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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生成與發展的內在邏輯

2021-11-29 07:39彭冰冰
江西社會科學 2021年12期
關鍵詞:譜系馬克思主義革命

■彭冰冰

從理論邏輯看,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政治實踐的文化自覺與價值思考;從歷史邏輯看,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既是一部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史,又是一部氣勢磅礴的自我革命史,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是黨領導推進社會革命與深化自我革命相互激蕩的結果;從實踐邏輯看,新時代要從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中汲取初心的力量和奮斗的力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凝聚力量。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了黨百年奮斗的五大歷史意義,明確指出:“黨的百年奮斗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纬闪艘詡ゴ蠼h精神為源頭的精神譜系,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P64-65)。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政治本色、道德品質、價值追求和情感意志,成為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精神標識。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揭示黨的精神譜系生成與發展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探討弘揚革命精神的實踐邏輯,對于我們進一步推進弘揚革命文化、傳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邏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

作為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核心內容,黨的精神譜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革命精神、實踐精神與人文精神;同時,文化還是一個歷史范疇,黨的精神譜系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展現了獨有的中國特色。

(一)馬克思主義為精神譜系的書寫提供了科學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書寫,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完成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政治實踐的文化自覺與價值思考。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與其他精神文化的顯著區別,在于它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近代以前,人們常常將“信仰”與“宗教”混同起來,認為“信仰”就是宗教信仰。五四時期,作為非宗教性的專用名詞,“信仰”一詞開始興起并日益盛行。陳獨秀說:“人類將來真實之信解行證,必以科學為正軌,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视嘀鲝堃钥茖W代宗教,開拓吾人真實之信仰?!保?](P197-198)在馬克思主義視野中,信仰是建立在實踐合理性基礎之上的終極關懷和價值追求,它是以理性為前提的,實質上就是人類在追求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中展現出來的自我超越性。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與信仰相統一的特點,體現了真理與道義的統一。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保?](P376-377)共產主義不是人們頭腦中想象的產物,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科學與信仰的融合正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基本范式。[4]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先進分子之所以接受和認同馬克思主義,就在于他們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李大釗強調,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5](P424)。陳獨秀指出:“歐洲近代以自然科學證實歸納法,馬克思就以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應用于社會科學?!R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保?](P249-250)他們既奉馬克思主義為科學,又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他們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絕不是偶然的感情沖動,而是經過審慎的比較、思考和嘗試之后做出的理性選擇。在他們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他們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不斷奮斗的歷史征程,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豐富時代內涵和鮮明民族特征的精神譜系。崇高的理想信念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演進的各個歷史坐標。正如鄧小平指出:“為什么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保?](P110)

(二)精神譜系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靈魂,深深地積淀在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綿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愛國主義始終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終是激勵我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的強大力量?!保?](P58)鴉片戰爭以后,維護中華民族獨立與尊嚴的愛國斗爭風起云涌、波瀾壯闊。林則徐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9](P295)的絕唱,對其后的洋務派、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他們的探索都失敗了,但愛國主義精神傳承下來了,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早期先進分子。李大釗呼吁一切救國志士、學者文人振作精神,“以全副血淚,傾注墨池,啟發眾生之天良,覺醒眾生之懺悔”,以“救人救世”[10](P121)。毛澤東認為愛國是每個人的天職,并寫了《言志》《救亡圖存論》等文章,抒發了自己的救國志向。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組織了“敬業樂群會”,創辦了《敬業》,他呼吁同學們“鼓起斬釘截鐵之精神,奮起破釜沉舟之勇氣”[11](P14),為拯救國家、民族而努力學習。正是這種家國情懷,驅使早期先進分子不斷探索新事物,從而走向馬克思主義,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堅定最徹底的愛國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飽含著近代以來無數為救國救民而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的夙愿,展現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接續奮斗的精神史詩。

優秀的民族精神造就了共同的精神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保?](P181)他從“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12](P3-5)四個方面對中華民族精神進行了新的凝練和概括。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承載了中華民族深厚的精神底蘊。例如,中國共產黨在紅船的誕生展現了偉大的創造精神,“南湖紅船點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使四海翻騰,五岳震蕩”[13];井岡山精神中的“團結群眾,勇于勝利”是井岡山紅色政權存在的重要原因;延安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讓中國共產黨在殘酷復雜的革命斗爭中實現了經濟獨立,并在理論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西柏坡精神中的“兩個善于”,展現了中國人民既善于破壞舊世界,又善于建設新世界的智慧和創造;抗美援朝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紅旗渠精神彰顯了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集體主義價值導向。改革開放精神承載著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光榮與夢想,等等。黨的精神譜系既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精神,又體現了當代中國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

(三)精神譜系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革命文化并非平行并列、非此即彼、相互獨立的關系,而是相互聯系、有機融合的整體。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歷經“戰爭失敗”和“革命挫折”,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傳統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進化論、物競天擇、民權、立憲、共和等西方傳來的新思想、新觀念此起彼伏。到了五四時期,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各種國外思想紛紛涌入中國,理論繁多,學派林立,使人眼花繚亂。在當時復雜多元的文化思潮中,唯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實踐中成功地實現了社會革命,給了處在“隔著紗窗看曉霧”[14](P26)狀態的先進知識分子以巨大的震動和警醒。一方面,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實踐性,使得它在中國一開始便是作為行動的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運用的;另一方面,從文化心理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和性與相通性。從文化角度看,以人類解放為根本旨趣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自古就有的“大同社會”可以對接;群眾史觀與中國的民本主義傳統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易經》《道德經》《莊子》等中華文化經典中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因此,早期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會不自覺地尋找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基礎。經過新舊思想交鋒斗爭,一批先進分子完成了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轉變,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此同時,他們又深受傳統文化的濡染,他們在革命實踐中自覺吸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并致力于二者的結合。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就是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笆赂锩宦暸陧?,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保?5](P1471)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擺脫民族危機和文化困境提供了可能。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不僅體現在它的內容上,也體現在它的方法論上。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要受到環境的制約。這種環境當然包括人們所處的文化環境,它是以文化的歷史積淀為基礎的,作為各民族代代相傳的、既得的思維傳統影響著人們的文化選擇。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并非全盤反傳統,而是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例如,青年毛澤東深受湖湘文化倡導經世務實、注重實際的學風影響,他明確提出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號召人們“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16](P334)。馬克思主義面向現實的實踐精神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得到了毛澤東的心理認同。他一貫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純粹的學理和神秘的教條,他賦予“實事求是”這一古語以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并將之上升為黨的思想路線,從而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毛澤東說:“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保?7](P697)這種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精神譜系中所蘊含的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艱苦奮斗的堅強意志、敢于擔當的精神品格、開拓創新的無畏氣概、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

總之,精神譜系的生成與發展不僅需要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轉化與創造,更需要文化的融合與重構。精神譜系的生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從近代到現代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的關鍵。從此,“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保?8](P13)

二、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是黨領導推進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相互激蕩的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是革命者,不要喪失了革命精神?!保?9](P70)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就是我們黨領導推進社會革命與深化自我革命相互激蕩的結果,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實質上都是促進社會發展與歷史進步的社會革命??梢哉f,沒有黨的自我革命,就難以推進偉大社會革命;沒有偉大社會革命,黨的自我革命就缺乏動力。

(一)精神譜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保?8](P26)自我革命的目標是確保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實現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早在建黨初期,黨的二大黨章就明確了黨員應遵循黨內紀律的規定,提出黨員若有觸犯六類紀律的情況,必須嚴肅處理,開除出黨。[20](P168)井岡山斗爭時期,由于黨員成分復雜多樣,又長期在農村進行革命活動,黨組織受到小農意識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地方主義也很嚴重,“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21](P74)。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思想建黨”的重要主張。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后,由于敵人的圍追堵截,部隊損失較大,導致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軍閥主義、重軍事輕政治等思想在部隊中滋長,嚴重影響了革命前途。為此,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召開了古田會議,提出了進行“正確路線的教育”[21](P85)的措施和方法,讓廣大黨員干部和紅軍戰士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針對一部分同志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21](P100)的疑問,毛澤東批判了盲動主義和右傾悲觀主義,初步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思想,并描繪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保?1](P106)通過教育整頓,堅定了紅軍將士的革命信念。延安時期,為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風運動,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延安精神也是我們黨進行自我革命的精神結晶。

人民性是體現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就堅定黨性與人民性內在統一的政治立場。陳獨秀指出,共產黨應該“比他黨更要首先挺身出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而奮斗而犧牲?!厝绱瞬潘闶钦娴墓伯a黨,不然便是假共產黨”[6](P252)。中共二大提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保?0](P162)“群眾黨”的概念,將黨和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說明這個黨是以群眾為基礎,為群眾謀利益的。井岡山革命時期,黨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井岡山土地法》,使得貧農成為土地的主人??谷諔馉帟r期,在延安的窯洞中,毛澤東對黃炎培表示,我們能跳出歷史周期律。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把“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寫進黨章。1949年3月23日,當黨中央從西柏坡啟程前往北京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22](P470)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王進喜、焦裕祿等就是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塑造了一個個優秀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形成了白求恩精神、張思德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焦裕祿精神。

(二)精神譜系是在黨領導推進偉大的社會革命中形成的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革命”表達某種秩序和天命的周期性變化,主要是指以武力推翻前朝,“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23](P24)在政治上是改朝換代的意思?,F代中國革命話語的形成,經歷了革命一詞在漢、日、英三語之間復雜的翻譯互動過程。[24](P23)20世紀初,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作為自上而下改革對立物的革命意識形態獲得先進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廣泛認同。他們普遍意識到,革命不僅指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也意味著經濟、文化、社會、家庭各領域的總體性變革。但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仍屬于民主革命的范圍,沒有徹底地改變舊制度下的經濟基礎,也沒有可能建立全新的社會基礎。這一歷史使命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完成。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科學指南,也為催生革命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南湖紅船上通過的黨的“一大”綱領明確指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保?0](P1)1921年12月10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也提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保?0](P486)這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的和歷史任務就是在中國進行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革命。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社會革命的中堅力量和決定者。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離不開人民的參與和貢獻。近代歷史證明,任何否定或忽視人民群眾的政治力量,最后都將在政治實踐中失敗。與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國共產黨深刻領悟到革命的真諦:只有緊緊依靠人民,激活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可能不斷推進偉大的社會革命。百年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內容的社會革命,正是緊緊依靠人民才取得了勝利,從而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過去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斗爭是革命,今天為實現偉大夢想而奮斗也是革命,盡管在革命的具體形式和路徑上存在著差異,但從革命的本質、目的和功能上看,它們都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發展,掃除社會發展的障礙。鄧小平把它概括為“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25](P368)。只有始終不渝地保持以改造世界為宗旨的革命精神,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三)協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不斷推動革命精神的傳承與發展

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二者是相輔相成、內在統一的。共產黨人是最徹底的革命者,他們既富有最強烈的自我犧牲精神,又具有最頑強的革命斗爭意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自我革命,也是源于推進社會革命的客觀需要。在中國古代,“黨”一般是在貶義的意義上使用的,與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相去甚遠。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議會、政黨、立憲、國民、進化論等近代西方的政黨和政黨制度為先進知識分子所推崇,政黨組織開始出現。民國初年,出現組黨熱潮,政黨林立、黨爭尖銳。但這些政黨大多是由當時社會上“精英分子”組成,所傳遞的大多是精英階層的思想,沒有一個組織性力量能夠凝聚起全民族的磅礴力量。李大釗指出:“民國以來的政黨,都是趁火打劫,植黨營私,呼朋嘯侶,招搖撞騙,捧大老之粗腿,謀自己的飯碗,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指望由他們做出些改革事業為人民謀福利,只和盼望日頭由西邊出來一樣?!保?6](P349)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中國先進分子認識到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他們把列寧的建黨原則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27]。推進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政黨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只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沒有實現,中國共產黨就始終是“革命黨”,就要永葆革命精神。

另外,我們黨只有通過自我革命,才能不斷走在時代前列,成為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目的,是要排除毒素、維護健康,不斷增強黨組織的戰斗力。只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把黨員個體組織成一個由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團結起來的部隊時,才能攻堅克難,才能保持政治穩定,為偉大社會革命的勝利推進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我們黨正是通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延安整風等重大舉措,從而保障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另外,黨的先進性不是一勞永逸的,只有堅定不移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方能不斷走在時代前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保?8](P590)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活動的開展,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強烈的憂患意識針對“歷史周期律”這一難題開出的藥方,體現了把黨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總之,堅持黨的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統一,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史既是一部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史,又是一部氣勢磅礴的自我革命史。隨著革命的推進和社會的發展,還會涌現出更多的革命精神,不斷為精神譜系增添時代的新內涵。

三、實踐邏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注入強大精神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保?9](P47-48)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繼續發揮革命精神的引領作用,從精神譜系中汲取信仰力量、斗爭力量和前進力量。

(一)從精神譜系中汲取信仰力量,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黨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等多方面內容,其中每一個方面又包含多個層次,它們都是黨的建設系統工程的互相聯系、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我們黨面臨的主要矛盾不同,黨的建設的重點內容也有所不同。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治黨方略經歷了從“思想建黨”到“制度治黨”再到“政治強黨”的歷史轉變。因此,要通過從政治上開展黨的自我革命,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作為內在于社會生活的固有部分,政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任何政黨都應重視政治、研究政治,都應按政治規律進行政治活動。列寧指出,“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保?0](P408)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綱領和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任何政黨必然要進行種種政治活動,馬克思主義政黨也是如此。如果脫離了政治,放棄了政治,政黨的生命就完結了。

政黨的政治建設,是有關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路線方面的建設,指的是政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綱領,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在政治方面加強自身建設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黨的政治路線是黨的綱領在一定歷史階段的具體體現。制定和執行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黨的政治建設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指出,“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都是“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17](P605)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從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形成了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革命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從政治上建設黨,采取一系列重大舉措,把牢政治方向,解決政治難題,凈化政治生態,清除政治隱患,鞏固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也形成了脫貧攻堅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等革命精神?!跋冗M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保?](P70)因此,要實現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使命,建設偉大工程,必須弘揚自我革命的精神,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政治領導全面貫徹到了國家治理之中,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二)從精神譜系中汲取斗爭力量,不斷推進社會革命

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斗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保?9](P225-226)因此,從精神譜系中汲取斗爭的力量,對于我們奪取偉大斗爭的勝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人類社會是一個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許多矛盾構成的復雜體系。有矛盾就要斗爭,斗爭是解決矛盾和問題的基本手段。只有通過不斷實踐和斗爭,才能解決客觀與主觀、理想與現實、主體與客體、實然與應然之間的矛盾。實踐內在地包含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三重關系,因此,實踐和斗爭的歷史過程既是人類改造自然界和社會的歷史過程,也是人類實現自我創造、自我肯定、自我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類獲得解放和自由的共產主義過程。

百年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初心與使命接續奮斗,在不懈追求中展現了精神自由和理性自覺。井岡山斗爭中的“紅米飯、南瓜湯”,長征途中的“爬雪山、過草地”,延安時期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西柏坡精神中的“兩個務必”等,都貫穿了偉大的斗爭精神。新中國的建立正是無數革命先輩堅持真理、堅守理想、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官兵、北大荒的建設者、大慶的石油工作者、修建紅旗渠的群眾,為了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他們不懼惡劣的自然環境,承受繁重的體力勞動,團結一致,眾志成城,豎起一座座改造自然的歷史豐碑,用青春、熱血和生命詮釋了他們的愛國情懷。改革開放以來,也是依靠全國各族人民的不斷奮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27]當前,我們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斗爭呈現出許多新的歷史特點,更加需要我們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皼]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25](P146),偉大的革命精神能夠激勵共產黨人戰勝各種風險考驗,不斷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新的“婁山關”“臘子口”,走好我們的“新長征”路。

(三)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要進一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地踐行初心、擔當使命,對黨忠誠、不負人民。但是,“初心不會自然保質保鮮,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塵褪色,久不滋養就會干涸枯萎,很容易走著走著就忘記了為什么要出發、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丟了?!保?9](P538)這就需要加強制度建設,探索提升黨員黨性修養的長效、常態化機制,“要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作為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31]。百年的歷史證明,“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保?](P66)堅持人民至上既是百年來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追求。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從一種理念上升為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經驗的制度化轉變,目的是用制度化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存在的各種具體問題,通過思想建設與制度建設的有機結合確保全體黨員干部牢記初心和使命,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制度優勢是制度自信的根基和基礎。但制度優勢不能自在地轉化為治理效能,它只有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才能轉化為治理效能。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就是要把黨紀法規建設和黨的初心使命教育統一起來,把嚴守黨的紀律規范與黨的理想信念培育貫穿起來,引導黨員干部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32]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它既是受規律制約的客觀的物質性活動,又是在人的意志和目的支配下進行的合目的活動,也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化價值觀引導下進行的有意義的活動。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越高,就越能為人類的感性實踐活動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而在諸多可能性構成的空間中,究竟哪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實,則主要取決于社會歷史主體在一定的文化價值觀引導下做出的選擇及其實踐努力。因此,在社會發展中形成集中的、共同的、統一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在追逐夢想的新征程上,要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當然要靠進一步的改革與發展,但也需要從精神譜系中汲取初心的力量、奮斗的力量,以此來激勵大家,統一思想,從而形成實踐合力。

總之,精神譜系的形成與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文化是實踐的產物,文化自覺與自信,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具體內容怎樣,歸根到底是以實踐作為根基和支撐的,其目的也是為人的實踐活動服務的。新時代,我們要繼續從精神譜系中汲取精神滋養,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為實現偉大夢想凝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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