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地方金融風險分析

[摘要]地方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市場行為產生的金融風險;二是地方政府非理性的財政擴張和借助投融資平臺的過度借債行為產生的地方金融風險。本文以★★省相關數據概述了中部地區地方金融風險的基本狀況，歸納了地方金融風險的主要表現和基本成因。

[關鍵詞]區域性金融風險;資產負債率;地方投融資平臺

[中圖分類號] F832.7

[文獻標識碼lA

1 **省地方金融風險狀況概述

2014年以來，**省經濟發展的整體狀況是好的，但多地出現了面積較大的抵押擔保危機，各級政府部門組織專門力量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盡管目前還沒有完全消除其負面影響，但在整體上處在風險可控的狀態。與此同時，在中央政府“堵后門，開前門”、強化地方政府地方金融風險屬地管理責任的大背景下，該省債務余額增速逐步下降，到2017年末達到5548.47億元，低于全國人大核定的債務限額;隨著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全省負債率從2014年的194.93%下降到2017年的163.33%。即使考慮隱性債務，該省的有息債務和和地方綜合財力之比不足150%，而且兩項指標在全國30多個省級行政區域中排在20名以后。從**省存續城投債整體回售及到期情況來看，最近3年的到期分布較為均勻，平均值接近300億元;2019年的到期和回收金額最大，也僅為380億元左右;2022年回售及到期規模較小，僅為142億元。顯然，**省的顯性債務處在安全區間。

隱性債務的情況卻值得高度警惕。截至2017年末，**省共有政府性投融資平臺300多家。這些平臺公司的權益主要來源于土地、股權、固定資產、基礎設施等資產注入，股權結構或者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債務主要是銀行貸款或發行債券等;經營收入主要來源于企業的生產經營、土地收儲獲得收益。權益的低流動性、債務的短期性和收益現金流的長期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形成明顯的不匹配。2018年以來，投融資平臺基本剝離了政府融資職能，進行了轉制和規范并按市場化原則經營;這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財政風險，但很多平臺金融控股集團的色彩十分濃厚，如果這些公司在今后的經營中現金流出現異常，則可能因為國有資本損失、銀行貸款或政府債券的違約，導致區域性銀行風險或市場風險等的爆發，進而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省經濟發展活力較強，財政收支狀況整體上相對較好，顯性債務均在限額以內;但和東部發達地區相比.省、市、縣三級財政收入或支出的上級依賴率比較高（這在中西部省級行政區域非常普遍），這對于中央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如果全國的實體經濟系統或金融市場發生了巨災事件，后果不堪設想。城投平臺存在規模較大的隱性債務，這是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可能爆發或相互轉化的關鍵節點。在當前的行政和經濟管理體制下，只要**省總體上不出現大的經濟混亂或面積較大的現金流短缺，不會出現省級層面的區域性金融風險。從省、市、縣三級行政層次看，情況則不盡然。不同層次的區域經濟狀況不同，積聚的金融風險規模不同，面臨的風險性質也有差異。

2 地方金融風險的主要表現

地方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市場行為產生的金融風險，從而帶有一定的區域性。近年來，我國的地方金融風險呈現出多樣性和地區分布不平衡的特征。例如，在內蒙古自治區出現了房地產危機，在**省出現了面積較大的抵押擔保危機，在北、上、廣、魯等地出現了互聯網金融事件。二是地方政府非理性的財政擴張和借助投融資平臺的過度借債行為產生的地方金融風險。在我國的現實實踐中，地方政府不僅是地方管理者，也是地方經濟的謀劃者和最大推動者，經常左右著地方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從而對地方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地方政府行為可能導致的地方金融市場逆向事件通過改變實物流、資金流或市場主體的預期演變成區域金融危機，進而對整個宏觀經濟帶來重大沖擊。

從相關數據來看，近年來，P2P網貸平臺、眾籌平臺、代幣交易平臺等市場創新和產品創新不斷涌現，新的地方金融風險逐步呈現。隨著省會經濟圈和其他區域經濟發展的逐步分化，**省不同區域的風險狀況也開始出現分化。從行政層級來看，截至2017年末，**省共有省級投融資平臺11家，注冊資本均值約150億元，平均資產資產負債率56%;市、縣兩級投融資平臺共303家，注冊資本從20萬元到90億元，平均約2億元;資產負債率相對較差，某個縣級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率甚至接近95%。由于這些平臺權益的低流動性、債務的短期性和收益現金流的長期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形成明顯的不匹配，這使得**省的金融風險呈現明顯的行政層級特征。在省級層面，財政基礎比較雄厚;投融資平臺財務比較穩健;銀行風險較弱，市場風險相對突出，且都以系統性金融風險為主。在地市級層面，財政風險安全可控;投融資平臺近年來的基本財務指標比較穩健，市場風險不太高，面臨一定的銀行風險;總體的信用評價相對較低;平臺公司和當地財政、當地銀行的關聯性較高;存在一定的區域性金融風險。在縣級層面，財政風險也安全可控;投融資平臺的基本財務指標比較脆弱，資金來源和投資收入的不匹配比較明顯，當地銀行的風險暴露比較突出;區域性金融風險自我生成和自我演化的特征相對突出。

經濟或政治層級越高，經濟發展的自覺性越強，產業層次越多樣，存在財力充裕地區和財力不足地區的對沖;而且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和高度專業化的風險研究和防控機構，金融風險度越低，且對金融風險的駕馭能力越高。政治或經濟層級越低，經濟發展的盲目性越強，產業層次越單一，經濟實力較弱，債務負擔沉重;而且，傳統產業或高污染行業比較集中，經濟風險的對沖手段越缺乏，金融風險的暴露越突出，風險可控性越差。這使得地市和縣區，尤其是后者成為我國當前風險暴露最為集中的政治層級，也成為風險防控最為薄弱的環節。

3 區域性金融風險成因

**省金融風險的暴露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原因必然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歸納為四個不匹配：一是地方發展目標和當地財力和資源的不匹配;二是地方稟賦、發展戰略和中央發展新理念的不匹配;三是平臺投融資公司資產、負債和權益的不匹配;四是地方風險暴露和風險監管能力的不匹配。

3.1 地方發展目標和當地財力和資源的不匹配

長期以來，在地方GDP錦標賽的競爭中，地方政府形成了唯CDP的政績觀;地方政府官員在“為人民服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執政理念的驅使下，招商引資、負債發展的愿望較強;客觀上，地方發展中的很多問題也只能依靠發展來解決。諸多原因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制定了超過自身資源承受能力的發展目標，招商引資、組建地方銀行、組建地方投融資平臺成為各地爭投資、比速度的三個基本手段。但在新的發展階段，這種發展模式面臨很多問題：一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競爭中出臺的很多優惠政策盡管擴大了當地的CDP規模，提升了發展速度，但對資本的過度傾斜最終會損害當地民眾的福利，從而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二是組建地方銀行有利于整合當地金融資源并可能更好地體現地方政府的發展意圖并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但對當地企業的過度投資會導致銀行貸款的地區風險或行業風險;地方銀行和地方政府過度密切的聯系有損害銀行經營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忽視對金融風險的防控并借助于銀行系統帶來系統性銀行危機，這個傳遞非常危險。三是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最為密切，盡管參與很多實際項目，但是很多平臺公司國有金融控股集團的色彩非常濃厚，集團內相互持股、相互擔保比較普遍。如果其中的某個重要節點的現金流出現逆向波動，就可能對當地整體的國有經濟帶來沖擊，并很快傳遞給地方銀行或全國性銀行，甚至引起資本市場的波動。四是造成超高的地方財政上級依賴率和地方債務國債化，這可能演化成“債務額度和資金用途都由中央主導制定、地方財政高度依賴上級轉移支付”的國家發展模式;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和地方金融市場的惡化最終都可能傳遞、集中到中央政府層面，進而可能演化成系統性金融危機。

3.2 地方稟賦、發展戰略和中央發展新理念的不匹配

地方稟賦是當地產業的發展基礎，產業資源的地區配置也有自身的規律，不同的稟賦組合會形成不同產業的發展優勢并決定了產業結構的地區特色。**省有大量的農業區，有一部分傳統資源型城市，也有一些城市具備比較明顯的人才優勢。然而，很多市縣在近年的發展中，忽視了傳統農業的升級換代，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發展不足，現代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缺乏競爭力;傳統資源型產業的發展缺乏遠見，受國家環保政策的沖擊很大;此前比較活躍、傳統產業帶動性強的房地產業也因為脫離了發展初衷而受到政策抑制。而且，很多市、縣在GDP的競爭中，為了占領占領未來產業競爭的制高點，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自己的主導產業，使得這些地區的產業發展規劃高度雷同。這導致了當地稟賦支撐的產業市場競爭力低下或受政策的嚴重沖擊;而新興主導產業因為沒有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而缺乏自組織能力和產業積聚能力。再加上市場的盲目性，造成實體企業盈利能力不足，現金流惡化，這也是以前**省出現地區性抵押擔保危機的重要原因，進而惡化了當地的金融生態。

3.3 平臺投融資公司資產、負債和權益的不匹配

基于上述的三個不匹配，在省、市、縣三個層面上，投融資平臺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資產、負債和權益不匹配。就**省整體而言，其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是平臺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而且行政層次越低，資產負債率越高;這是資金來源和資金占用的總體不匹配。另一方面是資金來源和投資項目的不匹配;平臺公司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或公用設施、農業水利建設、土地的整理和開發等方面，這些項目投資大，周期長，利潤薄，呈現出很強的公益性。負債或者是發行債券，或者是銀行貸款，而這些資金的逐利性都很強。權益主要來源于國有土地、當地國有企業股權;通常行政層次越低，經濟活力越弱，土地的流動性越差，土地價格的波動性越高;國有企業，尤其是非上市國有股權的流動性也越低。這種不匹配導致平臺公司在面對經濟波動時呈現出較高的脆弱性和與行政層次相反的特征。

3.4 地方風險暴露和風險監管能力的不匹配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風險監管能力和地方風險暴露的不匹配，二是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就前者而言，在當前的地方行政框架里，地方金融監管機構的管理權責有待進一步明確;地方風險監管機構成立的時間太短，缺乏經驗豐富和專業性強的監管隊伍，盡管部分地區在處理抵押擔保危機、非法集資危機基于積累了一定的金融風險防控經驗，這和對其他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造成的金融危機不能同日而語;目前，地方監管機構也缺乏處理危機的財力基礎。就后者而言，長期以來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嚴重依賴上級轉移支付的普遍現象。而這種轉移支付只是足以應付當前的行政機構的運轉，緩解存量風險，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的財力不足問題。事實上，這種對上級轉移支付的嚴重依賴本身就潛藏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參考文獻]

[1]葉德杰，地方政府參與金融資源配置下的地方金融風險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2018.

[2]郭剛，中部區域農村經濟發展金融支撐機制及實證研究[D].中南大學，2012.

[作者簡介]李珂（1990-），女，河南省汝南縣人，研究生，助理講師，研究金融投資和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