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侗族研究40年（1979-2019）

楊鵬

摘? 要：侗族是湖北省第四大少數民族，大多是清代改土歸流前后從湖南、貴州、廣西等地遷徙而來。在回顧1979-2019年來湖北侗族研究的基礎上，分析當前湖北侗族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相應對策和建議，一方面有利于推動湖北侗族研究、促進湖北侗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對于豐富和完善我國散雜居民族研究、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民族學學科建設亦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湖北侗族;回顧;學術反思

中圖分類號：K29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6-0027-06

侗族是湖北省第四大少數民族，主要是清代改土歸流前后從湖南、貴州、廣西等?。▍^）遷徙而來，有的因遷出地戰亂頻繁，為外出另尋安生之地而遷入湖北，有的因躲避水災等自然災害遷往湖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也有因經商、工作、求學等多種原因遷入湖北定居的。

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統計，湖北省侗族總人口為5.2萬人，是僅次于土家、苗、回的湖北省第四大少數民族，其中99%以上分布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內，主要集中在宣恩、恩施、咸豐等市（縣）。改革開放后，隨著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重新恢復和落實，經過民族調查、識別和認定，湖北省于1985年10月批準成立恩施市黃泥塘、宣恩曉關、貓山、張官、桐子營、八臺、會口等7個侗族鄉，后經過進一步調整和合并，2001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最后確定恩施芭蕉、宣恩曉關、宣恩長潭3個侗族鄉。目前，湖北侗族主要聚居于恩施芭蕉等3個侗族鄉，散居于湖北省尤其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地。

一、湖北侗族研究的學術回顧

有關湖北侗族研究，改革開放40年來學術界已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民族史志資料收集與整理、侗族來源、社會與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一批學術成果?？偨Y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來源

在湖北侗族歷史與文化研究中，族源問題是學術界廣泛關注、研究較多的一個焦點。吳萬源在對比鄂西、湖南等地侗族的族譜、碑刻、傳說等材料基礎上，認為湖北侗族是清乾隆年間，由湖南沅州（今新晃侗族自治縣、芷江侗族自治縣）、貴州玉屏（今玉屏侗族自治縣）、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先后遷徙而來，主要有楊、吳、姚、龍等姓氏。[1]他還指出，湖北侗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藝術、建筑等都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湘黔桂交界的侗族聚居區的文化特征。姚祖瑞則指出宣恩縣姚、吳、楊、龍、謝、張等姓氏的侗族，是清代康熙至嘉慶年間，由貴州的玉屏、鎮遠、天柱和湖南的新晃、芷江、黔陽等地遷徙而來。[2]1987年，湖北省恩施市民委在進行民族調查工作中，在恩施市盛家壩區麻扎溝鄉老馬坪村得《吳氏家譜》手抄本一卷，題為《廣西記古今》，全文八百五十余字，主要記載了當地吳氏宗族與姚、謝、龍等姓氏侗族遷徙湖北前后情景，及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等。隨后，張民對這一新材料進行斷句、注釋，并加以分析和闡述，他認為聚居于恩施市盛家壩區的這支吳姓侗族，及與之相關的姚、謝、龍姓侗族，皆是來自于廣西柳州一帶，而其遷來時間，“似在建隆元年，即北宋開國年間，還有待進一步探討”。[3]

（二）民族史志資料收集與整理

20世紀80年代初，為開展湖北侗族的識別和認定工作，中共恩施地委統戰部（現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統戰部）和恩施、宣恩、鶴峰、利川等縣委統戰部組織對湖北侗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領域展開調查研究，編輯了《湖北省恩施市市委統戰部侗族資料》等資料，隨后，胡撓又撰寫了《鄂西侗族簡況》，對湖北侗族的來源、歷史、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展開初步探討。不久后，姚祖瑞和高恨非分別撰寫《宣恩縣侗族索源》和《宣恩縣侗鄉風情》等文，對宣恩侗族的族源、信仰、習俗、節令、禁忌等方面進行論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湖北省各級民族工作部門和高?？蒲袡C構加強對湖北侗族的調查研究工作，廣泛收集整理資料，先后撰寫、出版了一批重要著作，為研究湖北侗族奠定堅實的基礎。如：《宣恩侗族概況》《恩施市民族志》《恩施州志·人口民族卷》《湖北省志·民族》《宣恩縣民族志》《咸豐民族志》《湖北省志·民族卷（1979—2005）》《芭蕉侗族鄉志卷》等。

（三）風俗習慣

在遷入鄂西后，為了適應當地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通過與土家族、苗族、漢族等其他民族長期雜居和交流、交往，經過200多年發展和變遷，湖北侗族逐漸形成了不同于湘黔桂交界的侗族聚居區的風俗習慣。主要集中在以下七個方面：

1. 服飾習俗。以吳萬源為代表的學者在對湖北侗族進行調查研究后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侗族婦女是大衣大袖，無領，豇豆筋，有托肩滾邊，衣袖及褲腳邊有蘭干，頭上包絲帕，男的喜穿對襟短衣長褲。另外，《宣恩縣志》亦記載，“過去男女都包頭帕，束腰帶，裹腿。男人對襟短衣;婦女上衣大襟無領、無扣，襟邊、袖口和褲腳鑲有花邊?！?[4]

2. 飲食習俗。侗族在飲食上的特點可歸納為“酸、甜、酒、糯”，湖北侗族喜食糯米，愛喝米酒，常見食物還有油茶、腌水湯、甜酒、糯米飯、油菜、干酸菜、辣椒等。在湖北侗族中還流傳有“腌魚糯飯常留客，米酒油茶宴佳客”的說法。這在《宣恩縣民族志》《鄂西侗族考》等著述中有詳細記載。

3. 居住習俗。湖北侗族喜愛合族而居，往往一姓一村一寨，甚至數姓一村一寨。住房為木質結構，大多數修建于依山開闊地區，一般是吊腳樓，一正三間，或是一正一廂，抑或是一正三廂房。吳萬源在《鄂西侗族考》一文中指出，“其正屋中間為堂屋，堂中設有神龕，也是招待賓客的地方。其兩旁為宿舍及火塘，火塘中有火坑，為取暖煮飯之用?！?[4]《宣恩縣志》《恩施市志》等著作對此作有補充說明。

4. 節令習俗。20世紀80年代，高恨非在宣恩侗族聚居區調查研究后認為，侗族主要節俗有：三月三歌寨節，人們在洗馬坪、桐子營、覃家坪、椿木營等地集會開展觀歌、賽歌活動，通過賽歌，青年男女，談情說愛，選擇伴侶;六月六嘗新節，又叫曬譜節，人們把成熟的玉米、瓜菜辦成酒宴，先在神壇前孝敬祖先，再由家中長輩先嘗;祭祖節，又叫廟會，傳說二月二（實際上是六月十九）是飛山公楊再思的生日，十二月二（實際上是十二月二十六）是飛山公楊再思的死亡日期，在這兩個日子，人們紛紛沐浴潔裝，莊嚴肅穆，拿上香蠟紙錢、鞭炮供物，到飛山廟祭拜祖公;春節，臘月三十至元宵鬧年鑼，正月初一到初三不出門，初四開始出門拜年，一般春節期間會停止農事活動;社日，從立春之日起，按甲子推算，第五個戊日為社，舊俗人們在這天把蒿菜去苦水，參少量米煮成飯，眾人一同吃社飯憶苦，解放后，把吃社飯當作一種象征性嘗鮮，常常吃八寶飯等食物;七月半亡人節，從七月初一到十五，這半個月內統稱為亡人節，實際上正式節日只在七月十二、十三兩天，人們請亡人回家過節，外嫁的姑娘也要回到娘家，參與祭祖活動。[4]除此之外，還有四月八牛王節，據《恩施市民族志》記載，四月八這一天，人們讓牛休息，喂上好的飼料以表示對耕牛一年中的勞苦耕作的感謝，還有一種節俗，在牛圈邊上燒香，以祈求牛王菩薩保佑耕牛平安無事。

5. 婚姻習俗。據《恩施市民族志》記載，侗族遷入湖北前，婚俗本來是“行歌坐月”，“玩山走寨”，“互相悅慕、歌達意合而成”。侗族遷入湖北后，長期與土家、苗、漢等民族頻繁互動，其婚俗已有較大變遷。1986年，高恨非在宣恩各地侗族村寨調查后，撰寫《宣恩縣侗鄉風情》一文，認為侗鄉有自由婚姻、包辦婚姻、填房婚、姑表親、童養媳等5種婚姻形式。自由婚姻一般是在三月三通過賽歌，青年男女尋找愛慕對象，情投意合時尋一山林，互贈信物，示為定情，待父母商定后，正式結婚。包辦婚姻，是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即采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填房婚是家族間的一種強制婚姻形式，一般是“亡弟續婚，弟亡兄填婚”。姑表親即“姑家女必嫁舅家之子”，一般叫做還骨種。如若不結婚，就算是舅家同意，也要賠償一筆錢。童養媳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家中貧困，無力撫養，把女兒給送人家，二是窮家小戶，拿不出彩禮，帶個童養媳，傳宗接代。

對于結婚流程，恩施《姚氏族譜》[5]中記載，“男女以禮相從，當兩姓訂盟之初。必先議婚，納彩，問名，納幣，請期，然后迎親?！笨梢?，侗族與當地漢族雜居和交流過程中，采借有部分漢族婚姻習俗。同時，侗族遷入湖北后保留了“背親”等傳統侗家婚俗，又有“陪十姊妹，陪十弟兄”的習俗，這是與土家族“陪十姊妹，陪十弟兄”相同，表明侗族婚俗亦受到土家族的影響。

6. 喪葬習俗。據高恨非等學者在宣恩侗族村寨的田野調查顯示，在親人臨終之前，男性抬到堂屋坐上川椅上落氣，女性在火鋪上落氣，順堂屋一方鋪上竹席，由長子扶背坐起，親屬聆聽遺囑。在落氣后，親屬一面哭喪，一面燒紙錢，一面象征性為亡人凈身。侗族有個傳統，結婚裝必作送終衣。[6]據《宣恩縣民族志》[7]記載，侗族入殮時，一般會頭纏絲帕，腳穿布鞋，手拿紙錢，口含白銀。民間有“用飯食金銀之類以實死口”的傳統。有錢人家還會請道士數人，做三至五天大蓋燈道場，念誦經懺，超度亡人升天。此外，還有送葬、下棺、印七、服孝等喪葬習俗。

7. 禁忌習俗。據《恩施市民族志》[8]記載，黃泥壙（塘）侗族，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不能掃地和潑水，平時婦女不能坐大門。高恨非在《宣恩侗鄉風情》一文中又補充到，“正月忌頭，臘月忌尾。特別是正月三十這一天，禁忌百出?！盵6]《宣恩縣民族志》還記載，有些侗族禁吃狗肉、黃鱔和秧雞;火鋪柴尾巴一方，是婦女操持炊膳之地，客人不能坐;姑娘與產婦不能坐大門檻;客人與少婦不能坐在一條板凳上等等。

上述關于湖北侗族服飾習俗、飲食習俗、居住習俗、節令習俗、婚姻習俗、喪葬習俗等內容的研究，總體看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待擴展，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開展田野調查，進行深入挖掘。

（四）生計轉型與文化變遷

侗族遷入湖北200多年來，其生計方式發生重大變化，逐漸適應當地的生態與社會環境，導致其文化急劇變遷。葛政委等對恩施州曉關侗族鄉楊柳溝等3個侗族自然村開展調查研究，認為鄂西南侗族已經從單一的稻作單中心生計，過渡到稻作、旱作雙中心，兼以畜牧業、勞務輸出為輔的多元生計方式。[6]黃柏權等梳理出侗族遷鄂以來的生計變遷歷程，指出侗族遷入湖北后，其生計變遷是對當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適應的結果，同時遷鄂侗族的文化也對其生計變遷進行著回應。[9]基于對恩施市芭蕉鄉侗族的田野調查，黃柏權等認為散雜居侗族遷入湖北后，在長期與當地土家、苗等族群交流、交往互動中，相互學習借鑒，友好和睦相處，既保持自身的民族認同，也主動適應當地的文化。這種適應性選擇，不僅移民群體在異地能得到較好的延續和發展，同時能讓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10]

（五）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

近十年來，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逐漸成為湖北侗族研究的一個新焦點，備受學者關注。鄧輝對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展開調查研究，提出旅游統籌、產業整合驅動是民族村寨發展的新模式。[11]黃奇等則認為發展旅游產業，促進了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的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又推動了旅游產業的發展。[12]孫家壽提出在旅游開發中，應重視湖北侗族的飲食、服飾、音樂、舞蹈、建筑等民俗文化。針對當前湖北侗族民俗文化旅游開發中的問題，他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和對策。[13]唐胡浩認為當前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的旅游開發已取得較大成就，但仍然存在民族文化推廣不夠、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村民參與度不高等問題，提出突出村民主體地位，準確定位景區功能等解決措施。[14]鄧輝則指出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發展經歷了“傳統農業模式”、“特色產業帶動模式”、“旅游統籌、產業整合驅動模式”三個階段，認為只有適應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不斷調整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才能推動民族村寨新發展。[15]楊佳等以恩施州楓香坡侗族村寨為個案，基于農戶視角指出民族地區觀光農業發展現狀與特征，針對其存在缺陷，提出應對之策。[16]米靜通過對恩施市芭蕉侗族鄉展開田野調查，梳理出民族鄉鎮集市貿易的變遷過程，認為民族鄉鎮集市是以定期貿易為主的自由貿易形式，也是適應鄉村社會發展的經濟文化場所。[17]劉雙燕以鄂西南楓香坡侗寨為例，借助“旅游凝視”理論，指出民族村落文化建設中存在文化內涵單調、表現形式單一、族群認同淡化和社區居民參與不足等問題。 [18]

（六）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湖北侗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領域，但是至今學術界對于湖北侗族的宗教信仰研究仍相當有限，成果較少。吳萬源指出，湖北侗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兩類，其一是信奉“大母神”（又叫圣母），即敬祖奶奶，她是至高無上之神，其二是信奉飛山神，即敬奉楊再思。凡是有侗族的地方，都建有飛山廟，每進山一支人，就立一座飛山廟。[1]據《宣恩縣民族志》記載，黃泥壙（塘）侗族有還燭愿、還宵愿、敬飛山、南岳和楊泗將軍等宗教信仰。還宵愿是敬云霄、碧霄、瓊宵娘娘，也有是敬羅頭爺爺和羅頭娘娘;敬飛山是敬奉飛山神楊再思的，也有一種說法是敬開發沅州的楊天應;敬楊泗將軍，在當地許多廟宇和橋梁上都供有楊泗將軍神像。陳千慧對宣恩縣曉關侗族鄉將科村開展田野調查，從多個層面梳理出鄂西南侗族的民間信仰體系及其變遷歷程，指出鄂西南侗族民間信仰變遷的原因。[19]葛政委從生計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三個維度對散雜居湖北侗族祖先信仰進行闡述，認為“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文化體系是湖北侗族最重要的族群象征和文化特征”。[20]

（七）其他

王希輝等認為包括侗族在內的武陵走廊散雜居民族具有特殊的文化特征和重要的研究價值。[21]近年來對湖北侗族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成為學術界一個新興的關注點。皮建輝等對448例（男232例，女216例）湖北侗族展開90項體質人類學特征的調查，再與南方其他少數民族群體的體質特征進行聚類分析，認為“湖北侗族的體質特征與湖南侗族和貴州布依族最接近，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體質特征”。[22]向德標等分別對湖北侗族428人、湖南侗族400人、貴州侗族406人和廣西侗族415人的膚紋進行研究分析，認為“貴州侗族與廣西侗族的膚紋特征較接近，湖南侗族與湖北侗族的膚紋特征較接近”。[23]這一研究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湖北侗族的來源，與歷史文獻、民族學調查材料等構成多重證據，相互印證，證實湖北侗族主要來自于湖南沅州（今新晃、芷江縣）、及會同、靖州、通道三縣等侗族聚居地。

二、當前湖北散雜居侗族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回顧湖北侗族的學術研究后可以發現，在民族史志資料收集與整理、民族來源、社會與文化、生計轉型與文化變遷、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體質人類學研究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績。但是，總體來看，當前的湖北侗族研究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文獻發掘少

目前有關湖北侗族的文獻資料記載相當少，現有文獻資料主要集中在方志文獻和民間文獻中。涉及到湖北侗族的方志文獻僅有《湖北省志·民族》《宣恩侗族概況》《恩施市民族志》《宣恩縣民族志》等;民間文獻主要有族譜、碑刻、譜牒、文書等。如恩施盛家壩楊姓侗族的《楊氏族譜》、宣恩曉關吳姓侗族的《吳氏族譜》、咸豐龍潭司姚姓侗族的《姚蘭貞碑文》等，史料價值較高。因此，要做好湖北侗族研究，學術界不僅要充分利用好現有史料價值，還要深入開展田野調查，發掘出更多族譜、碑刻等民間文獻。

（二）研究人員少，研究成果少

當前學術界對湖北侗族的研究還較為薄弱，存在研究人員少，研究成果少等問題。從研究人員來看，主要集中在三峽大學、湖北民族學院（今湖北民族大學）等院校，而且研究人員僅10余人。就研究成果而言，除少量專門記載湖北侗族的歷史文獻外，僅有20余篇專門研究湖北侗族的學術論文，涉及到湖北侗族研究的學術論文也較少。特別是還沒有一部專著對湖北侗族進行過專門研究。由此可見，學術界對湖北侗族的研究，還相當不足，這與湖北侗族的歷史貢獻極不對稱。

（三）研究領域亟待拓展

湖北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來源、文化變遷、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等方面，研究視野較窄。而且當前的研究缺乏新材料、新觀點。作為典型的散雜居民族，湖北侗族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湖北侗族研究許多領域還有待深入。如：湖北侗族的民族志深描;從移民角度研究侗族遷徙鄂西地區的路線、階段、規模;從民族關系方面探討湖北侗族與周圍土家族、苗族自治主體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經驗教訓等;從民族認同方面分析其族群認同得以維系和保存的影響因素等。

（四）成果轉化探討不足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偏少，研究成果轉化不足。不少學者對湖北各侗族村寨開展了大量實證調查，厘清了民族來源等基本問題，并對民族文化和社會發展現狀進行了詳盡描述，就民族文化的保護與開發提出部分對策建議。但這些對策建議都顯得過于宏觀、可行性不高，與當前“脫貧攻堅”等國家政策脫節，明顯落后于時代，無法真正指導實踐。

三、推動湖北侗族調查研究的對策

總體看來，湖北侗族研究還存在文獻發掘少、研究人員少、研究成果少及研究視野亟待拓展等問題。在推動散雜居民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做好湖北侗族社會與文化調查，深入開展湖北侗族歷史與文化研究，對促進湖北侗族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可為散雜居民族研究提供典型案例和學術經驗。我們認為，要促進湖北侗族歷史與文化研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大對湖北侗族的文獻發掘和研究力度

要進一步深入湖北侗族地區開展扎扎實實的田野作業，對侗族的經濟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進行深入調查，盡量收集和整理第一手資料。同時，還要注意湖北侗族地區鄉鎮街道志書的編輯和出版情況，如恩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寫的《芭蕉侗族鄉志卷》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將為下一步湖北侗族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另外，對于現有的文獻包括學術論文和方志、族譜、碑刻等資料要進一步發掘和深入研究。

（二）調撥專項科研經費，組建專門研究隊伍

侗族是湖北省第四大少數民族，而且湖北侗族地區設有3個民族鄉，因此對于湖北民族地區尤其是散雜居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做好湖北侗族歷史與文化調查研究，就應調撥專項科研經費，設立研究獎項，組建專門研究隊伍，培養研究人才。我們建議在湖北省內高校如中南民族大學、三峽大學、湖北民族大學組織專門科研隊伍，加大對湖北侗族調查研究的力度，這不僅是散雜居民族研究的學術需要，更是湖北侗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訴求。

（三）拓展研究領域，深化理論研究

當前湖北侗族研究還較為薄弱，存在研究成果少、研究視野較窄等問題。因此，我們建議：第一，積極拓展湖北侗族研究領域，如民族志撰寫;侗族文化變遷研究;湖北侗族與湘、黔、桂三省侗族比較研究等;第二，持續開展田野調查，推進湖北侗族的基礎研究，同時深化理論探討，也為積累和完善我國散雜居民族研究提供了新個案和新經驗;第三，定期召開湖北侗族研究學術研討會，提高學術界對湖北侗族的重視程度，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湖北侗族的調查研究，積極推進湖北侗族研究新發展。

（四）加強資源轉化，積極推動應用研究

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開展更加廣泛的應用研究，提升理論知識轉化能力，積極指導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民族村寨旅游開發和民族地區脫貧攻堅等實踐。一是開展各領域的資源普查，摸清家底，如文化遺產普查、旅游資源普查、自然資源普查;二是利用各種政策工具，拓展資源開發力度，將文化遺產資源申報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將旅游資源打造成旅游景點景區、將森林濕地等自然資源申報為自然保護區或濕地公園等，進而爭取各級財政資金支持;三是緊跟時代潮流，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提升利用質量，如運用最新的博物館學理論將民族村寨建設成生態博物館，運用“全域旅游”模式對民族村寨旅游資源進行全面開發，利用“互聯網+”思維將民族文化資源、村寨土特產品開發成文化創意產品或電商產品進行網絡銷售。

結語

40年來，湖北侗族研究在民族史志資料收集與整理、民族來源、社會與文化、生計轉型與文化變遷、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等研究領域取得不俗成就，但仍然存在著文獻發掘少、研究人員少、成果轉化不足及研究視野亟待拓展等問題。因此，進一步做好田野調查，加大湖北侗族的文獻發掘和研究力度，調撥專項科研經費，組建專門研究隊伍，拓展湖北侗族研究領域，才能推動湖北侗族研究邁上新臺階。

注 釋：

[1] 吳萬源：《鄂西侗族考》，《貴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2] 姚祖瑞：《宣恩縣侗族索源》，《侗族文化史料》，內部資料，1986年1月。

[3] 張民：《試釋<廣西記古今>兼證鄂西侗族來源》，《貴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4] 高恨非：《宣恩縣侗鄉風情》，《侗族文化史料》，內部資料，1986年1月。

[5] 吳興堂：《姚氏族譜》，木活字本。

[6] 葛政委、黃柏權：《鄂西南侗族社會人口和生計的人類學考察》，《懷化學院學報》，2009年第7期。

[7] 《宣恩縣民族志》編委會：《宣恩縣民族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

[8] 《恩施市民族志》編寫組：《恩施市民族志》，民族出版社，1991年。

[9] 葛政委、黃柏權：《清代遷鄂侗族的生計變遷與文化適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10] 黃柏權、葛政委：《散雜居民族的文化適應和文化變遷——湖北恩施市芭蕉鄉侗族調查》，《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11] 鄧輝：《旅游統籌、產業整合驅動：特色民族村寨發展新模式——基于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的調查與思考》，《珞珈管理評論》，2011年第2期。

[12] 黃奇、沈再新：《民族地區旅游與新農村建設——以湖北恩施市芭蕉侗族鄉楓香坡村為例》，《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13] 孫家壽：《重視鄂西侗族民俗文化開在旅游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世紀行》，2011年第4期。

[14] 唐胡浩：《新農村建設進程中民族地區特色旅游可持續發展新模式——湖北恩施楓香坡侗族風情寨的社會學考察》，《宜春學院學報》，2012年第11期。

[15] 鄧輝：《轉變發展方式背景下特色民族村寨發展模式的調整與轉型——以湖北省恩施市楓香坡侗族村寨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第5期。

[16] 楊佳、鄧磊、曹騫：《農戶視角下民族地區發展觀光農業的思考——以恩施州楓香坡侗族風情寨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14第5期。

[17] 米靜：《民族鄉鎮集市貿易及其變遷研究——基于恩施芭蕉侗族鄉集市的個案研究》，《湖北民族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18] 劉雙燕：《旅游凝視下的民族村寨文化建構研究——以鄂西南楓香坡侗寨為例》，《湖北民族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19] 陳千慧：《鄂西南侗族民間信仰變遷研究——以恩施州宣恩縣將科村》，《湖北民族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20] 葛政委：《對散雜居湖北侗族的祖先崇拜的闡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2009年第3期。

[21] 王希輝、莫代山：《武陵走廊散雜居民族的文化特征與研究價值述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22] 皮建輝、譚娟、向德標、衛思麗、吳億中、雷鳴枝：《湖北侗族的體質人類學》，《人類學學報》，2016年第4期。

[23] 向德標、皮建輝、譚娟、衛思麗：《中國侗族不同群體的膚紋參數分析》，《懷化學院學報》，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