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馴服一只刺猬

朱曉翔

摘要：以賽亞·柏林認為，古今思想家可被分成“刺猬”型與“狐貍”型兩類，而“刺猬”一詞，被其賦予了追求普遍性原則、拒絕碎片化經驗的思維屬性。本文引入以賽亞·柏林的分類方案，并在此基礎上，為“刺猬”一詞加入了批判意識特質，從而生成了文學范疇內的“刺猬”概念。借此概念，文章考察了西方后現代主義的發生與中國大陸在同時期文學研究策略，對比呈現了中西方、同時代文學寫作與研究群體的不同狀況，進而提出了有關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兩種應有立場。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以賽亞·柏林

文章編號：978-7-80736-771-0（2020）01-081-03

一、“刺猬”與“狐貍”

阿基洛科斯，這位與荷馬同時代的抒情詩人，如今只有一些殘稿仍在世留存。幽居于只言片語當中，公元前七世紀的他向讀者打啞謎般地描述刺猬與狐貍的區別：“狐貍知曉許多東西，刺猬卻懷絕技一招。（“The foxknows many things，but hedgehog knows one bigthing，”）”以賽亞·柏林之前，對于這句話的理解，“學者言人人殊”。自然，以治哲學與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見長的柏林，未必能為古希臘詩人的斷章做出一個終極注解。但自他的長論文《刺猬與狐貍》1951年問世以還，有關“狐貍型作家”與“刺猬型作家”的分類方案，便熱絡起來，以至流行至今。

《刺猬與狐貍》的開篇，柏林指出：有些思想家像狐貍，“他們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許多層次上運動，捕取百種千般經驗與對象的實相與本質”：而有些思想家則與刺猬同，“他們將一切歸納于某個單一、普遍、具有統攝組織作用的原則，他們的人、他們的言論，必惟本此原則，才有意義?！碑斘覀兘鑱戆⒒蹇扑沟膬煞N可愛意象，又目睹了人類的思維模型是如何被柏林重新整頓，作為抽象概念的“刺猬”與“狐貍”——特別是“刺猬”——也就能被改造進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范疇中來，一變為我們反思的鏡子和問題的參照。

我們認為，所謂文學范疇中的“刺猬”概念，由兩個基礎部件組成。首先是作為“刺猬”的文本。無論文體形式或風格特征，凡符合以下兩種尺度者，皆可被納入“刺猬”型文本的麾下：第一尺度為普適性尺度，即該文本的寫作初衷與最終表達效果，可以反映一定時期內的人類普遍生存狀態，或能與人類社會的某些核心話題發生聯系：第二尺度為忤逆尺度，即在該文本的深層話語中，可以找到來自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以確保該文本的精神獨立狀態。

文學中的“刺猬”概念的第二部件，即作為“刺猬”的文學研究話語體系，主體是文學研究群體及相關機構。其特征亦有兩點：第一點表現為研究主體所遵循的任何“主義”或“方法”，都應具有相當的文學本位意識，以避免成為某些非文學力量的意志傳遞介質：第二點，即具體文學研究的發生、進行及最終知識體系的確立，都應展現其對于社會現實生活的強烈介入姿態，以達到通過建構富有穿透力的批評話語來將批評延伸到現實中去的實際效果。

下文，我們將利用這一概念，考察西方后現代主義的生成及同時期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策略。以求從中西方的文學研究的歷史經驗中，構筑今天我們面對文學及研究文學的應有之立場。

二、后現代的“刺猬”：文學與文學研究

1940年代，“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一詞在建筑學界的現代運動中無中生有5。彼時，以賽亞·柏林的《刺猬與狐貍》尚未發表，但隨著時間線向喧嚷的六十年代綿延，蘇珊·桑塔格、萊斯利·費德勒一眾學者已然不滿于當年西方詩學的陳腔老調，轉而開始嘗試描述一種文學領域內的“全新感受（new sensibility）”。今人回顧，此說絕非是蘇珊·桑塔格等人臆造的鬼影。它既是查爾斯·伯恩斯坦詩集里遽然冒出的幾何圖形，又是尤內庫斯劇本里一只又一只由人退化而來的犀牛，更是德勒茲“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概念里，那個在布拉格生活，卻操德語寫作的孤獨的卡夫卡。

因此，當歐美文學界率先對自己動手，亞里士多德所言傳身教的“突轉”、“矛盾”以及“發現”，紛紛被激進的文字試驗取而代之。西方文學也宛然化身為一只擺在讀者與學院知識分子桌前的“刺猬”——它憤怒地注視著徐徐降下的冷戰鐵幕、大學文科的式微，繼而聳起反戰、平權的批判長刺，并在身遭投下一團需要破譯的語言的魅影。迥異于同時期的其他人文學科，后現代文學這只新生“刺猬”，也確如以賽亞·柏林眼中卓越的“刺猬”型作家的系統性隱喻：它不滿足于吉光片羽的瑣碎歷史細節和早已漂流到原野間的人類學傳說，反而執著于繽紛社會表象下的核心性話題，同時，又較好繼承了反抗傳統與社會批判意識此兩類西方文學特質。

盡管，是時，大眾傳媒憑借收音機和電視大批量生產“狐貍”式（情節向的、碎片狀的）的文娛項目，四下掠奪文學受眾，擁躉無數。但今天來看，西方文學仍歸納出了某種總的普適立場并構建了新的回應策略：

前者從創作上看，表現為一系列存在主義哲學衍生作品對人的“處境”的極度關切，其“力圖捕捉到隨劇變而到來的各類體驗，盡管這種體驗是模糊的、多維的?？蛇@也正是‘后現代主義作為一個詞匯，被發明、采信、定義后而又被再次重塑的原因?！焙笳邚睦碚撔峡?，表現為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理論集團對于歐美社會秩序的劇烈干預?！叭绻f在1950年代，阿多諾被德國右翼勢力不公地詆毀了一番，那么在1960年代，他則贏得了左派學生的歡迎。在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SDS，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揮舞著盜版的法蘭克福學派經典二手著作，占據了政治舞臺?！标P于此一時期在西歐涌現的各色學生運動，當代歷史學者理查德·沃林有評論道，“要牢記如此驚人的轉變：從政治冷感主義（apoliticism）的1950年代到政治運動風起云涌的1960年代?！绻麤]有這些抗議游行、社會斗爭和公民倡議，很難想象我們今天的社會是怎樣一番景象?！?/p>

綜上所談，我們不難同意：后現代主義語境統攝下的文學與文學研究，其棘手（對文學自身的劇烈顛覆）、其鋒利（對國家威權的強烈反抗意愿），乃至其不可理喻，恰恰是文學與文學研究在二戰終了以降的西方知識界的價值所在。在如此迷人又傷人的“刺猬”面前，閱讀即“觸刺”，研究即“流血”。西方知識界開始波動，并將精神被刺的“痛感”傳遞向基督教文明的多個層級。藉由此，西方世界的文學界回答了自身在上世紀后半葉的歷史地位之問。

三、“刺猬”在中國：兩種策略及其后果

1949年前后，中國大陸的文學寫作與研究開始分野。以周揚為首的左聯遺老終于收獲了“寫作”與“寫作者”的雙重合法性，成功卸下“刺猬”身份：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學人，則紛紛南渡。于是，師承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境內又無可成氣候的話語對手，新政權對中國新文學——這只自“五四”起便頗善表達不滿的漢語“刺猬”——的“馴服術”，也就此獲得了得以施展的理由與空間。

對以往文學材料，特別是對白話文材料的再詮釋，是這一時期官方組織文學研究的主要策略。以魯迅為例，夏至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深刻地指出：早在毛澤東1940年撰寫《新民主主義論》并高度贊揚魯迅之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1940年代后的文學研究者們“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盵1ll當代魯迅研究者錢理群也提醒當代讀者，“魯迅對自己被利用的可能，也有清醒的認識?！痹凇遏斞概c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去世70周年的回顧》一文中，錢理群借魯迅的話說：“‘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暝之后，……連死尸也成為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值得悲哀?！币徽Z成讖，1933年3月27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下午移書籍至狄思威路?！?970年代，名為“石一歌”的上海集體寫作組憑此十個字，撰寫了《秘密讀書室》一文，提出了隨著白色恐怖的加劇，魯迅在家中存放馬列主義書籍已不安全，故另租書屋作為秘密讀書室的看法：“多少個漆黑的夜晚，魯迅來到這里，用紙張罩著電燈，聚精會神地讀著讀著……街上囚車飛馳，窗外寒風呼嘯，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光輝驅散了陣陣寒氣，溫暖著他的全身?！本痛?，我們可以判斷，此時期風行于大陸文學研究領域的再詮釋策略，為歸化魯迅——這只可能是“五四”以來最棘手、最憤怒的“刺猬”——開辟了重要理論進路。

復次，汰換偏離主流聲音的文本生產者，是當時主流文學研究群體所偏愛的另一策略。以沈從文為例，在其未能受邀參加首屆文代會之前，1948年春，香港評論家早已在敲打這個猶猶豫豫的京派大師，期待他做出更加活躍的進步姿態。但沈從文的“無意識抵制，即對過去文學創作并不做否定性總結”——“要血和淚嗎？這很容易辦到，但我不能給你們這個?！薄沟帽揪秃翢o觀念交集的雙方，距彼此又遠一尺。而那個在以賽亞·柏林看來具有標志意義的、統攝著偉大“刺猬”型作家的行為組織原則和寫作熱情，也伴隨行政力量高強度的擠壓，日益在他的精神內部趨于衰竭。以至于晚年的沈從文，索性加入到“狐貍”式的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

經此一番徹底“馴化”的現當代大陸漢語寫作群，不僅失去了“五四”以降的異見者立場，更被剔除了本就稚嫩的批評意愿。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尾聲，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仍以“馴化者”的態度，扮演非文學力量的跨界傀儡與剪刀手，刻刻警惕著白話文文學——這只通體已然光潔無刺的中式人文“刺猬”，并隨時準備革除一切萌生的新刺。與此同期：1969年，杰克·凱魯亞克去世：1979年，赫伯特·馬爾庫塞去世：1980年，讓一保羅·薩特去世……他們留下的創作與理論實踐成果，足以令身后的西方知識界演化出豐富的文學研究進路與批評流派，并培養一批高度成熟的讀者、寫作者以及獨立文學評論機構。

‘改革開放只能以‘改正錯誤與‘試圖進入西方自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與啟蒙運動以后所主導的世界秩序來形容?！苯Y合林毓生的上述判斷，我們再來檢查八十年代的國內文學研究領域乍現的西方文論譯介熱潮，其發生與消退，其起承與轉合，都變得情有可原。換言之，在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時間深溝兩側，東西方各有一只“刺猬”。它們的境遇之別堪比云泥，更視彼此為“他者”多年。而一旦這道溝壑被松動的大國關系彌合，總有一方要受到沖擊、驚嚇乃至生成出一種常態化的、縱深至今的文論焦慮。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北美解構主義學者希里斯·米勒回憶自己1988年首次訪學中國以來的日子，才發覺三十年間自己被接二連三授予了“十多個”做客教授與名譽教授稱號。2015年，米勒教授將自己在華的講演文章結集出版，斟酌書名之際，他謙虛地決定在主標題“Lectures in China”（中國演講集）之前，附上“An Inno-cent Abroad”（“傻子出國記”）一詞作為副標，以示自己八十年代入華交流時的倉促與懵懂。但可以想見，始從蕭索的、高揚著“典型環境”“典型人物”旗幟的現代文學村落逃離，中國學者一旦面對希里斯、?？?、夏至清等一色破土而出的龍牙武士，究竟誰才是“An Inno-cent”—今天的讀者，恐怕自有答案。

四、結論：與“刺猬”相處的立場

“癥候性的文學劇變，無疑是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回響”。新世紀以來的國內文學研究，無論對象抑或主體，都更迭出了全新圖景。雖然姍姍來遲，可新的市場——那個在本雅明看來眼花繚亂“好像走進了西洋鏡里”的文學市場——畢竟來臨。痊愈中的“刺猬”如何再度成為自己？這要拷問的，恐怕是它所面對的人群的立場。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中文寫作所呈現出的復雜光譜，留給文學研究與批評以巨量材料與極大余地。舉例而論，在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結構深處，生長著的那叢對儒釋道傳統的狂熱迷戀之花，是否恰如丁帆所言，“說到底是‘政治情節從不退場的誘惑”又譬如德國人顧彬那句尖銳的質問：“什么是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所特有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要緊的，什么又不是?！?/p>

自然，當代文學研究的導向茲事體大，筆者絕無可能在此廓清它的前途與未來。但倘若從前文論及的西方經驗與中國大陸經驗來談，我們仍可以歸納出兩類立場：

其一為公約數立場。在以自身為坐標，參照橫向與縱向的別國、別地區研究成果時，作為懷有普適追求和充分理論自信的當代研究者，應更多地尋求差異思維模式下的交集區域，而非不斷復制、強化彼此的對抗現象。西方現代與后現代文論“合法”進入中國后的近四十年間，中國文學研究受益匪淺，這不必在此贅述。但國內學者對其具體知識結構的改造和接續遠未完成。近年來，對于西方文論的討伐聲，倒愈甚囂塵上。然而，針對外來的話語指責并不能加速未竟的本土話語工程的完成。相反，倘若脫離對全球理論版圖現狀的承認，一味策動學界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敵對意識，那么“破”而無所可“立”的困境，隨時可能回潮，并再度包圍我們。

其二是對話立場，意在放棄或應講繼續放棄以“馴化者”自居的研究心態。特別是在針對具體文本的考察過程中，研究群體應有不斷修正自身的價值判斷的勇氣。一旦懷抱不可動搖的預設視野進入文學場域，無論研究者憑借的是何等新潮的思維工具，窄化闡釋空間和矮化作者意志，將是不可避免的結局。遵循此類模式的文學研究，除了成為非文學勢力的傳聲筒和擺渡船，恐怕找不到第二種價值。

誠如索邦大學教授安托萬·孔帕尼翁所言，“唯有困惑，乃文學的倫理道德?！痹趯σ磺凶髌返呐械耐瑫r，我們也不應忘記對所有理論的批判，更要有勇氣對于常識性知識與現象發問并提出卓而有益的意見——文學研究的倫理道德，想必也莫過于此。至于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研究是否能夠重建屬于自身的、“刺猬”式的策略與立場，在此，我們翹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