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文化視域下的浙商傳統及其世界意義

陳壽燦

毋庸諱言，在當代的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格局中，浙商與浙江經濟發展都已經蔚然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面對浙江經濟與浙商發展的盛況局勢，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以浙商為最核心推動力的當代浙江經濟發展之背后的深層文化因素何在？這種文化因素是否已經確立了某種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以及可能的持續性？以浙商為最核心推動力的當代浙江經濟發展中是否內蘊了某種既具地域特色又具普適意義的實踐機制？從文化交流的維度看，作為當代中國世界化最前潮的地域性商幫，浙商走向世界所代表的難道只是浙學的文化力量嗎？我想，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是我們浙商研究院的使命所在。作為一個高?？蒲性核?，浙商研究院的使命在于深刻揭示浙商發展的文化意蘊，在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的維度上，深入考察浙商作為一個獨特的地域性商幫的文化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特征，進而發掘其可資借鑒的具有普適性意義的內涵。我們既要在浙商研究中探尋浙商及其發展與浙學、浙江文化的內在關聯，彰顯文化之于經濟發展、商幫發展的意義建構進路；又要在浙江經濟不斷開放、浙商全面走向世界的進程中，闡明新時期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請注意，我這里所說的是：“浙江經濟不斷開放、浙商全面走向世界的進程，所彰顯的是新時期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而不是浙江文化的世界意義?！边@里的問題是，浙商全面走向世界的進程在何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文化趨向？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追根溯源，在浙學緣起的文化演繹中把握浙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眾所周知，宋室之前，兩浙路尚沒有在文化史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學者。但自北宋以來，兩浙之地卻迅速發展出了浙東學術，并成為近代中國啟蒙的最前沿陣地；在現代中國的革命時期，浙江人民則一直是中國力量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當代浙商與浙江經濟的發展更是彰顯了浙學傳統是如何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文化支撐力要素。

作為近代世界最著名的社會學家，德國的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闡明了一個關于經濟發展與文化支撐的真理性命題，即“任何形態的經濟發展都必定內蘊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撐，缺少這種文化力的支撐，任何形態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獲得持續的生命力”。馬克斯·韋伯的這一命題告訴我們，當代浙江經濟發展必定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力支撐，毫無疑問，浙學傳統才是浙商文化、浙江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

浙學傳統的歷史演繹告訴我們，區別于其他地域性文化的是，浙學所代表的其實是儒家道統的繼承與創新，無論是其學術要旨還是實踐精神，浙學傳統都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浙學的發展最早始于永嘉之地，即今天的溫州。當王開祖在永嘉之地設帳授徒的時候，二程所創之洛學尚未興起；王開祖開永嘉學術的先河，其后，方有元豐太學九先生等人紛紛北上訪學，其人多師從二程，成為洛學的傳人。這些人雖然并不像陸九淵、朱熹、王陽明等人是中國思想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人，但是，他們在問道洛學之后又或早或晚地回到永嘉之地，在“鄉野”開館授課，設帳布道，成為洛學的重要傳人。雖然他們自身在思想史的影響有限，但他們的教學活動既為永嘉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后進，也引領了永嘉之地的學術趣向，并因此成就了永嘉學派。在后來的學術研究中，九先生中的周行己就多被視為永嘉學派的創始人。不難看出，九先生的學問多出自程門。九先生之后，永嘉學術曾一度衰微，但鄭伯熊、薛季宣等人及時起而復振永嘉學術。需要強調的是，鄭伯熊復振永嘉學術是從版刻程氏書籍開始的，而且，從師承關系看，鄭伯熊，薛季宣，包括后來的陳傅良、葉適等人都學出儒學一脈。故全祖望說：“永嘉自九先生之后，伊洛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迸c永嘉學派鼎足為三的朱子學、象山心學分別代表了儒學與道學、釋家的融合發展，然其后學的鼎盛發展也都集中浙江之地而不是其學術源頭的閩贛二省，三派學術的融匯成就了明清時期浙東史學的空前盛況，也成就了浙學傳統獨特的文化氣質。

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之際，浙江經濟最初的輝煌基于所謂的溫州模式，何以溫州會成為當代浙江經濟發展的最潮頭陣地？有些人，包括一些學者都認為是脫貧的沖動或功利的追求成就了溫州人的創進取向；然而，很明顯，簡單的脫貧沖動或狹隘的功利取向是無法解釋這一引起世人關注的宏壯經濟圖景的。兩宋之際，兩浙路的學術始于永嘉之地，而當代浙江經濟發展最早的典范是溫州，難道這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嗎？或許，文化的反思才能為我們提供最合理的解釋路徑。我更傾向于認為，文明的積淀與文化的助推才是成就當代溫州現象的最深層根源；也只有在浙學傳統的真諦中揭示浙商傳統的本質精神。

浙學傳統的歷史表明，浙學傳統所代表的其實是儒家道統于兩宋之后在浙江的發展，永嘉學派、朱子學、象山心學鼎足而三，思想激蕩處更是促成了明清之際中國傳統文化在浙江的建構性發展，即陽明心學、浙東史學及其發展。不難看出，于此所建構的浙學傳統原本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創進性發展。因此，浙學傳統的文化意義遠遠超出了浙江的地域局限，局限于狹隘的浙江地域是無法得其內在真諦的。而其精神奠基于浙學傳統的浙商傳統所秉承的其實是中華傳統的倫理精神與道德傳統，其核心要旨在于：（1）以義和利的義利觀。人們對永嘉事功學說的認識大多基于朱熹的批判而失之于偏頗，把永嘉事功解讀為一種狹隘追求功利的效果主義。然而，一方面，作為一種學術趣向與實踐追求，永嘉學術的功利主義始于薛季宣，在此之前，自周行己而至鄭伯熊，永嘉學派關于義利觀的基本立場從來都不違于儒家傳統的義利觀。需要強調的是，事功追求其實原本就是儒家本色，孔子就強調“修己以安百姓”；子貢曾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至伊川洛學時代，二程則尤為強調“義為利之和”，指出義和利并沒有絕對的分別，實在是同一樣東西，即所謂的“圣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另一方面，薛季宣之后，永嘉學術雖然確立事功趣向，但其事功并非以個體功利為目標，并非是道學家所批判的那樣是“坐在利欲的膠漆盆中”。永嘉功利所強調的其實是國家民族的社會公利而非私利。在葉適的思想中，“以義和利”所表達的則是“明大義，求公心，圖大事，立定論”的“公利主義”精神。（2）知行合一。這是陽明心學的核心要旨，從其學術發展的角度看，陽明心學承象山心學，又融匯了兩宋時期中國學術的激蕩情懷，它所代表的其實是浙學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之前的最高理論成就。作為浙學發展的最重要內容，陽明心學早已內化為浙江精神、浙商傳統的文化基因。其知行合一思想一方面強調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反對把知與行截然二分化。故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绷硪环矫?，陽明心學的知行與道德善是高度一致的，在四句教中就有“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故此，其知行觀內蘊了深刻道德追求。正是這種以知善為善行為取向成就了浙商的儒商所度。（3）包容開放精神。浙學之謂，始于朱熹。朱熹以道統自居，指摘永嘉邪辟。鑒于朱熹的學術地位與影響，其論一立，應者無數。故此后世于永嘉之學多有偏見。然而，永嘉學術其實承二程學脈，也是兩宋之后二程學脈真正成大氣象者。從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兩宋以來，浙學絕非只意味著狹隘的地域性文化發展：永嘉學派、金華的婺學代表了儒家文化在浙江的傳承與發展；象山心學雖盛于贛，但象山之后心學的最盛況發展卻仍在于浙江，先有甬上心學承象山衣缽，后有陽明心學氣象大成。朱氏閩學源于盛于福建，但朱熹之后，閩學在黃榦之后便轉向浙江，黃震是閩學在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也是閩學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由是不難看出，浙學發展最是完美地體現了創新與融匯乃是成就學術氣象的根本。在浙學激蕩成長的過程中而確立起來的浙江精神、浙商傳統也因此而是最富于包容與開放的精神。

義利相和，知行合一，創新融匯才是成就新時期“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興業報國的擔當精神、開放大氣的合作精神、誠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奮斗精神”浙商精神的最深層文化內蘊，而浙商世界化及隨之而來的浙商傳統、浙江精神的世界化實質上也表征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國經驗走向世界的文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