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叢林深處：馬克思與韋伯現代性問題再探討

周來順，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黑龍江大學文化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馬克思與韋伯有著諸多的理論關聯，這種關聯不僅源于前者對后者的深遠影響，還源于兩者都在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等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都為批判理論和沖突社會學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而且源于人們常常不由自主地將兩位思想巨人置入不同的比較視域中展開言說。他們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創始人，一個被譽為“資產階級的卡爾·馬克思”。他們都對資本、異化、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等問題有著深入的研究，都將共同的關注點聚焦于現代性?，F代性問題雖發軔于西方，但隨著全球化進程它已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F代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眾多，對馬克思、韋伯任何一位思想家展開研究都是十分艱難的事情，更何況是在厘清兩者理論的基礎之上，置入比較學視野中展開更深層次的研究。這是一件更為艱深且艱難的事情。而鄭飛博士積十多年之功所著的《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不僅敢于對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展開嘗試，更是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著成了近年來這一研究領域鮮有的理論力作。該著不但有助于我們走近真實的馬克思和韋伯，而且為我們走近他們所共同關注的架于社會理論之上的現代性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腳手架”。

首先，對比較性前提的獨到探討。比較學方法是近年來各學科普遍運用的研究方法，但在這種普遍的背后也往往存在著誤用，存在著硬“比”硬“較”或是有“比”無“較”，存在著外在化、形式化傾向。而該著則建立在內在的、真實的比較學方法之上，把對現代性批判的深入探索作為馬克思與韋伯比較研究的自覺前提。鄭飛認為，馬克思與韋伯的思想體系都是根植于對時代性問題的診斷，根植于現代性批判。馬克思雖未直接使用過“現代性”一詞，但他的整個理論是立足于對社會歷史的深入考察，立足于對現代性理論的獨特的、開拓性的闡釋，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的現代性批判。以研究現代性理論著稱的貝斯特和科爾納，將馬克思譽為“第一位使現代與前現代形成概念并在現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論觀點的主要的社會理論家”。鄭飛指出在對現代性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不是先在地設定某種本質或規定性，而是從現代性問題最基本的物質規定性和觀念規定性入手，從問題而非體系出發展開研究。馬克思通過對現代性現象的反思深入到現代性的本質，指出現代性是建基于機器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貨幣—資本邏輯運動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呈現出的是一種“虛幻形式”，其本質是一種“異化”。

而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危機、理性雙重性等問題的深入分析，同樣是圍繞著現代性批判展開的。盡管在韋伯的著作中沒有展現出一條如馬克思那般對資本主義進行深層透視與批判的清晰主線，但對“資本主義時代也就是現代的本質”的反思構成了韋伯整個理論框架的隱匿主線。韋伯將現代社會理解成合理化產物，并合理化構成了其分析現代性問題的主要維度。這一原則不僅貫穿于現代社會生活，而且還體現在商品生產過程之中，這在某種意義上回應了馬克思對現代性本質的判定。鄭飛對馬克思與韋伯之比較可能性的探討是極具啟發性、創見性的。特納于1991年在為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韋伯文選》撰寫新版序言時曾指出，馬克思與韋伯“兩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來分析資本主義，也都屬于更普遍層面上的對現代性現象的一種考察”。洛維特、吉登斯等同樣斷言應將現代性批判作為兩者比較可能性的契合點。鄭飛不僅極具洞見性地契入到這樣一個比較的共同“問題域”，而且對域內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清晰的闡釋，并在闡釋基礎上對兩者之異同進行了深入分析。

其次，對現代性批判之存在論基礎的深入挖掘。正如鄭飛所指出的那樣，面對復雜的現代性現象，馬克思與韋伯分別從不同角度予以總體性把握。他們都力圖兼顧物質層面與觀念層面、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文化層面與制度層面等的統一，“都是在這種總體性的關照下來提示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而絕非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因素的考察”。馬克思從人類歷史之一般和資本邏輯批判兩個層面，也即是從構成人類社會存在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和對現代性加以特殊闡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揭示現代性批判的存在論基礎。馬克思的哲學變革是基于存在論基礎上所發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是從意識戰場領域的“諸神之爭”轉向現實、實踐的過程。也正是基于這種不同于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傳統哲學的變革，使馬克思對哲學及現代性現象的理解獲得了唯物主義的闡釋。馬克思從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出發肯定了物質生產在人類社會中的基礎地位，認為人類的其他活動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并在此基礎上給予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精神活動等以唯物主義的說明。如果馬克思僅僅肯定物質生活在人類中的基礎性地位，那么就只是完成了對現代性現象的唯物主義闡釋，而并未就現代性存在論基礎予以說明。而馬克思恰恰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對現代性存在之基礎予以說明和揭示，“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其現代性批判的出場路徑”。政治經濟學批判從現實生活中最普遍的商品入手，通過對商品表征的揭示完整呈現出現代生活的實質與被遮蔽的本質。商品形式的奧秘恰恰在于，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物的商品卻內含著“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商品背后所表征與隱含著的是金錢、貨幣，是西美爾意義上的“世俗的上帝”，是決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資本邏輯”。資本邏輯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面貌，其秘密在流通領域、在對勞動的吸附，實質是對剩余價值的榨取。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資本邏輯在現代社會的貫穿，澄清了現代性存在論的基礎。

正如鄭飛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說在馬克思那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性原則是揭示現代存在論基礎之前提，而這種存在論基礎的澄清則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完成的。在筆者看來，某種意義上就致思理路而言，韋伯對資本主義及現代性存在論基礎的考察則介于馬克思與西美爾之間。韋伯從社會生活的諸多角度，從微觀視域的合理化過程來揭示現代性的存在主義論基礎。在其《經濟與社會》《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等著作中，韋伯分別從文化論與制度論兩大視角考察了現代性的存在論基礎。文化論與制度論彰顯的是現代性的不同層面，兩者并不具有高低、主次之分，而是強調“每一種解釋都有著同等的可能性……每一種解釋不會揭示歷史的真理”，強調應將兩者完整、有機地結合。文化論側重于精神、思想、觀念等文化因素在現代性生成及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制度論則偏重制約現代社會生活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因素。當然，在此我們應看到，盡管馬克思與韋伯在對現代性存在論基礎的考察中有諸多共同點，如二者都立足于對現代性的成因、表現、本質等給予總體性把握，而非將物質或精神中某一因素突顯為決定性因素，但這種共同點并不能抹殺兩者在研究路徑與解決方案上的分歧，這種分歧是基于對現實生活中諸要素不同地位的定位及理論體系的框架結構。分歧一方面體現在展開形式之不同，馬克思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式展開，而韋伯則是以文化論與制度論兩大主題展開;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理論的體系框架架構不同，馬克思的理論架構是層級系統，在這個理論架構中物質生產方式是基礎，而其他生產方式都是建基于此之上，而在韋伯那里占主導地位的構架系統則是平行模式，各因素都是作為“理念型”而平行存在的。

再次，對現代性視域中意識形態批判的深入闡釋。意識形態構成了當代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領域關注的焦點性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識形態與現代性、現代社會間的重構與反重構等復雜關系。也正是基于此，英國學者大衛·麥克里蘭指出，意識形態探討的是我們“最基本的觀念的基礎和正確性”，是整個社會科學中最難把握、爭論最為激烈的概念。而從現代性視域對意識形態問題給予系統性、深入性的關注，則非馬克思莫屬。正是由于馬克思，意識形態的概念得以廣為流傳。正如鄭飛所言，意識形態批判構成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重要維度，將意識形態視為現代性社會存在的“觀念副本”。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揭示了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指出意識形態并非中性概念而是具有階級性的，是以合理或合法的面具遮蔽真正的社會存在，遮蔽社會生活與交往方式的真相。意識形態掩蓋和顛倒人們之間的真正關系，其功能在于為“現實”辯護，表達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維持的是現存的階級統治關系。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商品入手對意識形態形成的根源進行了考察。在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中認為，我們看作為一種“物”的商品的本質被假象遮蔽起來了，商品被賦予了某種神奇的魅力，人們像崇拜神一樣崇拜商品。馬克思從對商品的分析深入到對拜物教的批判，通過這一批判“馬克思解開了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之謎”。在現代社會中，拜物教主要表現為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三副面孔，而三者之中資本拜物教則是“真理和歸宿”。馬克思通過對拜物教特別是資本拜物教的深入分析，通過“資本”批判揭露了意識形態的虛假性根源，呈現出了“真實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的真實”。

而韋伯通過現代性考察發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合理化原則，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構成其分析思想文化問題的基本架構。韋伯在分析為何在西方并且唯有西方文明走向了那樣一條獨特的資本主義道路中，指出音樂、建筑、印刷、大學、資本運算的理性化等現象與因素并非是西方所獨有的。西方之所以走上了現代類型的資本主義，源于背后所隱藏著的發展“內因”，但這一內因的生成是無法用“理性主義”來解釋的。這一內因便是以入世禁欲主義、責任倫理、天職觀等為主要體現形式的“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構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隱秘內核，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價值支撐和精神力量。在這種分析中，韋伯從正面強調了作為新教倫理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合理性內涵，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合理化的產物”。鄭飛指出正是韋伯發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合理化原則，盡管他沒有將這一理論系統化，但他所留下的這一理論遺產對日后的盧卡奇等影響深遠。在對意識形態的理解上，鄭飛創見性地指出馬克思與韋伯雖都承認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系統中的重要地位，但在意識形態是否具有獨立性這一問題的理解卻存在分歧。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來源于社會存在，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并隨社會存在的發展而變遷。社會存在具有決定性，意識形態盡管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但卻依附于社會存在。而韋伯則基于自身理論的“平行體系”，強調文化論與制度論、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間的非決定性和同等重要性，認為作為一種合理化表現形式的意識形態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獨立領域，具有相對獨立性。

最后，該著還對馬克思與韋伯的異化理論、技術批判理論、效應史考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探討。如在對如何解決異化問題的理解上，指出馬克思對異化的超越是實踐的超越。與之相比，韋伯對異化問題則更多是充滿憂慮，深切意識到合理化的“吊詭”?！敖⒃趯I官員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以形式合理性代替了傳統的實質合理性，這種代替的進步性表現為可能會實現某種形式上的公平與正義，但與此同時也意味著“鐵籠”式的奴役。在這種合理化中，可能最終會導致“無靈魂的專家，無心的享樂人，這空無者竟自負已登上人類前所未達的境界”（韋伯語）。面對這樣一種“鐵籠”，韋伯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軟弱無力的。韋伯指出人類“惡”的因子可能會從這“鐵籠”中出走，而克服這“鐵籠”的人類所依靠的將僅僅是意志而非理性。不但如此，對于這種意志是否能呈現出不間斷的、長期的活躍性，韋伯同樣“不抱什么希望”。又如在對技術批判問題的理解上，鄭飛指出基于時代背景的差異，馬克思對技術持一種辯證的態度，認為通過“生產-技術的內在超越”能克服現代性的局限，并創見性地指出，技術成為一種解放性的力量，恰恰源于自身的矛盾性。韋伯則將現代技術判定為一種形式合理性，對技術持一種悲觀態度，這種判定對日后的思想家特別是以阿多諾、馬爾庫塞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影響深遠。

難能可貴的還在于鄭飛是一位深度關切現實、關注我們腳下的土地，有著強烈擔當意識、使命意識的學者。這一點我們從該著陷入沉思的艱深“結語”與充滿家國情懷的“后記”中深深可見。尤其在“后記”中，鄭飛對當前學界所推崇的“價值中立”原則進行了“痛心疾首”式的批判與深層反思，指出價值中立的過度化、無立場化使“‘恪守’價值中立的一些‘學者’日漸表現出遠離現實的傾向”。這種傾向集中呈現為或是沉迷于象牙塔中的概念游戲，或是改頭換面式的新瓶裝舊酒，或是簡單移植式的挾洋自重，或是拾洋人牙慧式的自詡多聞，而“這樣的‘中國學術’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無疑，該著是近年來現代性領域的一部佳作，是鄭飛在這一問題上長期研讀、耕耘、探討、運思的結晶。該著以鄭飛深厚的理論基礎為研究前提，以明確的問題意識、獨特的理論視角、真誠的現實關切、翔實的文獻資料為研究基礎，對馬克思與韋伯所聚焦的現代性問題進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在筆者看來，該著無論就理論內容還是學術價值，已超越了對馬克思與韋伯現代性理論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性研究，是中國年輕一代學人以中國話語表達中國觀點、反思中國問題、闡釋與解決人類所共同面對的現代性難題的一種嘗試性范本?；谶@種深耕之上的可能性闡釋與超拔，才能使之與國內學界關注此問題的學者共同將此問題的探討不斷地走進叢林深處。盡管在走進中可能會發現“這些路多半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但他們會懂得“林中有路”，懂得“什么叫作在林中路上”。

（責任編輯：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