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棄通天館并遷址長興館考實

胡廷榮 劉建柱

摘 要：文章利用劉敞使遼過長興館“西北行”的兩文獻，兼合理利用三種使遼行紀內富谷館至長興、通天兩館里程的差異，初定兩館址，再輔以館址實地調查佐證之。否定學界流行的通天館更名為長興館一說。認定遼方為減輕中京接待過往宋使的壓力，而棄用通天館，遷址長興館，讓部分宋使宿長興館后先西北行（不經中京），再北行赴中京北面的首個中頓。

關鍵詞：通天館;遷址;長興館;繞過中京

中圖分類號：K8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0）07-0009-06

在宋人使遼的一些歷史地理疑難問題中，中京附近的通天館、長興館館址所在，目前還有分歧，尤其與長興館位置緊密相關的問題，即使遼往程多數宋使過長興館后“西北行”的問題，除筆者外，尚無人探討。自2004年以來，我們就通天、長興兩館址作三次調查，并對遼棄通天館遷址長興館的原因作探討。

一、長興館址考

學界長期以來認為由通天館更名為長興館，實沿用傅樂煥先生1936年首提之說，但無證據可言。后人對館址也認定不一。1984年，承德地區文化局《遼中京至南京口外驛道調查》（下簡為《驛道調查》）一文成果頗豐，但是對寧城縣境的長興館遺址認定值得商榷，認定遺址在今寧城縣一肯中河北村[1]。項春松1996年版《遼代歷史與考古》書中，認為該館址在今寧城縣榆樹林子（老哈河）以北[2]。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紀十三種疏證稿》一書，其《熙寧使契丹圖抄》疏證云：“長興館即通天館，遺址在八里罕甸子（先生自注：此八里罕甸子乃今之黑城古城，非今八里罕甸子）?！盵3]但其前頁已說富谷館在黑城大隊古城，如此已是把相距70里的富谷館和長興館混為一地，都認定在寧城縣甸子鄉（今更名為右北平鎮）黑城遺址，這就值得商榷。書中的王曾《上契丹事》疏證稿也說：通天館“遺址在今八里罕甸子（黑城）”[4]。書中《乘軺錄》疏證稿還說：“通天館，今八里罕甸子（黑城）。一說在今一肯中河北?！盵5]這只是二說并存。

2005年3月版《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史為樂主編）認定：

長興館 館驛名，又名通天館。遼置，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南一肯中鄉附近。宋沈括《熙寧使虜圖抄》：“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長興館西距富谷館八十里?！保üP者按，沈括原文為“七十里”）上冊第427頁

此詞條采信于《驛道調查》。

2005年7月版《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戴均良等主編）認定：

長興館 又名通天館。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南八里罕甸子，一說今寧城縣西、肯中（筆者按，應為一肯中）河北唐神池（筆者按：應為唐神地）。遼代燕京通往中京沿途設置的驛館。上冊503頁

此詞條來源于賈敬顏《乘軺錄》疏證稿中長興館址并存兩說。這兩種權威辭書對長興館址的認定除“又名通天館”這點相同外，對館址的認定有異。其中長興館址在八里罕甸子之說甚值得商榷?！鞍死锖钡樽印?，乃民國時稱謂，后稱甸子，即1978年前原甸子鎮駐地甸子村。賈先生將相距10里的甸子與黑城混為一地本就不妥。按長興館在八里罕甸子或黑城遺址之說，距富谷館址（原平泉縣北五十家子鎮西側高家溝門，《驛道調查》此說正確）分別是20里、10里，都與與沈括所記富谷館到長興館間七十里相差太懸殊[6]，故此長興館址難有可信度。

筆者認為長興館應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京道幅》所標位置附近;通天館另有其地，并不是長興館的別稱。依據如下：

（一）從使遼往程富谷館后一驛程初定長興、通天兩館址

由于中京城周長有30里之大，在地圖上，既可以將其看作是一個面，當然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點（城中心）。緣于此，宋使對于到達中京里程的理解會因人而異，如往程可能指到終點宿館大同驛，也可以指到西外城南端，故有20里、30里兩說。這兩種道路里程認定可使兩地間相差近10里。如果用通天館或長興館到中京城或大同驛的里程，來確定長興、通天兩驛館址較確切的位置就很困難。

由于富谷館址無變動，我們可以用富谷館到通天館或長興館的驛間里程來確定通天館和長興館的相對位置。

通天館址：今存世與此館相關的三種宋人行紀，即中京建成后初期的宋人行記：路振《乘軺錄》、王曾《上契丹事》和宋綬《虜中風俗》，都記為富谷館到通天館80里，這個可信度已足夠高。

長興館址：今存世與此館相關的行記僅遼后期沈括《使虜圖抄》一種，沈記由富谷館到長興館70里。因沈括是科學家，此行紀記遼驛道驛館比其它行紀詳準，雖然只此一種，也應視為有較高的可信度。依上述富谷館到通天館的距離80里，比富谷館到長興館的距離70里多出10里來推斷，通天館應在長興館之東約10里的位置，也即長興館與通天館并非一館。

關于長興館的位置，還有更重要的證據，即古文獻所記劉敞使遼自長興館轉向西北“繞路”的兩條記載，這一史實被諸研究遼驛道者（尤其《驛道調查》團隊）視若無睹，甚為可惜，太讓人不解。（見下文）

（二）從驛路過長興館西北行來定位長興館址

①長興館的特殊地理位置

劉敞于公元1055年使遼，南宋周輝《清波雜志》載其返程到檀州時，“檀州守（太守）李翰勞其行役”，劉曰：

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長興卻西北行。轉引自《遼史叢考》[7]

劉敞使遼返程中的《柳河》詩序中也明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宿柳河，聞永叔是日宿松山，作七言寄之。自柳河直路趨松山不過三百里，然虜諱不肯言。漢使常自東道更白隰長興折行西北。曲屈千里乃與直路合?！度卧姟返诰艃訹8]

劉敞以“精通”遼地理著稱。此詩序屬于記實文字，說其使遼（赴上京）返回在柳河館回顧此前使遼歷程，認為由柳河有三百里“直道”達松山，但遼方不肯說此事。宋使常走東道（因經中京的大驛道在“直道”東面，故稱“東道”），變道于中京（白隰）附近長興館，轉折為西北行。宋人自柳河館走東路，曲屈千里才到到松山館與直路相合。序中白隰即白霫，也即中京城（見劉敞《壽山》詩白隰自注和洪皓《松漠紀聞》對中京自注，筆者有專文[9]）。根據宋人自長興館可折行西北這一與道路相關的地理位置特征，沿中京附近遼代驛道尋找，只有寧城縣大雙廟鄉三官營子村附近符合其位置特征。這里既有遼南京至中京的大驛道通過，且又有歧路通向西北（其實只是數里的一小段西北行，然后即轉北偏東）。日本昭和十年（1935年）編印的1比10萬比例尺軍用地圖上清楚繪有此處的道路分布（附圖1），可證之。

②遺址遺物可證長興館址

2006年春，我們據上述理解，向三官營子村一韓姓退休老教師調查，他向我們介紹了本村西北側三里遠的一處田野里的遺址。遺址是距今近30多年前拖拉機翻地時發現的。

遺址位于一稱為“孤山子”大土丘（調查時已殘存呈半圓丘形，長徑約10米、殘高近2米，實為夏家店文化遺存堆積）東側，周圍皆耕地。遺址南臨小河約七八十米，其東北百余米為低緩丘陵。遺址以地下近半米深處的石砌房基礎為主要特征，房基東西向。出土遺物還有許多遼代殘磚瓦、殘碗瓷片、牛羊骨頭堆積等，還見到鍋臺一座，所見遺址面積約一千平米（全部面積不詳，待考古深入調查）。2018年秋，我們再做踏查，除于田間拾到小磨殘塊，遼代勾紋殘磚、遼粗白瓷殘片外，還得知這里出土過鐵鍘刀片、半個石磨盤等疑為遼代驛館用器物。遺址即在近代大明城（中京城）經平泉通向關內的干道旁，且此處又有通向西北的歧路（今存馬車路）。這里是由西南方向平泉通來的大驛道的拐點處，在此轉東行（從三官營子村北側2～1里處通過）通向中京，西北面通來的村間車道至這里與大驛道交接。主要依據館址的特殊地理位置并兼顧遺址遺物，可推斷這里即為長興館遺址。

由富谷館走故道（在丘陵南側山麓，距今公路北面1里左右）到三官營子長興館遺址今距離67里，沈括寫70里是近似值（兩館間距離，宋人行紀中皆寫為10里精度）。

興宗時，王珪使遼作《長興館絕句》詩，此可證公元1051年時已有長興館。詩中“風霜守冢不知年，犬類那知母愛偏”句中的“?！?，即指驛館旁像較大墳冢的“孤山子”（今存田野地名）圓土丘（距今五年前只剩少半個，三年前被推平）。

（三）所謂唐神地長興館遺址實為古磚瓦窯遺址

《驛道調查》作者1982年調查時，所見一肯中鄉河北村唐神臺遺址實際只是遺址的西半部。其中部、東部早已被該鄉衛生院供銷社等單位占據（現已成為鄉駐地街區），已是面目全非了。衛生院之處，未建院前是一處以大量淺灰色灰燼表層混有風積土的裸露推積，并雜有很多殘磚瓦的古遺址。建衛生院時灰燼被清除，但古代（明清以前）殘磚瓦（多種規格）在院東側至今還有零星散布，有的磚塊可明顯看出被燒得過火變形。2007年筆者簡單調查時，在衛生院外近處見到的遼金代殘布紋瓦和磚有多種規格：板瓦厚15毫米、20毫米、27毫米者三種，筒瓦厚20毫米者一種;整磚長33厘米、寬16.5厘米、厚6厘米者一種，寬5.5厘米、厚5.2厘米者一種……。

筆者調查中還得知，鄉衛生院于2005年改建，開挖房基地槽時，在地下1米多深處發現二處較完整、二處已殘損的古磚瓦窯，皆為馬蹄形窯。其旁多有磚粉面堆積。這就為該遺址[9]的破解提供了有力證據。

這里既然是一處較大的古代磚瓦窯，其鄰近處就應有取土制做磚瓦坯的場地。該窯址北側地表土層只約一尺，土質也差，顯然不宜取土制磚瓦。窯南側雖有土，面積小，地勢也低，不方便往燒窯處推運磚瓦坯。窯址東、西兩側土層厚、土質好：東側略呈緩坡，除現代筑些田埂外，土層基本原樣;西側表土層被用，又與窯基本處于同高度，疑為古代取土及制磚瓦坯場地。

“一肯中”，為蒙古語漢寫“一合鐘”的諧音異寫，漢譯為“產大磚”的地方。明永樂初至清初，這里被蒙古部放牧，漢人內遷，不可能產磚?？诒{查和文獻中皆不知該處于清代產磚。故可以推斷，今“一肯中”之名當源于蒙元時期。該遺址應是遼金元期的磚瓦窯。我們推斷該磚瓦窯跨越年代較長，可能至少跨遼金元三代。正由于此，該地古代長期以產大磚著稱的蒙古語地名“一肯中”才被長期延續。

窯址東側公路百余米長路段南北兩側，可見有出露一些曾被掩埋的零星古代殘磚、瓦堆積，此即《驛道調查》一文所稱“地面布大量寬邊遼代獸紋瓦當、筒瓦、板瓦、滴水等遺物”之地。筆者以為，這些遺物可能是一處寺廟遺址的遺存。

由上述可知，將一肯中鄉河北村唐神臺遺址認為是長興館遺址的依據，不足為憑。尤其此說無法解釋前述自長興館西北行的問題。

二、通天館址調查及其被棄用原因

對于通天館的具體位置，我們在確認長興館址遺址的當年，就在距長興館東偏北10里左右的大明鎮五官營子村對通天館遺址調查尋找，由于事先對其位置有預判，調查較為順利。

（一）通天館址

我們在寧城縣大明鎮五官營子村三組平頂山（丘陵）南麓平地“甸園子”地塊西側找到了較大面積的遼代遺址，此遺址在長興館東偏北8里。遺址內遼房基部位在村落最后一排多戶民居院內，總長百余米。部分院內半米多深地下挖出過遼代殘磚、布紋殘瓦，遼代殘或完整的粗磁碗（有多個完整碗疊放的），部分院子中挖出火炕燒火爐膛和落灰洞，還有鍋臺等遺跡。部分院落的土壤因灰燼頗多已呈淺灰色，以致有些院落的灰土缺少足夠粘性而不能夯筑土墻。由于遺址規模大，這些特征與驛館遺址很相近，且其相對于長興館的位置又與上述用史料推算的結果相合，故這里應是遼通天館遺址。

（二）通天館因何被棄用

遼人創建中京時，立國已近百年。此時遼國最重要的驛道——上京至南京大驛道也已開通，其相應驛館、中頓等設施面對人數較多的宋使團隊也已初步適應。中京始建（公元1007年春）前幾年，宋遼間已互通使節，富谷、通天等諸多驛館已存在。遼建新京城中京選址在通天館東偏北二十里左右的位置，是綜合多方面因素（尤其選址北依七金山，南臨土河的優越風水地理位置）的決定，絕不會因通天館太近而改變。中京建成后，遂成為部分宋人使遼終點，遼圣宗、承天太后在這里接待了賀生辰、賀正旦的宋使（如宋摶、路振使遼終點即中京）。而對宿中京后再前行（赴上京或廣平甸）的宋使，中京主要官員也要禮節性地迎、陪、送。年復一年如此，遼人便有不勝煩擾之感。

占宋使團隊多數的是賀生辰、正旦使團，都是深冬到遼腹地中京，北方的冬季畢竟荒涼，遼方也想冬天盡量少接待環節（對個別夏季路過中京的信使則接待，如陳襄等）。而直接讓部分宋使繞過中京赴中頓是個較好的辦法，這樣也避開了遼方常在中京接待宋使的煩瑣。

傅樂煥認為，遼興宗即位后，為避免兩接宋使的煩擾，將帝、后生辰改期至接近正旦（遼帝按例每年正旦前夕要在廣平甸附近的木葉山祭祖、祭天地，遂于初一在廣平甸接受宋使賀正旦），這樣主要只在廣平甸一地接待賀生辰、賀正旦的宋使，對遼方來說就較方便[10]。由此推理，遼人主要是為減少不必要在中京迎、陪、送宋使的煩擾，而讓宋使走繞過中京的歧路。而宋使到通天館后，無向北或向西北能繞過中京的歧路，遼人豈能讓宋使再倒退回約10里轉西北行走繞過中京的路奔中頓（如此就來回多走兩個10里）。所以，遼人只能棄通天館，向西選擇有西北歧路的位置建新館。如此，今三官營子西北側的老驛道拐點處，因為有歧路通向西北，就成為理想館址選地，建館后稱長興館。建館年代在遼興宗朝。

上述遼棄通天館遷新址建長興館的原因，因有失遼國的體面，《遼史》自然不會記載。

三、宋使自長興館“西北繞行”路徑

宋使劉敞于公元1055年使遼過長興館后曾有轉西北的“繞路”（歐陽修等多數宋使也如此），即繞過中京。這是無可置疑的史實。茲對繞路路徑作探討。

利用新中國初期1比5萬比例尺地形圖（俗稱一代圖），可看出這一帶上世紀50年代末道路分布，這時的道路分布與近代同，與古代也相似較多。遼代大部分宋使自長興館西北行繞過中京的路徑，先要繞過驛館北側的大黑山西側的丘陵，沿其南麓西北行三里長一段（若從長興館沿西北方向一直走出6里多，前面即丘陵低山，無通道），而后便沿丘陵西麓北行四里到今老西溝村莊，接下來繞過中京有兩種可能路徑：

1.走在中京近處繞過中京城防之路。自老西溝環丘陵西北、北側山麓到今十八臺村（皆有鄉村道），再東北行經今二肯營子再到中京城西北角入城北側東西向大道，再向東8里即入南北向大驛道。走此路從長興館到中頓（今土龍營子）65里，再加上中頓到臨都館的37里，則長興館到臨都館102里;另一選擇即走最近路在城北走3里轉北行奔今哈爾腦再轉北東行經今平房店赴中頓，這大段里程也有62里，而過中頓到臨都館還有37里。如此，長興館到臨都館的當日行程距離是99里。這類從長興館出發，在距中京較近處繞過中京到臨都館的當日路徑長百里左右，即比遼驛道最大館間距90里還多約十里。由于宋使多是深冬晝短時經中京一帶，故多數宋使繞中京當日走此百里行程之路幾乎不可能。此路徑要臨中京城北墻外近處經過，又不能入中京，這易讓宋使產生不被尊重的想法。故遼方不會安排此路。

2.走較遠繞過中京奔赴中頓之路。自老西溝向北偏東行，經一肯中，到八肯中后有兩路可就近奔東北方向的中頓（中頓是宋使團隊用午餐和休息處，有氈帳等設施，遼人不會棄原中頓不用）：①轉北東東行經紀家店，向東北行赴中頓（今土龍營子），從長興館行此路到中頓57里;②轉北東東行經后章京營子，再轉東北行過廟營子后在中頓南3里處入大驛道，此道近代即較①路寬，且略近，人多走此路由八肯中赴土龍營子。從長興館走此路到中頓55里，自中頓到臨都館（下鋪子）37里，則長興到臨都兩館驛間里程92里。這屬遼驛道上長館間距之一。此路大部分是今寧城縣中部近南北的縱向大通道的一大段，多是平緩丘陵間平川或谷地。只要出發稍早點，再稍晚點到，即可。故推斷遼人安排宋使從長興館到中頓走此55里繞過中京的道路（附圖2）。

其實，劉敞也只是對從長興館西北行一事覺得方向上太違常理，因此發牢騷，并沒有指出因此“繞行”走了多少冤枉路。其所謂“曲屈千里乃與直路合”，是說本可以從柳河館向東北三百里直抵松山館，而實際走的從柳河館經鐵匠、富谷等館，到長興館后轉西北行繞過中京后北上的驛道繞行千里才到松山館。（按，此說有不實，明顯夸張）

劉敞對使遼頗有抵觸，其戒敵心理很重。他通曉地理，或因見過粗糙的相關地圖，對遼境要道稍有了解，便主觀臆斷地認為，遼人故意讓宋使繞行了許多冤枉路。其實他關于宋使的繞路之辭，多有不實?！扼A道調查》一文對此評述較為公允，本文不再贅述。筆者不排除劉在這一問題上有為自已“作秀”之嫌。

四、關于沈括由長興館“循虎河”赴中京

沈括從長興館直趨中京的前少半程七里是在今三官營子北側丘陵低山南麓東行，然后是約十里東偏北行，再轉東行4里到中京城西南角南面，此可謂到中京城，沈括所言長興館到中京20里，即指此路徑里程。再東行4里即到城南正中朱夏門，然后北行入城內中部，宿大同館。其《使虜圖抄》記：從長興館“依北山之迤，循虎河（即土河。已故東北著名史地專家李文信先生已認定[11]）逶迤正東至中京”，正是記錄了上述初段和末段這兩段走向。缺記中間東偏北行變向不大一段，可以理解?！妒固攬D抄》中此類缺記兩驛間局部路段走向的問題多有，道路變向不少見，難記太細。不過，沈括接下來清楚表述了這兩地間的總體方位：“中京西距長興二十里少南?！边@就使長興館相對于中京的方位已足夠明確。

五、結語

長興館又名通天館之說，過去被學界認同。此說始于傅樂煥先生1936年北大畢業之年[12]，先生當年這樣推斷雖不妥，今人可以理解（因那時他不可能到實地調查）。后人對此多信之不疑，也有客觀原因（受《驛道調查》影響）。近些年，作為寧城人的筆者已有條件充分利用多方面的文獻，并較方便到實地調查這兩驛館地址，對寧城縣與遼中京附近相關的近代道路分布和鄰近地貌作詳細了解，所認定的館址位置與諸相關文獻相合（過長興西北行是館址判定不可忽視的關鍵節點），故撰此文。歡迎學界教正！

（說明：宋人行紀中的里長，與今里長相當，詳見筆者專文[13]）

（2011年初稿，2019年12月訂補，2020年5月12日終稿）

——————————

參考文獻：

〔1〕承德地區文化局.遼中京至南京口外驛道調查[J].社會科學戰線，1984（01）：204.

〔2〕項春松.遼代歷史與考古[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88～189.

〔3〕〔4〕〔5〕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紀十三種疏證稿[M].2004.154，101，59.

〔6〕可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京道幅》所標富谷館→歸化→長興館→中京大定府路線。圖中所標遼“歸化”即今寧城縣原甸子鎮黑城遺址。2005年版《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第870頁、《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737頁，皆言遼歸化縣治今寧城縣西南老哈河上游黑城子西，即指今黑城（西）。

〔7〕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A].遼史叢考[M].中華書局，1984.19.

〔8〕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九冊）[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5916.

〔9〕李義，胡廷榮.遼中京大定府別稱白霫考略[J].中國歷史文物，2004（05）：67～70.

〔10〕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附考[A].遼史叢考[M].中華書局，1984.241.

〔11〕李文信.西漢右北平郡治平剛考[J].社會科學戰線，1983（01）.

〔12〕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A].遼史叢考[M].中華書局，1984.18.

〔13〕李俊義，胡廷榮.古代道路計步測里與遼代里長考[A].遼金史論集（第十五輯）[C].科學出版社，2017.31～42.

（責任編輯 孫國軍）

收稿日期：2020-04-20

作者簡介：胡廷榮（1944-），男，原內蒙古地震局高級工程師，現為研究員，內蒙古契丹遼文化研究會會員，寧城縣政協文史研究會理事，研究方向：遼代地理與文化。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ocation of Liao Dynasty to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 from Tong Tian Courier Station

HU Ting-rong， LIU Jian-zhu

（Ningcheng County CPPCC Cultural and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wo literature reviews about the related statement of"go to the northwest"from Liu Chang travelling to Liao Dynasty，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distance between Fu Yu Courier Station to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 and to Tong Tian Courier Station in the experiences recorded by the envoys to Liao Dynasty，the thesis initially confirms the location of two Courier Stations，Chang Xing and Fuyu，and proves it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and negates the view of the earlier Tong Tian Courier Station was renamed by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From that above analysis，the thesis holds the view that Liao Dynasty abandoned the Tong Tian Courier Station and relocated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relieving stress of reception of envoys of Song Dynasty，leading to the envoys of Song Dynasty first travelling to northwest（without passing by Zhong Jing）and then travelling to north to the first north Courier Station of Zhong Jing after the sleepover in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

Keywords： Tong Tian Courier Station; Relocation; Chang Xing Courier Station; Without Passing by Zhong 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