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夫之《明詩評選》評高啟詩歌

李佳佳

（西南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明清之際杰出學者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王夫之隱居石船山后重新拾起少時遺棄的詩學研究，專心著書?！睹髟娫u選》就是王夫之在隱居時編寫的幾種詩選之一。在《明詩選評》中，王夫之以自己獨到的眼光和悟性力贊明洪武年間的詩歌，尤其是劉基、高啟等人的詩歌。王夫之在評價高啟的《秦箏曲》《過白鶴溪》等詩歌時，對高啟的詩歌及高啟本人評價極高，如“季迪樂府起八百余年之衰”“左挹玄暉，右拍太白”“真才子、真詩人”等。此外，在評論高啟詩歌的同時，王夫之還提出了自己對于詩歌史的看法。誠然，王夫之的詩歌批評理論與批評有過人、獨到之處，但是他對高啟詩歌的評價是否公允，高啟又是否能夠當得起他“真才子、真詩人”的盛贊，還有待商榷。

一、季迪樂府起八百余年之衰

王夫之對高啟的樂府評價極高，他在《明詩評選》中評價高啟的《秦箏曲》時說道：“竟似無張主，遂成一曲。唐以下人，非建鼓以求亡子，遂無從下筆。季迪樂府起八百余年之衰，得諸昭文之不鼓琴也?！盵1]13由此可見，王夫之認為唐以后詩人的樂府成就普遍不高，而高啟的樂府振起八百年來樂府之衰。在《明詩選評》中還有一句與上述相似的評語，即王氏在評高啟《短歌行》時說：“氣勢在曹瞞之右,沉勇亦不下之。唐以來不見樂府久矣,千年而得季迪，孰謂樂亡哉!”[1]11曹操有兩首《短歌行》，其中一首《短歌行·對酒當歌》，以慷慨悲涼、氣勢雄壯著稱。在《短歌行·對酒當歌》中，曹操的沉吟與其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有關，故該詩的內容直指國家的未來、民生的前途。清人陳祚明用“跌宕悠揚，極悲涼之致”[2]130之句評價此詩。明譚元春評價曹操道：“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盵3]122清人劉熙載也評論曹操謂：“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盵4]52由此可見，曹操的詩歌氣勢雄壯一說被多數學者、評論家所承認。王夫之卻在《明詩評選》中將高啟的樂府詩歌和曹操的樂府相比較，認為高啟的樂府氣勢和沉勇皆不在曹操之下，這或許有所偏頗。

被王夫之認為氣勢不在曹操樂府之下的《短歌行》如下：

置酒高臺，樂極哀來。人生處世，能幾何哉？日西月東，百齡易終?？舌抵倌?，不見周公。鼓絲拊石，以永今日。歡以別虧，憂因會釋。燕鴻載鳴，蘭無故榮。子如不樂，白發其盈。執子之手，以酌我酒。式詠短歌，爰祝長壽。[1]11

此詩前四句與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5]447以及陸機《短歌行》的前四句“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生幾何，逝如朝霜”[5]449有相似之處，高啟的詩句或許是從這兩處得到啟發而寫就。細看高啟所作，就“日西月東，百齡易終”“子不如樂，白發其盈”等句來說，其旨歸在感嘆時間易逝，要及時行樂。而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的后半部分，轉而吟詠自己的抱負，結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自有一股統治者豪邁的氣勢在內。嚴羽《滄浪詩話》道：“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盵6]7曹操詩歌在氣勢上凌青云而上，有九品之高、之雄渾，而高啟詩歌品格顯然不在九品之中。由此可見，王氏評高啟此詩是有所偏頗的。

此外，王夫之認為高啟的樂府“振起八百年來樂府之衰”，這不僅與王夫之的詩學觀念有著莫大的關系，還與高啟樂府詩歌的成就有關。前文提及王夫之在評價高啟《短歌行》時認為“唐以來不見樂府久矣”，此外，他在評價高啟《秦箏曲》時亦提到“唐以下人，非建鼓以求亡子，遂無從下筆”。由此可見，王夫之認為唐以下無樂府。唐以后，經元異族統治，樂府更加衰落。明初高啟凌空而出，振起樂府，其成就在于對樂府古題與中唐新樂府的繼承與創新。上述《短歌行》都屬于樂府舊題。郭茂倩在《樂府解題》中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盵5]447而高啟的《短歌行》直接繼承樂府舊題的本事，寫人生短暫當及時行樂，跳出了宋元樂府的格局。再者，高啟在一些樂府舊題和中唐新樂府的抒寫上確實有所創新，如《征婦怨》為中唐新樂府題，此題歷來多寫征婦的相思而高啟的《征婦怨》卻不再寫征婦之思。其全文如下：

良人不愿封侯印，虎符遠發當番陣。幾夜春閨惡夢多，竟得將軍軍覆信。身沒猶存舊戰衣，東家火伴為收歸。妾生不識邊庭路，尋骨何由到武威。紙幡剪得招魂去，只向當時送行處。[1]12

王夫之評此詩時說，“唐、宋人能之，妙在不作啼眉涕鼻態”[1]12。高啟此詩突破了唐宋人書寫的窠臼，由“尋骨”“招魂”等詞將突聞征人已逝的悲傷推向極致，看似平淡的抒寫中滿是思婦不能為征人收骨的悲痛。高啟的樂府詩歌在繼承中創新，一掃宋元樂府衰頹之勢，在唐以后的樂府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真詩”與“真詩人”

王夫之在評論高啟的五言古詩時，用到了“真詩”“真詩人”等詞。如他在評高啟古詩《柳絮》時說：“真才子、真詩人必不入絢爛?！盵1]94評《贈竹里子》時又曰：“靜極澹極，位置之王、孟、儲、韋中卻又不得，豈非真古詩！”[1]94王夫之這里所說的“真”，可以說是其對高啟五言古詩的最高評價。

王夫之認為“唐無五言古詩”。他在評張羽《春日陪諸公往戴山朓集莫入北麓得石床巖洞諸勝》一詩中言：“五言之制，衰于齊，幾絕于梁，而大裂于唐。歷下之云，非過激也。顧衰之自生，恒乘乎極盛。以知晉、宋之五言，猶東周之四言，足亙千古，非韓退之一流敢以爝火爭光矣?！盵1]96“歷下之云”是指李攀龍在《選唐詩序》中所說的話“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7]473。王夫之在此處運用李攀龍之說來表達“唐無五言古詩”的觀點，比李攀龍本身所要表達的古詩觀更為極端。李攀龍說唐無五言古詩，但有它自己的古詩；王夫之則認為五言之制“大裂于唐”，又說晉、宋古詩“足亙千古”，直接否定了五言古詩在唐朝的傳承。王夫之在評錢宰《擬客從遠方來》時還提到：“《十九首》曠世獨立，固難為和?！盵1]106由上述可知，王夫之認為漢魏晉宋的五言古詩才是“真正”的五言古詩，足亙千古。故前文列舉的王夫之對高啟及其五言古詩的評價所用的“真詩”“真詩人”等字眼，其真正之意應在于褒揚高啟的五言古詩越過唐宋，直接繼承了漢、魏、晉、劉宋之間的五言古詩傳統。

王夫之這樣的評價自是其評詩標準的外化。其評價五言古詩的標準在他的詩評中亦有所體現，如評周砥《風雨一首同高季迪韻》言：“清不激，放不逞，曲不煩。古人不必爾，正掏古人得髓?！盵1]88又評周砥《贈葉秀才》一詩道：“有直而不激，有曲而不煩，有亮而不浮，有質而不亢。國初人留意古裁，起宋、元之衰者如此。歷下搏激張拳，何為也哉？”[1]88由此可知，王夫之認為，一首優秀的五言古詩應具有雅正而不激昂、委婉而不繁瑣、明麗而不浮蕩、質實而不高亢的品格。這是王夫之對漢魏間五言古詩的審美體認，也是其評價五言古詩的標準。高啟被王夫之盛贊的兩首詩歌其中的《柳絮》“不入絢爛”、《贈竹里子》“靜極澹極”。從王夫之的評論可知，這兩首詩歌中一首文辭不富麗華贍，一首情感迂緩恬靜，極為符合他對漢魏間優秀五言古詩的風格認知。

另外，王夫之評價高啟及其詩歌為“真詩人”“真詩”，還與王氏對詩歌本質的界定標準有關。高啟詩歌必然是極為符合這個標準的，不然不會獲得如此高的評價。王夫之所認為的詩歌本質，要從他所提出的詩歌“道性情”說起。王夫之在《明詩評選》中評論徐渭的《嚴先生祠》曰：

“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非謂論嚴子陵者必然，要唯此可作詩耳。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1]219

王夫之認為，性包含著情，情屬于性的一部分。而詩歌抒寫的恰好是性所包含的情，由此，詩歌表達的也應是此種“情”，但這里關于“情”的定義有些模糊。王夫之在《詩廣傳》里對“情”就有更為具體的闡釋，認為“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期為者，志也；念之所覬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動焉而不自持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8]325。王夫之承認詩歌抒情言志，所抒之情是“發乎其不自已”的情，是與“動焉而不自待”的“欲”是相對的概念。學者劉克穩指出，此種情是與天下人共通的情、是恒常之情、是遵循了“性之理”的情[9]。由此可見，王夫之認為抒發小意與小欲的“詩歌”并不是他所謂的“詩歌”，而只有抒發了恒常之情、“性之理”的情的詩歌才能從本質上被稱為詩歌。

高啟被王夫之稱贊為“真詩人”，寫出來的詩歌當然也符合王夫之所認為的真正的詩歌標準。讓高啟被王夫之大呼為“真才子、真詩人”的《柳絮》詩文如下：

輕盈易漂泊，思逐春云亂。已拂武昌門，還縈霸陵岸。沙頭雀啄墮，水面魚吹散。官樹曉茫茫，哀歌腸欲斷。[1]94

此詩從柳絮起情，首句言柳絮的特征為“易漂泊”；第二句再接著首句講漂泊的情境；第三句寫景，依舊承接上兩句所言的漂泊之感；結句述其所見所感，由柳絮而見分別之苦。此詩抒寫的離愁別恨不僅僅是詩人這位觀者的情，更是在官道上奔波的眾人的情，所以此情不墮入王氏所說的小意私欲之流。另外，此詩文辭清麗而不浮夸、抒情委婉而不含蓄、節奏迂緩而不激越，正符合王夫之所認為的一首真正的五古所具備的特點，故高啟及其詩歌被他贊為“真才子”“真詩人”。這種贊揚既是王夫之對高啟詩歌繼承了漢魏間五言古詩傳統的高度褒揚，也是從他所認為的詩歌的本質上對高啟詩歌的認可，更是從根本上對一個詩人的肯定。

三、五言近體“神品”說

王夫之對高啟的五言律詩極為推崇。從《明詩評選》的選詩來看，高啟的五言律詩入選二十九首，是五言律詩入選最多的一位詩人?！睹髟娫u選》中收錄五律在數量上位列第二的詩人是楊慎，他的五律總其被收錄十五首。差不多只有高啟的一半。不僅如此，被王夫之盛贊且認為與高啟同是明初杰出詩人的劉基，也是《明詩評選》錄詩數量最多的詩人，但其五律卻僅入選《秋感》一首。此外，在明代較為著名的文學流派的代表作家如李夢陽、何景明、袁宏道等人中，收錄五律最多的是袁宏道。但袁宏道的五律也只收錄了五首，僅為高啟入選數量的近六分之一。

除在選詩上的偏好外，王夫之在評論詩歌時也明確地表示了對高啟五言律詩的贊賞。如其評論高啟七言律詩《丁校書見招晚酌》曰：“高五言近體，神品也。七言每苦死拈，時有似許渾者。此詩傲岸蕭森。不愧作家矣?！盵1]247這里的“神”毫無疑問是指高啟的五言律詩已經達到詩歌最高的藝術境界。正如嚴羽《滄浪詩話》中所提到的那樣：“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盵6]8“至矣”“盡矣”等語一出，表明被評為“神品”的詩歌藝術境界已臻于化境。

王夫之論詩時追求平美的藝術標準，故高啟詩歌深得其心。王夫之在多本詩學著作中提到寫詩要“以平為美”，如在《唐詩評選》里評趙嘏的七律《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龜山寺》時曰：“鐘嶸言詩以平為貴，如此亦無崎嶇磽確之態。一結別出，依然不雜?！盵10]226由此可見，王夫之贊同鐘嶸所言，同時在近體詩的批評上也遵循平美的標準?！捌健痹谶@里被定義為詩歌“無崎嶇磽確之態”。王夫之在《古詩評選》中亦對“平”有所定義：“平者取勢不雜，淡者遣意不煩之謂也?！盵11]189此處說明“平”是指詩歌的“勢”不雜亂。更詳細的“定義”可見王夫之評鮑照《代白纻舞歌詞》其一時說的話：“一氣四十二字，平平衍序，終以七字于悄然暇然中遂轉遂收……其妙皆在平起。平，故不迫急轉抑。前無發端，則引人入情處，澹而自遠，微而弘，收之促切而不短。用氣之妙，有如此者！”[11]43由此觀之，“平”是指詩歌聲韻格調的委婉舒緩，沒有急促的轉折，呈現一種氣勢高低起伏不大、前后相對一致、不雜亂的表象。由此觀點出發，王夫之極不喜歡作詩時但求警句好語。他在《夕堂永日緒論》中言“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12]139。他所追求的“平”是一種整體的和諧。王夫之評價高啟《月夜游太湖》道：“平適。不作險語、大語、清逼語、誕語，正當如此?！盵1]165而高啟的《月夜游太湖》一詩以“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游”平平而起，中間幾聯寫月下湖上景色清澹舒緩，最后以“浩蕩吾所適，鴟夷不可求”平收，述說自己的感慨和在月夜下的舒適之感。此詩正合王夫之所言的“平美”。此外，王夫之評高啟《登西澗小閣》曰：“益琢益適，不必似李賀、賈島也?！盵1]166“適”之一字，即指其詩歌雕琢程度適當，整體和諧，亦是暗含“平”的標準。高啟詩歌的平美風格正是王夫之所極力推崇的。

此外，王夫之還追求詩歌的“神”?！吧瘛笔桥c“形”相對的概念，是詩人情感的內化。在詩評中，王氏多次運用“神”這一批評概念，如他評高啟的樂府《白纻詞》道：“飛心埋血，氣斂而神益流。晉、宋《白纻》，欲至此而尚未?！盵1]13又評高啟《東飛伯勞歌》曰：“華贍中有神有骨?！盵1]13另評高啟五律《郊墅雜賦·其三》言：“形神都勝?！盵1]170王夫之還講求“因質生文”。他在《古詩評選》中評謝莊《北宅秘園》時提到：“物無遁情，字無虛設！兩間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其綺麗。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盵1]218也就是說，作者要質事生文，即以真實的內容生文，寫眼前景、述心中情。被王夫之評“質事生文”的高啟的五律《天界寺》前三聯言：“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燕，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1]168這些詩句描寫的從下雨到佛殿中的香火，再到果園、花殿之景，然后轉到鐘聲響后香客的聚集與明亮的燈火，都是詩人所見所聞，都是從眼前之景而來。最后一句言“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1]168，寫詩人看到寺廟景色之后沉浸其中乃至忘卻時間，講其沉迷之深；結合第三聯，此句還暗含了所有求佛者沉浸于寺廟景色的情形。這一首詩完全就是寫詩人“心目之所及”，還原寺廟之景，由此抒發自己沉浸其中之感，全詩沒有強烈的情緒、他氣勢起伏，而是平和舒緩。此詩不僅切合王夫之的“詩道性情”之說，還兼有平美、因質生文等特點，顯然符合王夫之的詩學追求。

四、詩亡論

王夫之在評高啟詩歌時提到詩因何而亡的問題，如其在評高啟七絕《涼州詞》一詩時道：

詩之深遠廣大與夫舍舊趨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為古詩，宋人以意為律詩絕句，而詩遂亡。如以意，則直須贊《易》、陳《書》，無待詩也?！瓣P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有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哉？此《涼州詞》總無一字獨創，乃經古今人盡力道不出。鏤心振膽，自有所用，不可以經生思路求也，如此！[1]324

此段文字體現了王夫之認為唐及以后詩歌逐漸走向衰亡的原因是因為唐宋人以意為詩，但詩歌從來都不是表“意”之作。學者張兵指出此處的“意”是指“作者主觀上欲加于作品的抽象的理念”[13]。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在講述“詩以道性情”時有類似的說法，認為：“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能代彼也?！盵1]219在這段文字中，“天德、王道”對應的當是《易》《書》，可見意是與“天德、王道”相關的。王夫之在評陳子昂《送客》一詩時又提到：“風以世移，正字《感遇》詩似誦、似說、似獄詞、似講義，乃不復似詩，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盵10]41此言非常明白地表明王夫之認為陳子昂的組詩《感遇》不是詩歌?，F學界多認為《感遇》詩的主旨或是陳子昂對社會、對天道的看法，或是表達陳子昂的理想與追求，或是對君王的勸誡。王夫之卻對這些內容入詩表現出不滿，便再次提到“五言古自是而亡”。結合前文所引的兩段文字，可以說王夫之所說的“意”，很明顯地指向詩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政治的看法，甚至包括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

王夫之又在《詩廣傳》中道：

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期為者，志也；念之所覬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動焉而不自持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8]325

王夫之在此將“意”定義為“念之所覬得者”，又說“但言意，則私而已”，將其反對入詩的“意”指向了個人所得所感的“私意”，這與陳子昂《感遇》詩歌抒發的自己之情暗合。王夫之認為這樣的詩歌不能稱作“詩歌”，即“不復似詩”，便從根本上否認了以“私意”而成的詩歌是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唐宋詩人在詩中抒發自己的個人情感、政治抱負較多，宋以后詩風尤其追求“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即在詩中說理，講述自己對事物的判斷與哲學認知。顯然，這些與王夫之所推崇的詩“言志抒情”而非言“意”的理論背道而馳，故其認為詩歌因唐宋人將“意”入詩而亡。然而，他的詩學理論卻完全不考慮詩歌這種文體本身的發展規律，也否認了人在詩歌創作中的主觀性，是極為偏頗的。

五、高啟詩歌的缺點

王夫之雖然認為高啟是明初一代大詩人，在評論高詩時多溢美之詞，但也在某些方面指出了高啟詩歌的缺點。如評論高啟七言律詩《梅花》曰：

白描主色。喚作古今梅花絕唱，亦無不可。高又有句云：“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亦第一等雅句；顧其頷聯則世所傳“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十四字，惡詩也。古今藝苑,遞有推譽，謝客則“池塘生春草”，玄暉則“大江流日夜”，特標片語，必爾籠罩乾坤。流及既下，乃至賈島落葉之吟，和靖暗香之語，雖幽細未弘，猶矜雅式。國初袁景文、高季迪集中，片羽略亦不乏。乃以《白燕》則“漢水”“梁園”，《梅花》則“美人”“高士”“月明”“雪滿”參差共之，不過三家村塾師教村童對語長伎耳！擇藝吟圃者，乃以傳之三百年，千人一齒。[1]248

從上文可知，王夫之對一些世傳警句頗為不滿，認為袁凱的“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和高啟的“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等這些振臂高呼之句，不過是“村塾師教村童對語”的技巧罷了。王夫之雖然在這里并未講述他憎惡此類詩句的原因，但他在《夕堂永日緒論》中有過明確闡述：

詠物詩齊梁始多有之……至盛唐以后，始有即物達情之作?！白允菍媹@春薦后，非關御苑鳥銜殘”，貼切櫻桃，而句皆有意，所謂“正在阿堵中”也?！包S鶯弄不足，含入未央宮”，斷不可移詠梅、桃、李、杏，而超然玄遠，如九轉還丹，仙胎自孕矣。宋人于此茫然，愈工愈拙……嗣是作者，益趨匠畫；里耳喧傳，非俗不賞。袁凱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按字求之，總成窒礙。高季迪《梅花》，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中郎皆以此衒巧。要之，文心不屬，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諸篇，踸踔自尋別路，雖風韻不足，而如黃大癡寫景，蒼莽不群。作者去彼取此，不猶善乎？禪家有三量，唯現量發光，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審，便入非量；況直從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無鹽之色敗露無余，明眼人豈為所欺耶？[12]157-158

由上述材料可知，王夫之認為“雪滿山中”等名句不好的原因是不符合他“現量”的詩學理論，而認為好的詠物詩是“即物達情”之作，如“自是寢園春薦后”等?！艾F量”實際上就是變現眼前景，從眼前景而得到的感悟，即景會心。蔣寅先生將“現量”定義為“表現當下直覺”[14]，王夫之自己也明確說過“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12]56。高啟的“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袁安高臥、趙師雄梅花下開樽的典故來比喻梅花品性高潔、身姿綽約，是以其主觀想像為主的，并不是從眼前的物態出發寫眼前景、心中情，此句遂自然成不了王夫之所認為的寫景詠物佳句。

王夫之在他的詩學著作中向來不吝惜詞語盛贊高啟的詩歌，如其在《明詩評選》中一改前人的評價，冷落明代著名的文學流派，而將劉基、高啟等個體詩人的作品奉為圭臬。不僅如此，王夫之在其他的詩學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此類觀點，如他在《夕堂永日緒論》中說“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津，故洪武間詩教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12]106。王夫之對高啟詩歌的評價以及對高啟詩史地位的定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其較為偏頗的詩學理論指導下，他的詩評難免有不客觀之處，如其評高啟《過白鶴溪》曰：“聲情俱備，遂欲左挹玄暉，右拍太白?！盵1]94且不說李白如何，謝眺空靈靜美的詩句“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是超高啟的詩句“月出女猶浣，云深猿自啼”的。由此可見，在王夫之的盛贊之下，高啟詩歌其實難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