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隱喻為什么可能

龔玉苗

(淮海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連云港 222005)

提 要 本文提出隱喻的“關系范疇模型”以回答徐盛桓教授提出的“隱喻為什么可能”之問。有四點發現：(1)隱喻本體和喻體的關系基于模糊邏輯；(2)隱喻義的產生基于可能世界的“對等項對應”關系；(3)本體和喻體之間的范疇聯系中介(相似性)具有關系屬性；(4)隱喻得以“據事假物”是基于關系范疇的雙重性。這四點發現說明隱喻是一個復雜系統；認識論層面承認隱喻的復雜系統屬性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意味著當下對隱喻之問的任何一種基于特定研究范式的解答都會有所紕漏，其徹底解答必須通過超學科研究范式。和當下復雜系統理論和認知科學進展相呼應，本文認為該問題的超學科研究需要以下方向的協作：(1)在反思計算主義的基礎上采取涉身認知—嵌入式認知—延展認知到生成認知的心智哲學研究進路；(2)尋找隱喻的神經相關物的生物學進路；(3)強調自組織演化的認知的動力系統研究進路。

一、 引 言

以哲學研究發生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所關注的“語言表達何以可能”議題為契機， “隱喻為什么可能”(下文簡稱為“隱喻之問”)同探索人類意識本質的前沿研究達成一致，成為語言研究乃至哲學研究領域最根本、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之一，旨在解答哲學、認知科學和語言學界普遍關注的“意識難題”(Chalmers 1996)。相關研究大體有兩個切入點：其一，語義表征層面，以認知計算主義為出發點，在類層級結構理論框架下提出“內涵外延傳承說”以解釋隱喻中的意義傳達機制(徐盛桓2008、2012)；其二，哲學層面，在心智哲學框架下，根據心物隨附性維度以解釋隱喻作為認知活動的運作基礎(廖巧云、徐盛桓2012；徐盛桓2015、2017)。當前達成的共識是隱喻之問的核心是回答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及其建構機制；隱喻在于“心智認定了一個本體后，根據同一性而選定一個喻體”(徐盛桓2015：11)。雖然使用的術語不同，但這些研究明確指出“相似性”就是本體和喻體之間不同程度的“同一性”，具體來說就是“二者現象特征和質地內容上有某些相同、相應或相關的地方，能給人在意識感受性方面對對象產生不同程度相像的感覺”(徐盛桓 2017：11)。

這些理論為回答隱喻之問所涉及的語義傳承問題和認知實現機制開拓了解決思路，但遺憾的是對“相似性”或“同一性”并未作出進一步實質性的規約?！跋嗨菩浴被颉巴恍浴笔且粋€外延很寬泛的概念，目前遠遠沒有定論，正如徐盛桓所指出的那樣：“隱喻為什么可能”的核心問題尚未解決，即喻體y是如何選定某一屬性或同一性(相似性β)同本體x 發生傳承關系的？或者說，具有“同一性”的兩事物是如何在心理上聯系起來以發生隱喻的(徐盛桓2008：8；2017：15)。

本文基于近年心智哲學、心理學和認知語言學等領域相關研究成果，嘗試提出隱喻的“關系范疇模型”以回答徐盛桓教授提出的“隱喻為什么可能”之問，分別在邏輯和范疇化機制兩個層面圍繞“相似性”(或“同一性”)提出并探討四個子問題：(1)喻體y和本體x 發生傳承關系的邏輯基礎；(2)隱喻義產生的邏輯基礎；(3)本體和喻體之間范疇聯系中介，即隱喻相似性(同一性)的屬性；(4)本體和喻體取得范疇聯系的機制。本文還在此基礎上探討相關發現的哲學意蘊，對當下隱喻之問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論進行反思，嘗試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二、 隱喻“關系范疇模型”的提出

范疇和范疇化理論是哲學、認知科學和語言學等眾多學科的重要研究引擎。研究表明，隱喻作為“以不同類為類”，其實質是范疇關系的重組(徐盛桓 2008)。本文將隱喻之問置于關系范疇理論框架下進行研究。鑒于三大主流范疇理論對范疇中介屬性的相對忽視，近二十多年來以范疇的中介屬性為研究主線的關系范疇理論(relational category theory)形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理論補充(Gentner & Asmuth 2017; Goldwater 2017)。與主流范疇理論所關注的獨立特征相對，關系范疇理論認為范疇的成員身份決定于某種關系(Gentner & Kurtz 2005; Goldwater & Markman 2011)。關系范疇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認為是人類一切高等認知能力和行為的基礎(Halford, Wilson & Phillips 2010)。例如，自然數字的抽象符號系統及其運算必須依賴抽象關系結構獲得意義(Newell 1990)；包括類比、推理、圖示建構、格式塔轉化在內的復雜認知機制也都依賴關系結構的參與(Wertheimer 1945；Gentner 1983; Fauconnier & Turner 2002)；近年逐漸受到廣泛關注的認知復雜結構的形成原因也是基于關系結構(Halford,Wilson & Phillips 2010)。語言學層面，與高級的認知行為相呼應，關系范疇在人類語言中占更重要的地位，Asmuth & Gentner(2005)對不列顛國家語料庫(BNC)詞頻最高的前100個名詞進行了統計，發現其中超出一半是基于關系范疇的抽象名詞；此外，關系范疇對句法理解和習得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Langacker 2008；Jamrozik & Gentner 2015)， Goldwater則明確指出當下語言學界備受關注的構式語法的認知基礎正是關系范疇(Goldwater 2017:1-24)。

圖1 關系范疇中論元角色的變通性示意圖(引自Genther & Smith 2012:135)

關系范疇理論對“隱喻為什么可能”之問的解釋力在于其動態賦予或調整對應關系中涉及的論元角色的認知功能。如圖1所示，在一項經典實驗中(Gentner & Smith 2012)，要求被試判斷圖a中的汽車和圖b中的兩種交通工具的范疇關系。結果顯示，被試更傾向于將圖a中的汽車和圖b中的小船歸為一類。兩輛汽車在物理外形、顏色和尺寸上完全相同，當二者單獨放置時，被試將二者歸為同一范疇；但在實驗中，當二者分別置于與其他事物的某種論元關系中時，抽象關系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本例中，圖a中的汽車和圖b中的小船都是處于“被拖走”的抽象論元關系中，所處的都是受事(patient)的論元(argument)位置。與關系相似性研究呼應，在范疇理論研究領域，有學者提出雙重范疇模型(dual categorization)以解釋關系相似性的認定過程(Greenetal2008)。當兩個事物發生某種對應關系時，這種抽象關系會形成宏觀的關系范疇(本例是“拖走”)。同時，這種關系范疇所涉及的論元之間也會取得范疇聯系，在本例的“拖走”關系中，拖車和汽車b 由于都處施事的邏輯角色而歸為同一范疇。同理，汽車a和小船由于同處受事地位而歸為同一范疇。顯然，“關系范疇”(relational category)理論的提出是相對于“實體范疇”(object category或entity category)，“實體范疇”關注成員的獨立特征，而 “關系范疇”(relational category)認為范疇關系的確定并非通過個體某種具體特征的疊加，而是基于個體之間的某種關系。人類根據某種關系對生活環境進行范疇化，也就是說，環境中的要素的意義獲得在于人們基于某種關系對其進行范疇化(Goldwater & Markman 2011)。

基于關系范疇動態地賦予或調動關系涉及的論元角色的認知功能，本文嘗試提出隱喻的“關系范疇模型”。如圖2所示，總體來說，該框架認為范疇化是隱喻運用的基石，隱喻作為“以不同類為類”，其實質是范疇關系的重組(徐盛桓 2008)。范疇錯置和范疇重組之間的張力構成了隱喻性的來源。隱喻(如“男人是狼”)的本體(“男人”)和喻體(“狼”)之間的范疇聯系取決于二者分別與其他事物(分別對應“女人”和“羊”)所形成的抽象關系(事件)的對應，從而形成了范疇中介，即相似性β。宏觀層面，形成某種抽象“關系”(或“事件”)范疇化，如圖中兩個豎立的加粗長方形所示，它們的對應基于關系相似性β，形成事事聯系(“追逐”)；微觀層面、宏觀層面形成的關系中所涉及的“角色”(或“物”)之間形成“物物”聯系(Gentner & Kurtz 2005; Goldwater & Markman 2011)，原本按規約范疇關系不同類的本體(“男人”)和喻體(“狼”)之間形成了某種范疇聯系，由此隱喻“以不同類為類”(“男人是狼”)得以形成。具體理論內涵在第三節中展開討論。

圖2 隱喻的“關系范疇模型”示意圖(以隱喻“男人是狼”為例)

三、 隱喻“關系范疇模型”的基本觀點

3.1 隱喻的模糊邏輯基礎

亞氏經典邏輯的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在句法形式層面確定了隱喻本體和喻體之間的“不同類”關系，這種“范疇錯置”構成了隱喻性的來源，但該邏輯體系無法解釋如何通過以“不同類”為 “類”的機制，即“范疇錯置”的消解機制。鑒于這種缺陷，本文認為模糊邏輯(fuzzy logic)具有更大的解釋力。模糊邏輯理論要義是：在模糊集中，其成員與集合的隸屬關系并非二分的“是”或“否”(Zadeh 1975)；在模糊邏輯中，同一律由經典邏輯的“A是A”變成了模糊認同律，即“A是A”和“A是非A”可以同時成立；矛盾律由經典邏輯的“A要么是A”要么“是非A”轉化成不矛盾律，即“A是A”也可同時“是非A”；而排中律由經典邏輯的二分法即“A是A”或“A是非A”并排除其他任何可能性，變成連續性的括中律，即“A是A”和“A是非A”允許其他可能性。模糊邏輯的這三個定律很好地解釋了包括類比、隱喻、雙關等在內的人類語言的社會文化屬性(Munné 2013:179)。依據該框架下的模糊同一律，“A是A” 和“A是非A”可以同時成立。還是以“老板是鯊魚”為例，“老板是老板”和“老板是非老板”可以同時成立，這意味著“老板”和“鯊魚”可以是同類也可以不是同類。依據這種框架下的矛盾律，“A”和“非A”可以同時成立，“老板是鯊魚”和“老板不是鯊魚”可以同時成立，這構成了隱喻性或者隱喻張力的來源。依據這種框架下的含中律， 在“老板是鯊魚”和“老板不是鯊魚”兩個命題之間，允許存在其他可能性。模糊邏輯除了更好地解釋本體和喻體之間類屬關系的模糊特征之外，對喻體語義的擴展性也有較強的解釋力。根據模糊同一律和不矛盾律，“鯊魚是鯊魚”和“鯊魚不是鯊魚”可以同時存在并不矛盾，而根據含中律，這兩種命題之間可以存在連續性的無限的等級性。由于范疇化是人類思維、感知、行為、言語最基本的方式(Lakoff 1987:5)，對范疇理論的根本指導也就成了邏輯學的最大貢獻。

3.2 隱喻義的來源——可能世界的“對等項對應”

模糊邏輯解決了隱喻語言形式合法化的邏輯基礎，但并不涉及隱喻意義達成的邏輯。徐盛桓(2008)提出隱喻中“是”字表達的是從喻體到本體的外延內涵的傳承，這種傳承發生在類層級結構的不同水平的概念之間，下屬類別自然繼承上屬層級概念的所有外延和內涵。遺憾的是，就意義的來源這些理論并未涉及。本文認為隱喻中本體和喻體之間的邏輯關系可以依據可能世界語義理論中的“對等項對應” (counterpart correspondence)關系得以解釋(Hintikka 2001)?！翱赡堋本褪窃谶壿嬌喜贿`背矛盾律和排中律，在人的思維中能夠成立的命題?？赡苁澜缇褪遣]有實際發生，但是又能夠在人的思維中存在的各種命題組成的世界?？赡苁澜绲拇嬖谑沟萌藗兊乃季S和語言不再局限于眼前的直接世界。該理論認為，實際世界是多種可能世界之一，并且二者以某種方式聯系起來。一種可能的聯系便是不同世界里的對等項間的對應性。類比性映射(analogical referencing mapping)正是這種想象能力所依賴的認知機制(Gentner & Smith 2012)。

這一理論和可能世界語義理論中的“對等項對應”邏輯關系相契合。例如，在某種語境下，“這塊石頭是北京”具有一定的邏輯意義。設想說話者正站在由石頭標示的地圖面前，指著不同城市的位置說這句話。決定該句意義的不是石頭本身的特性以及與某個地點的實際地理位置間的對應性，而是兩個相關結構間的對應類比，即某些石頭間的關系與某些城市間的關系的對應類比。相似性是兩個事物之間類比關系成立的中介和基礎?！斑@塊石頭是北京”的對等項對應邏輯關系之所以得以成立在于二者之間的類比關系賦予了二者之間的某種相似性?！笆^”和“北京”按照常規關系是不存在相似性的，是“不同類”，但二者能夠通過“是”字并置并符合邏輯在于某種相似性充當中介使得二者“同類”。整個地圖的意義賦予正是在于這種關系的建立，和具體涉及的個體的特征并沒有關系，無論用石子，抑或其他任何物品擺放，只要這種關系成立，這些物體都被賦予了意義，具備了對應的指稱功能。

3.3 隱喻相似性(同一性)的關系屬性

根據上述可能世界語義理論中的“對等項對應”邏輯關系， “男人是狼”具有一定的邏輯意義，其基礎是“男人”和“狼”之間的相似性。顯然，二者的相似性不可能在于二者之間的物理特征相似性，而是在于某種“心理屬性”。這一點和Davidson(1978)提出的屬性二元論(property dualism)相契合，根據該理論，物質具有雙重屬性: 物理屬性(physical property) 和心理屬性(mental property)，后者必須同物理屬性區分開來但又是人們可辨識、可體驗到的屬性。心理屬性的存在使得Richard(1936)所論述的創造相似性的隱喻成為可能。

本文認為隱喻中具有“心理屬性”的關系相似性和“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觀點相契合，二者都對傳統的認知計算隱喻提出質疑，對符號、表征、計算和規則的核心地位進行重新認識以及對認知主體與環境交互關系進行深刻反思?！暗诙J知科學”思潮中發展起來的情境認知理論(Situated Cognition)和涉身認知理論(Embodied Cognition)從本質上講都強調“關系”在認知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知所具有的“情境性” (situatedness)在于認知主體處于某種情境“關系”中，認知行為是靠具有動態結構的目標驅動的，并不需要涉及抽象表征；此外，認知所具有的“涉身性”(embodiment)也和相似性的關系屬性相呼應，即認知主體利用軀體、感知器官、視覺系統等進行認知，其結果取決于周圍環境和認知主體構成的某種關系，隱喻義的產生必須依賴語言主體參與某種事件所形成的“關系”中。

除了“情境性”和“涉身性”， 隱喻的關系相似性也是認知主體“意向性”的體現和原因。 “意向性”即認知的目的性，人可以根據需要來改造、規范物的形式，以滿足人的需要(徐盛桓 2013:176)。由此主體的思維主動地參與認知結果的建構，在此過程中，認知主體必須將當前感受到的物理現狀置于更大范圍的歷史、自然、人文、社會等環境中進行加工，從而發現認知對象的意義與屬性。在隱喻性范疇建構過程中，人們依據各種人文社會因素賦予萬物的某種“關系角色”，并通過這種“關系角色”而獲得認知意義。隱喻中的關系相似性所體現出的“意向性”的獲得機制是人類認知的“涌現性”，即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其組成部分所不具備的并且不能根據部分之和加以預測的性質。涌現的本質就是系統整體及其性質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出現、顯現、浮現等。涌現屬性基于人類感受質的升級(徐盛桓2012:3)，原初意識體驗(“感覺”)依賴人的身體對客觀現實中各種事物的攝入，得到的是感官意象；意識體驗通過回憶、聯想和想象所呈現出的對事物相關意象的“感受”而涌現出基于文化、道德和價值等賦有社會屬性的更抽象的意義，從而完成諸如隱喻這種更高的認知任務。

3.4 關系范疇的雙重性——隱喻何以“據事假物”

隱喻的本質在認識論層面主要形成了兩大理論，認為隱喻運用機制的基礎性因素或要假借“物”，或要指稱“事”(徐盛桓 2018)。當下形成的兩大理論體系中，“指事論”被認為較“假物說”更接近隱喻運作機制的本質，但我們認為“假物說”在語言層面的解釋力卻不可簡單否定。本文認為兩大理論之間的爭論很大程度是各個陣營在研究目的、視角和方法等方面的隔閡和分歧造成的?！凹傥镎摗毖芯恐饕谶壿嬎急婧驼軐W，偏重隱喻語言形式和修辭學研究，比較缺少隱喻認知基礎方面的開鑿和洞見。與此相對，“指事論”陣營順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隱喻研究的認知進路，著力考察隱喻的認知機制，但對“指事說”的哲學研究仍非常匱乏。

本文提出的隱喻“關系范疇模型”為隱喻“假物論”和“指事論”之爭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釋框架，也從認知角度為兩者提供了整合的契機?；陉P系范疇的雙重性，本文嘗試提出隱喻“據事假物說”，認為隱喻的“假物說”和“指事說”并不矛盾，隱喻通過“指事”以“假物”；隱喻在語言層面表現為“假物”, 但其認知機制是基于“指事”。 基于關系范疇理論的隱喻“據事假物”觀是在語境論的基調上，通過事件本體論(event ontology) (Badiou 2004；懷特海 2013)將事件中人的意向性行為構建成一個基于事件(關系)的行動者網絡，把社會的本體論建立在“歷史事件”而非“事物”的關系本體論基礎上，將語言視為事件的生成，并且以一種復雜的、不斷變化的方式來呈現社會世界。認知層面，隱喻“據事”以“假物”的認知機制在于關系范疇的雙重性(Gentner & Asmuth 2017)。再回看圖1，在隱喻(如“男人是狼”)中， 一方面，按照常規范疇關系，“男人”和“狼”分屬兩個不同范疇“人類”和“野生動物”，這種范疇錯置正是隱喻張力和隱喻性的來源，使得隱喻所表述的范疇隸屬關系不同于常規的范疇隸屬關系。二者的相似性并非在于表面特征，而在于分別與其他事物(如 “女人”和“綿羊”)之間的抽象結構關系，即“事件” (圖1中兩個豎立的黑體長方形中的β)， 這種抽象結構(“事件”)關系的激活構成了宏觀的“事—事”范疇關系。除上述宏觀的圖式歸納之外，一旦這種結構關系得以匹配，其中得以匹配的論元(物)之間也會形成微觀的抽象圖式，即“物—物”之間的聯系 (Greenetal2008)，隱喻據此得以“假物”。 如上例中 “男人”和“狼”以及“女人”和“羊”分別歸入新的物的范疇，從而形成隱喻“男人是狼”以及“女人是羊”。

本文基于“據事假物說”關于“事”的論述為隱喻的映射機制提供了新的詮釋視角。就“假物”的視角，隱喻被認為是“通過一物(one kind of thing)以理解和經驗另一物” (Lakoff & Johnson 1980: 5)；就隱喻的運作機制，當下最為廣泛接受的是映射論，但“映射(mapping) ”一直是一個應用最廣泛但也最模糊的術語。隱喻的映射機制“似乎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王軍 2011:50)。當下研究達成的較大的共識是，就認知的結果來說，映射是兩個概念域之間的一個對應集(Lakoff & Turner 1989: 4)。與對應集的概念相對，相關研究也采用“對應成分”、“對應性”和“不變原則”等諸多概念，認為本體和喻體之間的互動發生在某種“結構”之間(見王軍 2011)。本文認為隱喻中這種結構性的映射機制具有“事”的屬性，它體現在關系范疇中雙重范疇的宏觀范疇層面。如在隱喻“男人是狼”中，人們對 “男人”和“狼”的隱喻性認知是基于二者分別與“女人”和“羊”之間的“事件”?！拔铩?“男人”和“狼”)唯有融入于 “事”(分別與“女人”和“羊”之間的關系)，才能取得認知層面的聯系。通過某種“事件”，現實世界中的“物”(生物學視角下的“男人”和“狼”)才獲得人類的價值判斷(隱喻理解中對本體“男人”產生某種負面評價)。這一觀點和近年逐漸受到重視的事件本體論(event ontology)相呼應 (Badiou 2004；懷特海 2013)，認為基于事件的意識活動是人類認知的基石。語言表達是在意向性主導下，認知主體基于對事件及相關感覺，通過聯想和想象，使事件在大腦里發生格式塔轉換，成為主體對事件的感受，從而對事件涉及的“物”進行感知和范疇化。這種基于事件的認知機制體現于語言層面，就是語言主體對事件的感受，也即意識結構所對應的語言“事件”和“用例事件”(徐盛桓 2015:5) 。

四、 隱喻“關系范疇模型”的哲學意蘊

4.1 隱喻的復雜系統屬性

近年來，衍生于自然科學的 “復雜系統范式”引起了社會科學 (哲學)家的廣泛重視。復雜性科學改變了傳統還原的、線性的和簡單性的思維方式，而強調認知的自組織性、非線性、整體性、不確定性特征(殷杰、王亞男 2016)。本文認為“關系范疇模型”視角下，隱喻具有復雜系統屬性，理據如下：在本體論層面，復雜系統理論以關系本體論代替了原子本體論，使具有主體能動性的研究對象重新獲得合理性(艾士薇 2013)；這一點和本文論述的隱喻“據事假物說”所基于的隱喻關系相似性及事件本體論相契合(懷特海 2013)。邏輯層面，復雜系統的邏輯基礎是反對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及現實是單向度的線性思維，堅持包含中間狀態的邏輯及現實世界(Munné 2013:182), 這和本文所述的模糊邏輯相契合，可以更好地解釋各類語言形式中的相似性問題以及隱喻形成的條件和限制。如圖3所示，在復雜系統認識論背景下，隱喻之問得以置于一個宏觀的、整體的相似性坐標下來分析。在此坐標下，相似性的具體屬性是人類物理感知機制(特征相似性)和社會文化、動機等各種因素(關系相似性)相互競爭的結果。相似性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人類感知機制的表面特征相似性(如顏色、形狀等)，一類是基于社會文化、動機的關系相似性(如論元角色之間的抽象聯系等)。如果兩種事物同時具有足夠多的表面特征相似性和關系相似性，那么二者之間就構成本義的范疇隸屬關系(如“杯子是容器”)。與此相對，如果二者都不具備，那么就構成范疇錯置(如“窗戶是鋼筆”)。處于這兩種極端的中間地帶構成了比喻，如果只有關系相似性沒有表面相似性就構成隱喻(如“老板是鯊魚”)，反之則構成明喻(如“月亮像圓盤”)。這一連續體解釋了隱喻認知的連續性和普遍性，這一點和概念隱喻理論相呼應。復雜系統理論觀照下，邏輯關系中間狀態及多維性在語言研究中得到充分承認，隱喻中的相似性特征也不再被看作一個二分的對立體，而是共處于人類范疇化的復雜連續體中，這也更好地解釋了隱喻和明喻間的理論紛爭(龔玉苗、王聿良 2018)。

圖3 復雜系統觀照下相似性的連續性及隱喻形成的條件

就隱喻中相似性的關系性特征的產生由來而言，依據復雜系統理論，本文認為是認知主體的適應性。語言系統由多行為主體構成(multiple agents)(殷杰、王亞男 2016)，并且這些主體具有適應性，即行為主體能夠與環境以及其他主體交互作用，主體在連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中，不斷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一方面，隱喻義的產生必須依賴語言主體的參與，這一點符合體驗哲學的基本要義。例如，在隱喻“我的愛人是玫瑰”中，本體“愛人”和喻體“玫瑰”的意義獲得在于二者分別與主觀體驗者“我”取得某種聯系，即“愛人之于我”對應于“玫瑰之于我”，按照亞氏經典類比表述方式，這種結構對應關系可以表述為：“愛人：我：：玫瑰：我”，即沒有語言主體“我”的參與，玫瑰的隱喻義就無從談起。同理，本文圖1中的例句“男人是狼”也可表述為“男人：我：：狼：我”。需要指出的是，進入隱喻建構的主體并非一定是“我”，也可是任何其他主觀體驗者。另一方面，復雜系統理論認為，說話者的行為是從感知機制到社會動機等各種因素相互競爭的結果。這一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為什么隱喻義的屬性涉及不同論元主體之間的結構映射。如在隱喻“友誼是橋梁”中，喻體“橋梁”有無數可能的含義，包括材質、形狀、大小、歷史年代、地理位置等無數信息，但最終進入人類隱喻概念系統的意義項只有“聯系”這一涉及不同論元角色的最主要的語義項。在這一過程中，人類對“橋梁”這一概念的隱喻理解產生于感官認知(如材質、形狀、大小等)和社會文化認知(如聯系、連接等)之間的競爭和適應關系。復雜系統理論下隱喻的相似性特征的連續性也為本文所提出的隱喻“據事假物”論提供了一個綜合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隱喻運用人類的感官特征認知(如材質、形狀、大小等)和社會文化認知(如意向、目的等)之間的競爭和適應關系解釋了“假物論”和“指事論”之間的張力。

值得指出的是，作為社會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適應性主體同時也是言語共同體中的說話者，其感性約束、理性思考和社會動機等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主體的語言形式處于不斷的變化和重組過程中。因此，語言發揮作用的層次既有個體層次 (如個人新奇隱喻的產生)，也有言語共同體層次 (規約隱喻的形成)，個人習語與公共語言之間交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主體符號互動的基本工具。因此，言語本身的復雜適應性是社會主體的內在屬性之一，它參與著語言系統整體的非線性演化。以語言為載體的人類之間的符號互動，構成了社會系統區別于自然系統的獨特構成。

4.2 隱喻之問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承認隱喻的復雜系統屬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方法論上，復雜系統理論認為多元、跨學科的整體關聯的研究方法必將代替一元、機械還原論的簡單性研究方法，這使得在宏觀層面考量和反思隱喻之問研究的范式淵源和走向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作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合，研究范式制約著人類各個時期的知識建構(Kuhn 1970)。除了“手扶椅式”的哲學思辨和邏輯推理方法之外，長期以來，研究者也試圖獲取本體和喻體之間關系相似性的實證證據。心理語言學領域主要形成了三種實證范式。其一，“句法形式傾向性(grammatical form preference)”判斷任務(Nakamoto & Kusumi 2004)顯示具有關系相似性的詞對更傾向于隱喻形式；其二，將同一對本體和喻體(如“歷史”和“鏡子”)分別以隱喻句式和明喻句式呈現，被試報告隱喻較明喻表達的語義往往更深刻，更強烈(Chiappe, Kennedy & Chiappe 2003)；其三，隱喻中所傳達的相似性特征的認知具有發展性(Christieetal2016)。這三種研究范式的基本邏輯出發點在于，一旦兩個項目所涉及的事物之間取得結構性匹配，那么這兩個項目就可以通過“是”字來連接，從而形成隱喻。但如果認為僅僅通過規約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特征就可以回答“隱喻為什么可能”，就難免顯得過于簡單。通過嚴謹變量控制的心理語言學實驗得出的規則在真實語料面前往往失效。例如，實際語言應用時，在結構匹配過程中，雖然有些項目可置于得以匹配的某種宏觀范疇關系中，但他們并不能用于隱喻表達。如在類比“手：手套：：腳：襪子”中，“手”和“腳”以及“手套”和“襪子””分別屬于 “四肢”和“衣物”兩個常規范疇，“手”和“手套”之間以及“腳”和“襪子”之間的宏觀范疇也較明確整齊，但“手”和“腳”之間以及“手套”和“襪子”之間并不能構成隱喻(？手是腳；？手套是襪子)。

顯然，回答隱喻之問除了要交代本體和喻體之間相似性的屬性之外，還必須考察相似性認定機制的復雜性。復雜性的典型特征包括非線性和不可還原性。非線性即語言規則和應用的合理性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非一一對應；不可還原性指人類的心智并不能夠完全還原于某種物理性的行為。心理語言學實驗受到的最大批判是本體論層面造成的這種非線性和不可還原性，其核心預設是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認知科學的認知計算主義綱領，核心假設是“心智(語言)的計算—表征理解”。本體論層面，認知計算主義隱含著關于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二元分立的哲學前提：我們處在一個擁有獨特性質的物理世界中，通過內在地表征這些性質我們可以再現這個世界。這些假設的缺陷在于：一方面，通過嚴謹變量控制的心理語言學實驗得出的規則在真實語料面前往往失效，如上例中，得以匹配的“手”和“腳”之間以及“手套”和“襪子”之間并不能構成隱喻；另一方面，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在心理學研究范式中往往被屏蔽(Gibbs 2012； Kertesz, Rkosi & Csatar 2012)。

與依賴行為數據的心理語言學相呼應，近二十年來大批神經科學家和神經語言學家使用越來越精密的技術和儀器來解讀包括隱喻在內的語言和腦活動。這些研究雖然在隱喻研究領域提出了眾多神經語言學理論模型，但近年同樣受到了較大的批評。神經語言學的本體論出發點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心腦同一論：心理狀態是特定的大腦神經狀態，通過對大腦神經特性和狀態的描述就可以解釋意識(語言)現象。這一本體論假設受到的最大的質疑是不可還原性(Gibbs 2012)。有兩層含義，其一，本體論層面，意識不可還原于物質，即意識和意識的體驗并不能完全歸于大腦內部神經元活動；其二,“部分論謬誤”把只能歸為整體(作為有機整體的“人”)才可理解的屬性還原于整體的某一部分(大腦或神經元)的屬性。這些質疑和認知科學哲學界所提出的“意識難題”與“解釋鴻溝”相呼應：具有精神屬性的意識現象(如語言)能否用處理物理現象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如對變量進行人為控制的心理語言學)去解決，對意識現象的解釋與對物理現象的解釋之間是否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正如認知哲學家保羅·薩伽德(Thagard)(2012)所指出，以計算主義核心假設為基礎的心理語言學理論和心智的計算、表征和理解研究如何回應來自情感的、意識的、外部世界的、身體的、社會的、動力系統的和量子計算的七大挑戰。

五、 結 語

本文在范疇理論框架下提出隱喻的“關系范疇模型”以回答徐盛桓教授提出的“隱喻為什么可能”之問。有四個基本觀點：(1)隱喻本體和喻體的關系基于模糊邏輯；(2)隱喻義的產生基于可能世界的“對等項對應”關系；(3)本體和喻體之間的范疇聯系中介(相似性)具有關系屬性；(4)隱喻得以“據事假物”的基礎是基于關系范疇的雙重性。這四點發現說明隱喻在認識論層面是一個復雜系統，認識論層面承認隱喻的復雜系統屬性意味著當下對隱喻之問的任何基于某一特定研究范式的解答都會有所紕漏。以往隱喻之問的思辨、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研究面臨著來自情感的、意識的、外部世界的、身體的、社會的、動力系統的和量子計算的七大挑戰。 隱喻之問的徹底解答必須通過超學科研究范式，超學科不是工具意義上的一種方法， 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一種態度或世界觀，它試圖打破學科內外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