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治理視域下教授治學運行機制研究

楊嶺畢憲順

摘要：? 以善治推一流是學科治理的一個重要思路，而教授治學成為學科治理的突破口。教授治學適應了知識、學科濫觴與發展的邏輯，成為了破解當下學科治理困境的重要出口，契合了未來學科建設和治理的方向。針對教授治學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在學科治理背景下教授治學運行要從決策機制、權力制衡機制、監督機制、外部參與機制、法治保障機制、文化契合機制的構建和完善入手，孕育良好的學科生態、完善學科組織制度、保障學科評價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統籌學科資源優化配置、推進學科的依法治理、提升學科聲譽和形象，從而實現學科的一流治理。

關鍵詞：學科治理;教授治學;學科建設;學科組織化;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9）03-0087-08

學科是知識的基本單元，是大學人才培養、學術研究以及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重要基礎[1]，一流學科成為了一流大學的起點。作為大學學術水平的代表、學術權力的重要主體、學科建設的關鍵人力資源，教授要有效發揮治學之權力和職責。

學術界關于教授治學研究頗多，但是立足于學科建設和學科治理討論教授治學有效機制，尚未引起足夠的關注;教授治學實踐也尚未探索出一條有助于推進大學學科發展的路徑，教授治學的運行和實現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因而，從學科治理視域探討教授治學運行機制，推進大學內部治理改革，有助于促進大學學術發展和一流學科建設。

一、教授治學：學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在“雙一流”建設提出之前，學科建設一直被視為中國大學改革的重要內容，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出臺過不少關于學科建設的政策文件，各高校也積極致力于學科的建設。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學科建設經驗中，我們發現，學科建設存在重視經費、人力等資源投入，而相應的制度改革未能及時跟上的問題?！半p一流”背景下，學科的建設由“重點”走向“一流”，并非僅僅是字面表述的不同，背后還反映著學科建設的基本理念和改革思路的不同。以善治推一流是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思路，一流學科的建設不能僅憑經費的投入、人才的支持，還需要通過學科的有效治理，注重學科制度設計，逐步為學科建設提供堅實的組織、制度、機制方面的保障[2]。教授治學成為學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符合學科的過去、當下、未來的發展基本邏輯規律。

（一）教授治學適應了知識、學科濫觴與發展的邏輯

大學是知識和學問之府。最初的大學是由學者自發組織起來的探討學術問題、交流創新知識和傳播學問的組織，不受世俗干擾，帶有宗教研究的色彩——大學成為了探究高深知識的組織。學術本質是主導中國高等學校改革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學科發展要始終堅持大學的根本屬性，立足于知識和學問，為高深學問的探索和人才的培養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真正把高等學校建成學術性的組織?，F代大學唯有遵循知識的客觀規律和基本邏輯才能將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等理念落到實地。

正是因為知識是大學的邏輯起點，是大學作為高度自治的組織得以建立起來的基礎，學術是維系大學生存和發展之根本，是一所大學的辦學理念、育人方針、學術追求、管理模式的精神所在，學科治理不能脫離對這一基本規律和邏輯的把握。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知識逐步地專門化。知識通過被分門別類形成了一個個基本的研究單元，最終通過學科的形式進行呈現。學科是知識的分類[3]。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構建正是基于知識的邏輯，以學科為基礎一步步形成的。因此，不管是作為知識形態抑或是作為組織形態出現的學科，均成為了大學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細胞，是大學運行的載體。大學立足于知識和學科建立起相應的組織，大學的院系也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逐步演化而形成的?，F代大學的一種重要特點在于學科由最初的專業化、專門化逐步走向了綜合化，跨學科發展成為了現代學科的發展趨勢。不同學科、不同知識領域開始強調交叉和整合，這是現代大學變革尤其是當前一流學科建設要注意的新形勢。

大學教授所從事的涉及高深知識和學問的活動（比如對人才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的開展等）均以學科為基本平臺和依托。教授治學離不開學科平臺的支持，學科成為了教授探究學問、創新知識的基本單元。學科作為大學組織的細胞，是知識分子的生存和發展環境，為教授治學提供重要的實踐場域。學科為教授和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制度環境，允許其以學科為基本單元不受約束地進行知識的創造和交流，并為其學術自治、學術自由創造條件;學科發展中的濃郁學術氛圍也為教授治學提供有益文化，有利于以教授為代表的教師群體圍繞學科形成學術共同體，致力于大學高深知識的傳承、創新、傳播與服務社會。學科匯聚眾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在知識的殿堂里獨立地思考、自主地創造。

學科本身具有的學術性決定了教授治學的重要內容和使命在于治學科。學科建設委員會作為教授治學的重要組織，也成為了學科建設的基本載體[4]。治學科作為教授治學的一大任務和重要職責，包含以下方面的內容：學科的整體設計和發展規劃制定;學科治理的方向和追求;學科的相關決策;學科的結構調整和學科設置;學科基地的建設;學科人員的構成安排;學科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學科的研究成果考評以及學科整體建設成效的評估等[5]。由于以教授為代表的學科成員不僅全面掌握學科知識，熟悉學科發展規律，對學科治理的方向、路徑、具體策略能夠提出專業的看法，而且教授群體熟悉學術團隊內部人才隊伍的具體情況，因而教授要發揮自身優勢，肩負起學科治理的重要職責。

（二）教授治學有助于當下學科治理困境的破解

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學科治理，當前中國大學的學科治理還面臨諸多改革障礙和發展困境，教授治學成為了破解當下學科治理困境的重要出口，突出表現在：

第一，教授治學有助于糾正學科建設理念的偏誤。中國從“高水平大學及其重點學科建設”至今，基本上是政府主導推進，即通過行政的力量自上而下逐步實施。政府對高等教育改革、對學科建設實施了強有力的控制和干預。規范化模式和導向性的政策以及資源的掌控，有形、無形中成為了學科建設的指南和參照。中國學科建設由于缺少自發的動力，建設理念模糊，導致學科建設缺乏肥沃土壤，學科建設實踐顯得較為盲目，帶有計劃式、運動式的色彩，甚至出現諸多誤區。譬如，片面追求學科的擴張，重視學科設置，追求學科規模，注重學科發展的投入、基地建設、硬件條件改善等，學科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多，資源利用率不高，學科發展整體不協調，保障性的制度和機制不健全等[6]。而教授治學有助于扭轉和糾正這些學科建設的偏誤，真正推動學科建設走向學科治理。

第二，教授治學有助于扭轉學科治理“一刀切”的行政化邏輯和管理模式。不同學校因辦學類型和層次的不同，需要在學科建設方面凸顯特色和差異性。然而，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大學行政力量當前仍然使用“一刀切”的刻板管理模式，追求學科建設向更高層次、更大規模提升;大學在學科建設上往往求大求全，盲目追隨，熱衷于熱門學科，由此不少大學逐漸喪失了自身傳統和優勢，陷入重復建設，反而失去了學科競爭力。這種“一刀切”的行政化學科建設管理模式，盡管在短時期帶來了學科的虛假繁華，但在當前“雙一流”背景下，已逐漸凸顯其不適應性。教授治學有助于扭轉學科治理“一刀切”的行政化模式，回歸大學知識和學術邏輯。

第三，教授治學有助于突破形式化的指標導向。指標化對行政管理來說，不失為簡單和高效的速成手段。由于將行政目的建立在精細化、“科學化”的指標體系上，這種管理和治理方式受到了行政管理者的推崇。然而，注重指標化管理的弊病是過度關注指標是否完成，對于其實際效果則重視不足，陷入了重形式而忽視實質的泥潭。從當前學科建設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到指標化的管理模式。學科發展的實力、學科建設的成效很多時候總是通過可見的、能量化的各項指標進行評估（比如，課題級別、金額、數量，論文級別、數量，獲獎級別、數量，排行榜等），并以此作為學科經費投入力度、學位點增減的主要依據。這樣的指標究竟能不能真正代表學科水平、是否能夠對社會發展產生貢獻以及其對學科的發展進步到底有什么意義已經飽受各界爭議。指標為導向的行政治理模式，將學科建設的關注點和精力引至達成這些指標，更有不少高校以目標責任形式將指標任務下放和分配到教師身上，并基于指標完成情況決定評獎評優、職稱評定等。在這場“浩浩蕩蕩”的運動下，學科的建設儼然成為了達到指標的手段，偏離了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初衷，迷失了自身使命，與一流學科境界相距較遠[7]（P7-9）。教授治學有助于發揮專業力量，突破形式化的指標導向，回歸到以知識創新為導向的學科評價中。

第四，教授治學有助于破解學科建設要素投入分散、協同創新機制不健全問題。學科是由多種不同要素構成的整體，學科建設成效決定于這些要素整體功能的發揮。然而，大學不同院系部門間溝通協調機制不健全，學科的建設并未立足于系統發展，而更傾向于從本單位的訴求出發，單打獨斗抓學科建設，學科發展中的要素被孤立，難以發揮出整體功能。學科建設中要素的投入呈現離散式特點，學科建設資源被分散到某個科研團隊或者個人身上。在考核評價、獎勵晉升方面，被重視的往往也是學科建設與發展中的第一完成人或直接負責人的作用，而其他成員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導致個人更愿意將時間精力投入到本職工作，缺乏參與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情懷和使命感。學科建設要素投入的分散，導致科研工作協同創新難以形成，呈現傳統個人小作坊的發展模式。這顯然與現代大學中學術的發展以及一流學科建設所強調的分工協作、協同創新不相適應。要素投入和管理的分散性造成學科組織的整體功能難以發揮，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學科整體實力薄弱，一流學科群難以形成，學科建設資源的投入顯得分散，學科治理呈現無序狀態。盡管強力推進學科建設，加大投入力度，也能對學科進步發揮一定的影響，然而如果僅將學科建設停留于此，必然導致資源使用效益不高、資源配置不合理等情況，背離學科建設本意，一流學科難以建成并持續地發展。教授治學是推進學科資源投入由要素驅動逐步走向創新驅動的治理之道。

（三）教授治學契合了未來學科建設和治理的方向

知識發揮作用需要借助于學科，而學科又離不開相應的組織，因為組織為知識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載體。知識組織化成為了知識存在和知識活動的一大趨勢。首先，知識活動包含著生產、傳承、創新、傳播等過程。在這些環節中，學科以及相應的組織、人通過協同創新，推進大學學科和產業的聯系，促進學術成果向社會生產力的轉化。其次，知識的活動需要依靠人，在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中實現著知識的傳承和發展。再次，隨著知識活動越來越復雜化，組織的作用也日益凸顯。大學知識的傳承活動需要依靠教學的基本組織實現，知識的創新活動同樣不能脫離科研組織，而大學的知識傳播和社會服務則要和生產組織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知識的活動方式和存在形式日趨組織化[8]。

知識組織化發展的基本邏輯順序表現為，根據知識的分門別類形成了學科，基于學科分科構成學術組織分工，出現了學術共同體。知識和學科的組織化有助于學科認同感的建立，有助于學科秩序的形成。教授治學作為一項制度，一方面彰顯了學科建設所蘊含的學術共同體文化;另一方面，也包含著具體組織的構成與運行，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特定的利益訴求[9]。隨著大學各部門的不斷組建，學部、二級學院、系、研究所等成了基本的單元。組織單元的擴張和升格，意味著學科的建設背后有著制度的設計。學科治理與大學傳統教育管理不同的是，傳統教育管理模式下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二者未能實現良性配合運行，學術和學科發展常受行政力量的干預。而“雙一流”背景下，在學科治理方面，教授等學術力量參與到大學的學科規劃、學科重大事項的決策上，學科建設和治理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教授治學符合學科生長和學科治理的基本規律。學術的治理以及學科的建設需要大學教師的廣泛參與，這在理論界和實踐中早已達成了廣泛共識。關于高等教育的政策文件以及各高校的章程均多次提及大學的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的設立。在現代大學制度的改革探索中，轉變行政為主導的管理方式，進一步激發學術的力量，已在大學中進行了不少嘗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積累了一些經驗。事實上，盡管人們在教授治學形式方面似乎尋求了實現的路徑，多數高校也積極建設學術委員會，然而受大學歷史傳統的深刻影響，教授治學不論從理念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與理想狀態尚有較大差距，影響著大學教師參與學術決策和學科建設的積極性。所以，進一步建立和健全學科治理的相關制度，尤其是教授治學學術治理制度，尤顯必要和關鍵。只有這樣，才能優化學科治理和學科生長的制度環境，改善對學術和學科的治理，制定出科學的治理政策。在大學的學科生態林中，如果將學科喻為錯落有致的植物，學科的制度環境和治理機制就是呵護學科生長的沃土、陽光和水源[10]（P33-39）。想要構建郁郁蔥蔥的一流學科，就不能不關注學科的治理，包括學科組織、學科制度等，而教授治學是其中最為關鍵的治理制度。

二、基于學科治理的教授治學運行機制構建

從大學與外部的關系看，教授治學的落實需要政府部門進一步轉變行政管理模式，避免對大學辦學、學科建設的過度干預，由直接的行政命令轉為為學科治理提供服務、進行監督，保障大學在國家法律制度規范下，在學科治理中享有更多自主權，允許大學自主地調整、設置、建設學科，并自主管理學科相關事務。因為唯有大學獲得更多自主權，教授群體在學科建設和治理中才能真正擁有決策權。就大學內部治理而言，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大學章程，以章程來保障教授治學在學科建設中的權力行使，進一步明晰教授治學的職責范圍，探索和創新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和實現機制。教授治學在學科治理中作用的發揮不單需要相關機制，并且必須保證機制能順利、高效運轉，因而不能不思考制度和機制的歷史慣性。我國大學深受政治體制影響，行政化傾向早已受到關注。教授治學要在學科治理中發揮作用，勢必要克服行政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教授治學面臨著自身和其他制度、機制的嵌入性問題[11]，教授治學如何構建良性運行機制助推一流學科實現成為新形勢下大學的重要使命。

（一）構建教授治學決策機制，孕育良好的? ?學科生態

首先，應基于大學辦學定位、學科發展的特點，探尋大學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耦合機制，構建學術治理模式和學科建設的有效方式，促進以教授為代表的學術力量在大學學術決策和學科治理中的話語權，保證教授在大學內部管理尤其是在學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真正落實大學的“去行政化”改革，回歸大學學術本位。同時，應基于知識的邏輯和學術運行的客觀規律進行學科建設，不斷增強學科治理的自主性，需要探尋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加強教授治學的組織建設，完善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制度，擴大其在學科建設和學科發展中的發言權，并適當擴大其決策范疇，讓其在事關大學學術事務、教師教學和科研、教師專業發展等關鍵問題上，擁有足夠的決策權。在一流學科建設中，要逐步滲透教授的有效參與，健全學術力量在決策、治理中的相關機制，營造有助于教授發揮作用的氛圍，及時總結教授治學相關經驗教訓，增強運行的實效。

其次，應通過決策機制，調整和優化學科的布局。大學要基于學術規律，遵循知識的邏輯，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態，扎扎實實地立足于整體，推進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基礎性學科的建設。教授治學要立足整體宏觀視野，進行科學設計和合理規劃，構建布局合理的學科體系，平衡好高峰學科和高原學科之間的關系。學科的高峰強調的是拔尖、出類拔萃，而學科的高原注重學科整體的實力和其發展的潛力。高峰學科與高原學科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一方面，高峰學科以高原學科為基礎。缺乏高原學科，高峰學科就難以凸顯。另一方面，高峰學科能夠影響和帶動高原學科整體的拔高，增強其優勢與發展的競爭力。學科治理需要優化學科結構，基于學校傳統和現實，平衡好學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對學校的學科整體謀篇布局，扭轉學科同質化，強化學科的特色，重點培養優勢學科，注重學科群和交叉學科。同時，要警惕為了拔高學科評估參評率而盲目撤掉部分學科的決策誤區。學科的增設或裁撤都要立足于整體，構建健康的學科生態，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10]（P33-39）。

（二）建立教授治學權力制衡機制，完善學科組織制度

教授治學是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基礎，是學科治理的重要制度設計。學術活動作為一種探索性的創新活動，有著崇高的精神追求，飽含著人類的理性和智慧。教授治學立足于實體組織給予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必要的保障。提倡教授治學并非以學術權力徹底地替代行政權力，而在于預防和糾正行政權力在學術治理和學科建設中的泛化，推進大學真正回歸知識的邏輯。但是在學術發展和學科治理的實踐中，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二者通常錯綜復雜，學術力量決策權難以發揮，因而要進一步保障大學教授為代表的學術力量在學科治理的話語權。

教授治學權力制衡機制和學科組織制度的有序性能夠帶來學科投入與產出的效益，只有學科被統整起來，才能實現學科治理的協同效應，提高學科治理的自覺性和自治能力，推動學科自我建設和自我發展從外部驅動轉向內生驅動。教授治學的運行與學科組織制度的完善要認識到：首先，學科組織制度的基本性質是自省、自治的。只有教授為代表的學科成員才能清晰把握學科治理的價值旨趣，認識到學科治理的最終追求和使命，并能夠深刻地對學術和學科活動進行反省，以防學科治理走偏或失誤。其次，學科組織制度的建設和發展又是自律的。學科內部能夠實現自我約束，教授治學推進學科傳統的堅守和傳承，以教授為代表的學科成員既能遵守學科的基本規訓，同時并不盲目跟從，而是進一步創新學科，通過學科內部成員在恪守學科規范、實現自主治理的一致行動，最終有助于實現國家和大學對學科建設和學科治理的高效率和有序化運行[12]（P10-13）。

大學建立教授治學權力制衡機制，完善學科組織制度，必須做到：

一要立足于權力制衡機制，平衡大學的政治、行政和學術關系：構建起權力相互制衡的機制，逐步下放權力，重視基層學術組織的作用[13]。健全學術組織和學科建設的運行機制，進一步規范學科的建設，明確教授在其中的權力、職責。建立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在學科治理中的對話，克服自身局限，化對立為協作，構建二者權力耦合機制，保障行政與學術的共存共生。必須健全教授治學規范運行機制，推進教授治學在學科治理的規范化、科學化和常態化運行[14]。

二要進一步明確教授治學組織在學科治理中的權力邊界：加強學科的組織建設，推進教授治學的實體化，促進二者的融合，保障教授治理學科由虛擬的理念走向實體的組織。教授治學推進學科治理要實現有機的分工合作，完善組織內部規范，保障運行的有序。大學一流學科的治理必須進一步向院系基層單位、教授群體下放學科建設的自主權，明晰學科組織邊界以及教授治學的邊界，構建以教授治學推進學科評價和管理的機制，發揮教授“智囊”作用，將學科建設引向知識創新和國家戰略發展、社會問題解決協同共進。明確教授治學組織在學科發展中的權力，促進學科由虛擬的知識走向學術的實體組織。

三要平衡學科治理多元利益主體。對大學整體發展來說，一流學科的建設并非僅僅涉及學科個體的發展，背后還涉及利益集團的問題，教授群體本身就是一流學科建設的利益聯盟，在一流學科建設中，大學和教授組織必須通過相關機制的優化來實現教授和學科建設的共同利益[15]。大學一流學科治理必須進一步保障學科建設目的與政策的優化設計，為學科治理提供一個明確的、穩定的，具有可預見性的建設計劃，并審查學科規劃的戰略匹配性，使之精準對接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目標，加速“雙一流”的實現。

四要建立權力主體溝通協調機制，進一步推進跨學科發展和一流學科群形成。學科的一流治理涉及資源投入和使用方式，要避免學科資源的無序和浪費，凸顯教授治學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揮其智囊作用，有效指導學科建設中關于人才遴選、學術經費分配等事務，引導學科資源遵循科學、合理、公平、高效原則分配，變粗放式建設模式為內涵式發展模式。保障教授治學促進學科建設和評估的客觀性、專業性和有序性，立足整體視野，實現對學科綜合能力的評價而非單純的學科建設要素的較量，綜合考量學科建設的治理機制[12]（P10-13），進一步推進多學科發展、跨學科合作和一流學科群形成。

（三）完善教授治學監督機制，保障學科評價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首先，進一步建立和健全教授治學的監督機制，涉及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的事務，必須發揮教職工代表大會、董事會/理事會等監督功能：通過大學章程建設，進一步明確各監督組織的性質、職能，細化其運行機制，增強其可操作性，提高其在學科治理中的民主監督實效，依法行使監督管理的職能。建立和完善學科建設和治理的信息公開機制，保障學科相關事務能夠接受廣大師生群體以及社會各界的監督;完善回避機制，保障學科依法依章治理，根據法定程序規范運行?？傊?，要著力學科治理中的教授治學監督機制，依法規范教授治學的權力運行，監督其活動程序，提高教授對學科的治理意識與治理能力，通過監督對教授學科治理行為進行有效規約。

其次，通過規范的監督機制保障學科評價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以教授治學推進學科治理的邏輯起點是治理主體對一流學科有著什么樣的認識和理解，教授群體需要明確何為一流學科。就教授治理主體而言，對一流學科建設規劃制訂和方案設計之前，就需要首先清晰一流學科究竟是什么，其價值系于何處等根本性的問題。教授治學需要根據這一前提才能真正實現一流學科建設的價值。要通過教授治學轉變行政主導模式，轉變一流學科建設評估的指標導向，并逐步推進科學和民主的學科評價機制，基于服務于知識本身和社會需求的價值取向，創新學科建設和創新的激勵機制?？傊?，教授治學在學科治理中運行機制的建立必須引導知識與社會需求的對接，根據二者平衡學科資源的優化配置，鼓勵學科積極競爭，并基于知識體系構建和社會問題解決相結合的標準來評估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水平[7]（P7-9）。

（四）優化教授治學外部參與機制，促進學科資源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統籌優化

學科治理追根究底在于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作為滿足社會需要和知識體系構建需要而存在。學科治理如果脫離了社會需求，就會失去實踐的意義，因而大學一流學科的建設需要面向社會問題，服務于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需要。同時，任何的學科均非憑空產生和發展，而是建立在知識體系的構建基礎上，必須以完整的知識脈絡和體系為根基。學科也成為了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基礎，只有立足于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才能找到立足之基而免于虛空縹緲。因此，一流學科的建設既需要服務于社會實踐需要，又需要為知識體系的構建服務。以此為基點，學科的建設既離不開內部教授治學，又少不了外部社會參與。

學科治理離不開以協同為基礎的要素與資源的有機整合，需要建立學科建設資源整合與凝聚的制度。一流學科的協同創新和集成式發展，不僅僅包含著學科內部資源的重新分配和優化組合，還包含者學科建設和社會的有機互動，包括產業發展、市場、行業、企業、社會組織等資源的匯聚。因此，促進學科建設資源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協同發展，必須構建外部參與學術治理的機制。這就要求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大學內部的行政職能部門進一步轉變職能，理順大學內外部關系，逐步推進學科組織化并完善相應運行機制，提高學科之治在大學治理中的地位，推進教授治學基層學術組織，不斷提高其自主權，并且構建學科間溝通協作的靈活機制，打破學科壁壘，注重跨學科發展，建設一流學科群;構建社會的資源、人才向一流學科流動的有效機制，激發和調動市場力量在一流學科建設的作用，構建學科建設和發展中的政產學研合作機制，激活和創新校企合作形式，構建起一流學科協同發展的縱橫交錯的機制，實現學科建設中資源、評估、治理等方面的暢通機制。

第一，教授治學要通過董事會、理事會制度的有效構建，吸引不同辦學主體、優秀校友等社會力量支持和參與到學科治理相關事務中，進一步平衡大學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實現外部參與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的機制，增進社會和大學的高效互動，并積極地創新社會參與一流學科治理的實踐模式，逐步健全社會參與、支持、監督學科治理的長效機制。

第二，教授治學要注重社會組織在學科治理中的作用，保障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質量，發揮社會力量在學科建設各環節中的有效滲透，助推學科建設中課程的設置、教學改革、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環節逐步達到一流水平，提高其競爭力。

第三，教授治學要將學科與社會真正結合起來，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16]，改革和創新學科建設的遴選機制，完善投入和評價的機制，要將資源集中到社會發展急需學科領域，幫助破解學科治理中的難題，提高學科建設資源利用的效率。

（五）健全教授治學法治保障機制，推進學科的依法治理

根據組織學的基本原理，組織是否正規化取決于組織成員的行為是否受到規則的約束以及相應的運行程序是否健全。組織生成的關鍵標志在于組織內部制度的建立。教授治學組織內部制度的完善和機制的健全是進一步推進和實現學科組織建立、保障學科有效運行、促進知識創新的堅實保障。教授治學制度保障學科治理，體現學科的基本精神。

學科內部的公共服務、科研獎勵和懲罰、科研協作、學術資源分配、學術成果的評價、學術活動等法治化程度不僅是教授治學的重要內容，也是一流學科建設的重要方面。同時教授治學法治化水平以及制度的完備程度成為學科建設成熟的重要標志。教授治學法治保障機制是學科治理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教授治學的法治保障機制越是完善，學科治理正規化、規范化的程度越高。

因此，健全教授治學法治保障機制要強化大學章程建設，推進教授治學相關政策法規的完善;健全學科建設相關實施細則和程序保障;強化教授治學中法治思維，轉變人治模式，克服學科建設根深蒂固的熟人思維、潛規則、特權等思維方式;培育程序思維，以程序規范學科建設，將學科建設實體問題納入規范性的程序中[17]。

（六）創建教授治學文化契合機制，提升學科聲譽和形象

學科聲譽是一流學科的一項重要評價指標。學科的聲譽和形象關系一流學科甚至是一流大學的聲譽。學科聲譽重點包涵學科的相關組織、制度、規范、生態等多重要素。其中，組織強調學科建設的實體平臺;制度與規范涉及學科的自治，凸顯學科治理理念;學科生態側重學科的風氣、學術研究氛圍和文化。良好的學科聲譽為學科的發展吸引了一流的人才和資源，從而為學科治理和一流學科的形成提供堅實的支撐。

教授的素養與風格是教授治學與學科治理的文化契合支點?？v觀國家重點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經驗，學科帶頭人的學術水平和治理風格對一流學科的建立與發展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而這些學科帶頭人往往也是教授治學的重要成員。教授治學對教授的個人道德和良知提出了較高要求，要求其在權力的行使過程中基于學術規范和標準捍衛學術的科學發展，保障學科建設的標準。所以，當前在新一輪一流學科建設過程中，必須引導學科帶頭人、資深教授積極投入到學科治理中，以降低學科建設和運行的組織成本，逐漸減少學科發展對行政權力的過度依賴。同時，將教授治學運行機制的建立健全也視為一流學科治理的一大關鍵點，并在學科建設成效評估中予以必要的體現，賦予一定的權重，保障學科治理機制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真正落實教授治學在學科建設中的地位，以治理為驅動，從根本上提升學科的競爭力[18]。

營造濃郁的教授治學文化，建立教授治學與學科治理文化契合機制，要認識到教授治學文化是治學中的一種基本理念，影響學科的成長和學科建設的價值取向，是基于學科成長規律和建設使命逐漸形成的。教授治學根據大學的本質和大學精神，提升知識在大學運行中的地位。崇尚知識、追求真理成為學科治理的基本氛圍，以進一步培育大學求真的學術精神。組織行為學將文化視為提高組織承諾、不斷促進組織行為和組織運行一致性、正規性的重要方式。教授治學文化同樣具備無形的凝聚效果，有效地粘合學科成員，調動教授和教師群體的力量，使其在學術研究和學科治理中行為趨于一致，在學科建設中展開協同創新。只有具備教授治學文化的學科治理，才能給予學科的重要成員——教授強烈的歸屬感，增進學科治理中人的相互聯系，朝著共同理念不斷提高學科的水平?？傊?，一流學科的治理需要基于共同的學科建設使命，將一流的教授通過教授治學的組織、制度和機制有機地協同起來，這種協同并非僅為申報或者完成學科建設指標的臨時性、隨機性的組合，而是一種在文化影響下運行有序、自我發展的長效協同機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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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