘇放和藍寶貴正是承載了美秀關于“城市想象”的兩個符號，也是她惟一能夠藉此實現心中愿景的紐帶。但美秀的這種欲望和訴求一開始就遭受挫折，她雖然年輕、漂亮，但其鄉村人的身份卻讓具有優越感的蘇放拒絕她進入自己的世界。蘇放的始亂終棄雖然帶給美秀巨大的傷痛，但藍寶貴的出現再次給了她親近城市的機會。小說作者凡一平為了實現這一企圖，甚至讓火賣村的年輕男人們在小說中集體缺失。鄉村世界中年輕男女們之間的情愛和富有野性的生命力在美秀的“城市想象”面前黯然失色。美秀對城市的憧憬和向往并非單純是物質生活上的富裕和優越，更多是精神上的誘惑和依賴，是實現生命價值的企盼。從這點上來說，《撒謊的村莊》這部小說中的美秀盡管最終不可避免地迎來了悲劇命運，但她卻和男主人公藍寶貴同樣占據著道德的制高點。

城市想象也是火賣村人的集體想象。藍寶貴入贅火賣村后，上至代表最高身份和最大權力的老村長，下至剛入學堂的孩子，在藍寶貴面前保持著一種謙恭和敬畏，這既是來自于壯鄉人骨子里的淳樸和善良，更是對于藍寶貴所象征的城市文化身份的一種尊崇?；鹳u村的孩子們對于他們的老師藍寶貴坐過飛機和見過毛主席（實際上這是藍寶貴編造的“別有用心”的謊言）表現出無限羨慕甚至是崇拜，坐飛機和見過毛主席在小說中具有某種象征意義，作為來自城市的誘惑，它們激發了孩子們對外在世界的向往，成為孩子們“城市想象”的表征。在由《撒謊的村莊》改編而成的電影《寶貴的秘密》里，藍寶貴上課時使用的那一張中國地圖，是關于“城市想象”的另一個文化符號，體現了特定時代下的意識形態。

二、鄉村倫理和民族文化身份認同

在小說《撒謊的村莊》中，“撒謊”主宰著火賣村人們的生活，成為生存于其中的每一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則，這個看似違背常理的法則揭示了火賣村人的生活態度、鄉人情感和生存理念，在讀者面前展示了一種奇特而真實的鄉村倫理。

美秀生下龍鳳胎后，為了不暴露孩子父親不是藍寶貴的事實，火賣村人集體撒了一個彌天大謊，對千里迢迢從北京趕回來的藍寶貴說美秀是被牛撞了之后導致早產生下孩子。這樣做的動機既有對弱者美秀的同情，揭示出火賣村人骨子里的善良和仁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火賣村人面子和尊嚴的維護?；鹳u村人不惜忍受著因撒謊而帶給自己的委屈、不安和折磨，也要竭盡全力維護這個謊言，這種行為無疑展現出火賣村人的高尚品質，鄉人的狹隘和自私自利在火賣村并沒有成長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間，每個人都可以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尊嚴。小說中有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對這一鄉村倫理的揭示：“總之最后是整個村莊的人都參與了近來，共同編造了韋美秀早產的謊言。早產是意外的事情，是要有原因的。于是，韋德全家這頭牛就被牽了近來，充當韋美秀早產的罪魁禍首。六年了，火賣村的人極力地保護著這個謊言，像保護自己的水缸一樣，做到滴水不漏。包括牛的主人韋德全，他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做得好，也活得最難、最苦……以致于如今精神失常，瘋瘋癲癲?！盵1]為了他人可以犧牲自己，這就是火賣村人樸素而真實的鄉村倫理。

被眾人欺騙的藍寶貴得到了上至村長下至孩子們的尊敬和關照，火賣村的鄉村倫理再次顯示了其神奇的力量。應該承認，這種鄉村倫理在當下的中國農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它也體現了火賣村人對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蘇放對美秀的始亂終棄是火賣村人共同的恥辱，鄉村世界的價值觀念遭到了城市文明的沖擊，于是與蘇放有著共同城市背景的藍寶貴成為了這種沖擊之下的犧牲品。小說在這里表現了一種“無法調和的、雜揉的邊緣文化”[2]，火賣村在小說中具有隱喻意義，可以解讀為是壯民族文化的表征，體現了生活在這里的壯族人民對自身文化身份和價值觀念的認同。在火賣村人“撒謊”的生活中，展示的是壯族人民的善良、仁愛、隱忍和堅毅。對于身為壯族作家的凡一平來說，火賣村實際上是一種鄉土記憶，是能夠代表其壯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符號，凡一平曾說：“我從小生長在這樣的村子里，那時候村長總跟我說，翻過這座山就是首都北京了，長大后才知道隔著千山萬水，所以總夢想把童年的事情拍出來。[3]”在本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沖突中作何選擇，既是火賣村人對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表征，也體現了作者作為一位壯族作家邊界寫作的特質。以2005年出版《撒謊的村莊》為標志，凡一平的小說創作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城市小說為主，后期轉向了鄉土小說創作，著力于表現壯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謀求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融統一，建構本民族的文化身份。

三、 “忠實”與創造

一直以來，由小說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都存在著一個“忠實”與否的問題，學術界從“忠實”與否來評判影視改編作品成敗的不乏其人，但小說和影視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媒介，其表現方式和對象選擇必然存在較大的差異，要求影視改編作品絕對忠實于小說原著顯然缺乏合理性，忠實與創造才是影視改編應該遵循的準則。

作為書名，“撒謊的村莊”體現出極強的修辭功能?！按迩f”一詞的內涵已經超越地理學意義上的某個空間，而成了某種集體無意識的表征，在小說中其具體所指則是廣西一個偏僻、落后的壯族村子。 “撒謊”則揭示了這種集體無意識所體現出來的鄉村倫理和民族文化身份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撒謊的村莊》改編的電影《寶貴的秘密》在命名上消解了小說的深度，更著力于挑動觀眾的窺探欲望。

應該說，由《撒謊的村莊》改編拍攝的電影《寶貴的秘密》最大限度地遵循了“忠實”原則，小說《撒謊的村莊》中所講述的故事情節和塑造的人物形象等都在電影中得到了忠實的呈現，惟一較大的改變是吳歡這個人物形象在小說中著墨不多，主要通過蘇放的回憶作了一些交待，但在電影中吳歡卻有不少正面鏡頭的呈現，比如她和藍寶貴在北大讀書時的交往，以及后來她獨自一人悄悄來到火賣村尋找藍寶貴，這在電影中成為一條重要的情感線索，對表現藍寶貴留守火賣村作出的巨大犧牲和由此體現出來的道德高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與小說這種紙質媒介不同，電影需要考慮到觀眾的視覺觀感和情感效應，吳歡作為“女二號”在電影中的出現大大增強了電影劇情的戲劇性效果，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更多的是被人物的悲劇性命運所打動，對主人公藍寶貴傾注同情的同時感嘆時代的變遷，而對于原著小說中作者所著力表現的以火賣村人為代表的那種獨特的鄉村倫理和壯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會不同程度地忽略。不得不說，這種“文化變異”是小說的電影改編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事實，體現出小說和影視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媒介在面對各自不同的受眾時必然要作出的選擇和調整。

參考文獻：

[1]凡一平.撒謊的村莊[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第52+97.

[2]Homi Bhabb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225.

[3]陳舊.《撒謊的村莊》熱拍，村民圍觀江一燕“激情戲”[Z].http：//www.sina.com.cn.2007-7-3.

作者簡介：胡國威（1973-），男，湖南婁底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