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關系：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桎梏

摘要：在我國，在高度親密化的農村“熟人社會”中，人情化治理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政策動員機理。從基層來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鄉土社會中，鄉村文化中蘊涵著“人情往來”的傳統觀念、鄉村公共空間中蘊含著豐富的動員資源、并且鄉村人情關系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這使得基層政府公共政策執行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嵌入人情關系，具體表現為政策執行的人情關系常態化，人情關系成為基層政府政策執行的變通路徑等。本文研究發現，人情關系在鄉土治理中具有牢固的社會基礎，其所形成的穩固的社會秩序成為了基層治理主體進行利益交換的工具，這造成了基層治理進程中所出現的：腐敗性偏離、治理性偏離等現象，當外來的行政秩序（駐村干部、政策等）、治理技術等與鄉土社會的內生秩序（人情往來、家庭結構等）發生互動和博弈時，人情化的治理工具往往限制了基層治理現代化、規范化工具的推廣與運行，這不利于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利用鄉村治理空間中的治理資源成為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著眼點，在面臨著人情異化、社會裂變、缺失制度信任等困境時，加強制度合法性建設，實現農村再組織化打破熟人社會裂變，理清鄉村精英的正負面功能，結合“人情嵌入型”的治理路徑重塑鄉村治理方式，釋放出鄉村社會中的治理能量，提升基層群眾的幸福感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使命。

關鍵詞：熟人社會；人情關系；基層治理

一、引言

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在一個具有高度親密性的社會環境中，由于基層群眾文化水平低、獲取資源的途徑有限以及生存環境的穩定性，基層群眾不得不以現有的親友圈、人情圈為基礎不斷擴充自己的交往范圍試圖獲取更加豐富的資源或權限。這種高親密度的人情往來使得鄉土社會具有信息對稱性、互動在場性、價值共享性等特征。而整個鄉村治理的運作機制上，主要是靠熟人社會和群眾路線來維系。信息下鄉、技術下鄉、資本下鄉等治理資源在實際的運作中的推廣與應用也受制于鄉土“熟人社會”，并且在整個鄉村治理空間中，某些經濟能人、社會能人、政治能人由于具有各自領域的突出優勢，這些鄉村精英擁有更為廣泛的人際圈、更加廣泛的治理資源、更為優異的治理能力，其占據了鄉村人情網絡結構的關鍵節點，發揮著行政體系外的溝通橋梁作用。在鄉土社會的情境之下，基層治理方式背后的治理手段選擇問題、治理責任落實問題、道德評價問題、群眾感情問題、等在整個社會公共空間中都具有特殊性，基于熟人社會的特性，利用鄉土人情資源創建規范化的人情關系網絡、建設與鄉土社會相適應的公共道德評價平臺、提高基層群眾對于基層行政體系、正式制度的合法性認同，建立與“熟人社會”相適應的治理方式，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二、熟人社會中的人情現象以及表現形式

熟人社會的人情現象在具有區域性的農村場域中具有特殊性，研究人情關系必須結合農村熟人社會的社會基礎，用村莊社會的語境來理解人情現象。熟人社會的形成依賴于血緣、地緣、血緣和地緣的混合因素，具有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的群眾團體統稱為“自己人”?；鶎尤罕姷男袆舆壿嫗椤岸际亲约喝恕?、“為了自己人好”，在不同的村莊類型中，人情關系的運行邏輯也具備可變性，在人情關系較為分散的熟人社會中，人情屬于個人表達性行為范疇；在團結型的熟人社會中，人情是依附性行為選擇；在分裂型的村莊中，人情關系扮演著瓦解沖突的“粘合劑”角色。在公共領域內，熟人社會的“文化——網絡”結構會影響群眾的實踐邏輯，人們的理性選擇或者是理性行為中間不可避免的或摻雜私人情感，這使得在公共領域中，公共政策的執行、評估等都必須結合“禮”與“理”，實現合情合理的基層治理。在鄉土社會中，人情現象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禮治

韋伯認為權威分為三種類型：個人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但在農村熟人社會中，群眾給予正式制度或正式安排合法性認同是人們理性選擇的結果，但礙于“人情”或“面子”，為了獲得群體肯定性的道德評價，人們往往會在理性行為選擇中摻雜關系情感。自發于“熟人社會”的村規民約中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倫理基礎、豐富的鄉約治理文化、傳統鄉約規制秩序，這些“地方性知識”是村民在長期生活中自覺形成的歷史傳統、文化印記以及心理認同。國家法律對村規民約的認可、村民對傳統習慣的認可、道德輿論對村民的心理強制，形成了“有約必守”的外在強制力基礎。但人們遇到公共性問題，人們習慣于從傳統道德中尋找解決辦法。并且，在鄉土社會存在著某種長老權力，在日常糾紛中，往往有年長的人作為裁判的審判者，即用道德的標準審判對錯，在這其中，長輩們就充當禮的象征，其面子在基層社會的運作中包含了鄉土社會的運行規范。

i2 j農村共同體

由于基層群眾長期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場域內，并且不同個體之間也存在著長期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和預期?；鶎尤罕娪捎谶@種穩定性的關系形成了對一些事情的共同性認識，從而也就增加了公共領域內的人、事、物的可知性，在地域性很強的村莊內形成可“農村共同體”。在信息傳遞方面，因為群眾之間有重疊的人情網絡關系，社會群體中存在著廣泛的利益，在整個農村共同體中具備信息共享性的特征，在涉及群眾利益的公共事務中，個人與群體、治理主體與治理客體所發生的互動具有在場性，問題訴求與需求能得到在場的表達與傾訴。此外，不同于城市，鄉村具備村民所共同認可的價值規范，鄉土社會中存在著的大家所共同認可的“公私秩序”引領者基層治理的手段選擇。

（三）鄉村精英對于基層治理的正負功能

鄉村精英基于人情塑造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對基層治理發揮正負功能；在較為分散的村莊結構中，維系不穩定的社會關系結構成為鄉村精英的主要功能，并且鄉村精英對于村莊的治理具有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的劃分，在人情——關系——治理的分析框架內，鄉村精英扮演著聯絡社會網絡節點的“網格員”，鄉村精英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中具有優勢，政治精英參與公共事務的類別主要包括：調解鄰里糾紛，政策落實等；經濟精英參與的公共事務主要包括鄉村修路、項目投資、社會救助等；社會精英參與的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紅白喜事。因此鄉村精英能夠擴充鄉村獲取資源的來源，能夠維系社會秩序的穩定。而不同的精英類別其所能擴大的人情關系范圍也不盡相同，政治經濟較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在鄉村基層政權范圍內其所涉及的人際交往范圍更為廣泛。鄉村精英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在治理進程中掌握著實際的治理權威，這使得正式關系的背后會隱含著非正式方式的運用，在治理手段的選擇上首選的是非正式手段，鄉村精英利用人情關系處理公共事務成為最為常規的手段，由于鄉村治理制度的不完善，導致鄉村精英的權力膨脹，這使得鄉村精英在運用權力時淡薄規則。因此，鄉村精英對基層治理發揮著正負功能。

三、人情關系在基層治理進程中的運行邏輯

在鄉土社會中，人情關系的存在具有普世性，治理責任的落實、治理手段的選擇等都不可避免的摻雜人情因素，在農村場域內，人情關系的存在具有夯實的社會基礎，在龐大的人情交往關系網絡中，掌權者以人情關系為行動邏輯開展工作，結合權力實際運行中所具有的庇護主義表現都形成了人情關系在基層治理進程中的運行邏輯基礎。

（一）庇護主義

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掌握鄉村的實際治理權力，對于某些容易引起利益糾紛的領域出現信息壟斷現象，不具備與上級或掌權者擁有親密人際關系的弱勢群體，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由于對于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實際掌權者作為資源支配者往往不會依靠正式制度與規則來支配資源，而是傾向于運用個人的人際交往網絡來實現所謂的公平分配。從而虛化了基層掌權者作為共同利益維護者的角色，強化了其作為維護小部分群體利益“庇護者”角色。

（二）人情關系存在的社會基礎

農村等公共場域內，人情關系并不僅僅是表面上的人情現象，人情關系在基層治理中的運用主要表現為一種利益交換的工具，人們都傾向于在熟人社會中所采取的行為舉措是能夠獲得熟人的肯定性評價的，因此在人情交易中所形成的人情秩序作為熟人社會的內核能處理好社會關系，為人情關系的自我維系奠定穩固的社會基礎。此外，中國延續多年的農村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人情往來”的成分成為農村共同體所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念，這也夯實了人情關系存在的社會基礎。

（三）人情關系網絡結構

人情是熟人社會交往的主要邏輯，以人情關系的存在為基礎形成了“微觀權力關系網”。在鄉土社會中，鄉村干部依照以人情關系為主的運行邏輯開展工作，放棄了某些制度性的正式規范要求，將一部分政治利益作為交換的工具以維系自身的利益人際關系網絡。在整個復雜的人情關系網絡結構中，除了地域人情、血緣人情，鄉村精英在人情關系網絡結構中扮演著聯絡者角色，這也使得人情關系在基層治理中能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四、“人情嵌入型”治理路徑所面臨的困境

人情往來并無過錯，它僅僅只是作為一種習俗文化存在于社會關系中。但是由于人情關系發展削弱了政治合法性、正式規則的運行攀附于人情關系形成負面社會效應導致各種腐敗和尋租現象的發生、人情關系的濫用侵犯了少部分群體的利益，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群眾的質疑。在當前基層法治化、基層現代化的背景下，這些人情關系都增加了基層治理的難度。

i1 j人情異化

現代社會的轉型使得人情關系內部的情感性成分、工具性成分和規范性成分在發生變化，進而導致人情關系的表現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鄉村社會結構中的人情關系問題導致基層的政策不能夠被完美或者完整執行，基層人情關系的復雜性也與執行機制的偏差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隨著現代化的侵入，農村人情開始出現異化現象，人情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手段，當人情被榨取式利用之后，村莊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村民之間的互動難以維系，熟人社會的社會基礎日漸崩塌甚至解體，這都加重了基層治理實現善治的治理難度。

i2 j熟人社會的裂變

雖然血緣關系的存在中和了農村社會的分化，半工半耕的生產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經濟上的分化。但是由于鄉村人員外出務工的長期化、現代文化對傳統鄉村文化價值的沖擊造成鄉村文化的道德要素發生質變、鄉村社會缺乏吸引能人鄉賢的管理制度等造成了高度親密化的鄉村熟人社會開始出現社會分化，使得農村也日益呈現出裂變現象。并且由于人情關系的轉變跟不上現代社會轉型的速度?；谌饲殛P系所形成的“有事情，找關系，走后門”的行為模式不能跟上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變遷速度。伴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民個體化發展趨勢日益顯著，農民的去組織化開始逐漸打破傳統農民之間的團結局面，因此人情關系的變遷給當前的基層治理留下了治理空缺。

i3 j制度信任缺失

農村在世代沿襲中形成了群我主義行為邏輯，以致于在基層治理中治理主體不得不面對“有宗族認同而無國族認同”的政治信任格局，人們發現問題時傾向于通過非正式關系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雖然熟人信任能初步打破群眾內心的防線，但是需要實現現代化的治理目標，法治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基層必須打破對非正式制度的過度依賴，完善社會治理的格局。

五、總結與建議

熟人社會運用于基層治理的進程中具有合理性，但村莊經濟的社會分化以及由于人情壓力給基層治理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如何規范化人情關系，如何理清人情現象合理利用人情化資源成為打破當前治理困境的重要抓手。伴隨著人情關系異化的不斷發展，滲透在人情關系中的利益要素更加明顯，傳統的鄉規民約成為制約基層治理合法化的要素，因此必須完善鄉村治理機制，結合鄉村“禮治”、“德治”與“法治”，最終實現基層善治。由于農村人情社會出現的裂變現象使得農村的緊密型不如從前，鄉土社會農民出現的去組織化的現象使得社會網絡結構更加松散，因此必須實現農村的再組織化，實現人情關系的自我維系，降低社會運行的成本。此外，由于基層政權的掌權者或者鄉村精英傾向于利用非正式制度進行資源分配、社會管理，弱化了政治合法性，基層群眾缺乏對正式制度的信任，反而依賴于人情關系解決問題，必須強化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在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發展進程中，擯棄傳統文化中人情關系的糟粕文化，逐步實現從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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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鄉鎮服務能力建設的動因、模式與效果研究—基于“全國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典型案例”的多案例分析”（編號：202051221）。

作者簡介：張孟陽（1997—），女，湖南人，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基層治理，農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