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境、權屬與指涉：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建構

■徐亞清 于 水

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體系應由語境、權屬與指涉三個層面構成。百年未有大變局的全球之維與實現民族復興的本土之維共同交織，見證了我國依托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指導地位從被動接受影響到主動做出話語貢獻的進程，此進程有賴于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權屬作用則體現為基層導向、回應能力和人民情感。依靠對語境的明確和堅定的權屬，指涉應體現為對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關鍵性命題的完成，這包括領導核心與共同體理念的統一、風險思維與制度規范的并存、技術吸納與群眾工作的融合。中國式現代化在未來的成功，則意味著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體系由內而外的建構與成熟。

以深入學習領悟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為基礎，提出并闡釋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建構主題，旨在立足于當前國內外語境的變化，秉承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權屬，明確國家治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所指涉的一系列關鍵問題，從而構筑起成熟完善的價值體系。作為基于治理實踐所思考的對象，國家治理的話語內涵應由語境、權屬與指涉三方面所構成。在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所處的語境是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全球之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本土之維共同塑造［1］(P21)。20世紀至今的語境的變遷，見證了中國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為基本立場的化被動為主動的轉換過程，發起和推動這一轉換過程的則是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2］一部“中國之治”的歷史，實質上可以理解為我們黨聚焦基層問題、保持人民情感并有效回應場景變革訴求的歷史。語境的基礎與權屬的核心相互匯聚，也使話語指涉對象呈現出清晰的圖景，這便是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性命題，這些命題包括黨的全面領導與共同體建構、明確的制度規范與自我更新的風險意識、深入化的技術變革與持久不變的群眾路線。中國式現代化的成熟，正體現為國家治理話語在新發展階段由內而外的建構過程。［3］

一、語境：兩重疊加與歷史轉向

對于國家治理而言，新發展階段是對語境的前提性規定。此規定并非某種邏輯的演繹，而是呈現出國際與國內雙重疊加的特質?；厮輾v史可發現，國際與國內的雙重疊加并非始于當下，而是1840年之后中國被迫卷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中長期面對的課題?？梢哉J為，新發展階段是對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以來黨治國理政巨大成就的證明，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承載［1］(P53)。這實質上是一種歷史意義的轉向，即從被動卷入國際體系到主動吸納全球影響，并立足本土語境進行話語求索。在這一歷史轉向中，需明確三個基本點：一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語境的全面反思；二是對朝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行奮斗的本土語境的總體認知；三是對作為轉向前提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指導地位進行明確。

（一）對百年未有大變局的全面反思

基于建黨百年的厚重歷史時空思考國家治理的語境，可發現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內在演進不僅限于國內，而且具有一種全球視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4］(P435)。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顧名思義，其核心在于變化性。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持久的變化是事物內在的規律，但不同階段的變化性各有其特點。當前階段的國際語境之所以被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內核在于一種重構意義的趨向。立足于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通過對以網絡化、數據化、智能化為代表的深層次技術演進與對層出不窮、復雜多變的突發問題的結合詮釋可發現，大變局所指代的應是空前的變革性與未知的風險性相互交織的內涵。變革代表了實踐的演進，風險的出現則是對固有思維路徑的沖破，二者結合，實則表明了這樣的道理：沒有任何既定話語能夠恒久不變且強制推行。

從語境層面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提供了對西方話語的反思視角，這種反思的緣由在于語境中與西方所宣揚的話語相背離的現實因素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今，由于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帶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低潮，西方力圖構建以新自由主義和“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話語體系作為世界各個國家的治理準則，認為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福山等西方學者曾自信地認為，經過“無邊的精神之戰”［5］(P328)，即長期的價值理念層面的斗爭，西方話語終將被各國的國家治理所接受且獲得良好的功效，然而技術變革帶來的更為多元的可能性和層出不窮的全球風險說明，治理實踐反饋給西方話語的只是事與愿違的結果。在變局中首當其沖的，是被實踐證明失效的新自由主義和“歷史終結論”。

圍繞國家治理這一主題，需思考的問題在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究竟將如何塑造全球性的治理語境。歷經近現代社會變遷洗禮的社會主義中國早已意識到，國家治理不是封閉的抽象概念，而是處于全球場景中的本土命題，或者說本土的特質是國際與國內共同塑造的對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明，新發展階段的國家治理必須更為主動地確立起一種全球的視野，從變局，即治理實踐的深刻改變出發，堅定地確立并維護契合自身語境的話語體系。影響全球的變化性首先表明，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必須契合實踐而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創新，而不能故步自封。其次，西方話語在如金融危機、公共衛生問題等治理議題上的失效表明，盲目崇尚西方價值的做法無疑是對實踐與話語關系的頭足倒置。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在根本原則上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4］(P329)，正是印證了這一道理。

（二）對民族復興愿景的內在聚焦

與全球變局相對照的是本土的深刻變化，本土變化并非孤立于變革和風險之外的，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治理在獨立自主且契合治理實踐的話語求索中，在把握變局特質的進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換言之，中西方處于相同的變局，卻獲得了不同的實踐反饋。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國家治理最大的功效可以視作為完成了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即在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前正朝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之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終即實現民族復興。這是對新發展階段本土的、根本的規定性，也是國家治理必須遵循的語境方位。在以民族復興為指引的本土語境中，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最需回答的是話語作為價值理念，如何以立足當下的方式繼承歷史、詮釋未來。

歷史、當下與未來共同交匯于話語體系中，其核心要義實質上在于問題意識的明確，此中的關鍵又在于對風險的明確。黨的十八大以來，風險日益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官方話語中高頻出現的關鍵詞匯。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要“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1］(P4)，這表明對風險的防控已成為改革發展的基本議題。如果說風險對于國際而言意味著普遍意義上的未知因素，那么對于國內而言，風險除了包含全球普遍性的影響之外，還應指涉一種更為特殊卻符合本土內在邏輯的因素，這便是轉型期的深層次張力。在本土語境下，風險往往體現為改革中各類突然產生、影響廣泛、變化復雜的社會問題。從2003年到2020年，以公共衛生問題為代表的風險幾乎成為透視改革中國家治理的窗口，這一窗口在揭示問題本身的同時，也印證了“中國之治”在化解風險中的巨大成功。

基于本土語境，國家治理在朝向民族復興的奮斗過程中，其話語的內在邏輯應是變與不變的統一。變的是問題意識明確之后的更為豐富的話語內涵，不變的則是話語的根本指南。這一指南來自于中國共產黨所推動、發起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保?］(P56)從革命、建設到改革，再到新時代，語境是處于持續變化的過程中，話語的內涵也在不同時期由于應對不同議題的需要而不斷發生演化，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歸屬卻是不變的主線。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正應被視作為聚焦于黨治國理政所形成的，由本土面向全球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在新發展階段，變是為了適應，不變則是為了以穩定的姿態駕馭變化性，保證適應性能夠永遠成為國家治理話語的內在特質。

（三）化被動為主動的歷史轉向

語境變遷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變堅守，使國家治理在新發展階段由內而外實現了一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歷史性轉向。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闡釋道，資本使“東方附屬于西方”［6］(P32)，這句話正適用于1840年之后被迫卷入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中國。近代中國在西方資本、技術以及暴力的沖擊和西方話語的影響下，以復興之夢作為愿景，開始了西學東漸的尋道圖強的歷史。但唯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使中國能夠在國內外語境交織的歷史中做到以扎根本土為前提放眼全球，使“東方附屬于西方”的局面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得到了根本扭轉。中國的國家治理一方面以由內而外的方式向全球展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另一方面又通過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代表的話語貢獻，而非西方式的強制性話語輸出，更新了以往單邊主義主導下全球治理的思維路徑。

實事求是地講，語境交融的特質并非始于新發展階段，但與既往不同的在于：新發展階段的到來，標志著國家治理在既往的被動局面已一去不返。反觀西方亂象，這反而證明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話語的虛偽。時至今日，除了治理實踐中的多次危機之外，新自由主義始終難以克服自身的內在悖論，此悖論體現為對社會自發成長的強調與對他國特殊語境的無視相互并存。依據哈耶克的鼓吹，所謂尊重自發生長是治理應遵循的邏輯基點，違背自發性的“擴展秩序”統統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謬誤”［7］(P9)。其特點在于，一方面強調所謂自發性生長的唯一導向，另一方面又力圖將西方語境產生的話語視為普遍可行的標準。一部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便是一部西方國家借“保護自發生長”的名義強行輸出話語，實際上是破壞乃至摧毀他國“自發生長”的歷史，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中，西方國家治理的徹底失效，則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保?］(P53)相比照下，新自由主義所說的“邏輯謬誤”非但與社會主義無關，反而成了自身最貼切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根本指導地位對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而言至關重要。雖然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并未產生新自由主義，但馬克思對待意識形態的觀念無疑可以揭示新自由主義謬誤的根源，此根源恰恰在于觀念對現實的脫節。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一整套自由主義話語在內部觀念上可能各有不同，但共通的荒謬之處在于力求“從天上到地上”的毫無現實依據的邏輯起點，但話語變革恰恰是來自于“從地上到天上”［8］(P30)的實踐進程。中國的國家治理的成就，其話語緣起正是以實踐為前提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

二、權屬：百年奮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在于實踐的基礎性，那么成功把握此精髓并推進國家治理話語不斷完善的話語權屬，便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在多元、復雜、未知的語境中，契合語境訴求的話語體系建構需要的是強大、明智的領導核心，這正是話語權屬的意義所在。從唯物史觀來看，話語植根于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實踐，將實踐經驗升華為話語體系的則是作為中國人民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所言，“堅持黨的領導”是最重要的百年奮斗經驗之首［1］(P54)。在海外，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成功日益受到關注，以至于形成了海外中共學的熱潮，但西方學者始終無法把握中國共產黨作為話語權屬的關鍵所在。這實質上體現為我們黨能夠真正基于實踐，將基層問題視為治理導向，基于語境變革不斷強化對問題的回應能力，這些優勢的背后，則是始終不渝的人民情感。

（一）基層問題的導向性

與西方不同之處在于，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之道并非以某種先驗性的價值理念作為前提，而是始終面向治理實踐中的現實議題，基層問題的導向性便是聚焦治理實踐的集中體現。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漫長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意識到，面向社會問題的“最后一公里”不可能用任何抽象邏輯的去解釋［9］。唯有始終聚焦于基層群眾的實踐活動，契合語境訴求的問題意識方能真正確立?；谛掳l展階段，國家治理對風險的明確有賴于中國共產黨的統籌布局，通過法定程序將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使之融入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中。故而問題意識在語境變革中的自我革新，來自于話語權屬在施政活動中的導向性。中國改革發展的歷程表明，基層是問題的緣起之地，基層群眾則是風險的承受主體，也是配合戰略政策、參與治理的根本力量。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1］(P42)，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針?；厮葜袊伯a黨這一百年大黨的歷史，以基層為導向的理念與黨的成長進程相伴相生，其緣起于黨在革命階段的農村調查，其背后是黨領導的革命政權試圖進行有效治理的初探，可視作為新中國國家治理的緣起。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秾跽{查》《長崗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均是毛澤東同志深入基層的調查文本，成為研究黨史上農村調查傳統和革命政權治理活動的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文本［10］。此后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專門指出，各級黨委必須認識到“作幾次周密的調查”的至關重要的意義［11］(P789)。某種程度上說，農村調查的演進歷史，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養成史。

毛澤東同志曾強調，“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保?1］(P790)作為國家治理話語的權屬者，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階段形成的調查傳統視為國家治理話語內涵的基本組成部分。如果說基層是透視風險的窗口，那么調查便是使視線不偏離窗口的基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也要求黨的干部必須做到“維護一方穩定、守護一方平安”［4］(P353)。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對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而言，表明基層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將始終是通過思維方式的多元創新主動聚焦、深入了解、積極維護的對象。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所強調的“重心下移”的意義也正在于此，下移的含義是將基層的現實視作為問題意識的引導力量，而不是被先驗邏輯支配的對象。對于中國共產黨這一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這無疑是對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在治理實踐中的遵循。

（二）回應能力的強化性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對“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有力詮釋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治國理政的重要貢獻，也是黨治國理政必須一以貫之的命題［1］(P23)。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正在于其歷經語境變革的強大回應能力，這一回應能力使黨能夠始終作為權屬力量建構起契合語境的成熟話語。從國家治理的主題看，聚焦基層的目的是了解訴求，而回應訴求則是最終需完成的步驟。成熟話語所要完成的任務，也正是為國家治理提供一種持久回應問題的價值準則。在既往的語境變遷中，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將聚焦基層與回應問題相互關聯的責任，使其構成了統一完整的邏輯主線，即了解基層群眾訴求之后對其做出及時有效的回應，實現了卓有成效的治理。

回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同志對國家治理的回應能力具有高度的前瞻意識。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百廢待興的形勢和由此產生的多元化的意見訴求，毛澤東同志在1951年發函指出，“設置專門的機關和專門的人”處理人民來信［12］(P164)。結合此后的治理實踐可發現，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并非空洞的說辭，而是作為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對國家治理的話語前瞻，同年度政務院頒布的《政務院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史稱“五一決定”）和1957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的指示》（史稱“五七指示”）均可視作為國家治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戰略指示下的政策輸出。在此后漫長的改革歲月中，黨作為話語權屬的前瞻性在歷屆領導集體中均得到體現，已成為國家治理在實踐中自我調整的指南，此傳統需在新發展階段的國家治理中繼續秉承。

立于新發展階段，黨將百年奮斗歷程中積累的對問題的強大回應能力結合語境的變遷，總結為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代表的風險回應意識。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諸多領域”［1］(P47)。一系列產生于基層的突發社會問題構成了改革的風險記憶，長期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在語境變革中的回應能力，總體國家安全觀便可視作為我們黨回應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的高度凝練、精準的話語概述。這一概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治理的話語貢獻，表明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以力求在語境坐標上放眼全球、扎根本土思考風險問題的同時，也印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中所具有的持續強大的回應能力，此回應能力與基層導向相互匯合，使黨能夠始終在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建構中保持其權屬地位。

（三）人民情感的根基性

中國共產黨通過深入調查的方式聚焦于基層，并對一系列新出現的問題保持前瞻性，從而培育起適應語境變革的回應能力，這實質上是福山等人思考的所謂中國的“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的體現［5］(P43)。自1840年以來，缺乏強有力整合力量所導致的四分五裂、貧窮落后的痛苦記憶貫穿中國近現代史。忽視了黨的布局，所謂強大的國家建構將不復存在，但對外在的治理活動的詮釋終究是停留于表面，其忽視了國家治理的內在價值?；鶎訉蛐耘c對問題的回應能力只是外延，但價值理念是內涵。價值理念的引領者，則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依據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人民至上”是黨歷經百年奮斗所秉承的歷久彌新的理念［1］(P55)，人民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治國理政之時難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人民情感的深厚性，其內在話語源自于唯物史觀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重要論斷，成為各個歷史階段黨治國理政之時的基本價值方位。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在論述人民民主專政之時便明確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13］(P1476)。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國家政權建構之初對人民的話語承諾。改革開放之后，面對轉型引起的社會結構調整，做出改革決策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同樣非常重視人民在改革中的根本意義。鄧小平同志在倡導市場化改革之時便明確指出，要有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14］(P190)。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4］(P352)。立于新發展階段思考歷史與當下，可發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飛躍中，深厚的人民情感貫穿始終。

比照國際語境可發現，唯有人民情感才能在內在價值理念層面最終克服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等思潮的先驗性。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話語的先驗性往往體現為將抽象的個體概念視作為先驗的前提，塑造了個體與國家治理相互對立的先驗意識，導致的是秉承此先驗意識的社會成員對國家的不信任感。一些國家盲目地以此作為話語準則的后果便是應對危機的無力。譬如在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中，諸多國家民眾對防疫政策的不配合造成了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反觀“中國之治”的成功，其價值動力恰恰來自于黨從未放棄的人民情感。唯有人民情感，方能構筑起空前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氛圍。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不忘初心，無論是基層導向還是回應能力均無法融入于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中，這是因為黨所始終飽有的人民情感方才是前兩者的合法性依據。

三、指涉：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視域

在明確語境的基礎性與權屬的核心性之后，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話語指涉也由此呈現出清晰的輪廓，此輪廓正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語境變革所領導推動并不斷在實踐中完善的中國式現代化。立于建黨百年的歷史時空，中國式現代化可謂對詮釋國家治理的成功歷程提供了總體的、清晰的視域。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貢獻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1］(P54)。這一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并非強制性的輸出，而是治理實踐證明的話語貢獻，其成功有賴于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在統籌布局中對語境的契合，通過建構話語展現制度的價值屬性、實踐屬性、開放屬性，充分展現制度的合性。［15］從當下到未來的實踐中，此契合還應繼續保持，從而使中國式現代化能夠通過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建構得到進一步完善。唯有認清中國式現代化在未來需著眼的關鍵問題，方能使話語找到清晰的指涉對象，完成其建構過程。

（一）領導核心與共同體價值的統一

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愿景，在新發展階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共同體理念對國際語境的貢獻，但共同體本身的根本落實有賴于本土語境的社會治理，即建立起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所強調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P42)。從語境變革的角度看，共同體的理念是對符合語境變革中的問題意識的呼應。共同處于風險中，共同體表明了與西方對立、二分的邏輯截然相反的價值路徑，那便是共處深刻變革、共在未知風險的全體社會成員均不應將他人看作是互相排斥、互相爭吵、互相拋棄的對象，而是共同面對問題、共同尋求良善治理之道的聯合體。在新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對社會治理共同體布局做出了指示，即“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1］(P42)。在其中，黨的領導是根本前提。

對共同體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理所當然體現為作為話語權屬的統籌布局。百年奮斗的歷史時空的滄桑與劇變證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為國家治理提供了強大的核心向度，黨的強有力領導曾使四分五裂的中國被整合，也曾使進入改革階段的社會不會偏離方向。在新發展階段，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的核心向度仍然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共同體所處的語境具有比以往更為復雜的特質，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影響了轉型進入“深水區”的本土改革，多元未知因素需要的正是統一的建構。西方國家在周期性治理困局中的改革失效，也正來自于強有力整合的缺席。黨的統籌布局，使同樣經歷國際金融危機和公共衛生風險的中國沒有出現福山等西方學者所擔憂的缺乏強大整合力度而導致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5］(P55)。

共同的要義在于有序合作，中國共產黨便是建構有序性的領導力量。在共同體建構中，應意識到一個關鍵邏輯，那便是多元不等于碎片。多元只是共同體的必要條件，卻并非充分條件。多元是變革中必然出現的現實情形，卻未必通往象征著有序合作前景的共同體，相互分離、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碎片化趨向便是共同體的反面，是多元現狀日益惡化的體現，也是共同體需防范的對象。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能使社會多元要素依靠權威的統籌布局，能夠在共同體中找到合適自身的定位，成為積極推動共同體建構與成熟的有機組成，不至于在碎片化中因偏離方向而陷入迷茫與紛爭。唯有多元化與統一性相互結合，聯合、有序、共御風險的共同體格局方能在國家治理的未來得以確立，成為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的重要指涉對象。

（二）風險思維與制度規范的并行

除共同體理念之外，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代表的風險思維也將成為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體系中的基本組成部分。從問題意識的角度看，共同體的確立正是出于防控風險的需要。在新發展階段中，風險早已不局限于單一層面的某一具體事件，而應指代更為廣泛、多元，且深刻影響國家治理的未知因素。作為中國共產黨對語境變革中突發問題的回應能力的體現，總體國家安全觀表明國家治理話語體系對風險的指涉已逐漸實現局部性問題與總體性影響、個別性事件與普遍性聯系、確定性概念與開放性視角的辯證統一。一方面，任何緣起于微觀生活層面卻可能造成廣泛影響的未知因素都不能被治理所忽視，“預防勝于治療”的理念需有效確立；另一方面，任何已發生的問題均不能被限定在某個個別的領域，被認為只是某領域專業人士的責任，全面防控的聯動意識需真正確立。

為了防控風險，必須呼吁法治的在場。在應對未知的突發問題之時，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質上屬于同一個治理命題的兩個方面。法治的作用，不單單只是短期和單一實踐處理之時的某種工具，更多的在于一種權威規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保?］(P284)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成就。面對突發社會問題，法治的權威規范作用體現為依靠制度文本承載防控風險的話語，并以此作為對國家治理話語體系的剛性保護。譬如網絡空間的清朗行動中對信息扭曲的澄清、對謠言和網暴的堅決懲處便可以被理解為依托法治對風險的防控、對安全的保障。對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而言，法治的在場可以形成一種威懾力，那便是國家安全并非空洞的口號或是抽象理論的演繹，而是在治理實踐中必須為全社會所意識到、所維護的對象。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繼續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還著重提出“依法執政”［1］(P36)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與共同理念一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對法治權威的剛性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的作用在于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從字面意義上而言，法治并非簡單等同于法制，前者除包含系統的法律條文之外，還包含了對于認同、敬畏和維護法律規范的價值理念，這有賴于剛性權威能夠真正得到發揮，故而強大的領導力量必須成為統合的前提［16］。缺乏此力量，法治權威將不復存在，從而使全社會“裸奔”于語境的變革中。正因為作為話語權屬的中國共產黨能夠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法治能夠真正成為被全社會所認同、所遵守的權威規范?；蛘哒f，中國共產黨的統籌布局能夠使作為條文的法制真正升華為權威理念意義上的法治，從而以制度文本承載起對風險防控的治理話語。

（三）技術變革與群眾工作的融合

話語的基礎在于現實，這是馬克思主義話語觀的核心要義所在。技術變革與未知風險的并存，已成為當今全球治理中的普遍特質。這對于實現民族復興的本土語境而言，認知與定位技術同樣應成為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所指涉的基本對象。黨的十八大以來，對社會治理共同體與技術的關聯的重視早已進入到基本的治理議程中，“科技支撐”［17］成為黨領導下社會治理布局的基本因素。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需提升“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1］(P43)。國家治理在話語層面對技術因素的重視，其原因除了在于吸納技術成果以提升自身治理效能之外，還包括技術與風險之間的內在聯系。使用的便捷性與內在邏輯的復雜性，是并存于技術加速變革中的兩個特質，后者則在特定情境下超出掌控，加劇事態的嚴重性。既往治理實踐表明，話語對技術的合理定位，才能保證技術的正向效用。

在本土語境中，群眾工作的網絡化、數據化和智能化正是國家治理吸納基數影響以防控風險的體現。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便指出，要依靠技術載體“健全及時救濟，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1］(P53)。黨的十九大以來，黨將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已成為國家治理的共識，此理念的貫徹則有賴于群眾工作的治理適應性。對群眾工作而言，合理定位進而積極吸納各種影響，意味著化被動為主動的思維轉型。隨著全面改革的深入推進，當下語境相比新中國成立初期乃至改革初期的語境具有空前的動態性、變化性和未知性。忽視這一特點，技術可能會成為聚集風險的載體；反過來，技術變革則可以成為群眾工作適應語境變革，繼續煥發出強大治理生命力的契機。

群眾工作依靠對技術的吸納實現創新，可謂技術在人民情感的根本支撐下獲得合理定位的體現。作為百年大黨在治國理政中的創設，群眾工作在不同階段的語境下均涵蓋了黨作為話語權屬的包括基層導向和回應能力在內的全部優勢，但更重要的是，這一工作是對人民情感的承載。在新發展階段，與技術相互契合的群眾工作實則可以融入社會治理共同體中。事實上，群眾工作甚至可以成為共同體理念在本土的一種實現方式。作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現實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價值呈現，群眾工作本身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所在，其在既往歷史階段的治理功效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國家治理相比西方話語的獨特優勢。群眾工作對技術的定位，是對有效利用技術優勢支撐共同體的目標的完成，此正可謂在本土語境下以群眾工作的方式解讀共同體，進而豐富全球治理內涵的體現。

四、結語

對于新發展階段的國家治理而言，構筑起什么樣的話語體系，屬于從微觀到宏觀、從歷史到未來的詮釋主題。圍繞這一主題，需回答如何從對現實問題升華到總體性的價值規范，如何從對傳統的總結中立足當下探討未來。這正是治理話語所需闡釋的核心對象。如果說在既往治理實踐中產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豐富，那么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便需要從國家治理的內核中去尋找。確切地說，是從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的歷程中去尋找。社會主義中國在國家治理上的成功和由此塑造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無疑是對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所帶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短暫低潮的有力扭轉。面向未來，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話語體系的建構，正是要依托本土治理的進一步成就，以成熟的話語姿態，向世界宣告“歷史未終結”，存在新的、多元化的通往良善治理的可能性。

其一，話語的二重特質，來自于語境的交互疊加。對于話語而言，語境實則可以理解為由實踐所塑造的情境，對語境的認知便意味著對實踐的立足。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并非孤立的、演繹的范疇，而是處于國際和國內語境疊加之下的現實、動態、持續演進的主題。事實上，語境的二重特質對中國這一久經近現代歷史滄桑的文明古國而言并非新鮮，但新發展階段代表著一種根本的扭轉趨向，此扭轉在于化被動為主動。新發展階段，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面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貢獻中國智慧的歷史新階段。國家治理在新發展階段的繼往開來將意味著立足于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話語觀的勝利，也表明“東方從屬于西方”的19世紀終將成為被“中國之治”所超越的歷史。從語境層面來看，這一過程將最終完成于新發展階段，完成于國家治理放眼全球、立足本土的實現民族復興的階段。難能可貴的是，國家治理在語境扭轉之后的全球視野，將不再是一種強制性的輸出，而是體現為由內而外的成熟治理之道的貢獻。

其二，話語的統一向度，來自于權屬的無雙地位。立足本土而確立全球維度，應被理解為對中國共產黨治國治理的開闊視野的描述。1921年以前，由于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核心，20世紀初期的中國幾乎淪為四分五裂的“失敗國家”?；粍訛橹鲃拥膰抑卫須v史，實質上屬于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黨史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思考國家治理的話語體系，正是探討黨治國理政的價值規范將向何種方向演進而愈發成熟的主題。以國家治理為主線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終究屬于中國共產黨作為話語權屬的成功，屬于黨領導人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建構的話語傳統的實踐功效。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治理的輝煌歷史中，基層導向和回應能力的保持便是對黨作為無雙的話語權屬的外在證明，兩者均源自于人民情感的基本內核。忽視了黨的領導便等同于拋棄了國家治理最根本的前提，而拘泥于外在舉措卻忽視了內在價值的視角則仍然是“本末倒置”，這往往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之時囿于自身先驗立場的局限性，也反襯出“中國之治”無可比擬的優勢。

其三，話語的未來建構，來自于指涉的寬闊前景。建構成熟話語，也即推進優秀傳統的延續和在自我創新中的成熟，這便需要認真思考語境變革中話語演進中的關鍵指涉層面所在。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若要真正構筑起成熟的話語體系，便需要透視風險與變革并存中的關鍵問題，讓話語能夠對問題給出有效回應，指明治理之路。在多元復雜的變革中，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面對突發問題確立起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代表的風險意識以及合理定位并積極發揮技術影響，正是尚需真正突破的瓶頸所在。突破的契機，需從黨所發起和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去尋找。黨對共同體的領導統籌、法治規范對風險思維的支撐、群眾工作對技術變革的吸納，正可謂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對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所給出的“藥方”。根本而論，此“藥方”屬于話語權屬將傳統與當下語境有效契合后所確立的面向未來的價值規范。歷久彌新的話語傳統如何與共同體、風險和技術等命題進一步融合，則可成為新發展階段國家治理主題下進一步研究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