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機制
——基于賦權理論的分析

晏齊宏

一、問題提出

對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ICTs的賦權功能,理論界和實踐界寄予了充分的期待?；谫x權是對“失權”或“弱權”的一種補充和改造,賦權理論經常用于分析社會邊緣群體或弱勢群體,農民工群體便是一個重要的分析對象。較多研究者分析了互聯網對農民工的賦權意義,包括媒介賦權[1-3]、信息賦權[4]、關系賦權[5]等。新媒介技術的發展,使賦權的內容和結果發生了偏向,即從社會經濟權力轉向政治權力,并指向要求國家和法律予以承認和保障的權利,包括政治和公民權利、信息權、傳播權和自由連接的權力[5],表達權便是政治權力的重要內容之一。

意見表達是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方面,也是公民個人權利的體現?？傮w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具有以下特征：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相較于老一代農民工更為“先進”,但仍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弱勢地位,對現實社會有所不滿并有意見表達的需求。例如,周葆華調查發現,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意愿較強,并且針對勞動權益問題的表達意愿要高于情感問題。[6]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發現,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意愿并不是特別高,意見表達意愿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均值為2.18(5分量表,即介于“不太會表達”和“有可能表達”之間)。當個人經濟權益受到損害時,26%的被訪者有較大可能或完全選擇沉默。[7]同時,上海[6]和北京[7]的兩項調查都發現,人際渠道是新生代農民工最為傾向的意見表達渠道,其次是網絡渠道,最不愿意選擇機構渠道。

那么,該如何理解上述現象：從意見表達的角度看,互聯網如何賦權于新生代農民工?通常網絡活動可以分為網絡接入和網絡使用。對應于賦權則是提供平臺和提升能力。對外經貿大學課題組于2012年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顯示,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受訪者中,從不上網者僅占6.3%。[8]更為重要的是,筆者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也經常使用論壇、QQ、微博、博客等,積極參與這些討論型網絡社區。目前,移動互聯網非常普及,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遷移到微信這一集通訊、交流、服務等于一體的社交平臺,這一定程度上為其意見表達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除了平臺之外,新生代農民工的實質性表達能力如何,即“賦權是否等于增能”?廖圣清研究發現,針對政治問題和民生問題,網民使用非網絡渠道表達意見的頻率也高于非網民。[9]如果網絡僅僅提供了意見表達的平臺,以上現象又如何解釋呢?可以推測的是,互聯網對表達意愿的影響機制較為復雜。有研究發現,互聯網基本使用情況(包括如網齡、觸網程度、網絡操作技能)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非常小。網絡信息獲取、知識習得、新聞瀏覽等并未顯著影響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互聯網的作用僅限于平臺層面,對他們的意見表達沒有起到提升網絡使用能力等方面的實質性作用,[7]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意見表達意愿。當然,目前網絡信息高度流通,內容越加豐富多樣。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下微信成為重要的信息獲取、交流互動平臺,微信熟人圈具有較強的信息過濾功能,使得多元化信息獲取受到限制,也約束著社交網絡的建構和拓展,從而可能削弱意見表達意愿。

較多研究發現,男性、青年、文化程度高、處于社會較高階層的人更傾向于發表政治意見。男性較女性更頻繁地對國家政治問題發表意見。隨著教育程度的增加,市民針對國家政治問題和民生問題的意見表達頻率越高。[9]這些都屬于個人的內在實質能力。那么,互聯網是否起到提升個人實質能力的作用呢?周葆華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后,網絡新聞和網絡交往仍然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渠道表達意愿的最主要因素。[6]那么,網絡接入、增能除了直接作用于意見表達外,是否會通過心理因素等層面而間接影響意見表達呢?特別是,隨著網絡問政的踐行,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具有激發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可能性。這種政治效能感是否通過網絡接入、增能等而產生影響呢?

總體來看,雖然以往研究分析了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因素,但是缺乏影響機制的探討。經典的賦權理論認為,賦權包括實踐層面和心理層面。從網絡意見表達看,實踐層面的賦權主要是基于平臺而進行的傳播賦權,包括信息的流動、基于互動而產生的社會關系建構。心理層面的賦權主要在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增強個體達成目標的動機。[10]即由于網絡平臺接入、能力提升對自我政治能力及外在政治環境的感知等而產生了一種較好的心理狀態。換言之,互聯網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賦予意見表達的權利,是一個層次分明的賦權結構體系,包括平臺的技術賦權、基于平臺的信息賦權和社會關系賦權,以及由平臺接入和個人能力提升而帶來的心理賦權等。意見表達需要信息和社會網絡來支持,所以可以通過這兩個方面考量網絡意見表達所需的能力?；谶@些考慮,本研究試圖剖析互聯網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賦權過程,也就是互聯網對于其意見表達的作用機制。同時,本研究通過對比兩次調查,嘗試分析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作用機制是否在平臺接入、能力提升、政治效能感等方面發生實質性變化,以期為這一群體意見表達的提升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ICTs與賦權

從理論來源看,賦權理論根植于社會工作。在美國《社會工作詞典》中,賦權是指幫助個人、家庭、團體或者社區提高其個人的、人際的、經濟的或政治上的能力,而達到改善他們現狀的目的。這是從外援的角度看待賦權,特別強調他人的幫助或賦權。羅杰斯(Rogers)將“傳播”帶入了賦權理論的討論核心,論述傳播對于賦權的重要性。他指出,賦權是一個過程,這一過程產生于小群體內眾多個體間的相互交往,實質是個人、組織與社區借由一種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獲得掌控自身相關事務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11]對話和互動是賦權過程中的重要元素,在賦權對象之間發揮重要的作用,賦權最后的決定和行動也就是在對話和互動中產生的共同意見形成的結果。[5]由此,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與賦權的聯系成為必然。

ICTs的賦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技術層面和能力層面。技術層面主要指的是互聯網提供了平臺和鏈接方式;能力層面指的是個人運用這些技術達到自我發展的目的。由于ICTs與賦權的重要關系,學界對于ICTs的研究也聚集于個人權利相對比較匱乏的弱勢群體,如農村地區人口、婦女、老人、農民工[12]等。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ICTs助推農村地區發展主要在于兩個方面：聯通性(connectivity)和融合性(inclusion)[13]。聯通性指在多大程度上某地區被數字化鏈接并推動了經濟發展,聚焦于物質不平等和數字鴻溝[14],如個人的社會資本如何促進他們的互聯網接入和使用[15]。融合性指ICTs發展形成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在何種程度上人們有能力參與到信息社會[16],包括ICTs相關知識的應用和技能的可獲得性問題[17]。Joseph&Andrew調查發現,農村婦女將ICTs作為賦權的工具和維持生存的手段,接入和使用ICTs使得農村婦女在教育、事業、經濟方面受益。[18]Wong等通過兩個NGO中網絡技術賦權于老年人的例子發現,網絡知識較為欠缺的老人更反映了技術的賦權作用,他們也更能感受到由網絡使用知識的有限而導致被邊緣化。[19]

但是,目前對于ICTs與賦權的研究,特別強調弱勢群體的“客體地位”,即屬于“被賦權者”,而相對忽略了邊緣群體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賦權的最終目的是獲得權力并行使權力,凸顯邊緣群體的主體性,這要求賦權要進一步提升到獲得能力的層面,甚至上升成為穩定的心理狀態。但是,當下ICTs對弱勢群體的賦權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或者說ICTs的賦權作用的發揮相對于他們遇到的困難還遠遠不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中國語境下,邊緣群體很難通過自己的力量主動賦權,只有通過他者幫扶進而推動自我能力提升[20];同時,從主體性出發和最大程度發揮互聯網對意見表達的促進功能,或許心理層面的作用也值得關注。

(二)網絡意見表達

關于網絡意見表達的實證研究已經有很多成果,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對網絡意見表達影響因素的分析更加精細化。關于網絡意見表達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互聯網打破了意見表達的傳統制度化渠道的束縛,為公民意見表達提供了新渠道、表達主體更加多元。例如,上海市網民表達意見的頻率顯著高于非網民[9];那些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的人更加支持自由表達,同時也越不支持對隱私權的強調與重視[21]。同時,相比于人際傳播,網絡環境減少了個人的孤立恐懼感,從而促進政治表達與政治參與[22]。第二,針對不同議題,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意見表達也呈現不同特征。有研究者發現,相比于生活議題,上海市民更會對政治議題發表網絡意見,人們傾向于認為網絡虛擬空間是一個自由的、限制較少的空間。[23]第三,網絡平臺和技術特征使得表達具有“互動性”,也更加平等和開放。[24]例如,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媒體使參與者有平等的討論權利和機會,討論也更為熱烈。[25]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的手動輸入和異步性使得反饋性更強、討論也更為理性,意見表達更具有論證性。[26]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說明,互聯網技術的便利、低成本、匿名性、互動性等特點,使得互聯網成為公共空間、意見表達的重要平臺。

農民工意見表達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學界對農民工意見表達的研究關注兩個層面：一是,意見表達客體,即針對哪些議題發表意見,如政治、社會公共事務、個人經濟問題等。如果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及時回應,表達顯得無足輕重,逐漸也會造成其冷漠態度。[27]同時,意見表達機制缺失導致農民工的基本勞動與社會權利受到損害。二是,意見表達渠道,即通過哪些渠道或利用哪種方式表達意見。這些渠道包括選舉、工會、媒體、信訪等。但是,目前農民工話語權存在嚴重缺失現象。在互聯網、微博等新媒體領域,農民工話語權也嚴重缺失。[28]可以發現,以往對于互聯網與意見表達關系研究僅限于平臺層面,即互聯網為農民工意見表達提供了平臺,但是較少有研究涉及具體如何影響。由此,本研究嘗試從技術與賦權的角度分析互聯網對農民工意見表達的影響機制,這也補充了互聯網賦權的多維度圖景。

基于以上對ICTs與賦權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對邊緣人群的賦權分析,主要強調他者的賦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被賦權者的主體性。從賦權理論出發,賦權主要存在于兩個層面,即實踐層面和心理層面。從實踐層面看,互聯網提供了大量信息,也增加了社會交往與互動。從心理層面看,理論上平臺和能力賦權會形成較強的政治效能感,從而成為一種恒定的、蘊藏在心底的“機關”,反過來驅動網絡接入和能力提升,進而促進意見表達。一定程度上只有這種心理狀態的獲得,及基于此而進行平臺接入、能力提升,意見表達才可謂真正地實現了一種“主體性”。

意見表達意愿是意見表達的重要維度[29],沿著意見表達賦權的結構性路徑,筆者嘗試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意見表達的平臺賦權、實踐賦權、心理賦權情況如何,它們之間如何作用從而影響了意見表達意愿。同時,基于兩個時段的調查對比,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不同維度的影響。

三、研究假設

總體來看,從賦權角度出發,不僅可以回應意見表達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也可以從主體性的角度看待互聯網對于意見表達的賦權結構?；诖?筆者認為,互聯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的賦權具有結構性：包括平臺賦權、實踐賦權、心理賦權,其中實踐賦權又包括信息賦權和關系賦權。

(一)互聯網、公共空間與意見表達

對于互聯網是否是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未能達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是一個公共空間,網民可以在其中表達意見和看法。在互聯網對意見表達的影響中,一個基本變量是使用強度?；ヂ摼W的眾多應用形式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強化人們對其的使用而設計的,這提升了用戶黏性和與技術平臺的互動性。例如,博客、SNS、微博等使用戶對媒介資源的可接近程度(accessibility)不斷提高。UGC、博客和維基百科,使得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權力重新分配給多個人。[30]這種轉變使新技術用戶有能力自己設置議程,通過網絡內容生產影響其他人。[31]使用強度影響內容接觸方式、互動形式等,從而影響意見表達。

有研究發現,網絡使用強度與政治意見表達意愿之間具有正向關系,也與政治參與能力的感知具有正向關系[32]。這里的互聯網使用強度包括：微博關注數、被關注數、微博使用頻率、微博使用時長。[33]可以發現,以上對于互聯網與意見表達影響的研究,在具體操作中大都使用網絡使用強度和頻率,而非實質性的網絡活動(如互動等),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也只是作為公共空間而存在。

當下互聯網普及率相對較高,新生代農民工互聯網使用頻率,如網齡、觸網程度等差異相對較小[34],較為一般性的互聯網使用頻率并不足以代表網絡接入情況。所以本研究不以互聯網使用頻率測量使用強度,而是以與意見表達直接相關的網絡接入行為測量：包括逛論壇或社區、上微博與博客、登QQ等,更加凸顯網絡意見表達的討論特性。由此提出研究假設H1：

H1：網絡接入越多,意見表達意愿越強

(二)互聯網、個人能力與意見表達

ICTs技術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增加了個人的選擇性。社會發展或社會結構作用于個人,從而使得個人能力有所提升,包括不斷增長的知識、社會關系、流動性、收入、健康、自主性等。[35]Wang認為,人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五種能力：信息能力、文化能力、社會能力、政治能力、經濟能力。[36]周葆華研究發現,網絡新聞和網絡交往仍然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渠道表達意愿的最主要因素。[6]同時,結合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境況,以及以往實證研究,本文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意見表達中所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信息獲取、網絡建構。

1.信息獲取

互聯網提供了信息獲取的重要渠道,由此議題關注者會積極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這反過來影響了他們對特定領域知識的把握、影響他們對特定議題的態度和表達行為。[37]互聯網對意見表達的強大影響,在意見極化現象中得到深刻體現。網絡信息的可選擇性增強了人們對于與自己意見相同的觀點和信息的支持,導致意見極化[38]。

具體來看,公眾普遍關注三大類信息,并形成他們的意見和觀點：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件、某一社會群體的觀點、具有強烈政治理念的信息[39]。盡管自我利益并不是意見表達的直接影響因素,但是自我利益相關事件會影響對政治信息的關注。[40]這在眾多研究中也得到證實,例如,公共事務卷入與政治信息關注正相關、與網絡政治表達正相關[41];網絡新聞獲取正向影響市民參與[42]。陳成文、彭國勝認為,農民工的失語狀態之一是信息貧乏性失語,即由于缺乏信息獲取渠道,或者所獲取的信息不充分、不完備而引起的失語現象。[43]由此提出研究假設H2a：

H2a：網絡信息獲取程度越高,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2.網絡建構

社會網絡衍生社會資本,由于網絡結構、資源嵌入程度不同,社會資本或者促進或者限制個人的表達行為[44]。社會資本本質上是關系性的,即個人投資社會關系以獲得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撐[45],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網絡。網絡規模越大,越有可能獲得大量信息,促進參與行為[46]。從網絡結構看,Putnam認為,同質性人群通過社會網絡產生凝聚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47]。Lin認為,人們通過網絡互動接近和動員資源,其質量和數量直接影響社會行為[45]。例如,人際網絡中,信息資源、網絡位置、信息流通等具有重要聯系,所以善于溝通的人具有一定信息優勢,他們可以及時、高效地獲取高質量信息[48];那些具有社會資本的人能夠通過信息交流獲得更好的工作信息[49]。

網絡社交也直接影響了意見表達行為。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交流促進社會參與行為;社交網絡使得市民的政治意識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在線網絡會產生積極的網絡表達氛圍;當個人感知到這種友好氛圍時,表達不同觀點的意愿也會增強[50],其政治意識也逐漸提高[46]。Arsène發現,個人攻擊是網絡表達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個人可能害怕被他人攻擊而不愿表達。[51]考慮到不友好的表達環境,來自社會網絡的社會支持感知則更具有價值。也就是說擁有更多的熟人和朋友,個人對自己表達更為自信,也更愿意表達。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強關系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也更愿意通過人際渠道表達意愿,如家人、老鄉、工友等,這在相關研究中已經得到證實[6-7]。由此提出研究假設H2b、H2c：

H2b：網絡規模越大,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H2c：強關系交往越多,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三)互聯網、效能感與意見表達

自從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全國性調查開始,政治效能感在政治傳播研究中被廣泛運用。政治效能感是個人擁有或可能擁有的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產生影響的可能性的感知[52],這種感覺能夠促進社會參與。[53]政治效能感包括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內在效能感指個人自我能力或個人政治影響的感知和期待[53]。內在政治效能感與社會參與、投票活動有關。[53]互聯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治效能感。如有研究發現,網絡使用強度與政治參與能力的感知具有正向關系[32];網絡政治信息獲取有助于提高政治參與感[54]。外在效能感指的是對于政府能動性的感知。[55]有研究發現,網絡使用強度與對政府未能給予回應的感知之間具有正向關系。[32]隨著市民參與公共議題的增多,他們不僅積極獲取政府相關信息,而且對政治活動的知識也增加,外在效能感也增加。[56]也有研究發現,互聯網提高了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對話,影響公共信任程度[57],以及強化了市民的信念：即他們的思想或者批判是會得到重視的,這反過來提高了外在效能感。

微博、博客等互動性較強的網絡平臺也影響著公民政治效能感。微博提高了政治效能感,市民通過這些信息平臺了解政治時事,從而增加了自信;只要他們愿意參與,就可以并且能夠參與討論。同時,公民可以更深刻認識到政府是為了公民的利益而行動的,并意識到這是對公民負責的表現。這兩種路徑分別呈現了以微博為代表的互動性社區對公民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響。由此提出研究假設H3a、H3b：

H3a：網絡接入程度越高、政治效能感(內在和外在)越強,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H3b：網絡信息獲取程度越高、政治效能感(內在和外在)越強,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研究發現,內在效能感更容易影響政治表達。主要是因為互聯網提升了公民對于自己理解政治問題的能力,由此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更加有自信,從而促進參與行為。[58]也有研究發現,意見表達與內在效能感正相關,這里主要指的是個人對解決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更加自信。[59]同時,隨著電子政務的推行,接觸政府信息和與政府對話也更加容易,這會增加外在效能感,進而影響意見表達。而這些信息和知識層面的能力提升,也有可能隨著社會網絡規模和結構而有所不同。正如前文認為的,強關系和弱關系一定程度上都有增加信息流通,以及獲得情感和工具支撐的可能性,從而使得人們具有較為良好的網絡感知和政治感知。也就是說,由于社會網絡產生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會增加人們的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從而促進意見表達。

社會網絡關系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在較多實證研究中都得到證實。有研究發現,數字能力會促進社交技巧,數字文化生產或者是積極參與個性化的網絡表達,與社交技巧具有正向關系。[60]強關系促進了信息和策略性知識的傳播、也鼓勵和推動了合作,而且強關系也更可能拓展到網絡在線交流中。[61]同時,強關系更加可信,會提供實質性的社會支持。例如,Facebook上的強關系更可能回應和幫助他人。[62]與此相對的是,若沒有強關系支撐,很難獲得購買、軟件升級、問題解答等方面的幫助。[63]

當然,弱關系對政治效能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異質性人群通過社會網絡產生的橋接性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具有拓展新關系和產生工具性價值的可能性。同時,弱關系越多,越有可能獲得有用而非冗余的信息。例如,嵌入表達網絡的陌生人會形成“隱性朋友”關系(如游戲網友、興趣社群的趣友),也會產生歸屬感,這使得他們更愿意表達和討論。弱關系形成的多元化信息的傳播和擴散[48-49],更有助于發展認知靈活性,提高其文化資本。所以,弱關系或許也能夠通過提升效能感而促進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由此出本研究假設H3c：

H3c：網絡建構程度越高(包括網絡規模、強關系、弱關系)、效能感越強,意見表達意愿也越強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實施

(一)變量測量

1.因變量：網絡意見表達意愿

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測量對應于互聯網的三個使用行為,通過測量被訪者在遇到個人經濟權益受到損害情況下,通過“論壇發帖”“微博發帖”“QQ發帖”等三種方式維護個人權益的情形。1表示不會,5表示完全會(Cronbach’s alpha=0.875,M=2.222,SD=1.082)。

2.自變量

網絡接入。通過測量被訪者進行網絡活動(三個題項：逛論壇、上博客或微博、登QQ)的頻率獲得,1表示從不,5表示幾乎每次(Cronbach’s alpha=0.616,M=2.740,SD=0.887)。

信息獲取。通過測量被訪者瀏覽網絡新聞的頻率獲得,具體包括瀏覽家鄉新聞和瀏覽北京新聞兩個題項,1表示從不,5表示幾乎每次(Cronbach’s alpha=0.721,M=2.58,SD=0.897)。

社會網絡。將“根據您上網聊天對象中各類人的比例”轉化為10點量表,將聊天對象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兩個公共因子：因子一為家人親戚和老鄉同學、朋友,可稱為“強關系”交往(Cronbach’s alpha=0.856,M=4.457,SD=2.252);因子二為陌生人和其他人,可稱為“弱關系”交往(Cronbach’s alpha=0.791,M=2.184,SD=1.792)?？紤]到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以熟人關系居多,最終采用網絡規模(整體交往頻率)和強關系交往頻率。1表示從不,5表示非常頻繁。(整體交往Cronbach’s alpha=0.789,M=3.863,SD=1.730)。但在分析網絡結構對政治效能感的影響時,為了發掘新的可能性,本研究也引入了弱關系。

3.政治效能感

本研究針對“傾向于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主要原因”列有以下幾個選項：能夠維護正義和公共利益、事關個人利益、引起政府重視促進問題解決、在網上發言相對自由、支持自己喜歡的偶像、湊熱鬧、表現自己引人關注、其他;針對“傾向于不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主要原因”列有以下幾個選項：問題太專業無法參與、問題與切身利益無關、發言也得不到政府重視、討論發言可能帶來麻煩、沒有上網條件、說不清、其他。

對內在效能感的賦值如下：針對網上發表意見的原因“能夠維護正義和公共利益”,若回答者將該選項排在第一位則賦值為5,排在第二位則賦值為4;針對不在網上發表意見的原因為“問題太專業、無法參與”,若回答者將該選項排在第一位則賦值為1,排在第二位則賦值為2,排在第三位則賦值為3。外在效能感的賦值如下：對于是否在在網上發表意見的原因是“引起政府的重視、促進問題解決”,排在第一位則賦值為5,排在第二位則賦值為4;針對不在網上發表意見的原因為“發言也得不到政府的重視,不如不說”,若排在第一位則賦值為1,排在第二位則賦值為2,排在第三位則賦值為3。內在效能感M=2.497,SD=1.542;外在效能感M=1.852,SD=1.209。整體效能感M=2.176,SD=0.966。

(二)研究實施

本研究的研究總體為北京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無法從正式途徑獲得完整的抽樣框,權且以滾雪球抽樣結合配額抽樣的方法來選取樣本。從理論上講,在充分考慮樣本分布特征的情況下,非概率抽樣獲得的樣本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根據對外經貿大學廉思領銜的課題組于2012年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①2 0 12年6—11月,廉思領銜的課題組進行了“城市新移民”的“兩個典型群體平行調查”,形成了北京“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和“新生代白領”調查報告。這兩次平行調查與北京團市委合作,根據北京市青年流動人口的區域分布和行業分布,在16個區縣、5個重點行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商務服務及居民生活服務業)、306個街道鄉鎮或區域、1761家基層單位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調查,調查報告顯示,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行業分布中,建筑業占10.3%、制造業占13.4%、服務業76.3%。[8]再結合國家統計局2002年制定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②由 于居民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郵政倉儲業、住宿餐飲業行業性質比較相近,都屬于服務業,本研究將他們統一歸為服務業。這樣做一是便于結果的解釋,二是凸顯了差異性行業在互聯網使用及其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上的不同。及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③本研究中體制內單位包括國企、事業單位;體制外單位包括私企、外企、合資企業;無工作單位包括自由職業者、小商販等。[64],將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劃分為六大類,即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餐飲業等。由于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餐飲業屬于服務業,所以將這四個行業(外加原有居民服務業)平分,即這四個行業占比分別為76.3%/4=19%。

問卷的發放由課題組于2014年1—5月在北京執行。共發放問卷501份,建筑業52份、制造業67份、四個服務行業均95份,其他行業2份。經數據清理與核查后,共獲得實際有效問卷500份,數據分析采用SPSS進行。

同時,本研究于2018年9月訪談了不同行業的18位新生代農民工,嘗試對傳統社區對話型平臺中的意見表達與當下以微信為主要平臺的意見表達進行對比,由此更為深刻地闡釋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機制是否隨著技術的進步而有實質性的改變。

五、研究發現

根據本研究設計的框架模型,采用多元回歸分析以及中介效應分析,探討互聯網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由于因變量是正態分布,且通過方差齊性檢驗;共線性統計量中的容差、特征值、條件指數(CI)均通過檢驗,說明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這些條件都符合回歸分析的基本假定,所以認為回歸模型有效?；貧w結果見表1。

表1 互聯網使用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發展的多層回歸模型

(一)網絡接入、網絡實踐與意見表達意愿

研究發現,體制外單位工作相比于無工作單位者,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較弱(β=-0.579,p＜0.005)。網絡接入程度越高,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越強(β=0.359,p＜0.001)。但是網絡實踐活動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網絡信息獲取(p＞0.05)、網絡規模(p＞0.05)、強關系(p＞0.05)并沒有促進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說明互聯網提供了意見表達平臺,但實踐能力(如網絡信息獲取、社會網絡建構)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非常有限,即互聯網對意見表達的實踐賦權并未完全實現。

通過訪談發現,盡管新生代農民工手機使用已經非常普遍,微信是其主要使用的網絡應用,他們有空就刷微信。但多位被訪者除了將其作為通信工具、與外界獲取聯系之外,只是娛樂和消遣,如聽歌、看節目、玩游戲、聊天(餐飲,LX,STJ,JSG;制造業,KYH)。在信息獲取方面,他們最經常使用百度地圖以及搜索生活小常識。但不會特別關注相關新聞,包括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情,也不會上網查詢搜索。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他們的微信好友大多是親人、朋友、同事,其網絡規模局限在熟人圈子。一位被訪者說微信朋友圈僅有20多位好友,只是平時聊聊生活,并不關注社會熱點事件?！拔覀円仓皇?用手機)自己玩玩兒,跟朋友隨便聊聊,其他的都不關注。我們平時太忙了,睜眼上班,下班睡覺;也不怎么關注房價、醫保等,就算關注了也白關注,反正也買不起房。我更不可能在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討論這些事情?！?郵政業,MT)由此,盡管有些政策信息與他們直接相關,他們也沒有咨詢、表達的意識。

(二)網絡接入、效能感與意見表達意愿

研究發現,網絡接入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β=0.377,p＜0.001),內在效能感(β=0.133,p＜0.001)和外在效能感(β=0.133,p＜0.01)都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從直接效應看,網絡接入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LLCI=0.253,ULCI=0.502)。網絡接入對內在效能感(p＜0.05)和外在效能感(p＜0.05)的影響不顯著。從間接效應看,網絡接入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中,內在效能感(LLCI=-0.010,ULCI=0.047)和外在效能感(LLCI=-0.025,ULCI=0.023)的中介效應都不顯著。同時,性別對內在效能感具有顯著性影響(β=0.354,p＜0.05),男性的內在效能感較高。體制外工作單位相較于無工作單位的,外在效能感較低(β=-0.475,p＜0.05)。也就是說,網絡接入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中,效能感并沒有起到中介性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雖然網絡接入強烈影響意見表達意愿,但是這種平臺接入并未轉化為心理層面的效能感提升,以進一步作用于網絡意見表達意愿。

對于政務公眾號等政務公開系統及平臺,多位被訪者盡管下載了政務公眾號,但他們表示,這些公眾號起作用的可能性不會太大。一是,盡管自己在相關平臺上發表了意見,也很難被相關部門看到;二是,盡管相關部門關注了,但具體落實需要相關程序,這些無法通過網絡實現,仍然需要現實力量去執行。他們最為擔心的是這一落實過程存在與傳統渠道類似的缺陷,最終面臨的問題可能也無法完全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寧愿“忍忍算了”而不太可能去發表意見。

(三)網絡信息獲取、效能感與意見表達意愿

研究發現,網絡信息獲取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β=0.206,p＜0.001),內在效能感(β=0.129,p＜0.001)和外在效能感(β=0.113,p＜0.01)都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內在效能感對網絡意見表達的影響略大于外在效能感的影響,或許是由于網絡信息很大程度上提升的是個人能力以及對自己有能力表達意見維護公平正義的感知。從直接效應看,網絡信息獲取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LLCI=0.090,ULCI=0.321)。網絡信息獲取對內在效能感(p＜0.05)和外在效能感(p＜0.05)的影響都不顯著。從間接效應看,網絡信息獲取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中,內在效能感(LLCI=-0.011,ULCI=0.037)和外在效能感(LLCI=-0.015,ULCI=0.022)的中介效應都不顯著。

通過訪談發現,男性更可能關注新聞(建筑業,CJH;居民服務業,GEF;交通運輸業,DD)。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下載了新聞APP,但他們并不會特別關注某一熱點新聞事件,大多也只是隨便看看,并沒有特定目的(居民服務業,MFS;交通運輸業,DYQ)。與網絡接入特別相關的是,盡管部分被訪者訂閱了某些新聞公眾號、包括政務公眾號,但是很少持續關注重要的新聞信息。多數被訪者愿意對那些富有哲理的“段子”進行點評,但是對相關政策新聞等并不轉發、評論等(餐飲業,JSG;MUG)。

手機雖然是新生代農民工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他們普遍表示,由于個人能力有限,不太了解相關政策信息,以致并沒有意見表達的意愿。一位建筑工人表示：“我也看與自己相關的新聞,如醫保政策,但是我很少去表達,我們文化程度低,不懂政治方面的東西;也怕說不好,也不懂。所以,一般也不去朋友圈說,只是工友們平時私下聊聊而已?！?CJH)同時,一位快遞員表示,“我之前遇到過拖欠工資的現象,當時去勞動仲裁部門咨詢過,但是來回折騰了一周,最后也沒拿到工資。主要是我們不知道應該怎么處理類似的事情,你去百度上查吧,各種說法都有,還得相互對比、辨別真假,我們沒有那閑工夫。自己去折騰不僅影響正常上班,有時候基本也起不到作用?！?ZJS)可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形成良好的信息閱讀和獲取習慣,這也無法轉化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從而提升網絡意見表達意愿。

同時,數據表明,年齡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具有顯著性影響(β=-0.026,p＜0.05),年齡越小,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越強。在訪談中發現,那些年齡較大的被訪者,對新聞特別是政策新聞非常關注,如戶口、醫療、養老、保險、住房、宅基地、土地權等,但他們不太表達意見。這與他們的人生閱歷和經歷有關。而較年輕者基本不看這些新聞,其意見表達也只是隨便說說。相較于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大學本科學歷的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更強(β=0.692,p＜0.05),進一步說明文化程度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同時也說明受教育程度與網絡信息獲取之間的重要關系。對于大學本科等受教育程度較高者,他們的網絡信息獲取程度也更高。年齡和教育程度對內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的作用都不顯著(p＜0.05),說明年齡、受教育程度等扮演了基礎性的社會經濟角色,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們獲取信息的能力有所提升。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學本科相較于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其內在效能感較低(β=-0.363,p＜0.05),或許是由于他們更加認識到政治和社會情勢的復雜,問題太專業而無法參與,也更加現實;而小學及以下的可能僅僅是基于印象,認為網絡意見表達能夠提升能力、維護正義和公共利益,屬于一種理想狀態的、想象的意見表達情境。在訪談中,多位被訪者表示政治非常復雜,他們沒有能力對這些事件發表評論和看法。當然大學本科和小學及以下在本研究中樣本占比較少(小學及以下占比4.8%,大學本科占比6.8%),并不能推斷教育程度對內在效能感具有反向影響。同時,整體來看,大學本科相比于小學及以下的,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更強。但是現實性的效能感和理想性的效能感存在差異,這一現象也應該引起關注。即受教育程度通過網絡信息獲取增強內在效能感,從而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產生影響,這一過程并非是純粹的線性關系。同時,體制外工作單位相較于無工作單位的,內在效能感較低(β=-0.621,p＜0.05),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也較低(β=-0.503,p＜0.05)。

(四)社會網絡、效能感與意見表達意愿

在網絡規模、效能感、意見表達意愿的中介效應模型中,網絡規模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β=0.085,p＜0.05),內在效能感(β=0.145,p＜0.001)和外在效能感(β=0.120,p＜0.05)都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從直接效應看,網絡規模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LLCI=0.008,ULCI=0.162)。網絡規模對內在效能感(p＜0.05)和外在效能感(p＜0.05)的影響都不顯著。從間接效應看,網絡規模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中,內在效能感(LLCI=-0.002,ULCI=0.040)和外在效能感(LLCI=-0.026,ULCI=0.002)的中介效應都不顯著。這說明,網絡規模越大,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越強烈,但網絡規模并非轉化為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提升。同時,性別對內在效能感具有顯著性影響(β=0.354,p＜0.05),男性的內在效能感較高。在訪談中發現,微信朋友圈相對比較封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之前微博、論壇等對社交關系的拓展。一位被訪者想咨詢外地車牌的信息,但是并沒有在朋友圈發帖詢問,他說,“問了也是白問,他們也不懂?！?ZQC)另一位被訪者持續關注戶口政策多年,也很少在朋友圈發帖咨詢?！斑@現象很普遍,外地戶口如何落到北京,這事我很少在微信問,只是私下聊聊,不過這都好幾年了,還沒有解決,現在也就不怎么說這事兒了?！?批發零售業,PLH)

在強關系交往、政治效能感、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中介效應模型中,強關系并未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p＞0.05),內在效能感(β=0.116,p＜0.01)和外在效能感(β=0.144,p＜0.01)都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從直接效應看,強關系并不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LLCI=-0.004,ULCI=0.106)。強關系顯著影響內在效能感(β=0.089,p＜0.05),但強關系對外在效能感的影響并不顯著(p＞0.05)。從間接效應看,強關系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中,內在效能感的中介效應顯著(LLCI=0.000,ULCI=0.026),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外在效能感的中介效應不顯著(LLCI=-0.021,ULCI=0.000)。從人口變量來看,大專相較于小學及以下的,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更強(β=0.704,p＜0.05);大學本科相較于小學及以下的,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更強(β=0.765,p＜0.05);一定程度上說明,受教育程度較高者,網絡表達意愿越強。體制外單位相較于無單位者,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較弱(β=-0.456,p＜0.05)。同時,性別對內在效能感具有顯著性影響(β=0.354,p＜0.05),男性的內在效能感較高。在訪談中發現,部分被訪者不太愿意在朋友圈發表意見,但是更愿意在微信群、特別是親密關系的微信群中發表意見?！拔蚁矚g在發小的那個群里討論一些事情,畢竟大家都知根知底,說錯話了什么的也不會特別在意。但如果是同事的微信群,我說不好或者與別人看法不一樣了,就不太好了。這種關系可能有隔閡吧,所以不怎么在同事群里說?！?餐飲業,MUG)

在弱關系交往、效能感、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中介效應模型中,弱關系交往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β=0.083,p＜0.05),內在效能感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β=0.143,p＜0.01),外在效能感并不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p＞0.05)。從直接效應看,弱關系交往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LLCI=0.007,ULCI=0.156)。弱關系交往對內在效能感(p＞0.05)和外在效能感(p＞0.05)的影響都不顯著。從間接效應看,弱關系交往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中,內在效能感(LLCI=-0.013,ULCI=0.023)和外在效能感的中介效應都不顯著(LLCI=-0.016,ULCI=0.006)。從人口變量來看,大學本科相較于小學及以下的,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更強(β=0.048,p＜0.05);體制外單位相較于無單位者,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較弱(β=-0.571,p＜0.01)。相比之下,在微信平臺中,多數被訪者基本不加陌生人為好友,也不轉發、評論陌生人發布的信息,更不與不熟悉的人交流討論相關新聞事件。一位建筑業被訪者談到了技術交換的問題,“我們建筑設計過程中,遇到不懂的專業問題,也不會去網上查,我們直接詢問專業人士,這樣可以更快解決問題。去網上查吧,太浪費時間,而且這些事情也要看實際情況的,網上不可能找到正確解決方法的,只能作為參考。我們知道了問題怎么解決,群里有其他人問的時候,我也不怎么說,因為畢竟我不是專業人士?！?WQG)也就是說,盡管通過同行解決了專業問題,但這并不是通過自我學習獲得心理層面效能感的提升,這也限制了其意見表達。

社會網絡建構的影響中,網絡規模和弱關系雖然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但是效能感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而強關系交往雖然整體上未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但是一定程度上,強關系的作用是通過提升內在效能感,從而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產生影響,內在效能感起到了完全中介性作用。也就是說,或許只有通過提升了內在效能感,強關系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才能得到充分顯示和發揮。當然有可能是由于強關系更會對人際渠道的意見表達意愿產生作用,而非對網絡渠道的意見表達意愿產生作用,這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而這一點在微信平臺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較為親密的關系中,被訪者更愿意表達和討論,部分是因為一般情況下,無論如何他們始終能夠得到親密關系的支持,這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有能力表達,提升了內在效能感。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與基于實質能力而生發的內在能力的良好感覺有本質性差異。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研究在該部分納入弱關系的重要意義。在強關系影響網絡意見表達的模型中,內在效能感的中介效應顯著,而在其他模型中,內在效能感的中介性作用并不顯著?？赡艿慕忉屖?較強的關系使得人們具有較為積極的心理狀態,從而其內在效能感也越高;另外一種可能路徑是,互聯網使用能力帶來的,具有較強的網絡社交能力,使得人們感受到自己能夠維護公平正義。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發現,互聯網接入顯著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意愿。但是相比之下,網絡實踐活動(如信息獲取、網絡建構)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相對有限,在整體模型中并不顯著,但是在單個模型中顯著。由此假設H1得到證實;假設H2a、H2b得到部分證實;假設H2c并未得到證實。同時,網絡接入、效能感都顯著影響意見表達意愿,但是效能感在網絡接入和網絡意見表達中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假設H3a得到部分證實。網絡信息獲取、效能感都顯著影響意見表達意愿,但是效能感在網絡信息獲取和網絡意見表達中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假設H3b得到部分證實。最后,網絡規模、弱關系、政治效能感都顯著影響意見表達意愿,但是效能感在網絡規模、弱關系和網絡意見表達中并未起到中介性作用;而效能感在強關系和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設H3c得到部分證實。同時,我們的訪談材料也鮮活地呈現了上述現象。

六、結論與討論

互聯網對于意見表達方面的賦權,從理論上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平臺層面,互聯網為公眾表達意見提供了開放空間和平等表達意見的機會;二是能力層面,互聯網使用提高了公眾的能力,如信息獲取、網絡建構等,從而促進了意見表達。三是心理層面,互聯網影響政治效能感,從而影響意見表達。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雖然互聯網賦予了新生代農民工一定的權力,但主要是平臺層面的,而對其自身能力的提高非常有限,導致其網絡意見表達意愿較弱。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中國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只有賦權,缺乏賦能,導致權利“懸浮”,并由此提出要“個體賦能”?！澳堋币馕吨鴤€體的行動能力,而“權”意味著行動的空間?？臻g約束著行動,行動也在不斷拓展空間[65]。更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接入以及自身能力的提高并未轉化為心理狀態對自我能力和外在政治環境的積極感知。這反過來進一步束縛了網絡接入、個人能力對意見表達意愿效能的發揮。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意見表達的真正落實,有待于對基于網絡接入、信息獲取、網絡建構等個人能力的提升,特別是這種接入和能力要有志于轉化為恒定的心理狀態,使得他們發自內心地感受到或者認識到網絡意見表達是有能力做到的,也是能夠引起重視的。

本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與自身相關的問題并不會過多發表意見,或者并未有強烈的意見表達意愿,至少在網絡上是如此。①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意愿并不是特別高,意見表達意愿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均值為2.18(5分量表)。[7]一方面,這一定程度上與他們工作環境和生活狀況的好轉有關。同以前相比,目前新生代農民工較少遇到拖欠工資、食宿情況差、因工健康受損而未得到賠償、被歧視、被排擠等情形。但另一方面,盡管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關注政策議題,如醫療、養老、住房、房價等問題(建筑業,WQG;居民服務業,GL),但他們多數被動“偶遇”新聞,不會主動上網搜尋,更沒有在網上發表意見的意識。那些除工作之外,手機使用頻率越高,越有空閑時間的被訪者,越可能關注新聞。但是對于是否在微信朋友圈發表意見,除了與個人性格有關之外,也與他們不了解相關信息、對個人知識能力有限這一感知有關。

以往研究大多強調網絡接入,一定程度上也提到了互聯網促進了可行能力的提升。但是很少有研究關注心理層面的賦權,本研究對此進行了探索。研究發現,雖然在各個模型中,效能感都直接影響網絡意見表達,但是效能感在平臺接入、個人能力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中并未起到實質性的中介性作用。在訪談中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將手機作為娛樂工具。盡管部分被訪者關注相關新聞和政策信息,但是新生代農民工普遍不愿表達。主要是他們并不具備相關信息或者相關專業知識,或者是社會網絡較為欠缺等。這就導致了一種現象：可能新生代農民工接入了平臺,也具有一定的意見表達相關能力(如信息獲取和網絡建構能力),但是這些并不具有可拓展性和可持續發展性,并未將這種平臺接入、實質性的個人能力轉化為一種心理層面的對于“互聯網與政治意見表達”的認同。由此,也阻礙了使用網絡對增強意見表達意愿效能的發揮。所以,互聯網要真正作用于網絡意見表達意愿,除了平臺層面、個人能力層面,或許基于平臺、能力而營造良好的網絡參與文化更可能具有實質性意義。

這也反映一種現象,即新生代農民工缺乏意見表達的文化傳統。本研究發現,整體來看,在各個中介效應模型中,內在效能感對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要略微大于外在效能感的影響,這說明網絡信息獲取、網絡規模、強關系和弱關系具有提升個人內在效能的潛力,但是中介效應不明顯,說明雖然具有潛力,但由于文化傳統中意見表達的缺失,即使其權力受到侵害,也不會意識到這一問題。同時,強關系模型中,內在效能感(而非外在效能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弱關系模型中,內在效能感(而非外在效能感)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這更加突出了外在效能感的缺乏,當然這深耕于復雜的政治環境,如傳統農村臣民文化導致的表達意愿和傳統的缺失。在訪談中,多位被訪者表示對相關知識能力較為缺乏信心,也表現出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政府不信任的強烈意識。這導致了他們盡管有強烈的意見表達需求,但是仍然不會有意進行表達?？傊?網絡接入、使用能力并不會增強效能感,說明傳統意義上缺乏表達文化的新生代農民工,在互聯網環境下其意見表達文化仍未得到改善,表達文化并未完全形成。

互聯網賦權功能的實現,以網絡接入和使用為前提和基礎。隨著我國信息發展工程的加快,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接入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從現實來看,網絡繁榮的背后,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狀態并不是特別理想。那么,互聯網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作用機制如何?特別是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狀況是否得到改善?這是本研究嘗試回答的問題。

理論上看,互聯網對公民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影響路徑在于實踐層面和心理層面。從實踐層面講,與阿瑪蒂亞森提出的人的可行能力相一致,理論上互聯網應該提高個人能力,從而增強意見表達意愿。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互聯網確實在網絡信息獲取、網絡規模、特別是弱關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顯著正面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但相較于網絡接入,其實踐能力的影響非常有限。遺憾的是,雖然政治效能感顯著影響網絡意見表達意愿,但是其對意見表達的影響并非是由于網絡接入和網絡實踐等帶來的,可能還是從傳統的線下表達文化中獲得的,互聯網的“場域性”并未從心理方面作用于其意見表達。

在訪談中發現,雖然微信朋友圈的熟人關系也激發了內在效能感的獲得,但同時也限制了信息獲取寬度的拓展,導致其意見表達意愿并未得到強化。從外在效能感看,盡管政務公眾號等開拓了信息獲取渠道和表達渠道等,但是多位被訪者表示,政務公開平臺可能只是個擺設,對其實質性功能的發揮比較質疑。因為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政府不信任、對政府執行效率低的印象已經固化,這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也可以這么認為,互聯網接入和實踐對意見表達意愿的影響僅僅限于平臺和能力層面,其并未提升或者轉化為一種文化層面的“有效性”,進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意見表達。當然并不是說平臺和能力沒有轉化的可能性,只是說其深層次的心理狀態還未得到實質性改變,至少在互聯網“場域”下是如此。通過兩個時間段的比較,我們發現,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平臺接入、實踐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其心理層面的效能感仍然較為缺乏。因為在個別維度,如內在效能感對強關系交往影響網絡意見表達的中介效應顯著,但這種作用也未轉化為網絡意見表達意愿。由此,可以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具有強大的、有待進一步挖掘的空間,可以作用的方向是朝著增強其社會心理狀態的方向移動。而這一點在我們的調查中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互聯網在心理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理論上,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實質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這應該會對心理層面產生一定的效果,以政治效能感為代表的心理機制可以提供理論支撐。但是本研究發現,在互聯網(平臺和能力)對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影響中,政治效能感并未起到顯著的中介性作用。在訪談中,多位被訪者仍然表示自身知識能力欠缺、是否能夠引起政府關注等是其意見表達的最大障礙。這更加啟示我們互聯網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影響,不能僅僅停留在平臺、能力的提升,可能最為根本的在于,對意見表達文化的改善和培養,而這種文化的塑造和形成一定程度上還有賴于平臺層面和能力層面的更加深度和強有力的開發、挖掘和支撐。這也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探索方向,即從政治效能感這一生發于心理、意見表達這一深耕于社會文化的事實出發,闡釋互聯網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意見表達的重要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