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初考

肖伊緋

提 要:本文通過對大量近代出版物與出版文獻的比較研究,重點考察以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為代表的“名人薦書”商業模式運作與推行歷程,大致推定“星期標準書”運作約三年時間,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畢,合計印行約100種。這100種“星期標準書”,內容廣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文學、科學等各個領域,譯著者、編著者、評書薦書者大多為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對近代公共知識傳播起到了持續且深遠的影響。

清同治十三年(1874),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因“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①(清)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張文襄公全集》第八冊,北平：楚學精廬,1877年,第1葉。,撰成《書目答問》一書,可視為近代名人薦書之濫觴。 民國初年,梁啟超、胡適分別編列書目,向大學生推薦“國學必讀書”,后由上海亞洲書局合編為《梁任公、胡適之先生審定研究國學書目》,于1923年出版,矚目一時,成為近代名人薦書的典型案例之一。不過,從張之洞到梁、胡二人的“薦書”,都只是偶一為之,將“名人薦書”作為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進行推廣運作,還得從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說起。

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可以看作一個商業圖書品牌。 據當時刊發的《星期標準書出版原則》公告,稱:“本館為增進人生效能,使人生達到最完滿之發展,特印行星期標準書?！本妥置嫔险f,這樣的營銷話語與一般的叢書品牌并無太多區別。 但與一般叢書不同的是,它不僅僅以“學者名流薦書”為號召,還涉及新書出版、發行、營銷等系列措施,有一整套完整的商業模式。 借助商務印書館強大的出版以及營銷能力,這種模式以及這套叢書在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一、“星期標準書”溯源

“星期標準書”的誕生,與《讀書指導(第一輯)》在商業上的成功息息相關。 1934年5月5日,商務印書館在其印行的《出版周刊》(新第七十五號)上增設“讀書指導”欄目,“廣約國內學術專家,分撰各科研究法,逐期登載”,備受讀者歡迎。 次年8月,此欄目的33篇文章被合編為《讀書指導(第一輯)》,“計四百余頁,二十余萬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此書一方面公開發售,另一方面也作為贈品送給預訂全年《出版周刊》的訂戶。 由于此書內容包括之學科凡二十余種,各將歐美古今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與作者自身的研究經驗,融會貫通,為讀者指示入門捷徑,一經出版,頗受讀者歡迎,很快脫銷。 自1935年8月初版印行后,至同年10月即先后重印了4版。

《讀書指導(第一輯)》的成功面世讓商務印書館看到了商機。 在該書的“訂正五版”推出前不久,館方又邀請蔡元培(1868—1940)為此書撰序,并將此書確定為“星期標準書”第一種,大力向公眾推廣。 據蔡元培日記,1935年9月28日,“得王云五函,并《讀書指導》一本,索序,須于十月一日以前繳稿”①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日記1913—1936),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28頁。。 為此蔡氏在兩天內就撰成序文。 序中有云,

現在有一本書,羅列著無數呂仙的指頭,其中有幾許指頭,的確可以點石成金……這豈不是希世之寶嗎? 這個希世之寶是什么? 就是商務印書館新出版的“星期標準書”第一部《讀書指導》。這本讀書指導,是就各種學術,請專門家草成研究法,如這一種學術的范圍與關系,工作的方法,參考書的目錄,都詳細的寫出來……

蔡元培在序中還歸納了《讀書指導(第一輯)》的三大用途,一是“便于自修”,二是“便于參考”,三是“便于增加常識”。 這三大特點,也幾乎成了“星期標準書”系列選書、薦書的標準。 從這個意義上講,蔡元培所撰的這篇序文,實則可以看成“星期標準書”這一品牌的總綱。 商務印書館在后續刊印的《讀書指導(第一輯)》“訂正五版”中,不僅將蔡序置于篇首,還特別制作了印有“星期標準書”標識的封套,在封套底部印上蔡序全文,并冠以“蔡元培先生對于本書之介紹”的題目。 至此,“星期標準書”這一出版界的新生事物,正式進入了公眾視野。

“星期標準書”自創立之初,就維持相對穩定的運作模式。 具體而言,就是每個星期邀請一位名人,向讀者推薦一本“商務”出版的新書,而在薦書當月讀者購買此書就可以享受對折優惠(后來改為七折)②詳見商務印書館印制《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發行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要推行這一模式,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所出版的新書數量與質量必須有所保障。 20世紀30年代前后,商務印書館一方面備受時局動蕩、成本攀升等諸多不利因素的困擾,一方面也開始在機構管理與經營模式上尋求改革,以期振興。 “一·二八”事變后,“商務”雖受重創,但通過強化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品類等方式,迅速實現了復興,幾乎達到了日出一種新書的出版頻率。 為了銷售新書,館方在面向預約訂戶實行折扣優惠活動之外,還頻頻開展各種應時的促銷活動。 而“星期標準書”模式出現后,完美契合了“商務”當時的需要:一方面,它可以充分整合資源,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它又可以通過優惠手段擴大銷量,緩解營銷壓力。

幾乎與“星期標準書”同時,利用名人效應推動營銷的“名人薦書”模式也被其他出版機構所運用。 如上海雜志公司于1935年開始著手出版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以及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和“晨光文學叢書”,均借用了文壇名家的號召力。 但與“星期標準書”不同,前者主要是由名家編撰供稿,而后者則重在由名家出面推薦,名家供稿數量有限,而名家推薦則要靈活豐富得多。 這種差異,更兼商務印書館強大的出版發行能力,使得“星期標準書”在品類上遠超其他叢書品牌,在當時眾多的商業出版物中脫穎而出。

不過,“星期標準書”在收獲社會各界廣泛好評的同時,也不乏一些頗有分量、極有水平的批評之聲,其中就包括魯迅(1881—1936)。

1936年新年伊始,魯迅以筆名“何干”在《海燕》月刊1月號刊出一篇題為《大小奇跡》的短文,很不客氣地批評了“星期標準書”:

元旦看報,《申報》的第三面上就見了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這回是“羅家倫先生選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奮斗》(A.Hitler：My Battle),遂“摘錄羅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Ｌ乩段抑畩^斗》一書系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以此書列為星期標準書至為適當?！钡词共豢醋g本,僅“由此處入手”,也就可以認識三種小“奇跡”,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中央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真是奇殺人哉!

魯迅的批評,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將希特勒《我之奮斗》一書選為“星期標準書”,存在選書不當;二是此書是從英文轉譯而不是直接譯自德文本,存在編校出版不精;三是由羅家倫(1897—1969)以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身份來介紹此書,推薦者的選擇也不合適。

批評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魯迅對“星期標準書”的關注,恰恰說明此叢書在當時的文化界與學術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二、“星期標準書”的種類及數量初探

不過,“星期標準書”的歷史,后世對其一直鮮有系統整理及研究,以致后人對當年的實際運作情況缺乏確切認識。 1976年,給《魯迅全集》做注釋的編輯王仰晨(1921—2005)為準確理解“星期標準書”這一概念,特意向巴金(1904—2005)寫信求教。 1976年7月19日,巴金在復函中對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魯迅全集》第六卷《大小奇跡》一文中的注釋,予以了基本認可①此注釋為：“星期標準書：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推銷書籍,從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由該館編審部就日出新書及重版各書中每周選出一種,請館外專家審定,列為‘星期標準書’,廣為宣傳介紹?！痹斠婔斞福骸洞笮∑孥E》,《魯迅全集》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489頁。。 巴金還將自己保存的一張“星期標準書”封套隨信附寄給王仰晨②巴金：《巴金書簡：致王仰晨》,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3頁。。雖然目前無法確知這張封套究竟是什么樣子,但據此可以推測,當年的“星期標準書”似乎都會在封套上加印標識,以作區別。

筆者后來獲見一冊商務印書館1937年1月初版的《印度短篇小說集》(平裝本),印證了這一推測。 此書封套中下部印有硬幣大小的“星期標準書”標志(為一球狀體外繞環帶,帶上印“星期標準書”字樣),特別醒目易識,且封底還印有梁實秋的“薦書語”。 打開封套,其下別有封面,是當時常見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統一設計的樣式:紅葉繞垂兩側,中心印制書名。 筆者曾獲見過這套叢書數種,從未見過其中任何一種印有“星期標準書”標志者,概因原配封套均散失無存之故。 筆者后來又相繼發現兩冊1936年4月商務印書館初版的《人與醫學》(精裝本),封套均是素面無圖,沒有加印“星期標準書”標志,只是其一在封底版權頁上粘貼有一枚形似郵票的“星期標準書”標志小票,另一則沒有。 此外,還發現明確列入“星期標準書”第58種《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1936年5月初版),與《人與醫學》類似,封套上也沒有印制標識。 而《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一書,1930年6月初版、1933年5月“國難后第一版”及1935年7月“國難后第二版”均在“星期標準書”推行之前,故而不屬于“星期標準書”,但“國難”后的兩版,均參與“星期標準書”活動,有帶標志的實物存世。

據此,可以進一步明確:“星期標準書”是作為一種品牌進行運作,而非叢書名稱;入選“星期標準書”的書籍,既可以是單行本,也可以是其他叢書中的一種。 它與其他書籍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外在裝幀,或是印有“星期標準書”標志字樣的封套,或是粘貼在版權頁的“星期標準書”標志小票。 由于這兩者都是在原書上額外添置的,很容易遺失或損毀,以致如今看到的很多曾明確被選入“星期標準書”的民國原版書,都已看不到標志。

《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發行概況》中載錄了首批33種“星期標準書”,然而此后入選“星期標準書”的圖書到底有多少種,又涉及哪些書? 由于沒有搜集到來自商務印書館內部的權威資料,目前尚無定論,以下僅根據筆者所見資料略作探討。

筆者曾搜集到一則1936年印制的商務印書館廣告,可以證明1936年下半年度至少有17種圖書入選“星期標準書”。 在1937年3月的《東方雜志》上,又發現仍有“星期標準書”廣告頁面,稱新增14種書籍,并明確標注當時的“星期標準書”已達69種之多。 雜志中另有廣告插頁,明確標示了兩種書籍為“星期標準書”,故合計達71種。 1937年5月1日的《文學雜志》創刊號的“星期標準書”廣告頁面,刊載了第73至77種“星期標準書”的書目,明確標示了第77種“星期標準書”的優惠活動截止時間為1937年8月2日。 另外,筆者曾獲見的一本商務印書館內部廣告剪頁簿上,明確登載《中國婦女問題》為第90種“星期標準書”。

另據1938年6月1日印行的《東方雜志》(第35卷第11號)所發布的一則“星期標準書”廣告,可知“星期標準書”在此時已印行達100種,統為一輯。 廣告還稱,1938年5月16日至9月15日期間整輯購買可享受定價七折優惠,亦可拆分零售,零售優惠為定價八折。 同年7月1日印行的《東方雜志》(第35卷第13號)再次刊發“星期標準書”廣告,并將一輯百種書名及相關信息按書的內容逐一分類羅列,公諸于眾。 至此之后,筆者再未發現“星期標準書”有任何后續活動的相關記載。

據以上資料,筆者推測“星期標準書”活動開展了約三年時間,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畢,三年間合計為100種。 值得注意的是,第74種《印度短篇小說集》與第52種其實是同一本書,卻占了兩個編號。 而《居禮傳》也兩次入選,占了第72、87兩個編號。故雖然是100種書,其實卻有102個編號。

筆者此稿完成之際,可以確定書名與編號相對應的“星期標準書”為90種(其中兩種重復),另有12種據《東方雜志》所刊廣告錄入,但無法查實其對應編號。 現將相關書目編列如下①表中序號標“·”部分,為書名與編號對應與否尚無法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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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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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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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這100種“星期標準書”門類齊備,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文學、科學等多個領域。 其中九成以上為譯著或編著,國內學者的專著并不多見。 這說明在20世紀30年代的知識群體中,向西方求索科學與新知的氛圍還是極其濃厚的。 從這些書的“推薦人”來看,名流匯集,幾乎皆為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一流學者,也可以想見當年“星期標準書”的影響力。

三、“星期標準書”的研究價值

作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圖書品牌,“星期標準書”雖然僅是一種商業營銷模式,但除了作為近代商業出版的研究案例之外,它的選目、相應的編譯者、推薦人以及相關薦語等,也都具有相當的史料研究價值。

“星期標準書”誕生于1935年10月,終止于1938年9月,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侵華態勢愈演愈烈,“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北平、上海接踵淪陷,商務印書館的經營和生產重心被迫從上海轉移至香港。 在這樣特殊的歷史區間之中,“星期標準書”向國人推薦什么書,館方邀請什么人推薦,推薦人又如何評價所推之書,勢必帶有濃厚的時代烙印。

如1936年4月初版的第32種《四騎士》,本是一部西班牙小說,后轉譯成法文,再由李青崖(1886—1969)譯為中文本,薦書人徐仲年(1904—1981)在薦語中開篇即稱“《四騎士》是一部充滿愛國熱情的小說”,又細述此書所要表達的愛國熱情是怎樣的,轉譯為法文時法國譯者又是如何借題發揮表達反對德國侵略的愛國熱情的,最后又總結說:“我們讀了這部書后,覺得現時中國的處境,危殆不下于當時的法國:我們可曾用一致大無畏的精神來挽救這個危局么?”又如1935年9月初版的第41種《十七世紀南洋群島航海記兩種》,原本是近300年前西方探險家所撰寫的航海筆記之匯輯,應該視作東南亞地區海路交通史料,與中國時局并無多少關聯,但薦書人顧頡剛(1893—1980)的薦語仍與時局密切相關,文中提到:“我國僑胞之赴南洋者,時代之早,人數之眾,遠過歐人;徒以不能團結組織,數百年來淪于異族統制之下,備受摧殘。 ……數十年來,中國之不亡者幸也。 借通商之美名,博殖民之實利,今之所謂‘勢力范圍’,‘關稅政策’等等,名稱雖異,其目的與動機,則固與當年經營南洋無二致也。 譯是書者,殆有深意存乎?”再如1937年1月初版的第68種《人的義務》,為意大利革命家馬志尼(Mazzini,1805—1872)所著,為愛國勵志之世界名篇。 馮友蘭(1895—1990)為此書撰寫的“薦語”說:“一個民族的自由平等,或一個人的自由平等,都是自己奮斗得來的,不是別人賜與的。 在現代世界里,每一個民族,在得到他的自由平等以前,都經過一番激烈的奮斗……中國現正爭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時候,讀這篇文章,可以長人志氣?！睆倪@些書目與薦語中,可以窺見當時知識界的思想動態,了解當時救亡圖存壓力下精英知識分子對啟迪民智、鼓舞士氣,最終實現救國自立的急切。

此外,從編譯者與推薦人的選擇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近代文學研究中少為人注意的一些方面。 如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所著《托爾斯泰傳》,1935年11月出版,作為第42種“星期標準書”進行推廣。 此書與《貝多芬傳》(1903)、《米開朗基羅傳》(1906)并稱“巨人三傳”,均由傅雷先后譯出,但僅有《托爾斯泰傳》被選入“星期標準書”進行推廣。 此書的推薦人為梁實秋,其薦語中稱:“他是俄國革命前夕的一個巨人,不僅是一個文學家,亦不僅是一個理論家,他的一生即是他的思想的實踐。 羅曼·羅蘭是最宜于寫他的傳記,因為羅曼·羅蘭是受他影響最深的一個。 傅雷先生的譯筆是忠實而流利的。 這是傳記文學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睂π挛膶W運動研究者而言,梁實秋出面推介傅雷譯本這一史實本身就頗具研究價值。 但這樣的關系,在如今的梁、傅相關研究中卻罕有留意者。

時隔80余年,“星期標準書”的商業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推廣運作的,中間持續了多長時間,又是因為什么原因消失的,種種疑問模糊難解,尚待今人進一步研究。 無論如何,作為當年影響極大的一個商業出版品牌,其對中國近代出版文化及知識群體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值得相關領域學者予以更多的重視并加以探索。

【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廣告頁,1937年3月發布】

【《商務印書館星期標準書發行概況》,1936年3月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