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元版《蒲室集》刊刻時間小考

徐瀟立

提 要:元刻本《蒲室集》的具體刊刻時間,目前通常認為是元后至元刻本,也有認為是元至正刻本。筆者從撰者傳記資料、正文內證及誤刻的年號等方面,證實此本為至正年間刻本無疑。

《蒲室集》有元刻本傳世,版式為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細黑口,四周雙邊。 全書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附《書問》一卷、《疏》一卷,以及大弟子所輯《中天竺禪寺語錄》《大龍翔集慶寺語錄》《笑隱和尚住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即《四會語錄》),今藏國家圖書館。 《涵芬樓燼余書錄》著錄,作“元刊本”①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年,集部葉七八。。

關于元版《蒲室集》的具體刊刻時間,目前所見有兩種不同的著錄,第一種認為其為元后至元(1335—1340)刻本,幾乎所有的現代書目與研究皆持此觀點②書目、圖錄諸如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南京大學學報叢刊》本,1983年,第35頁；《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262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55頁；《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5冊,第13頁；《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61頁。研究論著諸如《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244—1246頁；董平主編：《杭州佛教文獻集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輯,第11冊,第5732頁；羅鷺：《四十七部元刻元人別集書錄》,《國學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5頁；傅璇琮主編：《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金元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6頁；凌幸安：《笑隱大及其佛學思想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17頁；鄭星辰：《釋大〈蒲室集〉版本考述》,《泰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73頁。元代有兩個至元,一為前至元(1271—1294),一為后至元(1335—1340),在表述之時,通常均作“至元”。關于元版《蒲室集》的著錄有作“至元刻本”者,或作“后至元刻本”者,所指相同,本文不再一一區別。,第二種將該本著錄為元至正(1341—1368)刻本。 鳳凰出版社《全元文》卷八五八收錄虞集《大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太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公行道記》(以下簡稱《行道記》),文末標注出處為“元至正本《蒲室集》卷末”①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八五八《虞集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27冊,第43頁。而在《全元文》卷一一二六之釋大卷中,整理說明僅稱《蒲室集》為元刻本,第35冊,第334頁。。 這則出現于邊緣位置的版本注記極易被忽略,幾乎未引起學界的關注②余來明《元代科舉與文學》直接引用《全元文》中的著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66頁注釋2、第640頁注釋2。筆者知見有限,此外并未發現其他有著錄作“至正刻本”者。。 對這一有別于傳統的著錄,《全元文》并未給出具體版本依據。 這可能是囿于全書體例,若再給出處加注,恐失之繁瑣,然“至正”與“至元”僅一字之別,故也不排除誤植的可能性。

一、傳記資料中的時間信息

元版《蒲室集》卷首有后至元四年(1338)虞集序,此為書中唯一明確標明撰寫時間的序跋文獻,因此歷來被認為是鑒定刊刻時間的重要依據。 早在民國年間,傅增湘先生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著錄了一部自藏的清抄本《蒲室集》,稱其“前有后至元四年虞集序,從后至元四年刊本出”③(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313頁。,即以序年來判定所據之本的刊刻時間。 虞集序稱:

高上人久從公游,不鄙予之衰朽而來過焉,乃盡得所為《蒲室集》者數巨帙。惜予有子夏、丘明之疾,危坐虛室,使善讀書者瑯然誦之……豈期寂寥遲暮之馀,而有此獲也。故題其編末而歸之①(元)釋大：《蒲室集》,元刻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虞集所見《蒲室集》當為稿抄本,序中“高上人”不可考,但知其與釋大有長期交游,且可能為大稿本的收藏整理者。 雖然序中只字不言刊刻之事,但可以推測,高上人將稿抄本攜至虞集處,意在索序,以備日后刊行之用。 撰序的后至元年間,《蒲室集》是否曾刊行,從存世文獻資料來看,無法直接判斷。

真正對考訂元版《蒲室集》具體刊刻時間有著重要意義的并非卷首序,而是卷末兩篇關于釋大的傳記資料:虞集《行道記》與黃溍《有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公塔銘》(以下簡稱《塔銘》)。 釋大圓寂于至正四年五月,《行道記》與《塔銘》撰于此后。 兩篇文章均未署年月,但《行道記》內有“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載”之語,釋大住持大龍翔集慶寺在天歷元年(1328),故可推此文撰于至正五年(1345),若算入天歷元年,則為至正四年。 《塔銘》尾署“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溍撰”,據宋濂所撰《金華黃先生行狀》,至正三年(1343)“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 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 居四歲……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②(明)宋濂：《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載其《潛溪先生集》卷一四,明天順刻本,葉二,上海圖書館藏。,則黃溍以致仕身份撰寫《塔銘》的時間與至正四年或五年亦相符。 虞、黃二文所在葉面的字體風格與全書其他葉面并無二致,刻工有“張”“朱”“陳”,這三個單字亦出現于正文葉面,基本可以排除傳記為后印補刻的可能性,張元濟先生亦謂其“必系同時鐫版”③張元濟：《涵芬樓燼馀書錄》,集部葉七八。,因此《蒲室集》刊刻時間之上限為至正四年或五年。

車才良先生在《〈蒲室集〉版本及其在日本的流傳》一文中注意到《行道記》的撰寫時間,并考證日本延文四年(1359)翻刻本《蒲室集》在延文三年(1358)(即至正十八年)已經刻成,推導出《蒲室集》傳入日本的時間在至正五年至至正十八年間④車才良：《〈蒲室集〉版本及其在日本的流傳》,見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01—411頁。。 但該文仍沿襲舊說,通篇將《蒲室集》定為元后至元刻本。 從日本的首次翻刻情況來看,可知元版《蒲室集》至少在至正十八年前已經刊刻完成,其刊刻時間跨限在至正四或五年至至正十八年之間,與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重合。

二、正文中豐富的內證

除了書中附件資料透露著刊刻時間的訊息,遍檢《蒲室集》正文,內有多篇文章明確提及至正年號,此為否定“后至元刻本”之說的最直接證據,茲列如下:

1.至正三年,宣政院奏公斷事官。未幾,移疾來金陵。留旬月,又將有武夷游。吾羈官寺而不能去,乃書所愧,以與之別。(《送常道夫游武夷詩序》)①《蒲室集》卷八,葉八。

2.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月始疾愈。行宣政院又檄請主海鹽之天寧寺,吳中士夫咸喜其至,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書,不以病起為困。(《書印土寺記后》)②《蒲室集》卷一四,葉七。

3.高公獨峰長老于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鹽天寧住持,于九月廿八日示寂。越二十日訃聞。十月廿五日,龍飛寺住持大設位于東庵,批誦《華嚴》《法華》妙典,用伸莊嚴。(《祭高獨峰文》)③《蒲室集》卷一五,葉一八。

4.前育王石室法弟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寂于吳江受經普向院,阇維獲設利,齒牙不燼,陪葬于受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祭瑛石室文》)④《蒲室集》卷一五,葉一九。

三、以誤刻考刊刻時間

在《蒲室集》卷八《曹文貞公續集序》中,再次出現至正年號,然而此“至正”與上文所述的“至正”性質不同。 序文稱:

至正四年,御史臺文下,刻公詩集于諸路府學,示所以褒崇元老,勸勵來者,而使有矜式焉……公之季南臺管勾君,又得于公之賓從、僚佐、門生、故吏之所稱道傳寫,凡詩與文若干,編匯為《續集》若干卷,增刻之,可謂善繼述者矣①《蒲室集》卷八,葉七。。

曹文貞公即曹伯啟(1255—1333),撰有《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又名《漢泉漫稿》),后至元四年,由御史臺下文刊刻,書中所附后至元四年歐陽玄、吳全節序可以印證②詳(元)曹伯啟：《漢泉漫稿》,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秘笈》影印清金侃抄本。。 除正集十卷外,曹伯啟另有《續稿》三卷。 至正元年(1341)四月虞集在《曹士開漢泉漫稿序》一文中述及:“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③(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三,明景泰刻本,葉三,上海圖書館藏。,據此可知《續稿》刊于后至元四年至至正元年四月之間,《續稿》當即《續集》,因此,釋大《曹文貞公續集序》當亦撰于此段時間內或其后不久。

與事實相違的是,元版《蒲室集》中收錄的《曹文貞公續集序》“至元四年”卻變為“至正四年”(圖一),“正”字無剜改痕跡,為原版所有。 釋大本人當然不可能將此重要年份寫錯,對于這一史實也全無必要進行主動竄改,當為刻工的誤刻。 然“元”與“正”筆畫差異較大,不可能為形近致誤。 后至元與至正恰為兩個相鄰年號,刊刻行為若發生在后至元年間,將“至元”誤刻成下一個年號“至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蒲室集》的刊刻當在至正或至正以后,但考慮到此本為元版無疑,可以確定其刻于至正年間。 刻工在無意識中將當下的年號“至正”誤鐫于書版之中,卻為后世留存了版本鑒定的線索。 當然,除刻工問題外,也有可能是抄胥或寫工的失誤,至正年間的抄寫者據釋大稿抄本傳抄寫樣,誤將“至元”寫為“至正”,隨后刻工照刻。 這一蘊藏在版葉之間的小瑕疵是證明《蒲室集》為至正刻本的有力證據。

圖一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元版《蒲室集》

在古書刊刻中,誤刻年號的情況并不罕見,但通常是誤作已經發生的歷史上的年號,例如陳垣先生在《?？睂W釋例》卷五中總結的“不諳元時年代而誤例”④陳垣：《?？睂W釋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16頁。。 而誤作未來之年號,按照常理,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據此特殊現象來考訂版刻時間之上限。

四、結 語

通過本文論述可知,目前對于國家圖書館藏元版《蒲室集》的主流著錄是錯誤的,該本中存在較多與“后至元刻本”這一論斷相矛盾之處,證明其為至正年間刻本的方法亦并非單一。 對于具體刊刻時間的考察直接關涉《蒲室集》是刊于釋大生前抑或其圓寂之后,這對理解現存《蒲室集》的編刊有一定價值。 舊家書目在著錄版本時通常僅著錄為某朝所刻,隨著版本學的發展,版本信息的著錄趨于具體化,但與此同時,又難免滋生錯誤。 《蒲室集》的版本誤判在于將卷首后至元四年虞集序作為唯一的版本依據,是以序定年的典型案例。 但若僅以撰于至正年間的《行道記》與《塔銘》來判定版本,結論可能與目前的鑒定相同,然其實質又與以序定年無異。 本文旨在提供更多判定依據,以使版本著錄更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