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視域下的國際輿論生態治理范式轉換

戴元初 康培培

【摘要】長期以來，國際輿論生態格局呈現出“西強東弱”的特點。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和文化自覺，這一不平衡狀態和格局亟待重新審視和調整。移動互聯時代，應摒棄冷戰思維主導下的對抗模式和理想化的全球“公共領域”建構主張，以“融通”觀念為核心，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力和輿論影響力，構建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全球輿論生態治理中國方案。

【關鍵詞】全球治理? 輿論生態? 治理范式轉換

【中圖分類號】G21?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13

當前，互聯網成為人類共同的話語空間，國際輿論傳播主戰場已轉至互聯網，并以其強大的滲透力嵌入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不同場域，國際輿論生態治理日益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國際輿論在抗擊疫情、推進合作、凝聚共識方面成效甚微，以國外知名網絡社交平臺為主要載體的國際輿論空間充滿了抱怨、攻訐等對抗性的話語，“陰謀論”和非理性言論深刻影響輿論走向，理性公民批判性意見的交流與互動缺位，對危機解決具有實質意義的共識很難在網絡空間達成。這一現實警示我們，在全球治理的大框架下，國際輿論生態治理范式亟待實質性轉型。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理應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助力全球各國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輿論生態危機。

國際輿論生態現狀：對抗的困境與虛幻的全球“公共領域”

冷戰結束之后，超級大國間的軍備競賽已成歷史，但國與國間的競爭依然無處不在，其中既有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傳統硬實力的較量，也有包括話語權在內的文化軟實力的角逐。長期以來，國際輿論場的話語權分布極不平衡，西方各國在經濟、軍事優勢的支撐下，不斷拓展其話語空間，建構“話語霸權”，將符合自身利益的議題推送到世界輿論場前臺;同時通過國際議題設置，對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相關的重要信息和話題加以遮蔽，不斷擠壓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話語空間，以謀求自身更大的利益和競爭優勢，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信息和資源占有的不平衡狀態日益加劇。

從本質上看，輿論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意識形態的塑造和構建息息相關。當前，國際輿論場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以冷戰思維和“文明沖突”論作為思想基礎的西方話語主導者在國際輿論場中常常以對抗的姿態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傳播者?；厮輾v史，這一現狀的意識形態根源由來有自。以歐洲工業革命為發端，到其逐漸贏得現代化發展先機和世界經濟主導權，歷經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建立、兩次世界大戰和社會主義潮流的競爭，西方中心主義成為一些歐美政治精英的思想底色。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將世界以“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結構進行三分的世界體系理論，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關于文明沖突的世界格局分析框架是這一思想的代表。傳統媒體時代，無論是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衛報》，抑或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之音（VOA），無一不是具有話語強勢的西方主流媒體，在內容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均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傾向。新媒體時代，互聯網普及帶來的傳播生態變革讓西方的傳統強勢媒體話語影響力減弱;與此同時，全球化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影響力逐漸提升，對于國際事務的話語權訴求日漸增強。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媒體重拾對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維，使國際輿論場的話語權爭奪硝煙四起。

當前，人類社會中的環境污染、有組織犯罪、流行性傳染病等造成的影響都已超越國界，與此同時，信息流通也將物理的時空邊界消弭于無形。在此情勢下，如何超越狹隘的非理性對抗，重塑國際輿論生態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課題。面對這一課題，從康德（Kant）、邊沁（Bentham）到塔爾德（Tarde），逐漸清晰地提出了構建跨越國界的“公共領域”的可能性，[1]哈貝馬斯對“全球公共領域”作了更為清晰和系統化的論述，并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路線。[2]

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歐美等西方國家學者積極嘗試為構建全球性共識機制尋找解決方案，但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傳統和冷戰思維的固化，國際輿論場域的“公共領域”成為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為人類共同命運構筑客觀理性的國際輿論生態，成為國際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實現這一目標，要跳出傳統的對抗框架，通過國際輿論生態治理范式的轉換，構建健康有序的全球輿論生態，為人類共同利益提供積極且富有成效的輿論和精神助力。

融通思維：構建國際輿論競爭新格局的思想基礎

國際風云的波詭云譎在世界輿論場中表現為多元聲音的競合。少數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媒體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方式傳播所謂的“普世價值”：在中西方利益發生沖突的領域，它們是西方利益的維護者;在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成就時，它們“選擇性不聞”;在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中，它們是負面信息的策源地;在意識形態領域，它們則是操縱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者。[3]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了當代國際傳播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文獻——《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從宏觀的角度倡導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促進信息傳播技術自由交流，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傳播資源不平等的狀況，對國際輿論格局作出了前瞻性研判。

從1980年至今，歷經40多年，世界輿論生態和格局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新興國家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實力還難以與西方國家展開平等對話。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過40多年的持續穩定發展，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以中華文化的獨特視角和發展價值理念在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交流中，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和支持。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輿論新秩序的建設中，中國同樣以堅定的文化自信表現出積極且負責任的態度。

2013年，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世界形勢發展變化，對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于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014年，在致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賀詞中，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愿意同世界各國攜手努力，本著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則，深化國際合作，尊重網絡主權，維護網絡安全，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眱纱未髸?，背景不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際傳播和輿論生態治理的核心思想卻一以貫之，為我國加強國際傳播、彌合輿論分歧、構建融通中外的傳播觀提供了根本方向，也為國際輿論生態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就做好國內的輿論引導工作而言，樹立融通思維，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的基本前提;就國際輿論生態治理和對外傳播而言，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是輿論場域健康運行的基本條件，多邊、民主、透明是全新治理體系的核心特征。前者是“融”的內涵，后者是“通”的外在表現。

融通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淵源深厚，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認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由孔子通古今、合天人、合知行以及“全面的”人文精神所形成的中國哲學之基調，抑或大本大原的普遍和諧之融通智慧。[4]社交媒體時代，在認清底層邏輯的基礎上“融通中外”，使中外輿論場的話語體系更好地相融相通，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要通過不斷提升自身的傳播力、引導力和影響力，提高整體的輿論競爭力，贏得國際輿論場的話語權，推進國際輿論秩序向“和平、安全”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在國際輿論角力中，要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傳播事實真相，傳達正義之聲，履行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作出大國貢獻。

以融通思維統籌國內國際兩個輿論場，做好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

在主流價值傳播的過程中，部分新聞工作者常常為一個認識誤區所困擾：即在國內傳播中進行的輿論引導無法和國際傳播中運用的輿論競爭策略兼容，這一問題甚至干擾和制約了一些主流媒體在重大突發事件和重大主題宣傳中的策略制定。從融通中外的傳播觀出發，做好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統籌國內、國際兩個輿論場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鴻溝，從傳播效果的角度看，其底層邏輯是一致的。

在國內輿論場中，輿論引導的核心要義是用受眾聽得懂也聽得進去的語言，用受眾喜聞樂見的語態和傳播形態，將主流價值觀傳播出去，同時對各種似是而非的信息、觀點和意見進行澄清，積極贏得話語權，從而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引領全國人民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團結一致、奮發努力。即便是在國內輿論場，主流價值傳播也同樣面臨意見的分歧和觀點的交鋒，處理得好相得益彰，處理不好便互相掣肘。

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權競爭中，一方面，要用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和態度傳播中國的文化和價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體現中國對人類共同命運和全球事務的認識、思考和擔當，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相競爭。在提升傳播效果方面，要找準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話語共同點、情感共鳴點和利益交匯點，以貼近外國受眾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傳播中國文化，表達態度和意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在重大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中，要在認清底層邏輯的基礎上“融通中外”，使中外輿論場的話語體系更好地相融相通，從而破解輿論引導與輿論競爭二元對立的理念誤區，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提供內外融通的理念基礎和總體思路。不斷淬煉新媒體生態下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是提升中國傳播者在國際輿論場中競爭能力的必修課。在國際競爭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世界傳播生態不斷迭代升級、“黑天鵝”事件頻發的大環境下，應創造性地用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提升主流價值觀和中國話語在國內外輿論場中的傳播力、引導力和影響力，以中國發展的生動實踐，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構建。

以融通思維鍛造“四全媒體”，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力

融通思維不僅是國際輿論競爭的戰略思維，也是提升融媒體環境下國際傳播力的策略思維和實踐指引。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挑戰?！薄八娜襟w”的概念從時間、空間、主體、效能四個維度全面深刻地概括了移動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輿論引導、話語權競爭所面臨的全新傳播生態。在這樣的傳播生態中搶占輿論陣地、提升影響力和競爭力，傳播主體必須在這四個維度上統籌考慮、精心布局、贏得先機。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媒體發展的本質內涵，要求我們針對媒體發展變化的實際，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全面提升中國話語的傳播力，首先，要有全程思維。以移動互聯為特征，在5G即將全面商業化、“萬物互聯”成為新特征的網絡時代，信息消費者接觸和消費各類信息的場景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顛覆式的變化。要以前瞻性眼光，將內容的生產和傳播放在一個更為開闊、全面的視野中去謀劃，為國內外受眾提供適宜于不同場景的消費內容。其次，要有全息思維。以數字化為特征的信息傳播消弭了傳統媒體時代的形態差別，無論是文字的、圖片的，還是音頻的、視頻的內容，其本質都是數字化的存在。隨著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推進，內容的信息容量超越人們的常規想象，與現實世界的映射層次進一步提升，受眾的消費體驗不斷優化，消費期待不斷提升，在此情形下，唯有以全息思維進行內容生產，構建話語語態，才有可能在輿論引導和輿論競爭中贏得優勢。第三，要有全員思維。在人人都是內容生產者、傳播者、消費者的時代，傳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邊界在角色不斷互換的過程中逐漸消融。從話語體系建構的角度看，除了讓主流媒體從業者成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建構者之外，也要激發廣大公眾自覺成為生動鮮活的民間話語的建構者和傳播者。第四，要有全效思維。在全新的傳播生態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精準傳播及其與現實社會的深度互動成為可能，傳播效果無論是從受傳者而言，還是從對社會的影響而言都更全面、深入。要在傳播的精度、覆蓋的廣度以及與社會實踐相融合的深度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媒體的傳播力和傳播效果。

總之，在“四全媒體”框架下，以融通思維提升輿論傳播和競爭力，一方面要創新話語體系，融通中外輿論場;另一方面，要以戰略思維融通四個維度的媒體新屬性。近年來，中央主流媒體在創新傳播手段，打造“四全媒體”的實踐中取得一定成效。例如，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在黨的十九大報道中，從選題策劃、任務分派執行到內容分發各環節，新媒體端和電視端充分協同、無縫鏈接、同頻共振;既有大屏支持小屏，也有小屏反哺大屏，實現了多屏融通、國內外融通、全維度融通，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5]

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提升中國話語的輿論影響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工作，把對外話語體系建設作為創新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來研究和部署。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思想，更加響亮地提出中國主張?！敝袊捳Z體系實現與廣大國內受眾良性互動、與國際社會有效溝通，做到“融通中外”是關鍵。

加強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建設，要構建一套既體現中國文化、具有中國特色，又易于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話語體系，從而讓國際社會更好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文明互鑒和對話交流。[6]實現“融通中外”，傳播者要有堅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汲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深入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借鑒國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探索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優秀文化融會貫通，并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我們的概念范疇表述，使中外話語體系更好地相融相通。

道路自信建立在中國發展道路的豐富實踐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艱苦奮斗，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不斷提升對于人類發展的貢獻度和責任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形成了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新概念新范疇。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文化自信不可或缺。2015年11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期間會見外方代表時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痹诘缆纷孕?、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為底層、更為基礎、也更為深厚的自信，既包含著中華民族5000多年歷史所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也包含著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構成了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建設最深厚的文化底蘊。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理論自信發揮著思想支撐和精神引領作用。相關研究和實踐證明，以“言必稱希臘”的方式建構理論，并以此來闡釋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實踐常常圓鑿方枘、捍格難通。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堅定的制度自信同樣關鍵。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為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綜上，只有以“四個自信”為根基，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才能在重大問題的國際傳播上掌握主導權，在國際熱點的輿論競爭中贏得主動權。

構建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全球輿論生態治理中國方案

人類賴以生存的輿論生態猶如自然生態環境一般，需要和諧健康的生態系統才能保證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全球輿論生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引領全球輿論生態協同治理的重要基礎，互聯網空間治理是全球輿論生態治理的重心。

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曾在不同場合向國際社會發出呼吁和倡議。習近平主席在致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賀詞中指出：“當今時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興起，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力推動著社會發展?；ヂ摼W真正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讓國際社會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同時，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迫切需要國際社會認真應對、謀求共治、實現共贏?！?016年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通過視頻發表講話。他指出，“互聯網發展是無國界、無邊界的，利用好、發展好、治理好互聯網必須深化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p>

輿論生態是各種輿論形成的人際環境和促進輿論有序發展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狀態。這種狀態趨于平穩、和諧，人們就容易在一個共同體內相安無事地生活、工作。輿論生態失調，導致各種意見尖銳對峙、互相聲討，安定的環境就會遭到破壞。輿論生態平衡的規律支配著多樣態和不穩態的輿論。[7]在全球輿論生態格局中，互聯網的開放性和共享性消融了傳統媒體時代國際輿論場的物理空間邊界，使得各國輿論生態子系統對于全球系統的依存度大幅提升;同時，由于不同國家和群體不同利益的競合，一國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輿論分歧不可避免，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意見的分歧可能演化為輿論斗爭，極端形式則是以信息戰作為基礎的輿論戰爭。

生態系統中的平衡和多樣性特征，是系統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全球輿論生態治理應以提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輿論生態中的輿論引導力和影響力為基點，推進輿論主體、輿論話語多樣性以及不同國家話語權的平衡，以中華文化傳統的融通思維為基礎，以多邊、透明、民主為基本原則，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價值依歸，協同國際輿論場中各國的相關利益，提供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國際輿論生態系統的中國方案，構建符合全人類最長遠、最根本利益的全球輿論生態系統。

（本文系山東省黨的創新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專項“健全重大輿情和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研究”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斯洛文尼亞]斯拉夫科·斯普里查、石力月：《全球治理與公共領域的跨國化》，《新聞大學》，2012年第5期。

[2][德]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史安斌、王沛楠：《斷裂的新聞框架：〈紐約時報〉涉華報道中“扶貧”與“人權”議題的雙重話語》，《新聞大學》，2019年第5期;史安斌：《西方媒體的“選擇性不聞”》，《新聞戰線》，2020年第1期;黎哲：《東歐中亞國家“顏色革命”的媒體傳播分析——以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為例》，《新聞研究導刊》，2017年第10期。

[4]李明：《融通的智慧：唐君毅論中國哲學的中和人心觀》，《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5]江和平：《圍繞國際關注關切深化對外融合傳播——CGTN十九大外宣報道開啟國際傳播新時代》，《電視研究》，2017年第11期。

[6]王曉暉：《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 開辟中國和世界交流對話新境界》，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07/c_128873074.htm，2016年4月7日更新。

[7]童兵、陳絢：《新聞傳播學大辭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

責 編∕張 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