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脫貧時代我國農村隱性貧困研究

蘇奎

摘 要：精準扶貧是針對既定標準下絕對貧困群體的脫貧戰役，貧困由家庭人均純收入等標準予以“精準識別”，扶貧重點聚焦于“三區三州”“832個貧困縣”等。在預期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這種明確指向和標準下的顯性貧困，將被定標型、遺漏型和結構型隱形貧困取代，貧困治理的政策重點也需要關注戰略與策略、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做出適應性調整。

關鍵詞：隱形貧困;貧困類型;貧困治理

中圖分類號 F328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7731（2021）09-0001-04

中國的反貧困實踐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認可，聯合國副秘書長費爾特曼盛贊其為“世界的榜樣”。十三五期間，我國脫貧攻堅卓有成效，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剩余的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至此，我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F行標準下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已然達成，預示著后脫貧時代的來臨。

1 整體脫貧摘帽中“貧困”的特征

1.1 定標性 劉永福指出“中國的脫貧標準是一個綜合性的標準”，即收入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就個人收入而言，以201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計算，農民脫貧的人年均收入標準為2300元，按物價指數折算到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736元，2019年底現價約為3218元，到2020年約為4000元?！皟刹怀?、三保障”，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1]。經過前期培訓、貧困戶識別、結對幫扶、系統管理，完成對達到標準貧困戶的建檔立卡，推進精準扶貧。

1.2 聚集性 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和特困村是我國階段性脫貧攻堅的主要對象范圍。連片特困區是指“三區三州”，包括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區域，以及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1]?！叭齾^三州”是少數民族集中聚居，其貧困發生率高、程度深、維度多、致貧因素復雜[2-3]，返貧脆弱性明顯，相對貧困仍舊存在，長期貧困仍未杜絕[4]。

1.3 以家庭為單位 從貧困區到貧困縣到貧困村再到貧困戶，最終實現精準扶貧精準到戶。從建檔立卡來說，是針對貧困戶，按照縣為單位、規?？刂?、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實施，建設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5]。從扶貧脫貧的收入標準來說，是針對農戶家庭建立人均收入標準。從脫貧目標來說，扶貧脫貧中演化出來的“五通”“八有”等，更明顯地表現為“與戶對接”，譬如“五通”中的通路、通電、通水、通廣播電視、通電話互聯網，“八有”中涵蓋的抗震安居房、人均經濟作物或經濟林果面積、人均年商品畜出欄數等。

1.4 絕對性 絕對貧困的實質是財富的絕對匱乏。第一，有明確的低收入衡量標準，基本滿足解決溫飽的需要。第二，在自然地理條件方面，具有“高、寒、大、嶇、遠、邊”特征的惡劣自然地理條件限制較為突出，物資供應方面匱乏[6]。第三，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供給方面匱乏，存在道路交通不變，教育水平低，受教育面窄，醫療衛生條件差等問題[7]。第四，存在群體文化孤島與封閉性，知識財富匱乏、社會化發育程度低等瓶頸[8-9]。

2 后脫貧時代農村貧困的演變

精準扶貧政策推動的“脫貧摘帽”不是終點，應進一步解決好相對貧困問題，最終走向致富路[10]。截至2020年底，以集中連片特困區為主戰場的精準扶貧收官，我國農村脫貧進入后脫貧時代，貧困問題也演變出系列新特征。

第一，連片性向分散性演變。連片性的貧困已經被消滅，貧困縣已經全部退出，貧困村也已經摘帽，貧困對象不再具有群聚性特征，標準線以下的貧困人口因偶發、不可控、人為等因素的影響，將呈現零星、分散的分布特征。第二，絕對性向相對性演變。在精準、強力、持續的政策助力下，確定標準的絕對貧困也在限期內被攻克，基于不同群體收入占比比較的相對貧困，將成為農村乃至全國范圍貧困問題的主要矛盾。第三，整體性向結構性演變。貧困評判從家庭為單位的整體性評價，向家庭內部的結構性貧困演變。第四，顯性向隱性演變。在后脫貧時代，現有政策性標準逐漸失效，收入整體提升情況下的不同群體收入水平的衡量與評價，將失去直接可用的標準，從而使低收入群體的貧困表現不充分。

3 后脫貧時代隱性貧困的類型

3.1 定標型隱性貧困 定標型隱性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在現行貧困標準之上，卻又接近臨界線，是基于收入層次比較的社會低收入階層，其特征如下：第一，不具備絕對貧困的特征，但屬于社會低收入階層，其貧困是相對于中高收入階層而存在的。第二，生存相關指標在精準扶貧政策標準之上，卻又處于臨界范圍之內，若與現行標準下絕對貧困對比，他們的貧困被隱藏起來。第三，由于達不到精準扶貧政策標準，不屬于“精準識別”的對象，無法進入“建檔立卡”行列，他們不能充分享受政策性資源帶來的輸血福利與發展助力。第四，由于在政策資源占有上面臨不均等，他們普遍存在相對剝削的心理，容易對扶貧脫貧政策產生負面評價，并成為扶貧脫貧中社區安定的風險因素。

3.2 遺漏型隱性貧困 遺漏型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達到了現行的貧困標準，但由于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他們卻未能進入精準扶貧序列，其特征如下：第一，符合精準扶貧的政策標準，屬于絕對貧困人群。第二，不具有普遍性，呈現零星、碎片化的分布。第三，導致貧困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包括貧困戶主觀心理、政策主體管理失靈、非均衡政策遺漏等。

3.3 結構型隱性貧困 結構型隱性貧困是家庭內部存在的剝奪性貧困，貧困主體是家庭倫理關系中的“弱勢群體”，其特征如下：第一，隱藏在微觀層面的家庭內部，發生于家庭成員倫理關系中，具體到家庭成員個體的貧困，通常是家庭中老年、年幼、體弱、疾病等人群。第二，通常存在于低收入家庭、脫貧家庭和貧困家庭。第三，根源于家庭倫理道德的缺失、社會監督的缺位、相關制度供給不足等。

4 后脫貧時代隱性貧困的成因

4.1 定標型隱性貧困 貧困是絕對的，亦是相對的。絕對貧困是符合特定階段既定的國際或國家判定標準，在基本生活需要滿足上面臨極度匱乏性的貧困，絕對貧困人群需要借助既定的絕對貧困評價標準來進行判斷和識別。相對貧困是在不同收入層次（或主體）之間，對比較高收入層次（或主體）而表現出的匱乏性貧困，相對貧困人群通常在規模分配視角，借助制定收入水平層次標準進行判斷。定標型隱性貧困具有相對性，在對標精準扶貧政策標準之下，其相較于中高收入群體的匱乏性貧困被模糊。在后脫貧時代，隨著現行標準下絕對貧困群體的退出，這一臨界線上群體的貧困將被顯性化，并自然地成為下一階段政策性貧困治理的主要對象。其貧困成因有：

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客觀性。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質量差異具有客觀性，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結合的分配制度，在保障分配機制公平的同時，會導致收入分配在結果上的不公平，并造成收入水平標準下社會階層的分化。通常，依據收入水平進行的層次劃分，包括高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低收入階層和貧困人口。在這種層次劃分中，貧困人口是對標政策標準的顯性化貧困人群，而其中的低收入階層，則是最接近絕對貧困狀態的群體，并實質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貧困。

第二，具體階段上貧困標準的確定性。社會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貧困的定義和標準會有所不同，并存在動態調整的必要性。從這一角度看，扶貧脫貧將是一項長期工程，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摘帽”僅僅表明現行標準下扶貧脫貧目標的達成，卻并不意味著扶貧脫貧工作的終結。在共同富裕目標未達之前，隨著新政策目標的建立，扶貧脫貧將開啟新的征程。相對于確定標準下的絕對貧困，臨界線以上的低收入群體中富含了諸多貧困因子。他們無法與政策全面精準對接，從而削弱了其改善生存質量的政策資源基礎，導致其生活水平提升速度較慢，生活質量改善不明顯，甚至跌落到貧困線以下，成為顯性標準的絕對貧困人口?？梢钥隙?，在確認當前精準扶貧成果，并正式宣布階段性的脫貧攻堅圓滿收官之后，隨著絕對貧困群體的退出，更為大規模的低收入階層將浮上水面，這種對應更高收入標準的另類貧困將顯性化。

4.2 遺漏型隱性貧困 在精準扶貧強勢的政策背景下，集中連片貧困區由縣到村、由村到戶的精準識別，“建檔立卡”的過程通常不會產生遺漏。但在非集中連片區域，由于政策投放力度、貫徹落實力度、監督管理力度的弱化，加之貧困的碎片化，便容易產生扶貧脫貧的“死角”，形成遺漏型貧困。其貧困成因如下：

第一，在碎片化的扶貧脫貧區域，受扶貧對象未成規模、貧困程度相對較淺、限期目標約束壓力感知不敏感、政策投放力度小、社會關注度不高等因素的影響，扶貧脫貧的氛圍極易被稀釋、淡化，極易誘發扶貧脫貧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傾向，導致“識別不精準”“保障不到位”“治理低效”等問題的產生。第二，在被稀釋的政策環境中，易于產生基于扶貧脫貧政策性資源的尋租、貪腐行為，導致政府失靈，滋生主觀性的不作為或亂作為現象。第三，在被稀釋的政策環境中，主要由于缺乏有效的智力輸入，加之地方管理者能力缺陷，導致政府失靈，產生治理低效。第四，在被稀釋的政策環境中，受區域傳統的治理特征、個人政策感知、貧困程度、文化水平、個性心理反應等因素的影響，可能產生需要被幫扶的對象容忍“未被識別到、幫扶到之結果”的現實。

4.3 結構型隱性貧困 即將完美收官的精準扶貧，其最末端是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家庭，判定貧困的主要依據也是家庭人均收入，卻并沒有深入家庭內部，從而無法呈現家庭內部財富分配和占有結構特征，無法將貧困問題的討論廣泛地具體到個人。其貧困原因如下：

第一，鄉村振興戰略導向下，若沒有公序良俗的歷史積淀與長期積累，在農村社區群體中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并使其融入家庭生活，便會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入，商品經濟意識和利己主義思想也深刻影響、改變著農村社區居民的行為選擇。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極易出現家庭倫理的扭曲，導致家庭內部剝奪性貧困的發生。第二，家庭具有相對獨立性，農村社區家庭也不例外，社區或社會力量很難介入到農村家庭倫理關系中，無法對家庭倫理關系的正?；?、優化進行干預，家庭實際上成為“貧困黑箱”，從而導致家庭內部隱藏的掠奪性貧困長期存在。第三，農村社區家庭普遍存在留守問題，在扭曲的家庭倫理關系中，缺乏甚至喪失生存能力的家庭成員將陷入貧困;在正常的家庭倫理關系中，他們遭遇的則主要是“困”。第四，知識匱乏性是導致家庭倫理關系扭曲、惡化的重要因素，沒有良性、持久的倫理教育、熏陶與約束，家庭倫理關系中的掠奪性與野蠻性因子便極有可能出現持續的代際傳承，“啃老”與“遺老”便會接踵而至。

5 后脫貧時代隱性貧困的治理思路

隱性貧困預示著推進扶貧脫貧可持續的必要性?！柏殑t窮，困則難”，判定貧困既要有政策性的標準，又要有結構性的實證，還要有適應性的調整。治理貧困需要處理好“大寫意”與“工筆畫”、物質與精神的關系。

5.1 “大寫意”與“工筆畫”的協調

5.1.1 “大寫意”需要突出戰略性與指導性 對于后扶貧脫貧時代的扶貧脫貧來說，“大寫意”的戰略規劃仍是保障扶貧脫貧持續有效推進的重點，但又必須突破精準扶貧戰略下“集中連片”的框架，并在更高的標準和更大的范圍上進行規劃部署，使其更加接近“共同富?！钡哪繕艘?。為此，需要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快完成精準扶貧階段目標任務成果完成情況的審核工作，以明確扶貧脫貧戰略重點轉移現實條件的充分性，以厘清下一階段扶貧脫貧戰略規劃基礎條件的完備性。第二，針對臨界線以上的收入區間，建立后扶貧脫貧時代新的人均收入標準、戰略目標和內涵要求，識別、梳理出后扶貧脫貧時代扶貧脫貧的對象。第三，明確后扶貧脫貧時代的指導方針，將治理的重點由“生存意義上的貧困”轉向“生活意義上的貧困”，使新的目標明顯突破“兩不愁三保障”之內涵要求。第四，基于現有扶貧脫貧政策制度的適應性調整，確保政策配套、有效，切實明確下一階段戰略的推進模式、實施路徑、資源保障和主體責任。

5.1.2 “工筆畫”需要突出具體性與針對性 對于后扶貧脫貧時代的扶貧脫貧來說，“工筆畫”的對策措施在建立更高收入標準的同時，更需要結合區域實際、農村社區實際和農村家庭實際，切實增加更豐富的、更切合實際的、體現“更加美好生活”要求的元素。為此，需要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以解決“生活意義上的貧困”為目標導向，在區域層面持續鞏固和發展產業扶貧成果的基礎上，將農村社區建設作為主戰場，把建設、優化農村社區人居環境作為主要內容。第二，把建立、發展“公序良俗”作為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內容，提升農村社區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帶動農村社區內的每一個家庭，創建開放包容、共享共治的局面。第三，充分調動、利用農村社區內部和外部2種資源、2股力量，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組織制度建設、人才隊伍建設、道德文化建設的力度，為切實推進、實現鄉風文明戰略目標提供保障。第四，加強農村社區管理與社區家庭的深度融合，使社區影響力扎根到家庭內部倫理關系的維持、調整、優化過程中。

5.2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 絕對貧困集中表現出的物質匱乏性，其根源在于財富創造能力的缺失。為此，消除絕對貧困便直接表現為對標貧困標準的人均財富提升過程，并進一步上升為提升財富創造能力的過程。與此相適應，在精準扶貧戰略初期階段的“輸血”思路，主要依賴政策性的資源投放，提高貧困人群的財富占有水平，解決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后期階段的“造血”思路，則以產業扶貧為主導，將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起來，將外生動力優化與內部動力培育結合起來，提高貧困人群財富創造的意識與能力。

定標型隱性貧困實質上是相對貧困。隨著后脫貧時代的到來，臨界線以上的低收入群體因為失去絕對貧困群體的參照，便成為相對于中高收入群體的顯性化貧困群體。這種貧困的主要根源是財富創造能力和資產性收益的差異性。消除此類貧困的根本路徑是“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幫扶機制”，保證扶貧脫貧政策“接續推進”，并結合階段性實際調整完善扶貧脫貧政策對象、標準、目標、路徑等，發揮非均衡政策在發展機會、發展資源和發展利益上的調配功能，強化這一群體爭取更美好生活的能力。

遺漏型隱性貧困實質仍然是絕對貧困，消除此類貧困的根本路徑是弘揚風清氣正，崇尚科學管理，實現管理優化，有效抑制政府失靈。

結構型隱性貧困中物質匱乏性的標簽已經淡化，卻更清晰地打上了財富再分配機制影響力的烙印。消除此類貧困的根本路徑是基于倫理優化的精神文明建設。（1）加大農村社區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方面的配套設施投入與建設，夯實精神文明建設的設施基礎。（2）加強落實社區義務教育，秉承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育人理念，夯實農村社區人口綜合素質提升的基礎，促進優生優育，改善代際傳承。（3）加大農村社區的德育宣傳和教育工作，積極推進鄉規民約、組織結構、典禮儀式、人才隊伍等方面的建設，使鄉風文明大行其道。（4）暢通農村社區鄉風文明建設與社區家庭的聯系渠道，建立介入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援助機制等，使文明鄉風融入家庭倫理建設之中，促進文明家風的培育、展示、傳承，在思想源頭上消除結構型隱形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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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