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決策視閾下的遼朝君臣之“問”“對”

張國慶

摘 要：遼朝皇帝大都有過與臣下的“問”“對”活動，其場合大致有朝堂之上、軍前行營或其他地方?！皢枴薄皩Α钡男问接袑！皢枴睂！皩Α焙汀皢枴比喝骸皩Α??！皢枴薄皩Α钡膬热葜饕校号c制定國策及民生等重大問題相關的“問”“對”、與臨時所遇各種軍政問題相關的“問”“對”、與選拔任用官員相關的“問”“對”以及其他內容的“問”“對”?；实蹖Τ枷轮皩Α钡姆磻腥N：滿意、有疑義及不同意。遼朝君臣“問”“對”結果的影響分正負兩方面，即：皇帝采納了臣下所“對”之合理化建議，就會減少或避免因獨斷而產生的政策偏離及執政失誤;反之則相反。

關鍵詞：契丹遼朝;君臣“問”“對”;二元決策

中圖分類號：K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20）07-0001-08

從上古先秦到宋元明清，歷代帝王執政，在涉及制定一國大政方針及臨時遇到執政難題時，大多都能向下問計于宰輔臣僚，并選擇可以采納者，最終形成決議而推行之。在先秦文獻《尚書》《管子》及《戰國策》中，常見先秦時期包括君王與臣下在內的各種“問”“對”。李乃龍先生曾總結這一時期諸種“問”“對”的形式與內容：“卜辭是人神問對，旨在決疑;《尚書》是君臣問對，旨在擇賢;《論語》是師徒問對，旨在問道;《孟子》是君士問對，旨在問難;《莊子》是人物、物物問對，旨在說理;……《戰國策》也是君士問對，旨在問計?！眥1}“問”“對”種類、形式和內容的多樣性，還衍生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種新的文體——“問對體”。{2}遼是公元10世紀初至12世紀初由中古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有遼一代二百余年，歷朝皇帝亦大都有過與臣下的“問”“對”活動，彰顯了所謂“北族王朝”與中原漢人王朝并無二致的君臣政務信息交流和二元決策形成之模式。目前，在中古君臣的“問”“對”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不久前出版的《面圣：宋代奏對活動研究》一書，作者王化雨博士依據相關史料，系統梳理了宋朝君臣視朝聽政、經筵問對等奏對活動的制度沿革及其過程、功效等。{3}經筆者檢索，迄今為止，有關遼朝君臣的“問”“對”研究尚未見有人涉獵。筆者不揣淺陋，鉤沉相關文獻史料，擬對遼朝君臣“問”“對”的場合、形式、內容，以及皇帝對臣下所“對”內容的反應，君臣“問”“對”對遼朝朝政的影響等，略作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君臣“問”“對”的場合與形式

遼朝史料稀缺，《遼史》記事簡陋，因而，有關遼朝君臣“問”“對”場合的記載多缺漏不詳。依《遼史》現有之記載，筆者歸納遼朝君臣“問”“對”的場合大致有如下幾種：

其一，朝堂之上（包括四時捺缽行宮議事之殿帳）。遼朝皇帝于朝堂上與臣下議事，常就某事對某人或群臣發“問”，然后由被問者做以答“對”，構成君臣之間的“問”“對”活動。譬如遼興宗與老臣張儉的一次“問”“對”?！哆|史·張儉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纟由帛，食不重味，月俸有余，赒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眥4}張儉是圣宗、興宗兩朝重臣。興宗重熙初年，年事已高的張儉封陳王，官南院樞密使、中書令，興宗皇帝為照顧老臣，允張儉可于便殿（皇帝臨朝暫歇處）奏事，所以，興宗皇帝令近侍在張儉舊袍上做記號，以及此后的君臣“問”“對”，應該都是在便殿之上。檢索《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1036）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冬十月丁未，興宗皇帝“幸南京”?！叭勺?，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薄凹鬃?，宰臣張儉等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眥5}由此可證，興宗皇帝與老臣張儉的此次“問”“對”活動地點是在陪都南京元和殿附近之便殿。

遼有“行朝”特色，契丹皇帝不常在五京宮殿辦公，一年四季，春水秋山，夏涼冬暖，議事場所多在捺缽地之行宮殿帳。因而，遼朝君臣之“問”“對”，亦常在捺缽之行宮殿帳進行。譬如遼道宗咸雍年間，道宗皇帝與彰國軍節度使耶律頗的一次“問”“對”，就是在道宗皇帝秋捺缽地之行宮殿帳?！哆|史·耶律頗的傳》：“咸雍八年，改彰國軍節度使。上獵大牢古山，頗的謁于行宮。帝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清寧間，邊將不謹，為宋所侵，烽堠內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眥6}檢索《遼史·道宗紀》，咸雍八年（1072）秋七月至九月，道宗皇帝的活動地點一直在“黑嶺”“羖羊山”和“藕絲淀”等處。{7}“藕絲淀”，契丹語地名，漢語譯為“廣平淀”，約在今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阿魯科爾沁旗與通遼市開魯縣交匯的西遼河下游一帶，據《遼史·營衛志》記載，這里是遼朝中后期契丹皇帝冬捺缽避寒之處。九月下旬，道宗皇帝一行離開秋山射獵場所，來到“藕絲淀”（廣平淀）準備坐冬避寒。所以說，道宗皇帝與耶律頗的“問”“對”場所一定是在至“藕絲淀”（廣平淀）之前的“黑嶺”或“羖羊山”附近的大牢古山秋獵之行宮殿帳。又，遼朝末年，天祚帝耶律延禧與叛臣耶律術者的一次“問”“對”，則是在天祚帝春捺缽之行宮殿帳?！哆|史·耶律術者傳》：術者“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為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術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為身計?！眥8}“行在”，遼朝皇帝捺缽行宮之別稱?！傍喿雍印?，又稱“鴨子河濼”，即今吉林西部嫩江邊的月亮泡，為遼朝中后期契丹皇帝春捺缽時鑿冰鉤魚及射獵野鴨天鵝的主要場所。

其二，軍前行營（或行宮）。有遼一代，內外戰事較為頻繁，諸如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的平亂及征服周邊部族之戰，滅渤海國之戰;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的滅后唐、后晉之戰;遼景宗、遼圣宗時期的遼與北宋之戰;遼興宗時期的遼與西夏之戰;遼道宗時期的平定內亂之戰;天祚帝時期的遼與女真之戰，等等。契丹人生產、生活方式以游牧漁獵為主，故而，遼朝諸帝中多見“馬上”皇帝，尤其是遼朝前期的太祖、太宗二帝，每大戰都能御駕親征，率軍至前線指揮督戰。在軍前行營（宮），皇帝有時會遇到軍事方面的難題，需要臣下答疑解惑，所以，《遼史》中常見軍前行營（宮）內的君臣“問”“對”活動。如太宗會同九年（946）十一月，遼滅后晉之戰，遼太宗耶律德光與北院大王耶律圖魯窘的一次“問”“對”，就是在軍前行營（宮）之中?！哆|史·耶律圖魯窘傳》：“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余眾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諸將請緩師，為后圖，帝然之。圖魯窘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下樂于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無厪圣慮。若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征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況漢人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眥9}

又如，太宗大同元年（947）四月，遼太宗耶律德光病死于滅后晉從中原汴州返回草原的途中（欒城），隨行的“讓國皇帝”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于軍前即位，是為遼世宗。遠在遼上京的述律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10}兩軍對峙，內戰一觸即發。于是，職任惕隱的耶律屋質受太后委托，來到軍前世宗行營（宮）進行斡旋調解。世宗皇帝與耶律屋質的君臣“問”“對”，即在世宗軍前行營（宮）展開?！哆|史·耶律屋質傳》：“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眥11}

其三，其他場合。遼朝君臣之“問”“對”，也不僅僅限于朝堂和軍前等正式的議事場合，其它的任何地方亦都有可能。

譬如，大臣們的府第?！哆|史·張儉傳》：儉“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遼興宗）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卻之;進葵羹干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眥12}興宗皇帝來到致仕老臣張儉家里，問詢可否伐宋？不僅得到了張儉的回“對”勸諫，還美美地享用了一頓張府的“葵羹干飯”。

又如，大臣患病臥床，皇帝有時也會親到其府第看望，在病榻前進行一番君臣“問”“對”。如太祖神冊三年（918）七月，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與阿魯敦于越耶律曷魯的一次“問”“對”，就是在曷魯臨終前的病榻旁?！哆|史·耶律曷魯傳》：“初，曷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曷魯曰：‘陛下圣德寬仁，群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迭剌部議未決，愿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13}

再如，宴飲場所。文獻史料顯示，遼朝皇帝時常同某些大臣一起飲酒作樂（如春捺缽地的“頭魚宴”“頭鵝宴”等），因而，一些君臣宴飲之地也可能變成了二者之間的“問”“對”場所。如《遼史·王繼忠傳》：“上（遼圣宗）嘗燕飲，議以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于大體。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眥14}又《遼史·太宗紀》：太宗會同八年（945）“九月壬寅，次赤崗，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為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以為然?！眥15}等等。

遼朝君臣“問”“對”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兩種：

一是?！皢枴迸c?！皩Α?。即一問一答，皇帝就某一問題，專問身邊某一大臣，該大臣就皇帝所問之事，予以相應回“對”。這種“問”“對”形式最為常見。如上述世宗皇帝與耶律屋質的“問”“對”、興宗皇帝與老臣張儉的兩次“問”“對”、道宗皇帝與耶律頗的的“問”“對”、天祚帝與耶律術者的“問”“對”，等等，均是。

二是“問”群與群“對”。這種“問”“對”形式的場合大多比較國定，一般是在朝堂議事場所、軍前議事場所或君臣宴飲場合等皇帝身邊大臣較多的地方?；实劬湍骋粏栴}問及群臣，回對者往往并非一人。如上述會同八年（945）九月太宗皇帝在赤崗秋捺缽宴飲場所的“軍國要務”之“問”，問及的對象就是群臣。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如《遼史·太宗紀上》：天顯三年（928）十二月，“庚戌，聞唐主復遣使來聘，上（遼太宗）問左右，皆曰：‘唐數遣使來，實畏威也。未可輕舉，觀釁而動可也。上然之?！眥16}此前，遼太宗耶律德光“自將伐唐”，但后唐卻頻頻遣使朝貢，太宗皇帝開始猶豫不決，便問計于臣下。

二、君臣“問”“對”的主要內容

遼朝君臣的“問”“對”內容比較繁復，大到軍國要務，小至日?，嵤?，皇帝有疑則“問”，臣下聽“問”必“對”，由此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君臣“問”“對”活動。經筆者歸納，遼朝君臣之“問”“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與制定國策及民生等重大問題相關的“問”“對”。

契丹遼朝雖亦屬封建君主集權專制國家，但皇帝在制定涉及穩固政權、邊疆安全及社會發展、國計民生等大政方針之時，大多要召集群臣議事討論。朝堂議事會上，主持人皇帝往往就需要討論的某問題進行發“問”，要求群臣或某位大臣給予回“對”。這樣的事例不少。

譬如，有遼一代，從皇帝到臣民，既尊儒又崇佛。儒學為入世之哲學，主張人生應積極進取，為國為民，要有所作為，因而，儒學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積極倡導、極力推行的治國御民學說。契丹立國之后，為確立何為本國的統治思想時，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便召集群臣會議，首先要在執政的高層官員中形成統一認識。于是，一場君臣之間的“問”“對”活動開始了?！哆|史·義宗倍傳》：“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群臣）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眥17}就這樣，通過一場“問”“對”式的研討，最終確立了儒學在契丹遼朝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地位。

國計民生問題如何協調和解決得好，關涉到封建王朝統治的根基能否穩固，因而，該問題一直頗為歷朝歷代有作為君主的高度重視。遼朝亦然。如遼圣宗耶律隆緒與南面林牙蕭樸的“問”“對”即屬此類?！哆|史·蕭樸傳》：“帝問以政，樸具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擢左夷離畢?！眥18}又，遼興宗耶律宗真亦曾就國計民生問題與彰愍宮使、著名契丹族理論家蕭韓家奴有過一次非常嚴肅而深刻的書面“問”“對”?！哆|史·蕭韓家奴傳》：“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為吏者慢、為民者惰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為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19}蕭韓家奴針對興宗皇帝的“制問”，一一作了詳細回“對”，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這是遼朝君臣之間一次比較特殊的“問”“對”形式。興宗皇帝此“制問”，應屬于用詔書的形式發布的“問”題，被“問”的對象應是群臣。蕭韓家奴的“對”，亦屬于書面上的奏“對”，篇幅較長，內容詳細而具體。{20}

其二，與臨時所遇各種軍、政具體問題相關的“問”“對”。

遼朝皇帝在處理日常軍事或行政事務過程中，常常會遇到各種棘手的難題，每每至此，大都要“問”計于臣下。遼朝這類的君臣“問”“對”事例也比較多。

譬如有關軍事方面問題的“問”“對”。遼朝皇帝在率領軍隊征戰過程中遇到軍事難題，往往要“問”計于隨軍的將領，如上引會同九年（946）十一月遼太宗耶律德光與耶律圖魯窘的“問”“對”即屬此類。又如，遼圣宗開泰年間，遼準備征討高麗，圣宗皇帝首先想要了解高麗境內的軍事設施、物資儲備及道路交通等情況。于是，他便“問”詢于從高麗歸來者?！哆|史·圣宗紀》：開泰二年（1013）十月“丙寅，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為高麗所虜，為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寨，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異，皆積于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寨，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綠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有也。上納之?！眥21}

外敵入侵，契丹遼國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皇帝往往也要“問”計于臣下，商討如何應對?！哆|史·蕭陶蘇斡傳》：“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洲。天祚召群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蕭陶蘇斡）計?！眥22}

又如有關行政（或執政）方面問題的“問”“對”。遼朝皇帝或攝政的皇太后，在執政或攝政過程中，往往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難題，每至此，皇帝或太后都要“問”計于臣下。如《遼史·景宗睿智皇后蕭氏傳》：“景宗崩，尊為皇太后，攝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于是，后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眥23}又，遼太宗耶律德光突然駕崩于滅后晉回歸塞外草原的途中，眾將欲擁立隨軍的永康王耶律阮為新帝。耶律阮因顧慮述律太后、耶律李胡及耶律璟等朝中的反對勢力，對是否即位執掌朝政頗為猶豫，便“問”計于臣下?！哆|史·耶律安摶傳》：“太宗伐晉還，至欒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時安摶直宿衛，世宗密召問計。安摶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后悔無及?！眥24}

其三，與選拔任用官員相關的“問”“對”。

對于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來說，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非常重要。選對了人，用對了人，即有利于統治和管理;如果選錯了人，用錯了人，其后果則可想而知。契丹遼朝亦不例外。遼朝皇帝很重視對官員的選拔和任用，并時常就此“問”詢于臣下。如遼景宗耶律賢與蕭思溫、耶律斜軫的“問”“對”即屬此類?！哆|史·耶律斜軫傳》：“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斜軫有經國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扔援河東?！眥25}

圣宗朝，時任北院樞密使的重臣韓德讓病重，圣宗皇帝“問”誰可替代他繼任樞密使？《遼史·耶律世良傳》：“時北院樞密使韓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眥26}

道宗朝，道宗皇帝亦曾就北樞密院長官人選問題，“問”詢于臣下?！哆|史·蕭陶隗傳》：“大康中，……上嘗謂群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久缺其人，耶律阿思、蕭斡特剌二人孰愈？群臣各譽所長，陶隗獨默然。上問：‘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剌懦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為禍基。不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征不能過，但恨吾不及太宗爾！然竟以阿思為樞密使?！眥27}

其四，其他內容的“問”“對”。

除了上述三類內容的“問”“對”之外，《遼史》中還記載了另外一些內容的君臣“問”“對”，有些看似無關緊要，但其中卻暗含哲理，頗值玩味。

如何對待外來人才。譬如遼太祖與韓延徽之間、遼太宗與張礪之間的“問”“對”?！哆|史·韓延徽傳》：后唐官員韓延徽出使契丹被留不遣，且漸得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重用?！埃ㄑ踊眨┚泳弥?，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匣列?！涣?，遼言復來也?！眥28}韓延徽對自己的才能和復歸契丹后阿保機對自己的態度非常自信;遼太祖十分愛護和尊重外來人才，一番“問”“對”之后，不僅沒有責怪韓延徽，反而異常高興，重新重用了韓延徽。又《遼史·張礪傳》：后唐張礪兵敗被遼軍俘虜，“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為追騎所獲。上責曰：‘汝何故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郁郁，以是亡耳。上顧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得耶？遂杖彥英而謝礪?！眥29}張礪逃走被抓回，通過一番“問”“對”，太宗知道真相后，致謝并安慰，沒有對他施行任何懲罰，而被懲處的卻是負責此事的通事高彥英。由此亦見太宗皇帝對外來人才的高度重視。

私人關系和社稷孰重。如遼世宗與耶律屋質之間的“問”“對”。遼世宗耶律阮于軍前即位，惹惱了祖母述律太后等朝中反對派。祖孫之間劍拔弩張，內戰一觸即發。關鍵時刻，在太后身邊的大臣耶律屋質出面從中斡旋調解，最終使雙方化干戈為玉帛，保障了契丹遼朝統治的連續性與穩定性。事后，“帝（世宗）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嘉其忠?！眥30}

又如，耶律阿保機采納耶律曷魯臨終前的“對”策，析分了強大的契丹迭剌部以及北大濃兀部，達到了強干弱枝、防止內亂、中央集權的政治目的，為統一的契丹王朝順利向前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迭剌部原為契丹早期部落之一，是遙輦聯盟中最強的大部。迭剌部的首任軍事長官夷離堇曾兼任遙輦聯盟的軍事首長。此后，迭剌部的歷任夷離堇一直從耶律氏家族中產生。所以，為爭奪夷離堇職位，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內斗始終不斷。譬如耶律阿保機的祖父耶律勻德實出任夷離堇，即被族人耶律狠（狼）德殺死，耶律狠（狼）德如愿繼任夷離堇。耶律阿保機任夷離堇兼部落聯盟首領后，又發生了長達三年多的諸弟奪權叛亂，亦是迭剌部耶律氏家族爭權內斗的延續?！爸Α钡倪^分強大，必定影響“干”的生存。為此，稱帝建國后的耶律阿保機身邊包括耶律曷魯在內的有識之士，均認識到迭剌等契丹大部的存在是危及契丹王朝皇權穩固的主要原因，因此，曷魯在臨終前再一次提出“析迭剌部議未決，愿亟行之”的建議。當然，提出相同建議者還有阿保機的叔父耶律轄底。轄底曾參與耶律剌葛等人發動的諸弟奪權叛亂，兵敗后被俘，“囚數月，縊殺之。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剌部人眾勢強，故多為亂，宜分為二，以弱其勢”。{50}于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接受了耶律曷魯、耶律轄底等人的建議，于天贊元年（922）十月，“分迭剌部為二院：斜涅赤為北院夷離堇，綰思為南院夷離堇。詔分北大濃兀為二部，立兩節度使以統之?！眥51}從此，契丹遼朝迭剌部內大規模、長時段的奪權內亂，再沒有發生過。

類似的遼朝皇帝接受臣下“對”策，或有利于遼朝政局穩定，避免內亂發生，如前引世宗皇帝和述律太后同時接受耶律屋質調解之“對”，即避免了一場因皇位繼承引發的契丹皇室內戰;或扭轉了戰局，反敗為勝，如前引太宗皇帝接受耶律圖魯窘之“對”，絕境反擊，“于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52}遼軍最終取得了滅亡后晉的決定性勝利;或用人得當，在行政或軍事領域充分發揮才能，成就斐然，如前引太祖皇帝接受韓延徽之“對”并重用之，“中外事悉令參決”，結果是契丹遼朝“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53}等等。

再說負面影響。

遼朝君“問”臣“對”，臣下的建議多數時候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皇帝如果滿意并采納，其結果就會如上所述，影響是正面的，有利于契丹遼朝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如果皇帝對臣下的“對”策建議因種種緣故而沒有采納，那么，影響可能就是負面的，其結局亦可想而知。

譬如，前引圣宗皇帝與王繼忠的“問”“對”，圣宗皇帝不同意王繼忠提出用蕭敵烈為北院樞密使，執意擢升蕭合卓任之。結果因蕭合卓能力有限，在統兵征伐高麗戰爭中未能取勝。至此，圣宗皇帝才幡然悔悟，知道王繼忠視覺敏銳，知人善任?！哆|史·圣宗紀》：圣宗開泰六年（1017）“五月戊戌朔，命樞密使蕭合卓為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為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為都監以伐高麗”。九月“乙卯，蕭合卓等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54}《遼史·王繼忠傳》：“及遣合卓伐高麗，繼忠為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余不下。師還，上謂（繼忠）明于知人，拜樞密使?！眥55}

又如，道宗皇帝與蕭陶隗的“問”“對”，道宗不同意蕭陶隗否定耶律阿思為樞密使人選的建議，“竟以阿思為樞密使。由是阿思銜之?！币砂⑺计沸星芳?，記恨蕭陶隗，便伺機報復，竟然在蕭陶隗肩負守邊御敵重任之時，不顧國家邊疆之安危，為一己之私怨，設計陷害蕭陶隗?！熬拍?，西圉不寧，阿思奏曰：‘邊隅事大，可擇重臣鎮撫。上曰：‘陶隗如何？阿思曰：‘誠如圣旨。遂拜（蕭陶隗）西南面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陶隗不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眥56}耶律阿思之所為與道宗皇帝之不察均無異于自毀遼朝之長城。

再如，天祚帝與蕭陶蘇斡的“問”“對”，天祚帝沒有采納蕭陶蘇斡鑒于遼軍“久不練”之現狀而提出發重兵以威懾女真的建議，相反，卻接受了蕭得里底“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的所謂“對”策。結果是“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57}而最終的結局是女真金軍勢如破竹，一路南下西進，“橫掃千軍如卷席”，立國二百余年的契丹遼朝頃刻間灰飛煙滅。

四、結語

有學者認為先秦時期涉及為政、選賢和君臣之道等內容的君臣“問”“對”的出現與慣常，與西周至春秋時期存在的貴族議事會有關?！白h事會由周王主持，全國重大問題由會議磋商決定?！薄皣驁陶鳛橹鞒秩?，雖有左右會議的權力，但必須同與會者商討，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薄俺记涞囊庖?，對國事的決策應該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無論國事大小，君主都應該向臣下咨詢意見。君臣問對就是在這種相對民主的氛圍中滋長而成的?！眥58}的確如此。筆者以為，遼朝君臣“問”“對”所體現出的朝政決策的二元或多元，除了立國北方、與五代諸朝及北宋北南對峙的契丹遼朝熱衷學習中原漢族政治文化，諸種制度承唐仿宋之外，亦與其沿承契丹民族傳統的早期軍政決策之民主化習俗不無關系。譬如，早期契丹部落聯盟之首領（大汗），是由部落酋長會議推薦、選舉產生的。若草原遭遇災疾荒旱，部族酋長會議還可以隨時更換被選出的聯盟首領?！锻ㄨb考異》引慶歷年間入宋的契丹歸明人趙志忠所著《虜庭雜記》即云：契丹“凡立王則眾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驗暮Σ簧?，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茍不然，其諸酋會眾部，別選一名為王?！眥59}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變家為國，中央集權之專制制度雖漸趨完善，但早期契丹人的民主政治之遺痕，仍有所存留。比如遼朝某些官吏的“世選制”，誠如清代史家趙翼于《廿二史札記》卷27《遼官世選之例》中所言：“遼官功臣無世襲，而有世選之例，蓋世襲則聽其子孫自為承襲，世選則于子孫內量材授之，世宗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賢能者用之是也?！币簿褪钦f，遼朝政治文化中殘存的原始民主化風習，必定會對包括君臣“問”“對”在內所體現出的朝政決策之二元或多元化傾向產生較大的影響。當然，影響契丹遼朝君臣“問”“對”所體現的朝政決策二元或多元化形成之因素，應該還包括有遼一代耶律姓皇族與蕭姓后族聯合執政局面的長期、穩定之存在?！哆|史·卓行傳》即云：“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眥60}《遼史·外戚表》亦載：“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眥61}遼圣宗太平九年（1029）的《蕭僅墓志》亦有“耶律世保承祧之業，簫（蕭）氏家傳內助之風”說法。{62}等等。

ZHANG Guo-qing

（History Institut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e emperors of the Liao Dynasty mostly had 'ask' and 'answer' activities with their ministers. The occasions were generally above the emperor court， the military camps， or other places. The forms of the 'ask' and 'answer' includes the specialized 'ask' and 'answer' and the group 'ask' and 'answer'.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ask' and 'answer' includes the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variou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ssues encountered temporarily，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and other contents. The emperor's response to the 'answer' was satisfaction， doubt， and disagree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Liao dynasty's 'ask' and 'answer' results can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at is， the emperor's adoption of th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f "answer" will reduce or avoid policy deviations and ruling errors caused by arbitrariness; otherwise in contrast.

Keywords： Khitan Liao Dynasty; The 'ask' and 'answer'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s;; Two-sided Dec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