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裁判員制度與商事仲裁員制度的跨界考察

摘要：隨著現代足球裁判制度與商事仲裁制度的日趨健全和發展，足球裁判員與商事仲裁員在各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盡管現代足球裁判員與商事仲裁員分處于不同的工作機構、具備不同的專業知識和處于大相徑庭的工作狀態，然而通過對現代足球裁判員制度與商事仲裁員制度歷史沿革的縱向分析和跨界橫向考察，不難發現兩者的制度源頭具有一定邏輯性、歷史演變具有動態同一性、身份特點具有諸多契合性。

關鍵詞：現代足球裁判員 商事仲裁員 跨界考察

中圖分類號：DF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13-0061-04

就世界范圍來看，足球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第一運動：足球是榮譽的代名詞，是人生追求的象征和體現，更是球商與戰略的博弈。然而，在動態激烈的比賽背后，現代足球裁判員制度卻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其無論在制度起源、制度演變還是裁判員身份特點等方面，都與商事仲裁員制度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一、現代足球裁判制度與商事仲裁制度的起源

追溯足球運動的起源不僅僅是足球愛好者樂此不疲的話題，也是國際足聯需要班班可考的重要問題，因為通常而論，只有在清晰考察足球運動的歷史沿革、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方可準確地把握足球運動、現代足球制度、現代足球裁判制度等其背后的理論體系抑或法理支持。

早在2004年，國際足聯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先生代表國際足聯和亞足聯，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國際足球博覽會開幕式后召開的足球起源新聞發布會上，正式宣布中國是足球的起源地。

當下普遍觀點認為，英國是現代足球運動和現代足球制度發源地。1848年《劍橋規則》誕生，1862年在英國諾丁漢郡成立世界上第一個足球俱樂部，1863年世界上成立第一個現代足球官方組織——“英格蘭足球協會”并制定出第一套足球規則，這些都說明英國與現代足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商事仲裁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爭議解決方式，仲裁歷史可謂久遠，且商事仲裁的歷史較國家審判制度的歷史更為悠久。11世紀左右，在地中海北部沿岸、意大利各城邦國家之間商事交易日益頻繁，商事仲裁法是商人習慣法的重要內容之一。14世紀時，地中海沿岸各港口所采用的《商事法典》中就涉及以仲裁方式解決商事爭議的問題。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議會在1697年通過了一個仲裁法案，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制定了仲裁法的國家。

正如現代足球制度起源于英國一般，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的制定國家同樣也是英國，這不禁會讓人對現代足球制度與仲裁制度之間的聯系產生無限遐想，尤其會對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足球裁判員身份與仲裁員身份進行橫向比較：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相似性？事實上，這一問題似乎很難得到印證，但在理論上，通過現代足球裁判員身份背后的法理分析，似乎可以得出清晰的結論。

二、現代足球裁判制度相較于商事仲裁制度的對應演變

1.商事仲裁裁決內部上訴機制與足球制度中視頻裁判制度

商事仲裁區別于民商事訴訟制度的一大特點，同樣也是商事仲裁的優勢之一的便是其對效益的追求，簡言之，就是指商事仲裁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實現對爭議的解決。同理，作為一名合格的足球裁判，在當今比賽速度之快、對抗性之強，并且時間僅僅包含90分鐘（不含加時賽）的足球比賽中，面對著大量的球員沖突動作和表現，其要做的是在短暫的時間內做出公正判罰，以保證比賽流暢、順利地進行下去。簡言之，足球裁判判罰的首要價值目標也是效率，此處的效率和仲裁中的效率如出一轍，此處的效益均不是對速度和廉價的簡單追求，更不是以犧牲公正為代價的匆忙和草率，準確和科學的表述應是“在沒有不必要的延遲和花費”的基礎上實現對爭議的解決[1]261。

然而，無論是仲裁制度中的一裁終局還是足球裁判的一次性判斷，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公正性的問題，因為盡管仲裁員、裁判員本人在庭審和比賽中盡職盡責，但仍然會面臨著證據缺失、比賽中客觀障礙（視線阻擋）等對案件（比賽）事實無法確定的情況。因而，在仲裁制度的發展中，以一裁終局為原則，在商事仲裁裁決內部設立上訴機制為例外，且該機制主要存在于特殊性質的行業仲裁、海事仲裁和ICSID仲裁中。相對應的，現代足球比賽歷來以裁判員的臨場判罰為最終判罰，其中對于進球的誤判也是比賽的一部分，許多人也認為該制度是現代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其中不乏著名比賽案例：馬拉多納上帝之手（1986年6月22日，在墨西哥世界杯1/4決賽阿根廷對陣英格蘭的比賽上，馬拉多納用手把球攻入了英格蘭隊的球門，并且裁判判決進球有效，這就是著名的“上帝之手”事件）。然而，目前，就現有規則看，這一制度似乎已經走到了瀕臨的邊緣，首先是在2010—2011年歐洲冠軍聯賽中，開始使用門線技術（以電子科技手段判斷皮球是否過門線）。2013年2月19日，國際足聯（FIFA）正式宣布，在2013年聯合會杯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將啟用門線技術，這是國際足聯在經過漫長的討論與測試后，歷史性地決定將高科技引入世界杯，向球場上的誤判宣戰。其次，2017年國際足球理事會發布的第八版規則中的《視頻助理裁判員賽事實施手冊》，科學詳盡地規定了視頻助理裁判的競賽規則、權限、使用頻率等。手冊明確了視頻助理裁判“最小的干擾，最大的收益”原則，規定在目前的試驗階段只對進球、點球是否判罰、直接紅牌、錯漏判紅黃牌等四類判罰適用于視頻助理裁判員。并且，在今年2018莫斯科世界杯中正式運用視頻助理裁判。

從目前足球視頻裁判的制度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隱射有仲裁糾錯制度的影子，即當足球比賽中出現爭議進球抑或達到嚴重犯規時，視頻助理裁判可以提醒裁判員，并由主裁自己觀看錄像并對之前的判罰進行糾正。因此有理由認為，足球制度中的視頻裁判制度與仲裁糾錯制度有異曲同工之處。

2.仲裁員與足球裁判員的責任制度

回顧仲裁制度的發展歷史，仲裁員在仲裁制度中歷來占據著主導地位。仲裁員制度本身的完善性對國際商事仲裁制度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發源于西方的現代仲裁制度，其仲裁員的最先是由歐洲的“重要顯貴”或“有聲望的長者”組成的少數人群，這些人承擔了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50年代國際商事仲裁體系建構的任務[4]81-84。因此，在早期的仲裁制度中仲裁員憑借著內心的道德準則公正地裁決案件而并不存在任何制度的責任規范。

然而，隨著20世紀后半期世界經濟的復蘇，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商事仲裁數量陡增，仲裁員、仲裁隊伍的組成也不再局限在“重要顯貴”或者“有聲望的長者”之間，人員構成的復雜性也為商事仲裁的公平性帶來風險。正如著名的仲裁專家JanPaulsson先生在其《國際商會仲裁》一書中所言，清白的時代已經過去，與此之間，欣慰之處便是，規制仲裁員裁判活動的一系列規范變得越來越重要。正如前文所說，仲裁對于效益的追求完全不是以犧牲公正為代價，并且對公正的追求始終也是仲裁的價值目標之一。因此，各國際協會、仲裁機構和各國仲裁法通過設立仲裁員責任制度的做法也蔚然成風。

在國際層面，國際律師協會（IBA）在1987年制定的《國際仲裁員道德守則》（IBA守則），是適用于國際商事仲裁員的第一個道德準則法典，其適用條件是由當事人選擇適用，因此帶有一定柔性規則的性質，并且此種規范僅帶有道德方面的指引作用，不具有法律強制性等特點。當然，在國內層面，對于仲裁員的法律規制大多變得更為嚴厲。以我國國內法體系對仲裁員責任的約束程度也是一個由輕到重的過程。首先在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下文簡稱《仲裁法》）頒布以前，在仲裁員責任領域，法律處于真空狀態，直至《仲裁法》于1995年生效后，其中第三十八條才明確規定：仲裁員有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的情形，情節嚴重的，或者有本法第五十八條第六項規定的情形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仲裁委員會應當將其除名。此外，在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六）》），其中第二十條正式將仲裁員的責任上升到刑法層面，即枉法仲裁罪。雖然理論學界對枉法仲裁罪條紋設計本身，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褒貶不一，但這并不作為本文討論的重點，故不贅述。

就足球裁判員的責任制度發展而言，也大致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輕到重的過程。在現代足球的起源地英國，場上出現爭議是最初是通過兩隊隊長協商來解決的，但此種解決方案收效甚微。到了19世紀60年代，英國足球比賽中開始安排一名中立者以仲裁的方式調解爭議，這就是主裁的雛形。在足球比賽中，裁判的執法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其本身就是公正和權威的化身。主要表現在裁判員地位特殊性上，其在足球比賽中無疑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足球裁判員更被稱為綠茵場上的仲裁員，其職業素質、業務能力、精神狀態無不影響著比賽的進程。對于場上的足球運動員、場下的教練組而言，裁判就是絕對的權威，如對判罰的結果不滿而挑釁裁判，更會引火燒身受到更為嚴厲的處罰。但眾所周知，裁判員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如果裁判員的權力邊界非常清晰，便不會有爭議和權力尋租的空間可言，因此，這也是促使裁判員責任逐漸加重的因素。足球裁判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權，是以足球賽事規則為基礎，在法律規定、賽事規則的合理范圍內，裁判員基于其豐富的經驗和對規則的掌握，在符合體育精神和競技宗旨的基礎上，為更好地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結果，充分運用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行使裁判權。因此，我們此處討論的責任，是建立在裁判員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基礎之上，對于因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而導致的爭議判罰都是在體育精神乃至體育規則的界限之內的。對于濫用自由裁量權而言，方式多種多樣，但最具有代表性的行為非“黑哨”莫屬。

“黑哨”行為有違最基本的體育精神——公平競賽。因為公平競賽不僅體現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更反映出近代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內在價值共同性。目前來說，世界上主要的足球競技強國對黑哨行為都采取了較為全面而嚴厲的規制措施，此處僅舉意、德兩國為例：意大利的職業足球市場異?；鸨?，但在其職業比賽歷史上“黑哨”現象宛若晨星。意大利針對裁判員有一套專門的監督管理機制，在裁判違規事件的調查中，根據范圍和影響不同，調查處理分為三個層面，即地方級檢察、國家級檢察和上訴意大利足協。意甲裁判工作格外重要，一旦發現違規現象，調查工作就直接進入國家級檢察層面;德國也是足球強國之一，其對于懲治賽場腐敗的力度之大也極具代表性。根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法官或仲裁人，對現在或將來的職務行為，為自己或他人索要、讓他人允諾或接受他人利益的，處5年以下監禁?！币罁聡鴮W者的相關解釋，這里所說的“仲裁人”就包括體育競技比賽中的“裁判員”。

與現在足球強國相比，我國足球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大緣由便是足球監管體制不完善。對于足球領域的“黑哨”行為，目前可以依據的法律規范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受賄罪”，且在理論學界還存在著該罪名與第一百六十三條“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之間的爭議問題。

足球領域的“黑哨”問題主要涉及刑事法律規范， 筆者認為刑事法規范的立法者要盡量避免刑法可能存在的漏洞抑或爭議，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使其盡可能全面、完整。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那樣：“為了實現刑法的正義， 應當最大限定減少漏洞，即降低或避免發生應當被認定為犯罪卻不作為犯罪處理的可能性?！?/p>

三、現代足球裁判員與商事仲裁員身份特點的契合性

上述仲裁員與現代足球裁判責任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定位和理解足球裁判身份特性，進而為現代足球裁判員與商事仲裁員之間身份特點的契合性分析帶來啟示。因為作為足球制度其中之一的裁判員制度并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經個人總結，兩者具有如下五點契合性：

1.首要價值目標的契合性

一般認為，公正和效益是商事仲裁員所遵循的價值目標，其中效益應當是首要價值目標。此處的效益如前所述，絕對不代表著對速度和廉價的簡單追求，而是指“在沒有不必要的延遲和花費”的基礎上實現爭議解決。無獨有偶，在足球比賽中，足球裁判員所遵循的價值目標也正是公正和效益，更為契合的是，在有限的場上比賽時間內，裁判員所要把握的首要價值目標恰為效益。因為每場足球比賽時間在90分鐘（不包含加時）內，雙方球員對比賽時間的把握往往精確到秒，球員各方均充分利用盡可能多的時間去完成配合和進攻。而足球比賽在商業運作最大化的基礎上，保證比賽本身的流暢性以滿足觀眾對觀賞性的要求，也迫使裁判員要在爭議發生后的第一時間迅速做出裁判，盡量減少因判罰給比賽帶來的延誤和中斷。此處所說的效益，也如同仲裁中效益的內涵一致，大致可歸納為，足球裁判員所追求的效益目標，不是草率和魯莽的簡單判罰，而是指“在沒有不必要的延遲”的基礎上實現公正判罰。

2.一裁終局程序的契合性

仲裁程序之所以能體現效益，就在于它的一裁終局，沒有訴訟中煩瑣和昂貴的多級審理和上訴程序，雖然隨著仲裁行業的發展一裁終局遭受挑戰，但一裁終局仍然是仲裁一大特點和普遍性程序。與此同時，足球裁判的判罰結果也遵循著“一裁終局”這一特性。大致而言歸納為兩種情況;第一，比賽中裁判員根據與比賽相關的事實所做出的決定是最終判罰。第二，已經施行的判罰結果不能更改，但作為例外，還未施行的判罰結果可以更改。在現實比賽中，裁判員往往都會堅持自己的判罰結果，對判罰結果在實施前立即更改的例子是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在足球界盛傳一句為足球裁判一裁誤判現象而申辯的名言：“誤判是比賽的一部分”。因為足球裁判制度的首要價值目標是效益，所以才會堅持一裁終局這種裁判方式，而一裁終局程序在保障了效益目標的同時，必然會有損其公正性的價值目標，為了更好地平衡效益價值和公正價值，這也成了足球裁判制度未來發展的目標。有鑒于此，在2014年之后，國際足聯正式宣布將高科技技術引入世紀杯，以完善足球的公正性。

3.友好仲裁與友好裁判的契合性

以仲裁庭是否必須依據法律做出裁決為標準，可將仲裁分為友好仲裁和依法仲裁。友好仲裁的適用必須經雙方當事人授權，不依照嚴格的法律規范，而依仲裁庭所認為的公平標準做出裁決。友好仲裁也是仲裁裁決區別于訴訟判決的一大特點之一。在訴訟程序中，法官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范進行審判活動，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三章第七條第二款規定如下：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明晰友好仲裁的價值目標，可以更準確地把握該項制度。如前所述，仲裁的首要價值目標是效益，而友好仲裁的首要價值目標還是效益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友好仲裁的首要價值目標是追求善良公平的實體結果，理由如下：第一，因為仲裁本身將效益原則擺在首位，已經非常注重經濟性和快捷性;第二，友好仲裁不依照嚴格的法律規范，仲裁員自由裁量權進一步擴大，僅僅依照裁判員內心公允善良原則，此時，應將公正性擺在首位，否則有失效益和公正的平衡。

與友好仲裁相比，如果將仲裁以是否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范劃分為友好仲裁和依法仲裁的話，那么裁判也可以以是否必須嚴格按照裁判規則劃分為規則裁判和友好裁判，其針對的具體情形如下：情形一（規則裁判）：依照現有的科學技術可以準確確定既定的比賽事實，裁判必須依照比賽視頻回放做出唯一裁判（甲隊A球員任意球直接嘗試射門，結果球打中對方球門橫梁，已經越過球門線，可是主裁并未吹哨示意得分，乙隊門將迅速沒收皮球，然而視頻回放顯示剛才皮球確實越過門線，應當得分）。情形二（友好裁判）：甲隊A球員在乙隊禁區線之內倒地，主裁認為是乙隊B球員禁區內對其犯規，因此判給甲隊一個點球機會，然而視頻回放顯示A球員與B球員在禁區內確實有身體接觸，然而究竟是B故意犯規還是A假摔倒地，尚存爭議。

在探討自由裁量裁判時，筆者認為足球裁判員的友好裁判與友好仲裁同符合契。首先，足球裁判的權力的法理來源，同樣來自雙方球員的授權性。雖然現階段足球裁判與各國足球協會、足球俱樂部、國際足聯之間產生法律關系，但在足球運動初期，裁判員是由雙方球隊各選一名（其后逐漸演變成現代裁判員構成方式，即加入主裁），其產生的依據也是來自雙方“當事人”的授權。其次，每當談到裁判員誤判、“黑哨”抑或其他問題，都離不開該問題之問題——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于球場上處于判罰邊界的模糊行為，這些關鍵行為的判斷標準是什么？ 其標準只能是裁判自己的理解，他可以考慮這些情形的以往的判罰經驗，可以考慮球員場上的其他表現，可以考慮自己對球員個性的了解甚至現場瘋狂的球迷們的歡呼或者噓聲?？傊?，友好裁判并不是嚴格以足球既定條文為依據，因為球場情況千變萬化，不可能將所有情形一一列入規則文件。

因此，友好裁判的首要價值目標與友好仲裁的首要價值目標如出一轍，也應當是裁判員以心中的公正原則為手段，追求善良公平的實體結果。

四、結語

現代足球制度起源于英國，而世界上第一部仲裁法的制定國家同樣也是英國。雖然沒有史料考證現代足球裁判員制度是來源于或者完全借鑒商事仲裁員制度，但是通過上文縱向的歷史沿革分析和橫向的跨界比較，我們有理由相信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在制度演變的時間和程度方面，商事仲裁員制度較之現代足球裁判員制度演變得更為提前、更為徹底，因此在足球制度向著追求效益、公平的建設之路上，大膽地向商事仲裁員制度借鑒也不失為一條良策。就商事仲裁員制度本身而言，依然存在著部分缺陷，如：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議較大的仲裁程序訴訟化，仲裁員與調解員身份同一性問題，等等。當然，隨著商事仲裁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相信也只是商事仲裁歷史脈絡中的小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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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健

[作者簡介]李孟真，上海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美國密蘇里大學孔子學院實習生，研究方向：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