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國詩歌地理源頭及其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夏漢寧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除了其悠久的歷史、豐厚的內涵，更有那地域遼闊的十五國風各顯異彩，各具特色，因此，《詩經》在給后人帶來無窮審美享受的同時，又開啟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源頭，這就是詩歌地理源頭。因此，闡述《詩經》開啟中國詩歌地理源頭及其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價值。

中國詩歌自誕生之日始，就烙上了鮮明的地域印記。眾所周知，中國有一部開創古代詩歌創作源頭的詩集——《詩經》，這部詩集就與地域有著密切關聯，尤其是十五國風，更鮮明地涂抹上了當時十五個諸侯國的“地方”色彩，可以這樣說，十五國風與地域有著“血肉難分”的關系，這也使《詩經》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凸顯。從地理的角度觀察，《詩經》應該是中國詩歌地理的源頭。

一

有學者將十五國風（也就是將這十五個不同地域的樂歌），分成了五大詩歌區域：

一是南區（《周南》《召南》《陳風》）。其中，二南主要在南陽（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和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帶（二南后來被楚國所吞并，所以有學者一般認為《周南》《召南》當為《楚辭》之源），其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多為女性勞動、戀愛和思夫等，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寫禮俗的，如慶祝新婚、恭賀多子等。陳地主要在今河南淮陽、柘城和安徽亳縣一帶，其作品多半與戀愛婚姻相關。

二是西區（《秦風》《豳風》）。秦原居甘肅天水，后來逐漸東擴，并占據陜西一帶，平王東遷之后，西周王畿和豳地均歸秦。豳在今陜西旬邑、彬縣一帶?！肚仫L》中的作品以尚武精神和殺伐之音為多。宋朱熹在《詩集傳》卷6中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薄夺亠L》則主要表現的是豳地農家生活，反映農夫辛勤勞作的情景，其作品《七月》，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田園詩。

三是北區（《魏風》《唐風》）。魏的地域范圍在今山西芮城一帶，唐的地域范圍在今山西中部，后稱晉。宋代朱熹在《詩集傳》卷5中云：“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圣賢之遺風焉?！睂τ谔骑L，朱熹在《詩集傳》卷6中是這樣評說的：“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p>

四是中區（《邶風》《墉風》《鄭風》《衛風》《王風》《檜風》《曹風》）。邶和墉皆為衛邑名，故同屬一地；鄭的都城在新鄭，其地域范圍主要在今河南鄭州一帶；衛的地域范圍在今河北磁縣、濮陽，河南安陽、淇縣、汲縣、開封、中牟等地；王即為王都的簡稱，平王東遷至洛邑，即今河南洛陽一帶；檜的故都在今河南密縣與新鄭之間，其范圍大致包括今密縣、新鄭、滎陽一帶；曹建都陶丘，即今山東定陶西北其地域范圍在今山東菏澤一帶。關于這些地方的詩歌所表現的內容，前代學者多有論述。

五是東區（《齊風》）。齊的范圍主要在今山東中北部，建都于臨淄。司馬遷在《史記》卷129是這樣描述的：“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惫省洱R風》善于夸飾，寬緩闊達，節奏疏宕。

十五國風這種地域特色的形成，當與那個時代的采詩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孔子就曾指出：“《邦(國)風》，其內物也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雹俅撕笪墨I對此也多有記載：“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保?］“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保?］“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保?］而這種采詩制度對后世仍有影響，如秦、漢時期就延續了這種采詩制度，并在朝廷設立了專門的官署——樂府。后人把這些經過搜集整理的詩歌稱作“樂府詩”?！皹犯姟币彩抢^《詩經》《楚辭》之后而興起的一種新詩體。由于“樂府詩”有不少作品是采集于民間的歌謠，因此，在詩歌文本上，這些作品都與《詩經》中的十五國風一樣，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正如班固所言：“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保?］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詩經》十五國風的地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樂府詩”。

在中國古代，還有一部與《詩經》并稱的詩集，這就是《楚辭》。這部詩集同樣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這里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詩經》十五國風中，人們竟然尋找不到“楚風”的“身影”，這不能不讓許多人感到疑惑。為此，歷代學者對這個疑問都做了探索，并表達了各自的觀點，而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當屬《周南》《召南》即為南方之作（這“南方”自然包含了楚地）。毛亨在解讀《周南·漢廣》時是這樣說的：“《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保?］朱熹在解釋“二南”時也曾說：“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于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保?］毛亨與朱熹二人均認為“二南”所收作品，大多產生于南國，而且其中部分篇章也帶有“楚味”，這似乎也可看成是楚歌之代表，但絕對不能以楚風名之。即便如此，“二南”的風格及特征，都對后來《楚辭》的出現產生了一定影響，這當是毋庸置疑的。元人祝堯就曾明確地說：“然騷者，《詩》之變也?！对姟窡o楚風，楚乃有騷，何邪？愚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于‘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于詩之本體，又以‘兮’為讀，楚聲萌蘗久矣?！保?］正因為《楚辭》與“二南”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所以，《楚辭》在文本上同樣深深地烙上了地域的印記。關于這一點，宋人黃伯思在《校定楚詞序》中認為：“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塋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保?］黃伯思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楚辭》作品中所展現出的地域特征，而這種地域的特征實在就是對《詩經》十五國風地域特征的繼承。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話還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就是在距今2300余年前，中國詩人的創作就與地域有著自覺而又密切的關系，地域性特征已然成為他們詩歌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或標志。由此可見，中國古代詩歌在進入詩人個體創作之初始，就與地域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楚辭》的誕生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古代詩人與地域的這種血脈相連的關系，就如同文化基因或文明密碼，牢牢地附著在詩人的靈魂中，并形成了詩歌創作傳統。這種傳統綿延數千年，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詩人的創作。中國的古代詩人，一路行走，一路創作，他們的作品既留下了詩人行走的足跡，同時又在他們的作品中，深深地刻下了山河江湖、城市鄉村的印記。像這類事例在中國歷代詩人的作品中真可謂俯拾皆是，舉不勝舉。僅僅從一些詩人詩作的題目，便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如：謝靈運《入彭蠡湖口》、李白《望廬山瀑布》、蘇軾《初入廬山三首》、陸游《游山西村》、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等，這些自然景觀經過詩人生花妙筆，便成了魅力無窮的文學景觀。再如，王勃《滕王閣》、王之渙《登鸛雀樓》、崔顥《黃鶴樓》、歐陽修《寄題沙溪寶錫院》、蘇軾《題西林壁》、黃庭堅《登快閣》等作品，原本這些人文景觀或許很普通，但是，經過詩人的藝術加工后，這些看似普通的人文景觀，便增添了一層引人入勝的藝術感染力，從而使這些人文景觀，演變成為著名的佇立在城鄉山林之間的詩意濃郁的文學地標，雖然歷經數千年，這些地標建筑多有損毀，但是，對于這些地標建筑，歷代都極為重視，往往是屢毀屢建，從而使這些地標建筑永遠存續在廣袤的大地上，同時也永遠佇立在人們的心間。

二

我們說，《詩經》開啟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地域視角，是因為《詩經》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因此，早在先秦、兩漢時期，人們在解讀或評論《詩經》時，特別是在解讀或評論國風時，很自然地就會將目光聚焦在地域上，換言之，以地域的視角來闡釋《詩經》，這已是先秦、兩漢評論家們所采用的重要批評方法之一。也正是從他們的《詩經》批評開始，地域視角便成了后代文學批評家們代代相承的文學評論傳統。

在這里，首先應該提到的便是吳公子季扎，他在對《詩經》十五國風解讀時，地域意識就顯得十分明顯，《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曾經記錄了吳公子季扎的這段著名評論：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睘橹琛囤?、《墉》、《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7］

季扎曾接受過六藝等的嚴格訓練，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所以聽完一曲演奏，他便能立刻說出作品中的意蘊和地域特點。當然，季扎這段話的意義還不僅僅在這一個方面，更有價值的是，他這段話是第一次以地域視角對《詩經》（其實也可擴展為文學）進行系統的評論，這段評論實際上就是《詩經》地理學（亦即中國文學地理）之先聲。吳公子季扎評《詩經》的年代，距離《詩經》成集的年代并不遙遠，因此，我們同樣可以這樣認為，以地理視閾來關照文學作品，是伴隨著中國第一詩歌總集《詩經》的誕生而產生的。季扎的這段著名評論，在《詩經》研究和古代文學批評領域至少還有這樣兩個重要影響：一是對后代文學評論的影響，可以這樣認為，后代文學批評中的地域關照，或直接或間地接受這一評論的影響，因而使文學批評的地域觀照得以延續和拓展；二是在季扎之后的《詩經》研究中，地域的觀照尤為顯著，并由此形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傳統，即《詩經》地理學的構建和確立，且在歷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下，其基本框架已經構建形成，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國古代文論特色的《詩經》地理學。

以地理視閾來關照文學作品，當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源頭之一。而且，肇始于春秋之際的這一源頭，在其后的發展中仍是綿延不斷，一直浸潤著中國文學批評這塊沃土。這里首先應該提到一位重要“接棒者”，他就是班固。他那不朽的歷史巨著《漢書》，除了其史學價值外，還具備多學科的多種價值，如開拓《詩經》地理批評就是其中之一。在《漢書·地理志》中，班固將地理視閾作為文學批評的切入角度，對《詩經》等文學作品作了較為系統的地理分析。因而《漢書·地理志》成為吳公子季扎之后，以地理視角來關注《詩經》的代表性著述?！稘h書·地理志》延續、固定并光大了以地理視角來關照和批評《詩經》的傳統。其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詩經》作品中所反映的地理信息，對古今地名進行考辨，賦予《詩經》以一種新的功能。在《漢書·地理志》中，班固曾稱：“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跡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保?］在班固看來，要考辨古今地名變化，《詩經》是重要文獻之一。于是，在《漢書·地理志》中，引用《詩經》作品來解釋古今地名的現象極多。如，在釋“郁夷”時，班固說：“郁夷，《詩》‘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雹谠卺尅坝褐荽ā睍r，他是這樣說的：“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痹偃?，釋河北：“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也?！保?］釋魏國：“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雹郯喙淌褂眠@種引證方法，極其自然地將《詩經》中的地理因素凸顯出來，而且使作品與地理變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這部詩集“覆蓋”上一層濃郁的地理色彩。

第二，從區域歷史變遷的角度，來解讀作品。如對《詩經》中的《豳風》《秦風》，他是這樣評說的：“故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衷唬骸跤谂d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啊盾囖O》《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痹偃?，對河內所發生的變化，班固從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下，在《詩經》作品中獲得歷史依據而加以說明，其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囤姟吩弧诳Ｖ隆?；《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 ‘亦流于淇’，‘河水洋洋’……”［9］類似這樣的征引，在《漢書·地理志》極多，諸如“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歲之后，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保?］如此等等，凸顯了以史解詩、以詩證史和以詩考地的特點。

第三，以地域風俗民情來解讀作品。如對《陳風》的分析：“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蛾愒姟吩唬骸财鋼艄?，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衷唬骸畺|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似滹L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自胡公后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于天文自若其故?！庇秩纾骸班嵒腹逆叟c賄于虢、鄶，鄶受之。后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右洛左濟，食溱、洧焉。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云?！衷唬骸谂c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洵于且樂，伊其相謔?！似滹L也?！瘏窃勦嵵柙唬骸涝?！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為韓所滅?！保?］在以風俗民情解讀相關作品時，班固對風俗民情的形成原因，也作了歷史的分析和判斷。

第四，以對不同地域的作品分析，來反映道德教化在相關地域的作用。如對《唐風》《魏風》的分析：“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歳之后，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蕴剖迨乐莲I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于韓原，晉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徳輔此，則明主也?！墓笫?，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保?］以一個地域的道德教化來解讀作品，而又以一個地域的作品來印證道德教化在一個地域所起的重要作用，這也是班固解讀《詩經》的獨到之處。

當然，筆者強調《漢書·地理志》在《詩經》研究中的方法論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在班固之前即有以地域視角關注文學作品的實踐，如，關于楚國的興衰，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人將其藝術與楚地鮮明特征的“巫”相關聯，《呂氏春秋》曾言：“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保?0］漢代學者也看到了這一點。在論述《楚辭》時，他們也將《楚辭》中的作品納入地理視閾之內加以考察，雖然，對《楚辭》中作品的地域性評論，沒有像對《詩經》評論那樣系統全面，但是，對于楚地、對于《楚辭》的研究，漢代學者的地理意識也是比較明顯的。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曾對楚越之地的特征作過這樣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保?1］班固也在《漢書·地理志》中也這樣說過：“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保?］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以地理視閾關注文學作品，實為那時學者的共同意識，并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漢代學者以班固為代表的關于《詩經》的評論，以王逸為代表的關于《楚辭》的評論，都能以地理視閾對所研究的作品加以關照，而且，他們已然將作品與地域風俗、歷史沿革、道德教化等相互結合進行考察和佐證，這種對《詩經》《楚辭》的評論方式，實與當下之文學地理學所倡導的批評要素相契合。

三

文學地理批評方法，早在兩漢時期的《詩經》《楚辭》研究中就得以運用，而且這種方法的運用以及觀念的形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其后的文學家和評論家，如在古代作家字號的選取及稱謂上以及評論家對文學流派的命名等都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中國古代詩人與地域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饒有趣味的現象，這就是在中國古代詩人的字號中，不少都帶有濃郁的地域色彩，主要表現為這樣幾種形式：

一是不少詩人以自己的故鄉或祖籍地為號。如唐代的賀知章，他是會稽永興(今屬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故自號“四明狂客”，而四明山就在其家鄉附近。由此生發開來，人們也習慣以某些詩人的祖籍地或籍貫地來稱呼這些詩人，如，唐代韓愈，常以“昌黎韓愈”自稱，昌黎位于今河北省，為韓愈的祖籍地，故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柳宗元，系河東（今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亦以“河東柳宗元”自稱，古世人稱之為“柳河東”“河東先生”；北宋時期的歐陽修是廬陵永豐人，他常常自署“廬陵歐陽修”，故后人稱之為“廬陵先生”；曾鞏是江西南豐人，世稱“曾南豐”“南豐先生”；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世稱“王臨川”“臨川先生”。

二是以獨特建筑為號。像別墅、莊園、齋名等為號，如南宋范成大，他曾在家鄉蘇州建有石湖別墅，其額為宋孝宗所賜：“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勝，東南絕境也。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之，故號‘石湖居士’云?！保?2］南宋楊萬里，號誠齋，其號來歷為：“楊萬里……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Ｃ阋哉恼\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保?3］

三是以仕宦地為號。如，唐代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世稱“柳柳州”，“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保?4］北宋蘇軾，曾為黃州團練副史，在黃州其間，“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保?5］總之，地域特征已成為中國古代詩人的一個顯著標識。

漢代學者以地理視閾關注文學作品的這種批評實踐，對于后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這里我們僅舉兩類事例，便能說明以地理視閾關注文學的這種批評實踐，在古代文學批評家中運用得是多么的廣泛。

其一，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形成過不少的文學流派，在對這些流派命名時，地域特色是其中常見的方式之一，可以這樣說，以地域命名文學流派，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如形成于北宋時期的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就是以地名命名的一個極有影響的詩歌流派。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中是這樣說的：

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16］

從以上這段引文中，可以感受到批評家的鮮明的地域意識：首先，詩派命名的地域意識，陳后山、韓子蒼、潘飺老、夏均父、林敏修、林敏功、晁叔用、江子之、祖可、高勉等人，雖非江西詩人，但因與黃庭堅詩風接近等原因，故而亦列入派中。其次，對詩人稱呼中的地域意識，如稱黃庭堅，文中均以“豫章”“山谷”稱之，“豫章”之稱，當為學者因黃庭堅為江西（江西又稱“豫章”）人，故人們尊稱其為“豫章先生”“豫章”④而“山谷”⑤為黃庭堅自號，后人便以其號稱之。再次，介紹詩人時的地域意識，在劉克莊“總序”中，對非江西籍人士，劉克莊也都一一道出了這些詩人的籍貫地，當然，這也是想說明列入江西詩派中的詩人并非全是江西人。

古代文學批評家們這種鮮明的地域意識，還反映在為其他文學流派命名方面，在給文學流派命名時，地域同樣是重要選項之一。與“江西詩派”的命名相同，在為中國古代文學其他流派命名時，其代表作家的籍貫地往往就是該流派命名的重要依據。如，南北產時期的“竟陵八友”，指的是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等8人：“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云、任昉、陸倕等并游，焉號曰八友?！保?7］明代后期曾出現過一個文學流派——“公安派”（又稱“公安三袁”），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以“公安”名流派。清人永瑢在評介《袁中郎集》是，有這樣一評論：“明袁宏道……其詩文所謂‘公安派’也。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庸膚。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偽體，涂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于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保?8］再如，清代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其領袖人物為安徽桐城人，評家曰：“《曾文正公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保?9］“今之為文者，動曰有派，蒙竊惑焉。夫所謂派者，不在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吳中有‘常州派’，近則‘常州’衰而‘桐城’盛，天下宗之莫敢異議。桐城之文，固皆取法于周、秦、兩漢、唐、宋，而嚴其體例，區其門徑，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繩尺者?！┏恰姆遣豢蓪W，學‘桐城’者入于窠白，而罕能振拔也?！保?0］他如“茶陵詩派”“竟陵派”“浙西詞派”“陽羨詞派”“常州詞派”等流派，莫不以地名名之。

其二，文學批評家們將目光聚焦在某一地域的文學現象上，這一評論實踐，更是直接繼承了先秦批評家評論《詩經》的傳統，因而在對地域文學現象進行述評和歸納時，這些評論家的論述更具地域色彩。如宋人黃彥平在《王介甫文集序》中，對宋代江西的文學現象作過這樣的評述：“藝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長倡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保?1］宋人陳貴誼、李道傳在《謚文節公告議》中云：“竊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集賢學士劉公兄弟、中書舎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劉公恕、黃公庭堅，其大者，古文經術足以名世；其余則博學多識，見于議論、溢于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眾者?！保?2］清代江西臨川人李纮曾對江西文學的發展作過這樣一個精辟的概述，其云：

粵自東漢，論者李朝，黎陽九歌，風雅啟苗。晉推靖節，上接《離騷》，尋陽隱逸，蓮社賢豪；名章偉構，水深山高，散落人間，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詩取士。時則劉慎虛擅開元之奇，吉中孚拔大歷之萃。任濤、鄭谷，稱十哲于咸通；盧肇、黃頗斗兩龍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陽穎士；來氏兄弟，豐城季子?；蝰妗段魃健分?，或侈《靈溪》之制。莫不馳譽寰區，蜚聲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碩大，吳武陵則西漢可以興，幸南容在枚馬之次。媲柳配韓，角張競李，猶未足盡江南之能事也。宋興百年，文章陋窳，歐陽公奮興，然后沛然復古，并轡絕馳，直追韓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獨立一代，高視六寓，不特吳越所絕無，蓋寰瀛所希也。若夫晏臨川開荊國文公，李盱江傳南豐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鑒佳篇，士居其五。黃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領臺閣乎南渡……［23］

其實，類似這樣的地域性文學批評，在中國古代文學評論發展進程中可謂屢見不鮮，如，清代的陳壽祺在《閩詞鈔序》中談及地方詞選編輯時，也談及福建文學發展特色，他云：“詞選昉于后蜀趙崇祚之《花間集》，厥后《花庵》《草堂》踵事日增。然或取唐末名家，或取宋末遺民，或輯南宋，或采掇唐宋間及元人，未有專摭鄉邦之作勒為一編者，有之惟本朝《浙西六家詞》，它未再見也。閩中自宋柳耆卿以歌詞名，纒綿旖旎，善言情世，與清真居士并推，至使西夏人重之，謂凡有井水處能歌，可謂盛矣。其外如蔡伸道《友古詞》、黃思憲《知稼翁集》、張仲宗《蘆川詞》、趙用甫《虛齋樂府》、劉潛夫《后邨別調》、葛紫清《海璚集》，皆卓然名家，儕之蘇、黃、晁、秦何多讓焉。而陳忠肅、李忠定、朱文公真文忠以千載儒宗碩輔，靡不從事詩余，清新婉麗，各臻其勝……近日吾鄉詞學失傳，兩宋詞家學者，或莫能舉其名是可嘅也。葉小庚太守善為詩，兼工倚聲，嘗編《詞譜》及《詞韻》六卷，為詞家之圭臬，復輯《閩詞鈔》五卷，始于宋徐昌圖，終于元洪希文，附以方外閨媛凡五十余家，為詞逾千首，以存桑梓詞人之梗概?！保?4］再如，清人何紹基在評及安徽文學特色和“桐城派”影響時，他是這樣說的：“安徽跨皖江南北，稱人文淵藪。皖人承紫陽之緒，多為理學，為經學其次。乃稱文章，曹植、張籍，漢唐文章之派既在皖北，至我國朝方苞、劉大櫆、姚鼐遞授文法，學者多歸向之，號桐城派。傳之江南，昌之江西，流衍于廣西，漸瀆于湖北、湖南、山西、貴州，而桐城文派，幾徧于天下。其說謂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不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后文詞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近世學子蓋承用此說，至諷詠篇章，語多溫厚，無纖靡之習，又其質性然也?！保?5］更有文學家看到了地域對人的影響，唐代劉禹錫曾有《海陽湖別浩初師》詩一首，其“詩引”部分，盡言瀟湘之地對人的影響，其云：

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長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葷洗慮，剔顛毛而壞其衣，居一都之殷，易與士會，得執外教，盡捐苛禮。自公侯守相，必賜其清問，耳目灌注，習浮于性，而里中兒賢適與浩初比者，嬰冠帶，豢妻子，吏得以乗凌之。汩沒天慧，不得自奮，莫可望浩初之清光于侯門上坐，第自吟羨而已。浩初益自多其術，尤勇于近逹者而歸之。［26］

類似以上的論述，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應該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由此也可看出，對文學作品的地域關照，從季扎始，經過后世文學批評家們的代代傳承，已然成為歷代文學批評家們考察文學作品時必不可少的重要視點之一。

注釋：

①近時考古發現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記有這段話，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對“周道郁夷”句，顏師古曾有解釋說：“《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n詩作‘郁夷’字?！?/p>

③文中所引“彼汾一曲”出自《詩經·魏風·汾沮洳》；“寘諸河之側”出自《詩經·魏風·伐檀》。

④此稱呼在宋代文獻中多有記載，大概出自宋無名氏之《豫章先生傳》，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8（清乾隆刻本）記云：“苕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敘詩之源流，頗有條理……”

⑤宋·黃焱宙田《山谷年譜》卷11（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山谷寺，在皖山三祖山，屬舒州，有石牛洞等林泉之勝，先生游而樂之，因此‘山谷道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