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脫貧時期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研究

李文瑞 石建平 荊勤忠 王永鋒 薛媛 李佳輝

摘? ?要：本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運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對甘肅省各市州金融扶貧持續性進行了定量評價，發現農業產業發展等基礎經濟條件是持續發展的主要拉動因素，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斷健全以及金融機構資產質量改善是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信用環境欠佳和高風險金融機構增多是持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本文從有效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產業扶貧與產業興旺、完善風險補償機制、加大政策激勵力度、加大風險防范化解等方面提出了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金融扶貧是新一輪扶貧開發中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拓展資金渠道的重要舉措，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支撐。目前我國脫貧攻堅進入關鍵的沖刺期，仍然需要金融機構繼續發揮作用。從近幾年金融扶貧的甘肅實踐情況來看，貧困地區信用環境較差，農業面臨的自然和市場風險較高，隨著扶貧貸款的陸續到期，金融扶貧領域已逐漸暴露出一些風險問題，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當前，我國進入“后脫貧時代”。一方面，脫貧攻堅進入最后沖刺階段;另一方面，按照國家戰略規劃，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國家將重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關系而言，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的動力，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互補互助。因此，對甘肅省而言，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有效促進金融扶貧的可持續發展，實現與鄉村振興金融服務有效銜接，推動金融扶貧健康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哲禮、李興中（2014）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農戶貸款利率的高低和貸款額度的大小影響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當農戶貸款利率過高、貸款額度過大時不利于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李文瑞（2015）從微觀、中觀、宏觀層面指出金融扶貧存在融資保障機制不完善、金融創新動力不足、金融生態環境不佳、支付結算體系與擔保體系發展滯后、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問題。王淼、鐘獻兵（2016）實地調研發現財政、金融以及社會資金的碎片化投入以及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未能有效整合直接影響了金融扶貧的持續性。朱一鳴、王偉（2017）通過實證方法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持續減貧增收作用取決于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越是貧困的群體，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越大，因此對貧困地區，簡單地提高金融服務并不能實現有效減貧。蔣慶正（2018）從商業銀行角度出發，認為影響金融扶貧持續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三農”的先天高風險性和脆弱性，以及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短缺性。劉解龍、羅蘇（2018）結合宏微觀視角，提出金融扶貧的可持續發展應包括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戶的可持續發展，三者相互關聯、協調統一，并指出影響金融扶貧持續性的關鍵因素是農戶個體的心理因素和行為方式，農戶的違約行為、從眾行為、短期行為降低了金融扶貧的持續性。馬琳（2018）認為針對財政扶貧資金在收支方面的政策風險問題，相關金融機構應提升自身的長期預算能力，促使各項扶貧資金能夠被納入到風險補償基金上，從而完善扶貧風險補償基金制度。溫然（2019）認為扶貧對象并非傳統金融服務對象，具有內生風險，提出通過衍生品市場、利用期貨市場的現貨對沖機制的鏈式風險防范機制將內生風險轉移給外部市場。周孟亮、袁玲玲（2019）指出在金融扶貧具體實踐中，政府政績與金融機構目標之間存在矛盾，風險補償政策落實不到位，“建檔立卡”人員動態變化存在風險隱患等問題。

現有文獻對金融扶貧可持續性發展的研究中，大多側重于其中某一個方面，本文通過實地調研、專家訪談法，深入分析了后脫貧時期金融扶貧持續發展的影響因素，對金融扶貧持續發展做出全面的評價。調研地點選取充分考慮了甘肅各地區和各金融機構的差異性，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建立實證分析指標體系，最大程度保證了實證分析的嚴謹性、科學性和規范性。

二、甘肅金融扶貧的總體情況及成效

“十二五”以來，甘肅通過金融與財政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了多種行之有效的金融扶貧方式，對助推全省脫貧攻堅發揮了重要作用。先后推出婦女小額擔保貸款、惠農貸款、“雙業”貸款（“雙業”指草食畜牧業和設施蔬菜業）、扶貧小額信貸等，累計發放各類扶貧貼息貸款1300多億元，惠及200多萬農戶，基本實現了符合條件建檔立卡貧困戶貸款全覆蓋。為促進農村富民產業和縣域經濟發展，啟動1000億元產業扶貧專項貸款工程。截至2020年3月末，精準扶貧貸款累計投放3872.6億元，助推全省貧困人口由2011年末的842萬人下降到2019年末的17.5萬人，貧困發生率由40.5%下降到0.9%，67個貧困縣脫貧摘帽。

（一）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層出不窮

創新“扶貧再貸款+”模式，先后推出“扶貧再貸款+龍頭企業+貧困戶”“扶貧再貸款+幫扶企業+精準扶貧貸款”“扶貧再貸款+合作社+農戶”等4類10多種服務模式。全省90%的支農再貸款投向了貧困地區，累計投放支農（扶貧）再貸款近700億元，拉動精準扶貧貸款投放總量達到2510.94億元，總量穩居全國第四位。加強和改進扶貧小額信貸管理。將“兩權”抵押貸款業務擴大至全省，推動發行30億元“三農”專項金融債和21億元扶貧票據，為全省36萬貧困戶提供保險保障，特色農產品補貼險種達到18個，為扶貧產業發展和貧困人口創業就業拓寬融資渠道。轄內各地區和各金融機構積極創新出一批可復制、易推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探索推出如農業銀行的“隴原農擔貸”、農信合機構的“富隴產業貸”、蘭州銀行的“百社互助貸”、人保財險的地方特色農業保險、中華聯合財險的價格指數、氣象指數保險等金融產品，摸索實踐出如酒泉“光伏發電產業模式”、宕昌縣“宕昌模式”、武威“易地扶貧搬遷模式”、臨夏“就業扶貧車間模式”、供應鏈金融工商銀行的“藍天模式”和平涼“莊浪模式”等，形成了多類型機構共同參與的金融大扶貧格局。

（二）基礎金融服務設施建設更加完善

積極推廣新型支付方式，深化銀行卡助農取款和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加快推進農村金融綜合服務室建設運行，自主研發了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業務管理信息系統和具有支付服務、在線查詢、金融宣傳三大功能，涵蓋42項惠民業務的“普惠金融共享家園”微信服務平臺，逐步擴大貧困地區金融服務覆蓋范圍。目前，全省農村地區共建成助農取款服務點2.24萬個，布放ATM機1.12萬臺、POS機具22.28萬臺，農村金融綜合服務室鄉鎮覆蓋率達85%。

（三）保險保障聯動機制充分發揮作用

省內各保險公司探索農業保險“精準滴灌”扶貧模式，在全國首推中藥材產值保險，創新推廣“兩保一孤”特惠保險，積極發展“政企扶貧寶”“精準扶貧100”以及農房保險、農房地震保險等貧困群眾專屬保險，大力發展養殖種植保險、扶貧小額貸款保證保險，探索開發蔬菜價格保險和蘋果種植綜合保險等特色險種，探索實踐出的臨洮縣肉牛產業“六位一體”扶貧模式成為全國保險扶貧的經典模式。農業保險在全省的全面推動發展，發揮了固脫貧、防返貧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了貧困戶、種養殖大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防范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的能力。例如，甘南州先后啟動了青稞、牦牛、藏羊、馬鈴薯等政策性特色農牧業保險，按照中央財政40%、省財政30%、州縣財政分別10%的比例給予保費補貼，2018年青稞、牦牛、藏羊特色農牧業保險的覆蓋面達到了100%，保費收入1.88億元，賠付支出1.26億元。

（四）建立了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聯合建立完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將行政審批“綠色通道”、誠信主體優先享受各類扶持政策、簡化誠信企業監管安排、誠信主體信用加分、降低守信主體交易成本等內容納入信用獎懲范圍，建立跟蹤問效機制，強化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政組織在網點建設、信用評定、產業選擇、授信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開展“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鎮”創建活動，為貧困戶量身打造信用評分、等級評定標準，形成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信用工程體系。以“三信”評定為基礎，人民銀行蘭州中支在全國率先研發上線“甘肅省農（牧）戶信用信息管理系統”，全省已評定信用戶393.28萬戶、信用村6211個、信用鄉（鎮）443個，各金融機構對全省404.33萬建立信用檔案的農戶累計投放貸款2955億元。

三、制約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因素

（一）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內涵

可持續發展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定義最早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更多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經濟、環境的和諧相處、協調發展。吳義能、葉永剛（2016）指出金融精準扶貧不是簡單的增加信貸供給，是一項綜合扶貧金融工程，應該從農戶、企業、政府與金融機構建立互動開始，沿著產業形成和產業鏈延伸、穩定產品價格和增加收入的路徑有序推進。本文參考吳義能、葉永剛的綜合扶貧金融工程思想，將可持續發展觀延伸到金融精準扶貧領域，并嘗試給出一個定義，即金融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是指金融精準扶貧既能解決當前的貧困問題，也能解決長期的貧困問題。具體內涵是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通過不斷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服務組織體系、農村金融服務產品體系，以及不斷優化農村金融服務方式，進一步提高農戶以及農村企業對信貸、便利支付、金融產品等各金融服務資源的可獲得性，可獲得性的提高又促使農戶和農村企業進一步擴大生產性經營，發展壯大農業產業，從而帶動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戶增收，農村經濟增長又反過來通過制約因素中介效應進一步帶動農戶增收，因此金融精準扶貧的持續性就表現在上述機制能夠持續、順暢地運行。

（二）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條件及制約因素

1.基礎條件及制約因素?；A條件是指農村金融服務質量持續改善。近幾年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金融服務差異，但城鄉金融服務的“二元結構”仍未徹底改變，這不僅表現在金融組織、金融產品、金融服務人員數量等“量”的方面，而且表現在金融服務多元化、適應性等“質”的方面。比如，現有扶貧信貸產品更多是原有產品的簡單移植，適用范圍狹窄，可復制和推廣空間較小，難以滿足扶貧主體多元化信貸需求;金融機構對新型農村經營主體貸款審核較嚴，偏好于提供不動產抵押或者擔保，而借款主體很難找到符合條件的擔保人，并且自身擁有的住房、土地、林地、農機具等資源評估確權、流轉處置等基礎配套機制也不健全，影響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和信貸資金的投放。

2.關鍵條件及制約因素。關鍵條件是指農業產業持續發展壯大。近年來，在信貸資金的充沛供給下，農戶和農業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農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村經營主體數量不斷增加，這些農戶和新型農村經營主體依托當地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不斷擴大種養殖規模，在當地已經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帶動力的農業產業。但這些產業還主要以低端產品為主，競爭力低、風險大、成本高、收益小等特征十分明顯，仍然需要金融、稅收、補貼等一系列優惠條件的扶持。比如，作為產業扶貧的主要承貸主體，目前全省新型農村經營主體大多數集中在農產品收購、簡單加工、銷售等環節，產業鏈短、產品附加值低、抗市場風險薄弱，仍處于發展初級階段，對促進產業發展和推動農戶增收方面能力不足，對產業扶貧起領頭帶動作用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數量少、規模小、品牌效應不明顯，“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產業聯合體沒有發展起來，各經營主體不能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帶動能力不強。

3.重要條件及制約因素。重要條件是指貨幣政策力度持續加大。支持產業扶貧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扶貧再貸款、補充抵押貸款、準備金政策的定向實施和差異化實施等。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持續發展能力和參與金融精準扶貧的積極性。政策的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一方面金融精準扶貧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商業金融沒有政策的支持，就會導致金融機構的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從而降低金融機構扶貧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依賴于政策的持續性，隨著不良貸款上升和金融機構流動性吃緊，金融機構對央行資金的需求更加迫切。調查發現，目前甘肅省轄內農信合機構受不良貸款攀升的影響，存款保險評級較低，限制了扶貧再貸款的使用，降低了農信合機構支持扶貧產業發展的可貸資金。

4.瓶頸條件及制約因素。瓶頸條件是指金融機構保本微利、風險可控。精準扶貧工程啟動以來，為了確保金融機構保本微利，政府通過對精準扶貧小額信用貸款進行貼息、對農業保險進行補貼等多個方面予以支持，但各地財政收入差異較大，貼息金額到賬慢、風險補償金欠繳等情況時有發生，從而降低了金融機構參與金融精準扶貧的積極性。據轄內銀行機構測算，向一般的商業企業發放貸款每100元的成本只有3元，而發放扶貧貸款每100元的成本是7.2元，如果按照基準利率發放，扶貧貸款基本是沒有收益或者是虧損的。此外，隨著地方收入增速放緩，財政資金杠桿撬動作用十分有限，比如甘南屬“三區三州”扶貧區域，州縣兩級財政對青稞、牦牛、藏羊保費補貼高達3900萬元，補貼金額占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接近4.5%，縣級財政負擔重。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建設，可分為外部機制建設和內部機制建設，其中外部機制建設包括財政出資建立的風險補償機制和融資擔保機制，內部機制建設包括金融機構通過創新金融產品、推進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來規避信用風險。甘肅省目前風險補償基金普遍規模較小，扶貧貸款損失風險分擔能力有限，金融機構承擔風險損失較大，擔?；鸫嬖诳傮w規模小、不能足額到賬、反擔保條件嚴苛、擔保對象覆蓋面小等問題。農業保險方面也存在農業保險賠付率低、農業經營方式分散、農戶保險意識不強、部分農戶投保意愿不強、農業保險風險分擔機制不完善、商業性保險公司承保意愿低等問題。

四、金融扶貧可持續發展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從基礎條件、關鍵條件、重要條件和瓶頸條件四個維度對金融扶貧的持續性進行評價（表1）。其中基礎條件維度包括信貸支持力度、服務組織數量2個二級指標，用以反映信貸供給和金融服務體系健全程度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關鍵條件維度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發展結構、產業發展規模、產業帶動能力、產業發展技術5個二級指標，用以反映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優化、特色產業發展程度、新型農村經營主體發展程度、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技術水平改進等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重要條件維度包括貨幣政策一個二級指標和再貸款政策力度、準備金政策力度2個三級指標，用以反映金融政策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瓶頸條件維度包括銀行盈利水平、銀行信用風險、風險分擔能力、農業產業風險、信用環境質量、利率定價能力6個二級指標，用以反映金融機構經營業績、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風險補償機制、農業保險服務、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以及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CPA）作為綜合評價方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是經典主成分分析法（CPA）在時間維度的進一步擴展，經典主成分分析法只能用來分析截面數據，當數據由截面數據加入時間維度擴展到面板數據時，如果繼續采用經典主成分分析法，就需要對每個時間點平面分別進行主成分分析，但這樣處理后，就喪失了系統分析的統一性和整體性，所得結論也不具有可比性。相反，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將整個面板數據投影到一個統一的簡化子空間中，并且這種處理方式從全局來看綜合效果是最佳的。

1.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驗。本文將甘肅省13個市州的金融扶貧持續性作為評價對象，時間跨度為2016-2019年。表1中，非金融統計數據均來源于甘肅省歷年統計年鑒，金融數據由甘肅省人民銀行各市州中心支行采集提供。運用SPSS（23版）進行全局主成分分析時，軟件會自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于篇幅有限，原始數據及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不再列出。所選數據是否適合使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需要進行KMO取樣適切性量數和Bartlett球形檢驗（如表2），KMO大于0.7，Bartlett球形檢驗小于1%的顯著水平，說明本文所選的指標包含共同因素，變量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可以進行全局主成分分析。

2.全局主成分提取及載荷分析。解釋總方差給出了各因素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方差貢獻率（表3），其中前6個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均大于1，且前6個全局主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3.3%，大于本文假定的80%水平，因此可以提取前6個成分為全局主成分。經過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成分載荷矩陣見表4，成分載荷矩陣反映的是主成分與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載荷越大說明主成分與原變量的關聯程度越大，越能反映原變量所包含的信息。

（三）主成分萃取

第一個全局主成分與表4中前14個指標有較強的相關性，是金融扶貧持續性關鍵條件和基礎條件的體現，反映了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扶貧的運行機制，故將第一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決定性因子（F1）。第二全局主成分與表4中第15-19個指標有較強的相關性，是金融扶貧持續性瓶頸條件的部分體現，反映了金融扶貧風險防范體系的外部運行機制，即通過融資擔保機制降低金融服務風險，通過擴大農業保險降低產業發展風險，而不良貸款率又是金融扶貧風險防范機制成效的整體反映，因此將第二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持續性風險防范外部因子（F2）。第三全局主成分與表4中第20-22個指標有較強的相關性，是金融扶貧持續性瓶頸條件的部分體現，反映了金融扶貧風險防范體系的內部運行機制，即金融機構通過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改善農村信用環境來降低金融服務風險，由于對不同等級信用農戶實施差異化的利率定價，利率變動又反映了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成效，所以將第三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風險防范內部因子（F3）。第四全局主成分與表4中第23-24個指標有較強的相關性，是金融扶貧持續性瓶頸條件的部分體現，反映了金融扶貧金融機構保本微利的運行機制，所以將第四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持續性金融機構盈利性因子（F4）。第五全局主成分與再貸款政策力度有較強的相關性，第六全局主成分與準備金政策力度有較強的相關性，這兩者都是金融扶貧持續性重要條件的體現，反映了不同貨幣政策工具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F5），所以將第五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持續性貨幣政策再貸款因子，將第六全局主成分定義為金融扶貧持續性貨幣政策準備金因子（F6）。

（四）綜合得分計算

將6個全局主成分所對應的特征值代入公式分別是0.5838、0.1299 、0.1157、0.0757、0.0482、0.0466。根據公式計算全局主成分綜合得分，其中是各主成分得分，并將綜合得分分年度排名，具體數值見表5，負數表示該值低于平均水平。

（五）動態特征分析

1.各主成分對甘肅省金扶貧可持續性的總體影響。表6中，金融扶貧可持續性決定性因子（F1）和風險防范外部因子（F2）對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拉動能力不斷提高，分別由2016年的-2.37和-0.76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2.39和0.70，其中決定性因子的拉動作用大于風險防范外部因子;風險防范內部因子（F3）對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拉動能力不斷下降，由2016年的0.88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1.24;貨幣政策準備金因子（F6）對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拉動能力先持續下降，后在2019年小幅反彈上升;金融機構盈利性因子（F4）、貨幣政策再貸款因子（F5）對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拉動能力先上升后下降，其中金融機構盈利性因子（F4）在2018年出現下降，在2019年轉為負值，貨幣政策再貸款因子（F5）從2019年開始下降至負值，這是由于政府貼息政策、再貸款政策在前期均有利于提升甘肅省金融扶貧的持續性，但在后期效果有所遞減，因此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也有所下降。

2.各主成分對甘肅省各市州金融扶貧持續性的影響。各主成分對各市州綜合得分的影響不同，某一主成分既是一個市州金融扶貧持續性的主要拉動因子，也是另一個市州金融扶貧持續性的主要制約因子，因此本文不再具體羅列某一個市州的拉動因子和制約因子，具體情況見表7。整體來看，綜合得分高的市州各主成分得分呈現如下幾個特征：一是各主成分對金融扶貧持續性都有正向拉動作用，即各主成分得分均大于0，代表市州有嘉峪關（排名1）、張掖（排名3）;二是某一項主成分對金融扶貧持續性的拉動作用十分大，遠高于其他市州，從而即使其他主成分得分為負也對綜合得分影響不大，代表市州有天水（F2較其他市州高，排名2）。綜合得分低的市州各主成分呈現如下特征：其中幾個主成分對金融扶貧持續的負向制約作用很大，直接拉低了綜合得分，代表市州有甘南（F1、F3排名最低，F4排名倒數第4、綜合排名13）、臨夏（F1、F3排名次低，綜合排名12）、白銀（F4排名次低，F6排名最低，綜合排名11）。

（六）結論

1.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提升。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全局主成分綜合得分由2016年的-1.07大幅度提高到2017年0.32，上升了1.38個點，接著又小幅度下降至2018年的0.18，2019年又大幅度提高至0.58，上升了0.42個點，總體來看甘肅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提高。在精準扶貧工程起始年份，精準扶貧小額貸款的大量投入使得持續性得分迅速增加，隨著精準扶貧小額貸款投放速度的減緩以及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量率”雙升，持續性得分在2018年有小幅下降。2019年綜合得分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前幾年金融資源投入的產出效應開始顯現。

2.大部分市州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上升。從各市州綜合得分變動趨勢來看，平涼、臨夏、酒泉、嘉峪關、金昌、白銀、張掖、隴南8個地級市綜合得分不斷上升，慶陽市綜合得分先上升后持平。以上9個地級市占地級市個數近70%。天水、甘南、威武、定西4個地級市綜合得分先上升后下降，其中天水、甘南、武威從2016年開始逐年下降，定西從2017年開始下降。從各市州綜合得分排名來看，金昌、白銀、張掖、隴南4個地級市綜合得分排名不斷上升，甘南、平涼、臨夏、酒泉、嘉峪關5個地級市綜合得分排名保持穩定，慶陽、天水、武威、定西4個地級市綜合得分排名有所下降。對比發現各市州綜合得分變動與排名變動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將不同年份各市州綜合得分排名求平均再進行排名，得到4年期間各市州整體排名，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嘉峪關、張掖、天水、酒泉、金昌、平涼、隴南、武威、慶陽、定西、白銀、臨夏、甘南。甘南州產業發展薄弱、產業帶動能力弱是影響金融扶貧持續性的主要原因。

3.農村金融服務質量持續改善、金融資源供給不斷增加以及農業產業持續發展壯大（決定性因子F1）是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提高的主要拉動原因;融資擔保服務體系和農業保險服務體系不斷健全以及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清收力度加大（風險防范外部因子F2）是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提高的重要拉動原因;政府貼息增加（金融機構盈利性因子F4）和扶貧再貸款增加（貨幣政策再貸款因子F5）是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不斷提高的次要拉動原因，之所以是次要拉動原因，是因為金融機構盈利性因子F4和貨幣政策再貸款因子F5對甘肅省2019年金融扶貧持續性綜合得分的負向影響不大，但在其余年份對綜合得分的正向影響要高于風險防范外部因子F2，又小于決定性因子F1;農村信用環境質量欠佳和高風險金融機構增多（風險防范內部因子F3）等不利因素是制約甘肅省金融扶貧持續性提升的主要原因。

五、政策建議

（一）有效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

一是做好政策銜接。根據貧困地區發展新階段的實際需要，將部分扶貧政策整合優化為鄉村振興支持政策，在滿足貧困戶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整合部分到村到戶扶貧資源，重點解決鄉村產業發展中最突出和緊迫的制約性問題。二是做好規劃銜接。在整個大的鄉村振興戰略安排下，制定短期的2-3年發展計劃，為脫貧工作和鄉村振興之間形成過渡。三是做好產業發展銜接。后脫貧時期，金融機構應將信貸資源從對貧困戶的特惠性扶貧轉到縣域內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上來，并將產業興旺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結合起來，實現從產業扶貧轉向產業帶貧。

（二）有效銜接產業扶貧與產業興旺

一是規劃扶貧產業區域發展。結合貧困地區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等情況規劃發展扶貧產業，積極探索并堅持以特色、高質、高端、高效的“一特三高”產業發展作為扶貧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加快推進產業發展規?；M程，形成一村一品、一縣一業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防止產業發展嚴重同質化，進一步提升抗風險能力。二是培育壯大新時期扶貧承貸主體。打造具有品牌效應的龍頭企業，構建全產業鏈發展模式，提高產品附加值。統籌整合現有財政、稅收、金融等扶持政策，重點支持發展水平較高、帶動作用明顯的合作社進一步規范經營、做大做強。

（三）完善風險補償機制

一是加大財政貼息資金投入。針對貧困地區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問題，建議國家出臺后脫貧時期中央財政貼息政策，延長貧困地區扶貧貸款貼息年限，加大中央財政貼息投入力度，有效鞏固脫貧成效。二是改進財政貼息方式。堅持信貸資金商業可持續原則和市場化運作方式，改進財政全額貼息方式，用獎勵基金代替貸款貼息，促進貧困戶信用意識的提高，確保貸款“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將扶貧帶動發展較好的新型經營主體和企業納入貼息范圍，促進扶貧產業發展。三是完善金融扶貧風險分擔機制。地方政府應進一步明確擔保公司、風險補償金、承貸銀行的風險損失承擔比例，足額充實擔保公司資本金和風險補償金，分擔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

（四）加大政策激勵力度

一是完善金融扶貧激勵優惠政策。進一步出臺金融扶貧的稅收優惠、財政獎勵等扶貧獎勵政策。金融監管部門要對各類扶貧金融機構實行差異化監管政策，放寬金融扶貧貸款不良容忍度。人民銀行要進一步降低貧困地區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支農再貸款使用范圍，將支農再貸款的使用對象擴大到其它涉農金融機構。對于金融機構在貧困地區開設的分支機構、營業網點、人員配置上，地方政府各部門、金融監管部門要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二是建立完善盡職免責工作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建立完善金融扶貧盡職免責工作機制，建立落實“敢貸、愿貸、能貸”金融扶貧長效機制。

（五）加大風險防范化解

一是靠實金融扶貧風險防范化解責任。金融機構要與地方政府完善扶貧貸款合作協議，進一步明確貸款調查、發放、管理、貸款回收等方面的責任?？繉嵏骷壵鲐氋J款管理主體責任，充分發揮鄉鎮政府和村兩委、駐村工作組的作用，引導借款人按期落實還款計劃。二是強化風險監測評估。金融機構要加強項目遴選和風險評估，注重防范扶貧產業“一哄而上”產業同質化帶來的市場風險，做好資金用途的動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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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Period

——Based on the Gansu perspective

Research Group

Abstract：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arious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Gansu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economic condition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set qualit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or credit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high-ris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 constrai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last，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effectively lin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perfecting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policy incentives， 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Keywords：Post-poverty period;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olicy Suggestions

責任編輯、校對：羅慧媛

收稿日期：2020-07

課題組組長：李文瑞（1963-），男，安徽阜陽人，高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課題組成員：石建平（1961-），男，甘肅定西人，高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荊勤忠（1964-），男，甘肅慶陽人，高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王永鋒（1982-），男，甘肅慶陽人，中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薛? ?媛（1983-），女，甘肅蘭州人，中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蘭州中心支行。

李佳輝（1989-），男，甘肅慶陽人，中級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平涼市中心支行。

注：本文為作者觀點，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