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家人民幣直兌交易 的現狀、影響因素及進一步發展研究

摘? ?要：本文結合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直兌交易的發展現狀，分析了其主要影響因素：實體經濟需求和金融配套安排，同時運用這一分析框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一步開展人民幣直兌交易進行了整體可行性評估和個別案例分析。建議下一步可考慮推動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貨幣與人民幣的直兌交易，智利、埃及、巴基斯坦貨幣可納入候選名單。對于條件基本成熟國家貨幣，建議通過加強雙邊貨幣金融合作、構建雙邊或多邊貨幣清算網絡、擴大雙向金融開放等為貨幣直兌提供技術支撐。對于條件不成熟的國家貨幣要著力培育市場需求，繼續大力推動人民幣在雙邊經貿往來中的使用。

關鍵詞：“一帶一路”;人民幣直兌交易;金融開放

中圖分類號：F381.2?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B? ?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4-0017-2020（10）-0013-06

一、定義及現狀

（一）定義

人民幣直兌交易，是指人民幣與其他非美元貨幣直接兌換，這是相對長期以來，我國境內外匯交易以美元作為中間轉換媒介的歷史背景而言的。從內涵來說，包含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直接掛牌匯率與直接兌換兩個環節。從市場形態上來說，包含柜臺零售與銀行間批發兩個市場，前者是指銀行柜臺面向機構、個人開展直接掛牌交易，后者是指銀行間相互提供頭寸調撥、流動性供給的行為。銀行間市場可為柜臺零售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支持，是柜臺零售的重要配套基礎和保障，且目前銀行柜臺直接加掛幣種不存在政策障礙。因此，本研究僅分析銀行間市場的人民幣直兌交易。

（二）發展現狀

2012年6月1日，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人民幣對日元的直接交易，是首個與人民幣開展直兌交易的非美元貨幣。此后，又陸續推出澳元、新西蘭元、英鎊等。截至目前，共有26個非美元貨幣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開展直兌交易，包括1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以下簡稱沿線國家）貨幣，其中12個為全國銀行間直接交易貨幣，4個為區域交易貨幣（見表1、表2）。

從相對交易規?？?，美元仍是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第一大交易貨幣，2019年外匯即期市場美元的交易份額仍高達96.13%，歐元、日元分別居于第2、3位，但合計交易份額僅占3.15%。2018年以來，12個沿線國家貨幣對人民幣即期交易量迅速增長，2019年合計2070.25億元，同比增長36.91%。從絕對交易規?？?，歐元交易量穩步增長，2019年突破1.3萬億元，2019年交易規模千億以上的有日元和新加坡元，百億以上的有英鎊、澳大利亞元、加拿大元、泰銖、新西蘭元、盧布、韓元，十億以上的有林吉特、沙特里亞爾、阿聯酋迪拉姆。除歐元外，多數貨幣在開展直兌交易的前兩年，交易規模會有較大幅度增長，隨后逐漸回落并趨于穩定。主要原因可能是，直兌交易啟動初期，銀行出于政策傳導、業務營銷等考慮，有意撮合業務，同時前期累計的頭寸也會在初期集中平盤，后期若沒有持續的新增有效需求，則市場交易規模無法實現增長。4個區域交易貨幣對成交規模有限，2019年合計交易量僅為1000萬（見表3）。

從人民幣直兌交易的做市商看，美元即期做市商有30個，而非美元貨幣做市商數量相對較少，多數不到美元做市商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般來說，做市商數量越多，市場活躍度越高，交易規模越大。其中，外資做市商的數量最為關鍵，除盧布、加拿大元和英鎊外，百億以上成交量的其他7個非美元貨幣均有5個及以上外資做市商。3個區域交易貨幣，均無境內外資做市商，其中堅戈、瑞爾分別有3家和1家境外中資做市商，圖格里克尚無境外做市商（見表4）。

二、影響因素分析

（一）理論分析框架

發展人民幣直兌源頭上取決于實體經濟層面的需求，技術上取決于金融層面的配套安排。如果沒有前者，無法形成規模市場，制度安排形同虛設;沒有后者，無法形成深度市場，市場需求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主要看雙邊經貿往來和本幣結算情況，一般來說雙邊經貿往來越密切，本幣結算需求和潛力越大，本幣結算規模又會進一步促進雙邊經貿發展。金融層面的制度安排包括雙邊貨幣合作、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情況，兩者相互促進，其中雙向金融開放取決于雙方國家的意愿、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等。

從實體經濟需求看，總體來說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直兌的市場基礎不斷擴大，具體仍要結合與各國的數據情況分析。一是雙邊經貿往來愈加密切。根據海關總署數據，2019年我國從沿線國家進口3.98萬億，向沿線國家出口5.20萬億，分別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27.77%、30.18%。商務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企業對沿線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0.4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3.6%。在沿線62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總額1548.9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9.5%。二是雙邊跨境人民幣結算穩定增長。根據《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年，我國與沿線國家發生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2.73萬億元，同比增長31.88%，其中貨物貿易收付金額7325億元，直接投資收付金額2524億元，跨境融資收付金額2135億元。

從金融配套安排看，有利有弊。有利條件是雙邊金融合作不斷加強。根據人民銀行網站公布數據，截至2020年6月末，人民銀行先后與28個沿線國家的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15352億元人民幣。與9個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本幣結算協議，結算的范圍也從一般貿易逐步擴展到所有經常和資本項目2。在14個沿線國家設立人民幣業務清算行，為當地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和人民幣流動性。不利條件是，受制于部分沿線國家的金融管制，雙邊金融市場尚未實現雙向開放。兩種貨幣直兌交易的前提是兩國外匯及貨幣市場的雙向開放準入。近年來，我國外匯市場開放力度不斷加大，沿線國家央行及開展人民幣業務的商業銀行均可以入市開展外匯交易3，但部分沿線國家仍存在嚴格的金融及外匯管制。根據IMF《匯兌安排和匯兌限制年報（2018）》，截至2017年底，伊拉克、緬甸、土庫曼斯坦等13個沿線國家4的貨幣仍未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5。部分國家對本國貨幣在離岸市場交易仍存有顧慮。此外，沿線國家的匯率制度仍以固定匯率和穩定匯率為主，匯率制度相對僵化，匯率風險較大。這增加了人民幣直兌交易的政策障礙和市場風險。

（二）案例分析

結合上述分析框架，本文選取了2019年與我國的進出口總額排名前30位、已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但尚未開展與人民幣直兌交易的12個國家，分別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智利、秘魯、伊朗、阿曼、孟加拉國、巴基斯坦、捷克、科威特、埃及、烏克蘭，按照實體經濟需求和金融配套安排現狀進行梳理（如表5）。

根據表5數據分析，目前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開展貨幣直兌的條件基本成熟。2019年印尼與中國進出口總量達5499億元，位列沿線國家第7位，且2019年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352億元，有較強的市場需求;不存在經常項目外匯管制，且與我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金融配套基礎較好。菲律賓2019年與我國發生進出口4203億元，位列沿線國家第9位，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也接近百億，匯率市場化且無相關管制，并于2019年9月設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市場和政策方面都沒有障礙。

智利、埃及、巴基斯坦可納入候選名單。智利、埃及跨境人民幣結算已有一定基礎，未來提升空間較大。巴基斯坦2019年與我國的跨境人民幣收付金融已達269億元，但仍存在清單商品加征保證金的限制。三國前期均與我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但目前目前已到期，未來可考慮續簽進一步推動金融合作。

孟加拉國、科威特仍需提升金融配套安排。兩國市場需求條件基礎成熟，2019與我國的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量分別達70億元、112億元，但目前仍未建立雙邊貨幣金融合作。此外，孟加拉國對非居民賬戶收益的兌換和轉移仍有管制。

秘魯、伊朗、阿曼、捷克、烏克蘭的市場需求和金融配套均不成熟，暫不納入考慮。上述國家與我國的跨境人民幣收支仍處于起步或萌芽階段，貨幣直兌的市場基礎尚不具備，也并未建立雙邊貨幣金融合作。

三、結論和建議

近年來，隨著我國與沿線國家雙邊經貿往來不斷密切，跨境人民幣結算穩步增長，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直接掛牌交易持續推出。目前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直兌交易已初具規模，但從絕對量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貨幣直兌能否開展主要有兩個影響：一是實體經濟的市場需求，二是金融制度方面的配套安排。前者主要取決于兩國的市場主體，后者取決于兩國的金融政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金融環境多元復雜，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與沿線國家貨幣的直兌交易，需要結合各國實際情況逐個開展綜合評估，優先選擇市場需求量大、外匯管制少、雙邊金融合作密切的國家貨幣。下一步可考慮推動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貨幣與人民幣的直兌交易，智利、埃及、巴基斯坦貨幣可納入候選名單。

人民幣跨境使用是貨幣直兌的基礎，開展貨幣直兌交易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充分培育市場需求，繼續大力推動人民幣在雙邊經貿往來中的使用，鼓勵我國企業在大宗商品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境外承包工程中使用人民幣。同時做好配套的金融制度建設，為貨幣直兌提供充分支撐。加強雙邊貨幣金融合作，探索利用貨幣互換支持雙邊本幣結算;加大雙邊貨幣及多邊貨幣清算網絡建設，推動人民幣在對方國家外匯市場的掛牌交易。擴大雙向金融開放，引入沿線國家主要商業銀行進入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鼓勵在沿線國家布局機構網點的國際性銀行在雙邊市場開展做市業務;提倡中資金融機構積極走出去，在沿線國家銀行間市場提供做市服務。

參考文獻

[1]郭建偉，張鈺.推動建立人民幣“一帶一路”區域化新格局[J].當代金融家，2020，（05）：44-47.

[2]露口洋介，章沙娟.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對日元直接交易[J].國際經濟評論，2014，（02）：105-117+7.

[3]施琍婭.論國際貨幣清算規則下的本幣金融開放[J].上海金融，2011，（10）：5-8.

[4]李麗玲，王曦.資本賬戶開放堯匯率波動與經濟增長：國際經驗與啟示[J].國際金融研究，2016，（11）：24-35.

[5]彭紅楓，譚小玉.人民幣國際化研究：程度測算與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2017，（2）：125-139.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MB

Direct Trading with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urrencies

MU Lingzhi

（Shanghai Branch of PBC，Shanghai 200120）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rect trading between RMB and the currenci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emand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supporting arrangements of financial policy. Then the author uses this analyzing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feasibility of further promoting RMB direct trading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dividual cas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direct trading of IDR-CNY and PHP-CNY are already， and that direct trading of CLP-CNY， EGP-CNY， PKR-CNY can be put in waiting list. The author suggest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urrencies with relative mature condi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constructing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currency clearing networks， promoting two-way financial opening， etc. For currencies with immature conditions， the sky is to cultivate market demand and promote the usage of RMB in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Key Words： RMB direct trading; influencing factors; two-way financial opening

責任編輯、校對：梁艷彬

收稿日期：2020-10

作者簡介：牟靈芝（1986-），女，浙江臺州人，博士研究生，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上?？偛?。

1 根據中國“一帶一路”網，截至2020年1月，與我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共138個。

注：本文為作者觀點，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