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獻學學科體系初探

孫顯斌

提 要:古文獻學至今未能完成其學科體系的建構,雖然學界對此問題亦未完全達成共識,但仍有一些基本的結論,如古文獻學學科由理論、歷史及其學科分支三部分構成。其中理論方面最重要的是對文獻構成的靜態層次和生命過程的動態層次的認識,相應地,古文獻學的基本任務則是研究古文獻的本體及其發展、整理和利用。古文獻學的分支主要包括從傳統文獻學基礎上逐步擴大的八個分支,即目錄、版本、?？?、編撰、典藏、流通、整理、注釋。

古文獻學在我國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但直到1928年,第一部文獻學專著——《中國文獻學概要》才由鄭鶴聲、鄭鶴春兄弟完成,標志著學界開始嘗試建構古文獻學的學科體系。 這一變化與近代以來西方學術對我國傳統學術的沖擊有關,也與當時反思傳統文化的思潮有關。 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科學”地“整理國故”成為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一項重要活動。 胡適在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拉開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序幕。 同年,北京大學國文系下設語言文字、文學、整理國故三科,使得古文獻學在高等教育學術體系中有了位置,并成為培養學科人才的基地,可以說,“整理國故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古文獻學學科的發展。 在學科發展初期,研究者僅是將傳統學術中相關部分抽離出來,形成以目錄學、版本學、?？睂W為主體的古文獻學學科體系。 真正的大發展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從那時起,陸續有古文獻學專著面世,學科各分支的研究也都有長足進展,更重要的是一些學者開始討論學科體系建構的問題,甚至出現試圖整合繼承傳統學術的古文獻學和從西方舶來的現代文獻學的嘗試。 這些都表明了古文獻學研究者帶著強烈的自覺意識開始構建古文獻學學科體系,推動學科逐步走向獨立化、建制化。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古文獻學至今未能完成學科體系的建構,在這一問題上學界仍未達成共識,這當然對古文獻學的發展不利。 首先,對古文獻學研究者來說,需要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本學科與其他學科的區別是什么? 其研究領域界限在哪里? 本學科有哪些獨特的理論和方法?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學科認同問題。 其次,古文獻學的學科架構是什么? 其各分支領域的關系如何? 其核心研究領域又是什么? 不弄清這些,我們就無法深入探索本學科的核心領域,使其能夠良性地快速地發展。 再者,古文獻學與其他古典研究學科的關系如何? 古文獻學在古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如何? 古文獻學是否僅是服務于古典研究的應用性學科? 這又關系到整個古典研究領域的認識和整合問題。 安平秋就指出“完善的學科體系,不僅有助于促進古文獻學研究的全面發展,對于人才培養、課程設置等起到指導作用,同時還有助于提高古文獻學學科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程度”①安平秋：《古文獻學新論·序一》,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 應當指出現處于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古典文獻學”與“中國史”下的“歷史文獻學”內容和含義基本一致,因此,在這里我們用“古文獻學”這一概念來代表。

一、以往對古文獻學學科體系的討論

學科是現代學術體制下對學術進行劃分的產物,現代學術體系從整體上劃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各自統轄不同的學科群:自然科學有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社會科學有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人文科學有文學、歷史學、哲學等。 雖然有時學科的劃分不是絕對的,但一般情況下,一個學科的成立相對其他學科除了要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或屬性外,還要有獨特的理論和方法。 趙益就指出“從現代學理上說,一門學科如果不具備特定的研究對象、方法以及相對普遍的原理,就失去了其賴以成立的基礎”②趙益：《文獻學原理芻議》,《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頁。。 否則,我們可以把研究對象不斷細分下去,就會衍生出無數的新學科,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我們通常使用的“某某學”中的“學”很多時候并不是指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比如“紅學”實際上就是《紅樓夢》研究,它并不獨立在文學之外,因為它的理論和方法還沒有超越文學范疇。 古文獻學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古文獻研究”,它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與方法。

白壽彝較早發起有關古文獻學基本問題的討論并很重視理論和方法問題,他指出:“歷史文獻學這門學科還沒有建立起來?！薄爸袊鴼v史文獻學,可以包含四個部分:一、理論的部分。 二、歷史的部分。 三、分類學的部分。 四、應用的部分?！雹郯讐垡停骸蛾P于歷史文獻學問題答客問》,《文獻》1982年第4期,第13頁。分類學與其他三部分不在一個層級,應劃入理論部分,實際上這已相當于提出了理論、歷史、應用三部分構成的學科體系框架。

張舜徽在《關于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問題》一文中,開篇就討論了“何謂文獻? 它的研究、整理對象是什么”,并指出有文字的材料才能稱之為文獻,而“研究歷史文獻的任務,主要是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使之不走彎路錯路,這便是研究歷史文獻的重要職責”①張舜徽：《關于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問題》,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頁。。 對于張舜徽把文獻整理看作文獻學的主要內容,王余光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文獻整理,內容包括辨偽、版本、?？?、輯佚、注釋、目錄等,是具體的學術活動,不應看成是文獻學的本身。 (二)如果把文獻學看作是研究文獻整理的理論與方法的一門學科,那么,這至少是不全面的看法,這樣的文獻學是傳統的文獻學,或者稱為文獻整理學更為準確?！彼M一步指出:“文獻應當是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或研究主體,就是說,文獻學不僅是把文獻作為自己的研究手段,同時也作為自己的研究目的。 歷史學、文學史、哲學史等許許多多的學科,它們都需要研究文獻,然而,它們研究文獻只是作為一種研究手段?！薄拔墨I學則不然,它研究文獻,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獻本身。 文獻作為文獻學研究的主體,使文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了可能?！雹谕跤喙猓骸墩撐墨I學》,《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6期,第124—125頁。王余光的這一觀點正回應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首先要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或屬性的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對古文獻學研究內容的討論中,王余光認為古文獻學“包括歷史文獻本身,文獻整理方法和內容,文獻整理的歷史三部分;張家璠、黃寶權認為它包括歷史文獻及其演變、整理和流傳,歷史文獻學的歷史四部分;楊燕起、高國抗認為歷史文獻學體系包括其理論、發展線索、分支和相關學科三部分;吳楓認為它包括歷史文獻及其演變、整理方法三部分”③王余光、汪濤、陳幼華：《中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百年概述》,《圖書與情報》1999年第3期,第16頁。。 洪湛侯認為:“文獻學本是關于文獻研究和整理的一門學問,文獻本身的特點、文獻整理的方法、文獻學的歷史、文獻學的理論都應包括在內,簡單地說,文獻學應包括文獻的體、法、史、論等幾方面的內容?！雹芎檎亢睿骸豆诺湮墨I學的重要課題——兼論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杭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17卷第2期,第87頁。楊燕起、高國抗的體系與白壽彝是基本一致的,其他學者對文獻學要以文獻作為研究主體構建學科體系則有共同的認識,以洪湛侯的體系為代表將文獻作為研究主體單列,并指出其包括文獻的載體、體裁和體例等內容,但實際上文獻作為研究主體不僅涉及縱向的構成層次,還包括橫向的文獻的生產、傳播、整理與利用的全過程,縱橫兩條對文獻本體認識的線索應納入理論部分并且與應用部分密切相聯。 王余光在這方面一直有清晰的認識,他指出“文獻學要揭示文獻的屬性與構成,闡述文獻的制作、流傳、收藏的全過程”,基于這種認識他將文獻學的研究內容概括為六部分:文獻的屬性,構成,編作、流傳與收藏,積累與興衰,整理與揭示,與文化的傳播和繼承①王余光：《論文獻學》,第125—130頁。。 不僅從物質文化的方面來看文獻,還關注了文獻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后來他又提出新的體系,包括文獻研究、文獻制作研究、文獻工作研究、文獻發展研究、文獻價值研究、綜合研究六大部分②王余光：《中國文獻史(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65—67頁。。 兩種體系雖然看起來內容很充實,但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不夠清晰,原因是沒有區分應用部分的學科分支與理論、歷史部分是在不同層次,這個問題在下面相關部分還要進一步討論。

潘樹廣等《文獻學綱要》提出文獻學的應用研究、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的三分體系,是對這一合理框架的回歸③潘樹廣等：《文獻學綱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周少川指出:“自白壽彝先生提出歷史文獻學應包括的四部分內容之后,很多歷史文獻學專著都將學科理論、學科歷史、專業知識作為學科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 目前看來,這種結構還是合理的,但是各部分之中的具體內容仍然值得討論?！雹苤苌俅ǎ骸懂斍皻v史文獻學學科建設芻議》,《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3頁?？梢哉f學界對古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是由理論、歷史和學科分支三部分構成有了基本共識。

二、古文獻學的理論

古文獻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獨立的學科,首先因其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即文獻。 其他學科研究文獻,是作為材料或手段,而古文獻學將文獻作為研究的目的。 同樣,古文獻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還因其具有獨特的理論和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正是圍繞文獻這一研究主體的認識展開的。

(一)文獻的構成層次

上節述及洪湛侯認為文獻學應包括文獻的體、法、史、論等幾個方面的內容,將文獻作為研究主體單列,并進一步指出包括文獻的載體、體裁和體例等內容,這就涉及到文獻構成層次的分析。 在這方面,王余光有更詳盡的論述,他在《論文獻學》一文中“文獻的構成”小節里指出:“文獻是一定的物質屬性(具體形態)與一定的知識內容(抽象形態)的統一體。 文獻的具體形態主要由如下四個部分組成?！蔽淖中问?、載體形式、書寫形式與印刷形式、裝幀形式。 “抽象形態包括文獻的知識、體裁與體例?！雹萃跤喙猓骸墩撐墨I學》,第126—127頁。將文獻看成物質形式和內容信息的統一體的認識非常到位。

《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將“文獻”定義為“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 并進一步解釋說文獻由四個要素組成:(1)所記錄的知識和信息,即文獻的內容;(2)記錄知識和信息的符號,文獻中的知識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圖表等記錄下來并為人們所感知的;(3)用于記錄知識和信息的物質載體,如竹簡、紙張、膠卷、膠片等,它是文獻的外在形式;(4)記錄的方式或手段,如鑄刻、書寫、印刷、復制、錄音、錄像等,它們是知識、信息與載體的聯系方式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465頁。。 文獻是其內容信息和物質形式的統一體,物質形式又分為記錄符號、記錄方式以及載體形式,而王余光提出的裝幀形式可以并入載體形式,這樣文獻在物質形式上還是三個層次。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記錄內容信息的符號體系可歸為物質形式,而由記錄符號組成的具體文本則屬于內容信息,也就是說文獻的內容信息也有其構成層次,洪湛侯和王余光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初步區分為知識、體裁和體例。 在這一問題上,董恩林有一種看法,他將文獻的內容信息分為學術思想內容和文本文字內容,認為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僅僅是“文獻的文本”,而不宜籠統地說成“文獻”,而文獻的學術思想內容是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的研究范圍②董恩林：《論傳統文獻學的內涵、范圍和體系諸問題》,《史學理論研究》2008年第3期,第49頁。。 這里“文獻的文本”包括記錄符號、記錄方式、載體形式以及“文本文字內容”,所排除的僅是學術思想內容,不過用“文本”來概括這些是不夠準確的,即使載體形式和記錄方式可以算作文本的物質形式而包含在“文本”的概念中,那么被排除的文獻的學術思想內容為什么就不算文本的內容呢? 這種劃分是不合適的,董恩林的關切和焦慮是可以理解的,他要為古文獻學與哲學、史學、文學等學科的研究范圍劃界,找到古文獻學學科成立的理由,這一問題王余光已經給出了很好的回答。 但這種劃分的嘗試恰恰說明文獻內容信息也有構成層次的問題。 首先它也有形式和內容的區別,形式即文本信息,內容即文本含義。

文本含義即我們對文本的理解和闡釋也是有層次的。 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把理解分成三個層次:首先,理解是對于人們所說的、所寫的和所做的東西的把握,這是對語言、文字、符號以及遺跡、行為——即所謂“表達”的領會;第二,理解是對于意義的把握,這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觀念或思想的領會;第三,理解是對人們心靈或精神的滲透③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頁。。 簡單地說,理解對于文本來說的三個層次即文本的言語意義④言語意義下面還有語言意義,但是屬于語言學研究范疇。例如,陸游的詩句“懶將白發對青銅”中的“青銅”為借代的修辭方法,語言意義是“一種合金”,而在詩句中的言語意義則為“鏡子”。,表達意義及蘊含意義,這里的蘊含意義既包括文本蘊含的事實、制度、文化背景等社會歷史因素,也包括人物的性格、情感、價值觀念等個人心理因素。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論語·八佾篇》中有一段話:“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句話是說孔子向季氏表達了對其“八佾舞于庭”的強烈不滿,這就是文本的言語意義;然而從表達意義來看,孔子要表達的是對季氏不忠不孝違禮行為的強烈不滿,因為孔子不滿的深層原因是“八佾舞于庭”有違禮制,并且“八佾舞于庭”可能只是孔子在季氏違禮行為中選取的一個代表;再深入分析就到了蘊含意義,這段話不但表現出孔子對禮制及其所代表的忠孝之義的尊崇,以及他捍衛信仰的勇氣和剛直不阿的品格,而且蘊含了周代社會禮制的內容。 在古文獻學研究中我們主要涉及前兩個層次,而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主要是研究后兩個層次,尤其是第三個層次,從這個意義上講,兩者有交叉,但又各有側重。

綜上,古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古文獻既包括內容信息,也包括其物質形式,當然內容信息是核心。 而內容信息又分為文本信息和文本含義,其中文本含義又有多個層次。 上面提到的體裁、體例的確是內容信息的一種劃分,但都同時涉及文本信息與含義,不適合用來分析文本的構成層次問題。

(二)古文獻的分類問題

實際上,分析清楚文獻的構成層次之后,其分類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我們平時對文獻的分類正是依據其構成層次。 例如,有時以文本含義區分,比如“文學文獻”;有時以文本信息區分,比如“批校本文獻”;有時以文獻載體區分,比如“簡帛文獻”;有時以記錄符號區分,比如“漢語文獻”;有時又以記錄方式區分,比如“寫本文獻”。

另外,王余光很敏銳地指出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傳史料,古文獻就是文字史料的那一部分①王余光：《中國歷史文獻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頁。。 與古文獻相比,史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根據其記錄或流傳的方式不同可以分為口頭史料(如民間傳說、風俗習慣等)、實物及圖像史料(如文物、遺跡、繪畫等)以及文獻史料。 實際上文獻史料從載體形式上看是一種特殊的實物史料,它同樣為我們展示了其載體形式所記錄的古代物質文化,但是文獻史料所記錄的文獻信息才是其核心的部分。 因此,“文獻”與其他史料相比,核心的種差是“記錄符號”,我們可以稱之為“文獻符號”。

按照記錄方式的特點可以將文獻分為三類,即典籍、文書檔案和題銘(如甲骨刻辭、鐘鼎銘文等),在古文獻研究中這種區分很重要。 但這三類也不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作者的稿本可以看作是檔案資料,石經既可以看作題銘,也可以看作以石為載體的典籍。 其中在古文獻學中占主體地位的是典籍,這是因為一方面典籍數量巨大,內容豐富,另一方面文書檔案和題銘經過整理都可以轉化為典籍。 不過在研究題銘和文書檔案時,需要注意它們的獨特之處。

(三)文獻的生命過程

對文獻的認識除了其縱向的構成層次外,還有一條橫向的線索,王余光就指出:“文獻屬于社會文化范疇,包括文獻生產、整理、揭示、傳播、收藏和利用等一系列的社會運動過程?！雹偻跤喙猓骸吨袊墨I學理論研究百年概述》,《圖書與情報》1999第3期,第18頁。文獻的整個生命過程包括文獻的生產、傳播、整理和利用的過程,應當注意文獻的生命過程是螺旋式的,在傳播和整理過程中再生產、傳播、整理,反復交錯在一起。 文獻的存在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它在傳播和利用過程中不斷變易,形成新的層次。 可以說,每一部文獻都有一部自己的歷史。

古文獻學以“古文獻”為研究對象,那么這個“古”的斷限是何時呢? 我們一般將其定在清王朝滅亡的公元1911年,也就是說民國之前的文獻稱為“古文獻”。 但也有不同的意見,比如吳楓提出以“五四運動”為劃界,“我們所說的古典文獻,一般指‘五四運動’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獻,同時包括文書、卷冊、碑銘、拓本等”②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出版社,1982年,第2頁。。 王宏理認為這么處理的原因可能“暗含了現代白話文之前的文言文階段的文體界限”③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頁。,同時指出以文體劃界有其問題,這是因為白話文文體也是連續發展的,很難這么簡單的斷限。 另外將民國時的文獻稱為“古文獻”,就其時代而言也不合適。 而曾貽芬、崔文印認為:“(古代文獻)在我國, 其時間跨度大體指上自殷周‘有冊有典’之后, 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或稍后?！雹茉O芬,崔文?。骸吨袊鴼v史文獻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第1頁。這樣處理可能考慮了中國歷史的劃分,1840年以后為近代,之前為古代。 但我們知道清末誕生了不少古典研究的重要文獻,這樣劃分存在更大的麻煩。 因此,還是用民國之前這個時限最方便合理。 當然“古文獻”的“古”是相對的概念,比如數百年后,現在的文獻就成為“古文獻”,“古”的實質是歷時性,古文獻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要解決“古文獻”的歷時性問題。

王余光指出:“文獻整理的內容和方法主要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實證文獻的真實性、原本性與完整性,這就有了辨偽、版本、?？?、輯佚等方法,我們稱之為文獻的實證;一是要解釋文獻的語言、內容,這就有了標點、注釋、翻譯等,我們稱之為文獻的解釋;一是要解決文獻的排列順序,為人們認識和研究文獻提供方便。 ……這就有了書目和索引,我們稱之為文獻的整序?！雹萃跤喙猓骸吨袊鴼v史文獻學》,第19頁。郭英德、于雪棠也認為:“文獻在長期的流傳和積累過程中,出現三個突出的問題:一是文獻的原本性和完整性,二是文獻的可讀性和可解性,三是文獻的龐雜性和無序性?！雹俟⒌?于雪棠：《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頁。郭氏概括的前兩項都與歷時性相關,其中原本性和完整性問題正是由文獻的生產、傳播甚至整理過程中的散失、錯亂、變易形成的,而可讀性和可解性問題主要是因為古今語言、社會文化的不同和語境的變遷造成的。 至于龐雜性和無序性問題,則是針對文獻的整理和利用。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古文獻學的基本任務正是要解決文獻生命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因此,理解這些就非常關鍵。

(四)古文獻學的基本方法

認識了古文獻的構成層次和生命過程,其理論方法的范圍也就隨之劃定,如何厘清文獻文本的歷史演化,如何整理和解讀古文獻,即構成古文獻學的基本方法。 我們認為其主要有二:文本解釋和文本分析。

第一,文本解釋,即解讀古文獻的理論和方法。 實際上解釋學是人文科學最基本的方法,狄爾泰就認為:“理解和解釋是各門精神科學所普遍使用的方法。 在這種方法中匯集了各種功能,包含了所有精神科學的真理。 在每一點上,理解都打開一個世界?！雹谵D引自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第93頁。從我們的思想到文獻的形成中間經歷了兩次轉化,即思維到語言再到文獻的轉化。 “言意之辨”在中國擁有悠久的傳統,“言不盡意”而又能產生“言外之意”,所以我們必須“得意忘言”“以意逆志”。 但我們所追求的“意”究竟是什么呢? 傳統的文獻學認為即作者原意。 董洪利指出這是不可實現的,除了“言意之辨”的原因外,解釋的本身離不開讀者自身的“前理解”,而讀者與作者的“前理解”無法完全重合,同時解釋更離不開作者言說的語境,而這一語境也無法再現。 解釋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理解活動,其創造性就在其解釋過程之中,伽達默爾將這一過程稱之為“視界融合”,即解釋者視界與作品視界二者相融合成的一個新視界。 當然這不意味著解釋活動是完全主觀的,因為作品視界,包括作者的“前理解”與言說的語境雖然無法完全再現,但它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解釋者視界的活動范圍受限于此,解釋活動的目的即是使解釋者視界向作品視界無限逼近③參考董洪利：《古籍的闡釋》,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1—82頁。。 同樣的,我們既然清楚解釋是創造性的活動,那么在解釋的過程中就需要盡量排除“先見”等因素,做“同情之理解”或者說“回到事實本身”,這與解釋無法達到作者原意并不矛盾,創造性與還原性正是文本解釋學內部張力所在。 按照埃米利奧·貝蒂的看法,這種主觀因素與客觀要求的二律背反正構成解釋過程的辯證法并提供了一般解釋理論的出發點④參考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第262頁。。 如何無限逼近地再現作品的視界就成為文本解釋這一方法論的關鍵問題,我們要嘗試再現作品所在時代從社會到個人的物質和精神世界,創造性地還原它們,試圖理解它們。 這必將涉及到各個方面,因此社會生活史、知識與思想史、觀念與心理史等都是我們需要還原和理解的,它們又彼此互相關聯。 其實這在方法論層面與傳統學術是異曲同工的,“知人論世說”即是還原性的理解方法,而“以意逆志說”則是創造性的理解方法。 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提出藝術批評的四大要素,即作者、作品、讀者、世界①[美]M.H.艾布拉姆斯著,酈稚生、張照進、童慶生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頁。,其理論對理解、分析文本解釋的過程,構建文本解釋學理論都極具參考價值。

第二,文本分析,即如何理解和分析古文獻形成過程的理論和方法。 雖然我們清楚地知道解釋者視界與作品視界的差距,但是在文本解釋中能夠確實依憑的歸根結底還是文本。 如果我們能夠幸運地看到作者的手稿,雖然仍要憑借手稿對文本的形成進行分析,但畢竟這是文本的原貌,對我們的工作來說無疑是一大助力。 現實中我們往往只能獲得經過歷史流傳形成的文本,這就需要文本還原。 傳統學術中對應這項工作的是版本學和?？睂W,版本分析的目的是建立起文本流傳的譜系即版本源流,為此要依據文獻的載體、刻印、序跋、文本異文等諸多因素共同分析,其中文本異文對勘是?？睂W的內容,版本源流不僅揭示了文獻流變形成的復雜過程,也為進一步?？边€原文本奠定選擇底本和參校本的基礎。 類似的,西方學術亦先后形成“折中法”“譜系法”和“底本法”等文本還原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學術中?？睂W對應的英文術語為“textual criticism”,《大英百科全書》的釋義為“將文本盡可能接近地恢復其原始形式的一門技藝”②轉引自蘇杰：《西方?？睂W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編譯前言(3)第12頁。。 這一定義將?？睂W的文本還原原理講得非常清晰。 首先,必須明確我們需要還原的是文本的原始面貌,而并非所謂“正確”的面貌,這一點,清代學者段玉裁有清楚的認識,他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 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 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 二者不分,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 何謂底本? 著書者之稿本是也。 何謂立說? 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雹鄱斡癫茫骸杜c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2—333頁。實際上區分二者很難,對文本異文的取舍,我們常常難于判斷是立說之非還是版本之非,一般情況只能謹守底本家法,在沒有確切的版本依據之前不輕易改動底本。

文本流傳過程中的文本變易僅是文本形成過程中的一種情況,有的文本變易是出于有意的篡改,包括內容損益和順序的調整,這種篡改可能還不止一時一次,因此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構成相當復雜,是一種層累的疊加。 文本變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顒颖旧?南宋學者周在《清波雜志》中稱“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就是說這種情況,?？边^程中的誤改性質介于流變和篡改之間。

實際上,古文獻的形成也往往不是單一層次的,而是多時代和多作者的疊加。 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是“盡可能”地恢復文本的原始面貌而已,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文本形成過程的認識,不斷被解析出來的文本形成的層層疊加情況即是文本的發生過程,它蘊含了文本形成過程中的編纂史、研究史、社會史、思想史等諸方面問題,這與恢復文本的原始面貌一樣重要,并行不悖。 從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術使用“textual criticism”這一術語顯然更貼切,文本分析的方法當然包括版本、?？?、辨偽等傳統文獻學的方法,但拓展的空間依然很大,許多基礎的工作尚待開發。 例如對文本的年代分析,可以使用的手段不少,如對特征詞語、用字、音韻、專有名詞、特征內容等諸多因素進行分析,但前提是對漢語詞義及使用、漢字字形演變和用字習慣、音韻嬗變等已有全面的歷史認識,否則倉促使用難免疏失。 另外,一些新的方法如文本風格學等也值得借鑒。

總而言之,我們不妨借用清代學者姚鼐用“義理、考據、辭章”對傳統學術的概括,稱文本解釋與文本分析為古文獻學的“義理”與“考據”兩個基本方法。 當然,古文獻的構成、發生發展、解釋三種層次是相互關聯、錯綜交匯的,這也正是古文獻學的難點所在。

(五)古文獻學的學科性質①孫顯斌：《古文獻學之學科體系初探》(2010-07-24)[2021-01-19].https：//www.douban.com/note/82104384/.(2010年甚至更早,在網上公布過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包含此節和本篇文章一部分內容,特此澄清。)

古文獻學在20世紀建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而在古文獻學構建自己學科體系的同時,西方文獻學及其相關學科圖書館學、情報學也迅速傳入我國,并形成現代文獻學及其相關學科。 而古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有怎樣的關系呢? 我們說古文獻學是“古文獻”之“學”,而不是“古”之“文獻學”。 古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的區別不僅是時代古今那么簡單,董恩林已經指出傳統文獻學和現代文獻學名同實異②董恩林：《論傳統文獻學的內涵、范圍和體系諸問題》,《史學理論研究》2008第3期,第44頁。。 在當今的學科體系中,現代文獻學屬于社會科學,而古文獻學則屬于人文科學,這正體現了兩者學術旨趣和視角的不同。 相應的,不同的學術旨趣和視角也導致兩者有著各自迥異的核心研究方法。 古文獻與現代文獻的本質區別在于古文獻的歷時性,因此我們對古文獻的研究核心任務就是要解決古文獻的歷時性問題。 只有解決了這些歷時性問題,我們才能對古文獻進行人文解讀,從而了解古代社會的歷史和思想文化。 同時,歷時性也決定了古文獻學作為古典研究學科的人文性質,因為歷史無法再現,我們對其遺留的古文獻唯一能做的就是整理和解讀。 而現代文獻學則不同,它是研究文獻的生產、傳播、整理、利用及其一般規律的學科,其基本任務是指導文獻工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知識,因此它不關注文獻文本的歷時性問題以及文獻的人文解讀。 在這個意義上,古文獻學的學科性質是“人文文獻學”,現代文獻學的學科性質是“社會文獻學”,與其說兩者是時代古今的區別,不如說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別。

實際上,我們對一本現代小說做人文解讀和文學研究時,一樣需要運用目錄學、版本學和?？睂W等古文獻學方法;而我們對古文獻所記錄的信息進行分析、統計和組織時,一樣需要運用統計學、知識挖掘和組織等現代文獻學方法。 正如現代文獻一樣需要人文解讀,古文獻也需要研究其生產、傳播、整理以及利用的一般規律,其目的是為了描繪出一部古代文獻文化史。 因此古文獻學有必要拓展其研究方法,周少川指出,要研究“文獻學對當代科技成果和國外文獻學研究方法的吸收等問題。 要考慮如何利用當代科學技術成果、引進相關學科和國外文獻學學科的理論與知識來更新我國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同時也要考慮如何改進和發展文獻學研究的傳統方法”①周少川：《當前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芻議》,第3頁。。

三、古文獻學的學科分支

(一)學科分支

在我國古代就形成了以目錄學、版本學、?？睂W為核心的傳統文獻學,隨后又拓展出很多分支領域,比如辨偽學、輯佚學等。 這種思路至今仍然是描述古文獻學學科分支的主要模式,如王欣夫的講稿《文獻學講義》基本內容圍繞目錄、版本、校讎三方面展開,這大體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前后學界的認識②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的古文獻學著作一方面仍以目錄、版本、?？睘楹诵?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其分支領域。 如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不僅論述了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注釋、翻譯、考證、辨偽、輯佚等內容,還介紹了文獻的編撰及散亡③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 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則論述了文獻的聚散、類別體式、輯佚、辨偽、典藏和閱讀等內容④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出版社,1982年。。 周少川認為:“歷史文獻學的分支學科只包括目錄、版本、?？?、輯佚、辨偽、注釋等六門專學。 其他的一些專學,應分屬于邊緣學科和相關學科。 所謂邊緣學科,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同兩種或兩種以上學科都有交叉關系的學科。 比如,以文獻學和圖書館學為基礎的典藏學。 據此而論,典藏、編纂、考證、史源、避諱等專學皆應屬于歷史文獻學的邊緣學科?！雹僦苌俅ǎ骸懂斍皻v史文獻學學科建設芻議》,第3頁。實際上,這里的邊緣學科就是交叉學科,在古典研究領域不宜再分文獻學、圖書館學、編輯出版學等,與文獻相關的可以統一納入古文獻學,而像考證這類史學甚至人文研究的一般方法則可以考慮納入相關學科討論。

古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分支眾多,上面提到的就有:類別體式、編纂、目錄、版本、?？?、輯佚、辨偽、注釋、翻譯、典藏、聚散、閱讀、考證、史源、避諱等。 如何分析和整合相關分支,我們還是可以利用認識文獻本體的兩條線索,即以文獻的構成層次為縱向線索,以文獻的生命過程為橫向線索來重新劃分和整合其分支領域,得到下圖:

圖1 古文獻學的學科分支

對于這種劃分試做說明如下:

1.版本分支即文獻的物質文化史,包括文獻物質形式相關的內容,傳統文獻學中的版本學是這一分支的主要內容,所以用版本來概括。 避諱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分析文獻寫印的年代,屬于此分支。

2.典藏分支包括研究文獻的收藏、聚散以及修復、保護等方面的內容。

3.流通分支是文獻在社會中的傳播和接受史,包括物質形式的流通如出版發行,內容方面的流通即閱讀接受等,這一分支在傳統文獻學研究中少有獨立涉及,需要加強研究。

4.編撰分支是研究文本的形成過程,包括兩個部分:其一是研究文獻材料來源、編撰者、編撰時間及體例等問題,這個部分主要是研究文獻生產階段的編撰情況。 其二,文獻在形成以后還存在增刪、改編等種種情況,從而形成同源的不同文本,這些文本之間有一種層累的疊加過程,將這種過程按照其形成層次重新解析開來也是編撰學的任務,這個部分主要是研究文獻傳播階段的編撰情況。 傳統文獻學的史源、辨偽也屬于此分支,隨著學者對文本形成過程復雜性的深入認識,李零指出所謂“辨偽”之學,從方法上就有問題。 前人所論真偽,不但標準難以成立,作偽動機、誘因和手段的分析也多屬誤解。 其實理應用“古書年代學”去代替它①李零：《讀〈孫子〉札記》,《孫子新探——中外學者論孫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189頁。。 實際上,所謂的辨偽無非是要弄清文本的形成年代,再就是作者歸屬的問題,所以年代分析和文體風格分析可以幫助考察作者的問題。

5.?？狈种а芯课谋具€原問題,也就是上文所說的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是為了鉤沉出文本的發生過程,與編撰分支中的同源文本間的層次分析不同,這里主要分析文本在傳播、整理過程中的層累構造。 傳統版本學中與版本源流相關的部分屬于此分支。

6.整理分支研究文獻信息的挖掘、資料的重編等整理問題,如對古文獻的重新編纂,編制索引、輯佚、匯注匯評以及編撰各種分類資料匯編等。 古文獻數字化、統計分析、傳統文獻學的輯佚等屬于此分支。

7.目錄分支對應傳統目錄學,包括研究古文獻的分類、編目等內容。

8.注釋分支是研究文本解讀問題。 這里之所以不稱解釋,而稱注釋,是因為在古文獻學研究中我們主要涉及文本的字面意義和文本所表達的內容,而古典研究的上層學科如文史哲等主要是研究文本所表達的內容以及文本蘊含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文本蘊含的精神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古文獻學中的文本解釋稱之為注釋,而將人文研究中全方位的文本解釋稱之為解釋學。 這一分支還包括文獻的翻譯。

總體看這個學科分支的劃分,典藏和流通的研究視角在于文獻與社會的互動,實際上就是文獻的社會研究,而其他幾個分支則構成文獻的本體研究。 其中版本研究文獻的物質形式,編撰與?？惫餐瑯嫵晌墨I形成研究,注釋是文獻的文本解讀,這三個分支是針對文本形成和解讀的層次的。 目錄和整理共同構成文獻的整理研究,是文獻利用的重要基礎。

這里補充說明一個問題,即普通文獻學與?？莆墨I學的關系。 王余光指出如果我們把論述內容稱為普通文獻學的話,“那么,?？莆墨I學即是運用普通文獻學的框架對?？莆墨I研究的結果”。 “學者們以某一學科的文獻為研究對象,重點在于為該學科研究提供資料信息和檢索途徑。 如文學、史學、檔案學、社會科學、地理學、醫學及科技等學科領域,均有文獻學著作問世。 雖然,這些著作在研究思路上不盡一致,但它們也都未超出普通文獻學的框架?！雹谕跤喙猓骸对僬撐墨I學》,《圖書情報知識》1997年第1期,第4頁。也就是說?？莆墨I學不能作為文獻學的分支看待,應該視為文獻學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

(二)相關學科

古文獻屬于古代史料,而古代史料是古典研究的材料基礎,我們對古代社會文化的認識都源于此。 上文提到根據史料的記錄或流傳的方式不同可以分為口頭史料(如民間傳說、風俗習慣等)、實物及圖像史料(如文物、遺跡、繪畫等)以及文獻史料。 對古文獻的研究構成了古文獻學,對實物、圖像史料的研究構成了考古博物館學和藝術史,對口頭史料的研究構成了民俗學、人類學,這些古典研究學科共同構成了古典研究的基礎。 試以下圖表示古典研究學科之間的關系:

圖2 古文獻學相關學科關系圖

上圖中文學、歷史學、哲學以及其他學科都構建在這些基礎學科之上,同時這些基礎學科中又包含了對該類史料的文化史研究。 文學、歷史學、哲學等上層學科的研究都依賴于基礎學科,拿古文獻學來說,就是依賴于對古文獻的整理與解讀,而對古文獻整理與解讀的理論和方法是古典研究共通的,不屬于某一上層學科,只能歸屬于作為基礎學科的古文獻學。 也就是說利用古文獻進行古典研究的共通理論和方法應劃歸古文獻學的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講,古文獻學等古典研究基礎學科對古典研究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各史料學科一方面揭示了文學、歷史學、哲學等上層學科是對古代史料不同視角的研究,另一方面又為古典研究提供了利用古代史料的共通的理論和方法。 安平秋指出,我們在重建古文獻學學科體系時,既要借鑒西方的學術分類方法,同時又要很注意避免用現代西方的學科體系來肢解中國古代的學術。①安平秋：《古文獻學新論·序一》,王宏理：《古文獻學新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在我們構建古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時,就是要從古典研究的全局著眼,確立古文獻學的基本任務以及研究范疇。

四、古文獻學的歷史研究

古文獻學的歷史研究包括兩個部分,首先是古文獻的發展史,這包括古文獻的物質文化史、典藏保護史等方面;其次是古文獻研究的發展史。

(一)古文獻史

古文獻史的研究有一個“中國書史”的傳統,最早以“書史”命名的是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彬龢、查猛濟撰寫的《中國書史》,而影響較大的是劉國鈞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講義《中國書史簡編》,很長時間作為圖書館學“中國書史”課程的教材使用。 這一傳統重點放在文獻技術方面,包括記錄的文字符號、載體變遷以及記錄和復制方式,如簡帛載體、造紙和印刷技術等等,還包括書籍制度等方面。 這其實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古文獻史的內容框架。 其后代表性的著作還有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及錢存訓《書于竹帛》等。 另外,古文獻學專著對古文獻史的內容也多有涉及。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張家璠等《中國歷史文獻學》、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講述了古文獻載體以及版本學的內容,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董恩林《中國傳統文獻學概論》除上述之外還專門寫了古文獻的體裁、體例方面的內容。 楊燕起等《中國歷史文獻學》、黃愛平《中國歷史文獻學》是在版本學中述及古文獻的發展史。 洪湛侯《古文獻學新編》設立“形體編”詳述古文獻的載體、體裁、體例和體式四個方面發展史,其中體裁和體例,我們認為放在古文獻編纂學里面討論更合適。 王余光《中國文獻史(第一卷)》序言中稱將撰寫緒論、先秦文獻至清代文獻等十編,但第一卷只完成前兩編①王余光：《中國文獻史(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不過緒論部分介紹了作者對古文獻史內容的界定和歷史分期的意見,其中“中國文獻史研究”一節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相關研究。 古文獻史的階段劃分方面,大多學者認為可以從文獻形態的演變角度來劃分,即先秦兩漢的簡帛時代、魏晉隋唐的寫本時代,宋元明清的刻本時代以及近現代的新技術時代。

張家璠、黃寶權認為“歷史文獻學應研究歷史文獻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以外,還要“考察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的相互關系”②張家璠,黃寶權：《中國歷史文獻學》,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7頁。,即古文獻史還要研究古文獻的社會文化史。 張升提出的西方新書籍史不僅開創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角度,更重要的是對我國古文獻史的撰寫富有啟發意義。 我們傳統的文獻學只強調整理和收藏,而西方新書籍史強調對流通的關注,“文獻只有放在流通中考察,才有生命力。 這樣,就能擴大文獻學的研究視野,書價、書商、書坊、書船、行業公約、行業神、公私流通、流通渠道(賜、贈、購)等等,都應進入我們的研究范圍”。 西方新書籍史還更多關注讀者角色和接受的歷史,不只關心藏書家的文獻學,還關心普通民眾的收藏和閱讀,關心普通書籍如通俗讀物、小冊子等的生產、流通等情況,關心下層的印刷工人和書販。 而書籍作為流通對象的基本屬性就是其商品性,它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更是滿足人們閱讀需求的商品。 另外,正如西方其他人文學科一樣,西方新書籍史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很大,在研究中廣泛應用計量和多學科交叉的方法,這些都給我們很多啟示①張升：《新書籍史對古文獻學研究的啟示》,《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44頁。。 趙益也指出西方新書籍史啟發我們拓展“文獻文化史”研究:“第一,以‘文獻’取代‘書籍(書本)’,擴大對象范圍,涵括從近代的‘印刷書籍’一直到‘惟殷先人’的‘典冊’的整體文獻?！薄暗诙?在‘書籍’的社會性內涵之外,更加關注中國古代文獻的‘文化性’亦即文獻與知識、思想、學術、文學、政治、權力等之間的互動, 以及文獻對中國傳統的深層作用?！薄暗谌?推進方法的借鑒、繼承與融合。 海外漢學中國書籍史研究的重要貢獻就是引領了中國古代文獻圖書史研究的社會、文化轉向,采用了豐富的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方法?！薄暗谒?突破人為限定的畛域, 極大地擴充材料?！薄斑@些拓展在根本上是從‘文獻史’的傳統繼承到‘書籍史’的參照借鑒、再到‘文獻-文化’視野構建的結果, 是在深刻理解對象自性并從中發現問題的基礎上引發的?！雹谮w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第120—121頁。

(二)古文獻學史

對古文獻學發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文獻研究的學術源流,只有不斷梳理總結、繼承發揚古文獻學的學術遺產,才能更好地推進古文獻學學科的持續發展。

在以往的專著中有不少對古文獻學發展史的總結和梳理,如楊燕起等《中國歷史文獻學》、張家璠等《中國歷史文獻學》、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等。 王余光《中國文獻學史要略》③王余光：《中國文獻學史要略》,李國祥,楊昶：《國學知識指要——古籍整理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1—578頁。,收錄在《國學知識指要》中,非常簡略。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④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是目前唯一一部內容充實的古文獻學史,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及近代七個時段。 在每個時段前面有一個概述,介紹學術背景、各類典籍整理概況以及這一時段取得的學術成就,其后是以學者為綱的詳細論述,構成展現古文獻學發展史的內容主干。 我們認為該書的時段劃分和寫法都很可取。 首先論述這一時段的歷史和學術背景,尤其是與這一時段古文獻學發展的互動關系。 其次要寫清楚這一時期古文獻學發展的成就,以人為綱或者以書為綱都可以,還要兼顧重大的文獻學活動,如《四庫全書》的編撰,以及一些機構制度設立和發展的情況,比如國史館、秘書監等的設置和運作。 最后需要概括這一時段古籍整理的概況,尤其是列舉代表性著作。 以上基本可以全面反映各個時期古文獻學的發展情況和特征。

另外,還有一些著作專門撰寫或者包含古文獻學學科分支發展史的內容,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來新夏《古典目錄學》、趙仲邑《?？睂W史略》、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潘樹廣《古籍索引概論》、汪耀楠《注釋學綱要》等等,撰寫綜合的古文獻學史時應該吸取這些研究成果。 與古文獻史研究一樣,古文獻學史的研究也要與社會史、文化史相結合,周少川就指出:“文獻學的發展是與社會發展、歷史文化發展密切相聯的,因此,文獻學史的研究如能與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結合,會相得益彰,有利于加強文獻學史研究的分量?！雹僦苌俅ǎ骸缎率兰o古文獻學研究的交叉與綜合》,《文獻》2010年第3期,第24頁。

古文獻學至今未能完成其學科體系的建構,雖然學界對此問題亦未完全達成共識,但仍有一些基本的結論,如古文獻學學科由理論、歷史及其學科分支三部分構成。 其中理論方面最重要的是對文獻構成的靜態層次和生命過程的動態層次的認識,相應地,古文獻學的基本任務則是研究古文獻的本體及其發展、整理和利用。 古文獻學的分支主要包括從傳統文獻學基礎上逐步擴大的八個分支,即目錄、版本、?？?、編撰、典藏、流通、整理、注釋。 目前,我們尚需不斷在上述八個分支領域的應用部分不斷深挖,通過豐富扎實的具體研究總結提煉理論與方法,逐步將其系統化,不斷拓展和完善古文獻學的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