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時代內涵、行動邏輯與實踐路徑

任雪園

摘 要 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是以服務化為內在旨趣、創新化為基本動力、開放化為科學決策的發展，除了應遵循內部生態平衡的共生邏輯，還應當重視內部生態與外部心態互洽的共榮邏輯，實現共生與共榮的邏輯平衡與相融。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階段后，我國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應遵循共生與共榮邏輯的深刻內涵，創新質量治理體系，優化頂層制度設計;轉變國民傳統觀念，打造高職類型特色;形成特色職教品牌，貢獻中國職教方案。

關鍵詞 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共生邏輯;共榮邏輯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0）34-0041-06

普及化是當今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特征和必然趨勢。自1971年美國高等教育率先進入普及化階段以來，截至2017年，全世界已有68個國家（地區）的高等教育處于普及化階段[1]。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51.6%[2]，正式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當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未來已來”，當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將至已至”，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重要支柱之一的高職教育，應依據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開啟注重質量效益、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來臨以及高職教育“雙高”建設的改革引領，打造一批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職學校和專業群，實現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高職教育確定發展思路、規劃發展戰略、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要求。因此，厘清普及化階段我國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內涵、行動邏輯以及實踐路徑成為新時代高等職業教育探討的重要命題。

一、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內涵

高等教育普及化既是教育規模逐步擴大的過程，也是功能不斷拓展、形態逐漸豐富的過程。普及化階段的來臨意味著高等教育開拓了提質增效的新視野，開啟了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高質量發展是普及化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的鮮明特征和科學定位，新時代背景下，高等職業教育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協調發展理應引起社會的重視，用一種多維透視、動態生成的眼光厘清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內涵成為未來發展的首要問題。

（一）服務化：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旨趣

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以來，少數社會精英獨享高等教育資源的時代已經遠去，如今眾多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學力的生源有更多機會進入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學習。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時代的一個“基本邏輯”，是高等教育系統將更富有彈性并呈現多元化的特征，高等教育將進一步走向社會中心，在國家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承載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更廣泛需求[3]。為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各類型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以及全體國民實現個性化發展的愿望，2020年全國兩會提出實施高職百萬擴招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不僅將職業教育上升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教育舉措，提升了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更使得每個公民能夠隨時隨地接受適合自己的高等教育，進而為人們個人價值的實現以及個性化的發展服務。服務化作為高職教育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現代化理念，越來越成為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旨趣。服務化的理念及內涵將隨著普及化進程的推進及高職教育的發展而逐步豐富。

其一，從政治論的角度看，堅持黨的領導，為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力提升提供支撐和服務。高等職業教育聚焦公平和質量兩大主題，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制造強國戰略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作出應有的貢獻，為我國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中小微企業技術研發、新增勞動力就業培訓提供必要的服務。其二，從經濟論的角度看，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并提升社會服務能力是高職教育不變的價值追求。新時代，高職教育將繼續以行業企業的社會需求以及產業發展前沿為著眼點，為區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切實增強高職教育服務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4]。其三，從人本論的角度看，高職教育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最大程度地服務每一位高職學生復雜而多樣的學習需求。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應盡力滿足受教育者職業發展、個性發展乃至個體全面發展的多樣化需求，在“人人有學上”和“處處可學習”的基礎上實現“人人可成才”和“處處可出彩”。

（二）創新化：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動力

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經精英化、大眾化、普及化三個階段，“普及化”意味著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社會參與程度的持續提升，規模的擴大會對教育質量造成影響[5]，尤其是高職教育在還未作好充分準備的前提下便迎來了百萬擴招。因此，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要在堅持教育理想、守護質量底線的基礎上滿足多元利益主體的現實需求，唯一的選擇只有創新，即通過持續地、全方位地創新探尋高質量發展之路。創新發展是世界性的發展潮流，是新時代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對于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而言，創新是基本動力，只有貫徹落實創新發展理念，真正實現理念、制度、要素和方式等方面的創新，高質量發展才可能實現[6]。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堅持以創新發展為理念引領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將具有深刻的價值意蘊。

其一，以制度創新為基礎，著力推進高職教育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高職教育的功能和結構都受到制度的規范和約束，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應加強從宏觀到微觀層面的制度供給，推動普及化進程中的體制機制建設。其二，以科研創新為抓手，注重“立地式”科研，實現科學技術的有效轉化。通過科研創新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術，將技術技能轉化為生產力，使科研過程和成果反哺教學，科研創新驅動發展逐步成為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引領產業發展新的生長點。其三，以人才創新為目的，加強高素質復合型、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創建多元立體的育人體系。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必然與內涵發展、創新發展等緊密相關，理應以人才培養模式不斷優化創新的方式回應不同歷史時期來自社會、政府及個體的多元化教育訴求。

（三）開放化：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科學決策

隨著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性質和功能的不斷演化，高等教育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隔離屏障迫切需要打破，建立全面開放的互動關系，這既是高等教育實現普及化的重要條件，也是社會現代化對高等教育的內在要求[7]。高等教育的開放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由有限開放、充分開放直至全面開放，開放發展理念引領高等教育與時代和社會的深度融合，推進信息的整合和資源的共享，逐步實現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就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而言，開放化已經成為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科學決策，不僅表現在教育與社會的合作、國內與國外的對接等方面，也展現為傳統與現代的彌合。隨之，開放化發展也擁有了更深刻的時代內涵，不僅意味著形式和內容層面的開放，而且更應當是心態和文化層面的開放。

其一，由單一到多元的辦學主體的開放化推進高職院校與行業企業的深度融合。校企一體化發展和產教深度融合能夠將先進的產業技術、理念、文化等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緊密對接行業需求，進而有力推動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其二，由國內到國際資源共享的開放化推動中國特色與世界水平的文化認同。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更加注重本土與國際的互利共贏，通過“政策扶持+合作平臺”的優質服務方式，將國際發達的教育資源“引進來”;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體系，增強留學生的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8]。其三，由傳統到現代的智慧理念的開放化推動技術變遷與人才創新的理性轉變。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化技術建立互聯互通的信息服務平臺，通過開放式、立體化的教育平臺和網絡推動人才培養創新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高職教育教學和學習方式變革，推動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學習景象的實現。

二、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行動邏輯

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行動邏輯是指高職教育發展實踐所遵循的基本規律或導向，這是高職教育未來發展的邏輯指引，是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引領。不同發展階段的高等教育具有不同的特點，依據世界已經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地區）的經驗，普及化高等教育具備大規模、多樣化、個性化及社會化四大特點[9]。而高職教育的發展正是應對生源背景多樣化以及滿足教育需求個性化的重要途徑和關鍵舉措。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除了應遵循內部生態平衡的共生邏輯，還應當重視內部生態與外部生態互洽的共榮邏輯，從而更好地揭示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然邏輯走向。

（一）共生邏輯：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性選擇

得益于經濟發展及國家政策的推動，我國高職教育已由規模擴張向內涵式發展轉變。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的教育類型，高職教育的發展理應強化政府、學校和企業之間的深度融合，遵循由多主體合作到一體化共生的發展邏輯。在人民群眾受教育需求日益增長的時代背景下，通過深化產教融合推進教育鏈與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的有機鏈接，通過教育生態學的理論觀點探尋高職院校、政府、企業在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共生關系，有助于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共同進步。此處的“共生”出自1879年德國真菌學家德貝里（Anton de Bary）提出的共生理論，但其內涵已經從生態學范疇擴展到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備了更廣泛的價值意蘊。共生即指多元主體按照某種模式聯系起來，形成共同生存、協同進化的關系，主要由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三大要素構成。共生單元指構成共生系統或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單位;共生模式指共生單元相互協同和作用的方式;共生環境指共生模式存在與發展的所有內外部條件[10]。

在高職教育發展過程中，高職院校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指引以及企業前沿信息和實踐環境的支持，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高職院校的人才支撐以及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企業發展同樣離不開政府營造的良好氛圍以及高職院校的知識創造與技術創新。因此，政府、企業、高職院校三者之間應當形成相互作用的共生環境，通過產教融合形成新的共生能量，推動知識、技術、資源等在共生主體間自由流動，不斷地循環、演化而發展成為共生體系，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及區域經濟效益的提升[11]。如此看來，共生理論的核心思想即通過優勢互補、平等公正、共同發展的邏輯思路實現對稱互惠共生和一體化共生的格局[12]。共生一體化系統中各共生單元處于平等地位，通過知識、技術、資本、信息的交互融合，形成具有開放性、創新性、穩定性的組織體系，該系統能夠打破多元主體間的合作障礙，集聚有限的教育資源和要素，最終將推動高職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推進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進程，這一良性循環的共生邏輯成為未來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性選擇。

（二）共榮邏輯：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

邁入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進一步走向社會的中心，呈現出服務化、創新化、開放化的時代特征，尤其是與社會經濟聯系緊密的高職教育，將承載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承擔推動國家發展和經濟進步的更重要角色，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理應采取更加理性的態度思考問題，以開拓的視野展開行動。在上述背景下，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行動邏輯不能被禁錮于一種封閉的內部視野，而應兼顧高職教育發展內部和外部的理論范疇，遵循開放的邏輯理路。這一內外部兼顧的理論邏輯便得益于費孝通先生的“共榮秩序”理論。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共榮秩序的思想，他認為社會學除了生態秩序研究之外還應重視心態秩序問題，停留在“物質資源利用和分配”的生態共存秩序層次上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見社會不見人”的研究缺陷，因此要提高到兼顧人和社會關系的心態共榮秩序層次[13]。共榮秩序理論認為，共榮建立在共存的基礎之上，共存是共榮的必要前提;共榮必須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注國民觀念和心態;共榮應當強調國與國的關系，強調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和諧共處[14]。

根據上述三個層面的理論闡釋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對于某個社會系統而言，只關注其內部組織結構及分配方式而不關注系統與外部的關系，難免會陷入某些細枝末節而不可自拔。高等教育作為重要的社會系統，其高質量發展理應具備共榮秩序的特征。首先，各類高校應注重系統內部活力的激發和資源的有序競爭，爭取高等教育內部的共榮;其次，高等教育系統的生態秩序要與國民心態相互融合，達致系統內外部的共榮;最后，應兼顧本土性與國際性共榮，實現高等教育中國模式的輸出[15]。依據這一理論邏輯分析高職教育的發展，發現當前學界習慣用一種較為關注高職教育內部的共存邏輯探討其未來發展。一方面，高職教育關注自身辦學模式的創新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卻忽視了與國民觀念、心態的融合，注重職業教育內部建設卻未能很好地處理與普通教育的關系;另一方面，高職教育滿足本土化教育需求的同時卻忽視了自身價值的國際輸出。這種較為局限的內部視野無法滿足普及化時代對高職教育發展的要求，因此，高職教育應當以共榮邏輯為價值導向構建科學的發展藍圖。

（三）邏輯平衡：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然趨勢

邁入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開始關注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對于高職教育而言，正如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國發[2019]4號）中所言，由追求規模擴張向提高質量轉變，由參照普通教育辦學模式向企業社會參與、專業特色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16]。一方面，這是在重點強調高職教育的質量問題。質量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標準和要求，當社會和群眾需要時，規模也可代表質量。而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生源對象由單一走向多元，辦學模式由封閉走向開放，社會的全面參與逐步成為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陀^來說，單單依靠政府的力量和社會的有限參與來發展規模龐大、優質高效的高職教育不切實際，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要主動對接社會需求，探索多元利益主體協同共生的辦學模式，構建民主、包容、互惠、共生的治理體系。另一方面，這是在重點突出高職教育的特色問題。首先，特色是相對于普通教育而言的類型特色。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高職教育對類型屬性的追求主要體現在職業教育內部，即關注課程體系、教學方式、辦學模式的類型特色;而在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對類型屬性的追求將上升到職業教育體系層面，這一體系要求學制層次的完整和制度層面的創新[17]，追求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共榮。其次，特色是相對于國際職教而言的中國特色。普及化階段的高職教育應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特色之路，為世界職業教育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注入中國元素，達致本土性與世界性的共榮。如此看來，高職教育的發展應遵循共生邏輯，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創新，同時也應當遵循共榮邏輯，在協同創新的基礎上推進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無論是從內部視野來看的共生邏輯還是兼顧內外部視野的共榮邏輯，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要深刻把握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發展的行動邏輯，依據雙重邏輯的不同視野和內在要求動態調整高職教育發展的目標、結構、模式，實現邏輯的相融與平衡。

三、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

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是以服務化為內在旨趣、創新化為基本動力、開放化為科學決策的發展。從內部視野來看，高質量發展以質量治理水平和社會服務能力提升為主旨;從外部視野來看，高質量發展以打造鮮明類型特色、貢獻中國職教方案為目標。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我國高職教育應當依據普及化時代的需求以及中國國情，遵循共生邏輯和共榮邏輯的深刻內涵，探尋內外部視野兼顧的高質量發展實踐路徑。

（一）創新質量治理體系，優化頂層制度設計

高職教育由大眾化邁向普及化階段的過程是高等教育與外界系統進行物質、信息、能量交換并適時改變自身結構的過程，然而當前高職教育的大規模擴招打破了高等教育有序的演進過程，引發了質量危機。實現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亟須從共生邏輯和共榮邏輯出發，創新質量治理體系，優化頂層制度設計，形成邏輯清晰、質量可控的內部運行機制，即高職教育要從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到專業建設和課程設置，再到教學實施乃至質量評價，以及整個過程中的管理與服務等各個方面開展制度創新和質量治理[18]。

第一，構建產教融合平臺，形成校企命運共同體。要構建內部運行機制暢通的產教融合平臺，關鍵在于政府、學校、企業等多元主體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價值融合，基于共生邏輯將產教融合平臺提升到校企命運共同體的新高度。第二，創新學制體系，試點完全學分制。要實施完全學分制和彈性學制必須滿足教育質量足夠穩定、教育資源足夠豐富和教育需求足夠多元的條件，普及化階段高職擴招的展開將激發這一制度變革，為不同群體提供“適合的教育”[19]。第三，優化人才培養方案，改革教育管理模式。針對教育對象的素質基礎、學習動機、就業需求等開展教學研究，為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的不同生源群體提供適切的人才培養方案，依據學習型社會個性化的需求改革現有管理模式，建立差異化管理制度。第四，完善課程體系，聚焦專業群建設。作為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的重要依托，專業群承擔著知識整合、技術創新、產業對接等核心任務，成為高職教育發展新的著力點。依托專業群建設的“共生”“集成”思想，共享課程資源，推動課程模塊化和課程界限模糊化。第五，變革評價方式，采取“寬進嚴出”的形式。借鑒國外先進的注冊入學制度和課程準入制度，結合我國國情將崗位勝任力測評作為評價考核的重要依據[20]。

（二）轉變國民傳統觀念，打造高職類型特色

在推進高等教育普及化、助力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承擔普及化重任的高職教育也面臨較大的質量保障壓力，獲得國民真正認可、打造類型特色成為未來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其實，自學校職業教育誕生之日起，便開始了對類型屬性的追求，當前職業教育對類型屬性的需求更加迫切，是因為普及化階段多元化的需求產生了對高職教育質量的更高要求，智能化時代職業結構的變化引發了職業教育體系的進一步完善[21]。2019年1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國發[2019]4號）開篇明言，“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2]。這一觀點停留于政策表述之中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在國民真心接受和認可的心態層面，建立在自身質量過硬的實踐基礎之上。高職教育要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樹立“共生”和“共榮”的戰略思維，探索全面、綜合的類型化改革之路。

第一，營造崇尚技能、尊重勞動的良好氛圍，打造類型化改革的制度環境。有效利用政策和產業環境塑造高職教育發展的良好空間，通過漸進式改革實現人才培養模式與產業結構形態的制度對接，在高職教育質量不斷提升的前提下轉變國民輕視職業教育的傳統觀念，贏得公平的社會認可和類型地位[23]。第二，構建層次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理順內外部銜接轉換通道。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職教育對類型屬性的追求上升到了體系層面，一方面，就學校層次而言，智能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都要求高職教育為先進制造業提供大批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要求大力發展職業本科教育，構建從中職、?？茖哟温殬I教育到本科層次甚至專業碩士學位的職業教育勢在必行;另一方面，就其內外部轉化通道而言，職業教育體系的建設需要從“共生”和“共榮”邏輯出發，兼顧內外部視野，構建不同類型教育之間學分互認、學歷互通的體制機制，逐步實現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共生共榮。

（三）形成特色職教品牌，貢獻中國職教方案

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中國高等教育已經站在新的起點，擔當重任的高等職業教育在“雙高計劃”引領下也將進入特色化發展階段?！半p高計劃”的實施以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為重要目標，以共生邏輯和共榮邏輯為思維起點，不僅立足于國內現實發展訴求，還應超越單一的民族利益，在全球性教育體系中彰顯中國高職教育的特殊價值，兼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共生共榮。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是新時代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向世界貢獻中國方案是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應然追求。新的歷史階段，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本土化特征，為區域和行業發展培養人才的意識十分強烈，但與此同時，其發展理應依據共生與共榮邏輯的前瞻性，通盤考慮本土與國際的內外部視野，思考如何面向未來構筑具有中國特色的高職教育發展之路。

第一，加強對外開放程度，提升國際化水平。高職教育國際化應堅持自主與開放相互促進的理念，首先從形式上擴大開放，通過多主體協同、多領域合作等方式優化內引和外援渠道，提升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影響力;其次從內容上推進開放，基于共榮邏輯不斷豐富國際化服務對象和內容，推動高職教育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更好地落實有關責任;最后從心態上實現全面開放，立足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價值觀，賦予高職教育國際化新的內涵，實現全球教育體系的共生共榮。第二，開創科學模式，形成職教品牌。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我國高職教育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推動中國特色職教模式的生成，通過與世界各國的多樣化合作推進職教品牌的形成，逐步發展為高職教育國際標準的建設者和引領者。第三，推動標準輸出，貢獻中國方案。形成具備自身特色的職教標準與規則成為我國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出發點，推動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理應堅持政府、企業、高校的共生共榮，走出一條“教育伴隨產業輸出”的特殊模式，在公平開放的國際交流中謀求更高水平的話語權，為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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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