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自我批判中三個歷史案例及引出的思考

■陳新漢

社會自我批判是處于“非崩潰”條件下發生的“社會革命”，具有“人體解剖”式的深刻性?！拔木爸巍薄懊髦尉S新”和“彼得一世‘歐化’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社會自我批判的三個典型案例，它們展示了在社會自我批判中貫穿“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環節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的不同特點。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并通過特殊顯現出來；典型屬于特殊范疇，但能更充分地顯現普遍。以歷史典型為鑒，能具體地理解社會自我批判的機制：特定社會危機所內蘊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既相當激化，又沒有使社會陷于崩潰；與一般社會自我評價和崩潰時期的社會自我批判相比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更大深刻性；在強調人民主體作用的同時，需唯物而辯證地分析人民主體與“世界歷史個人”在社會自我批判中作用的辯證關系。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節中，馬克思把“人體解剖”理解為歷史領域中的“社會自我批判”［1］(P24)。我曾在《馬克思的社會自我批判思想及其當代意義》等十幾篇文章中對“社會自我批判”作了分析。概括地說，社會自我批判就是處于特定條件下的社會主體對社會基本矛盾中的否定因素所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自下而上”的社會民眾批判活動相結合的批判。這兩個批判及其結合貫穿于上下銜接的“批判的武器”環節和“武器的批判”環節，前一個環節是屬于認識范疇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與“頭腦的激情”相聯系；后一個環節是屬于實踐范疇的“向德國制度開火”的制度改革，與“激情的頭腦”相聯系［2］(P4)。

馬克思認為社會自我批判處于社會歷史的“非崩潰時期”，因而“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1］(P24)才會發生。這個“很少”是與處于崩潰時期疾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很多”相比較而言的，而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社會自我批判的個案在數量上仍然不少。普遍通過特殊體現出來，作為典型的特殊能更充分地體現普遍。我們挑選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發光的中國古代的“文景之治”、日本近代的“明治維新”和俄國近代的“彼得一世‘歐化’改革”作為社會自我批判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以期對社會自我批判有具體的理解，從而對在本質上體現為社會自我批判的作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3］(P113)的社會主義改革有所啟示。

一、“恐事之不終”開創“文景之治”的社會自我批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一統帝國。建國初期，秦始皇“作制明法”，躊躇滿志，“朕為始皇帝”“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然而僅維持了15年，秦便“二世而亡”。新興的漢王朝成立后，基本承襲了秦朝的體制，但如何避免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訓，這是懸在漢初統治階級頭上的一把“斯摩達克斯之劍”。

漢高祖劉邦于公元前195年駕崩，16歲的嫡長子劉盈即位，其母皇太后呂雉實際主政，“號令一出太后”（《史記·呂太后本紀》）。朝廷呂氏外戚專權，民間官吏貪贓枉法、巧取豪奪，吏“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札，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保ā妒酚洝と照吡袀鳌?。與此相應，社會上出現了“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嚴重對立現象，于漢初初步安穩下來的社會局勢再次動蕩，出現了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亡等”“冒上”和“大不敬”等群體性事件。上下兩個方面的動蕩構成了特有的社會危機，使得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辯證關系尤其是矛盾沖突充分展開。

朝廷中一批有頭腦的劉氏皇族和大臣在“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心理陰影中，感受到一種“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4］(P230)的壓力。于是，“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史記·袁盎晁錯列傳》）。眾大臣迎立代王劉恒為帝，史稱漢文帝，開創了“文景之治”?！拔木爸巍笔桥c歷史上“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的社會自我批判聯系在一起的。

社會自我批判的“特定條件”之一就是社會主體的成熟，即能進行“一種普遍意義的反思”［5］(P7)，集中表現在具有現實性的統治階級對社會否定方面的揭示并予以反思。漢文帝即位，稱自己“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史記·律書》），因此“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漢書·食貨志》）?！翱质轮唤K”，體現的是深深的憂患意識；“思安百姓”，說明的是對于如何安撫百姓的反思意識。

社會自我批判包括前后相繼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兩個環節?！芭械奈淦鳌币M展順利就必須廣開言路，既使統治階級內部能自上而下廣泛地開展社會自我批判，以促使國家權威批判的展開；又使底層民眾能自下而上廣泛地開展社會自我批判，以促使社會民眾批判的展開。為此，漢文帝即位第二年就下詔廢除誹謗妖言罪，在朝廷專門設立接受百姓建議的“進善之旌”和供百姓批評的“誹謗之木”，以使進諫渠道通暢。公元前178年，發生日食，漢文帝又作《日食求言詔》：“日有食之，謫見于天，災孰大焉”，“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漢文帝于公元前163年又下罪己詔書：最近幾年沒獲豐收，各地有水旱疾疫之災，朕要求與丞相、列侯等官員、博士一起討論，請諸位把在民間聽和看到的有可以幫助百姓的都上奏給我，不要有所隱諱。由此可以理解為漢文帝自覺地為“批判的武器”的發動開創了自上而下的寬松的言論氛圍。

正是在自上而下“求直言”的社會自我批判過程中，一批知識分子如賈誼、晁錯、賈山等人“積極上書言事，陳時政得失”，對社會進行批判。賈誼指出，“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夕改”（《漢書·食府志》）；賈山講“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漢書·賈山傳》）。這些言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下而上的“批判的武器”，而“亡等”“冒上”和“大不敬”等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則直接與自下而上的“批判的武器”相聯系。

在“批判的武器”中，賈誼、晁錯、賈山等人共同提出若干重要主張，為漢帝國的發展謀劃了整體藍圖。［6］漢文帝與這些人的想法一致，這就使“批判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判”，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減輕刑罰。漢文帝即位的第三個月，就下詔“盡除收孥相坐律令”。詔令指出，法律是施行治理的最公正的工具，是用來禁止暴行、保護好人的，而現在卻連坐罪犯的無辜的父母、妻子、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并將他們收為奴隸，朕非常不贊同。漢文帝十三年又作了兩條規定：一是廢除肉刑，用其他刑罰代替之，以利于教化；二是對苦役刑罰規定時限，使徒刑能夠重回社會。

二是重視農業，減輕賦稅。秦末，老百姓有什一稅（田里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稅）、布縷（家庭紡織品交稅）、力役之征（男丁承擔兵役，一年到邊防服役為“戍卒”，一年到各野戰軍服役為“正卒”）。漢文帝在登基后一年的正月下詔：農為天下之本，“始開籍田，躬耕以勸告百姓”［7］。同年9月，漢文帝又下詔在漢高祖的十五稅一的基礎上，“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實際就是“三十稅一”；文帝元二年和十二年再兩次宣布減當年田租為三十稅一。另據《漢書·賈捐之傳》，文帝詔“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成年男子每年服的一月“更役”，減少為每三年服一個月。

三是鼓勵商賈和商業經濟。秦把戰國時各國割據、軍事對峙的關卡保留下來。漢承秦制，漢初各地區的人員和物資必須持朝廷發放的證件“傳”才可以過關。漢文帝在政十二年時，下詔“除關無用傳”，撤銷全國所有的關卡，過關不需要通行證件，以促進各地區之間交通暢通。政令實施后，除了家庭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的個體小農經濟獲得了發展之外，還出現了許多擁有“千樹棗”“千樹栗”“千樹萩”“千畝漆”和“千畦姜韭”的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農戶。全國各地形成了頗有特色的農副產品分布區域，如齊地“膏壤千里，宜桑麻”；魯地“頗有桑麻之業”；越楚之地“通魚鹽之貨”；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蠶”；巴蜀地區“卮、姜、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史記·貨殖列傳》）。

公元前157年農歷六月，漢文帝駕崩。31歲的太子劉啟登基，這就是漢景帝。漢景帝即位后在詔書中說：“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鞭不誅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聯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伴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保ā稘h書·景帝紀》）。此詔文盡管是充滿頌詞的官樣文章，但仍可從中看出漢景帝對其先父的景仰，含有效法意味。

漢文帝所開創的社會自我批判，經景帝在效法中拓展。漢景帝在位17年，為由漢文帝開創達到40年的“文景之治”畫上了圓滿句號。對于“文景之治”，史書稱，“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景帝紀》）。

二、“明治維新”中政體由二元改為一元的社會自我批判

人們常是把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維新”相對比，因為二者都由最高統治者以頒發詔書的形式實施“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結局截然不同?？涤袨檎J為，光緒與慈禧同住一地且有母子名分，這是造成“戊戌維新”失敗的重要因素，他說：“我國之帝后，猶貴國之公武也（即日本的天皇與幕府——引者注）。帝后之隙已深，亦如貴國之公武之爭深遠。然貴國公武異處，而我則帝后同居；貴國王室與幕府，猶有君臣之分，我朝皇上與西后，尚牽母子之名?！保?］(P393)根據馬克思的社會自我批判思想，如果說“明治維新”的成功是社會自我批判的“體”在根本上發生作用；那么“戊戌維新”的失敗就在于由于“特定條件”不具備，尤其是由于清政府已失去了“現實性”，社會主體就不能進行“一種普遍意義的反思”［5］(P7)，因而在本質上就不具有社會自我批判之“體”。

在“明治維新”前，日本的政權體制是“天皇—幕府”的封建二元政體。日本于公元7世紀實行大化革新，模仿中國唐朝的政治體制，建立封建天皇制。日本的幕府始于1192年，德川家康于1603年在江戶建立德川幕府，并一直傳承到1867年。德川幕府掌握著以江戶、京都和大阪為中心的龐大直轄領地，此外，全國還存在約260個獨立行使其域內統治權的藩國。雖然幕府掌握著包括政治、軍事、財政等權力，但天皇在意識形態方面卻具有絕對權威，幕府大將軍封號必須由天皇來冊封，“天皇神授”在百姓意識中根深蒂固。

作為非崩潰時期的社會自我批判，“批判的武器”環節中往往先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威批判，然后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威批判與自下而上的社會民眾批判相互作用。然而，特有的二元政體為日本的思想解放活動創造了社會意識條件，于是“明治維新”是在較大規模的自下而上的社會自我批判開始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知識分子對幕府意識進行的批判。由日本思想界發動的社會自我批判打著“尊王”的旗號，鋒芒所指的是代表幕府意識形態的朱子學。日本陽明學派最先對朱子學發動批判，“心即理也”，主張社會法則只要與“心”不合，理就當因時而變［9］(P10)；國學派主要是“以城市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封建制下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町人階級特色’(市民階層)”［9］(P13)，強調人的自然欲求，主張人生在世就應“自我享樂”［10］(P158)。蘭學（江戶時代通過荷蘭語傳播而來的西學）從西學文化來批判朱子學的封建尊卑觀，“凡人皆同格也，故上人亦人，下人亦人”［11］(P112)，體現了民主意識，“在幕府內部倒是洋學（即蘭學——引者注）起了更大的歷史作用”［12］(P11)。

二是底層民眾的國訴、檄文、貼貼活動等及作為其高潮的“可好啦”騷亂。末幕時期，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激烈，以荷蘭為代表的列國強行與日本不平等通商，激化了日本與列國的矛盾。在種植棉花和油菜籽的關東京畿地區，出現了反對幕府批準的經營商的“國訴”，參加控訴的村莊有一千五百多個，在關西的大阪地區也有一千四百多個村莊參加。各地不斷傳出打著擁護王政旗號的“改革世界”檄文，在很多“町奉行所（市政府）”的大門上貼“政府已經賣光”等帖，掀起諸如為“降低米價”而襲擊米店及燒毀土地清冊等“搗毀運動”。1867年8月，名古屋地方的大批農民和市民離家，男著女裝、女著男裝，狂歌亂舞，重復“可好啦”歌謠，“說出了討幕派的期待”［12］(P115-116)。騷動持續數月，遍及江戶、大阪、京都等地，“幕府統治機制幾乎癱瘓”［13］(P12)。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對于朱子學的批判與以底層民眾為主體的“國訴”、檄文、貼帖活動及“可好啦”等聯結一起，但又打著“尊王”旗號，僅僅把批判矛頭指向幕府政治，因而在二元政體中就有較為寬松的社會意識環境。這就使得這兩股批判力量發展得較為充分，由此就在社會自我批判的“批判的武器”環節中形成了強大的自下而上的氣勢。

1867年，15歲的睦仁即位天皇，年號為“明治”。睦仁即位后就感受到了社會危機，懷有“朝夕恐懼不堪”［14］(P7)的憂患意識。當時的封建陣營發生分化，各藩倒幕勢力打出“尊王倒幕”旗幟，積極結盟舉兵。睦仁天皇與之迎合，于1867年11月8日下達討幕密敕。1868年1月3日，由天皇出面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黜幕府統治，成立受天皇領導的新中央政府。這就正式宣布開始了明治維新中在“批判的武器”環節的“自上而下”改革。1869年夏，幕府勢力倒坍，天皇統一全日本。日本由二元政體改為一元政體，實現了社會自我批判中“武器的批判”的主要內容。

如果把以將軍為中心的幕府和藩國構成的國家體制稱為“幕藩體制”，那么由將軍奉還大政后所產生的以天皇為中心的復古王政的國家體制就是“朝藩體制”，而朝藩體制由成為統一國家主體的朝廷和為了統一國家而必須否定自己的藩國構成，這就決定了它是從封建國家向近代統一國家轉變過程中產生的一個過渡性的事物。［15］(P115)這就意味著，體現為社會自我批判的“明治維新”，還需要在“武器的批判”環節中繼續把改革進行下去。

1868年4月，天皇頒發建設新國家的《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自官武以迄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打破舊來之陋習，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于世界，以大振皇基?！背⒂谩拔鍡l誓文”決定了國是，善于把傳統觀念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巧妙地結合起來加以貫徹。［16］由此豎起社會自我批判中“自上而下”的旗幟。1869年6月，天皇公布《政體書》，明確“天下權力總歸于太政官”。太政官不是一個特定的機構，而是諸機構之總稱?！皩⑻俚臋嗔Ψ譃榱⒎?、行法和司法之三權，則可避免權力偏重之患；立法官不得兼任行法官；各藩各縣選出貢士而為議員，創立議事之制”，由此就“向中央集權國家機構發展”。［17］(P2)《政體書》規定“諸官每四年輪換，以公選投票之法行之”；明確府（京都、大阪、江戶）、藩、縣（原屬幕府領地）皆置于朝廷統治之下，各藩“勿以一方之制法概諸他方，勿私授爵位，勿私鑄貨幣、勿私雇外國人，勿與鄰藩或外國訂立盟約?！保?5］(P159-160)隨后，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藩主把土地和支配農民的權利“還給”天皇）、“廢藩置縣”（撤銷261藩，設置3府72縣，由中央政府任命府縣知事），從此建立了天皇擁有無限權力的中央集權式的一元政治體制。

三、彼得一世“歐化”改革中的社會自我批判

彼得一世生于1672年。老沙皇于1676年逝世，哥哥西奧多即位，但身體孱弱，由其姐索菲亞（1657—1704）攝政。1682年，西奧多臨終前指定年僅十歲的彼得為王位繼承人，但攝政大權仍歸索菲亞。1682年至1689年，彼得被安排居住在莫斯科郊野的行宮里，與外僑區距離不遠。彼得經常來到外僑區，與外國人交往，學習了算術、幾何、航海、炮術、筑城學等，還接觸到了社會底層群眾。1689年初，彼得推翻索菲亞，名義上與弟弟尹凡共同執政。7年后，尹凡去世，彼得獨立執政。

17世紀，荷蘭和英國都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然而，俄國的農奴制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仍在發展，農奴占農村人口的95%；主要工業產品幾乎全靠進口。以冶鐵工業為例，俄國比西歐落后了近200年。［18］(P2)當時的俄國社會基本矛盾尖銳，具體表現為：

沙皇與大貴族杜馬、縉紳會議的矛盾。大貴族杜馬是由大貴族組成的國家最高咨詢機關，沙皇通過大貴族杜馬統治國家的方式稱為大貴族杜馬君主制?？N紳會議是沙皇與大貴族杜馬共同主持召開的封建主和城市上層居民的等級代表會議，對國內外大事作出決定。沙皇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就必須削弱后兩者的作用。

沙皇世俗政權與東正教教權的矛盾。大牧首尼康（1605—1681）提出“教權大于皇權”，并于1654年乘沙皇出征波蘭之際，奪取處理國家事務的大權。沙皇曾在1666至1667年間召開的東政教大主教會議中，廢黜了尼康的大牧首職務。由此，世俗政權與東正教教權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

沙皇政權與人民起義。殘酷的農奴制和專制制度像兩座大山壓在人民頭上，對外戰爭更是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騷亂不斷。僅17世紀40至50年代，就爆發了兩次較大規模的騷亂。1667年至1671年，俄國爆發了哥薩克農民起義，起義席卷了頓河、伏爾加河等廣大地區。

彼得掌權后，感受到俄國在世界之林中的被動地位和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這成為彼得推行改革的動力。于是，以“歐化”［4］(P230)為特征的社會自我批判就展開了。為了奪取出?？?，彼得命令軍隊分別于1695年和1696年向土耳其的亞速城發動進攻，但都失敗，這進一步促使彼得實施社會自我批判。

1697年，彼得組織了三個考察團分赴普魯士、荷蘭、英國等國考察。彼得化名以普通成員身份隨團在荷蘭考察，并在阿姆斯特丹學習近一年，獲得東印度造船廠的結業證書。彼得在荷蘭參觀了煉油廠、造紙廠、纜繩廠、煉鐵廠、指南針制造廠，以及阿姆斯特丹市政大廈、植物園和博物館等。然后，彼得又以沙皇身份率部分隊員到英國考察，參觀了海軍部大樓、兵工廠、軍需庫、鑄炮廠等。彼得還參觀了格林尼治天文臺、牛津大學，多次參加英國議會的會議。這些考察使“彼得深感俄國落后于西歐國家，尤其落后于荷蘭和英國”［19］(P42-43)，“注意到了俄羅斯現實中多如牛毛的弊端”［20］(P39)。這種批判意識在俄國貴族的有識之士中形成了自上而下進行“批判的武器”的思想基礎。

“批判的武器”的展開必然要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彼得回國后立即進行了全面改革。彼得意識到工業是保證經濟獨立的基礎，因此“他狂熱地建造工廠，來保證軍需供應和加強國防”［21］(P248)。他建立官辦手工工場，鼓勵私人和外資辦手工工場。在改革前，鐵要從瑞典進口；到1725年，俄國已可以向外國出口金屬了，僅1726年從彼得堡港出口的生鐵就達55149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彼得規定工場主有購買農奴的權利，還將“乞丐、罪犯、無業游民等強征到手工工場去做工”［22］(P67)，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這種改革必然指向俄國的教會、大貴族杜馬和國家機構。1708年至1719年，彼得陸續建立了12個部及作為其統領的樞密院和總檢查部，并把全國劃分為8大州和50個省，這“摧毀了職能混亂、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衙門制度”，把“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更臻完善，強化了國家機器”［23］。1711年，俄國建立了樞密院，實際上替代了大貴族杜馬；1721年，成立宗教事務管理局，沙皇為最高牧首，教士是政府部門特殊官吏，各地區教會“不得借口插手世俗事務和儀式”。彼得還把教產改為由國家管理，把教會農民轉向為國家服役［19］(P126)。彼得還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把教育從教會手中奪過來，實行國家統一管理。到18世紀20年代，俄國有42個城市開辦了算術學校，莫斯科還設立了工科學校和醫科學校。1724年，俄國成立科學院，下設數學部、物理部和社會科學部。

彼得改革中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遷都彼得堡。遷都彼得堡有兩個目的：一是建立一個與莫斯科完全不同的開放型首都；二是建立一個向西擴張的前沿陣地?！氨说帽み@個帝國的外偏中心從一開始就表明：一個圓周尚有待于劃定”［24］(P323)。早在1704年，彼得就決定建設彼得堡，并于1713年正式將彼得堡定為首都，成為全國的中心。

彼得的改革深深地打上了作為“世界歷史個人”的“時代最卓越的行動、言詞”［25］(P32)印記。然而，正如彼得所言：“國王造就不出偉大的大臣，群臣卻能造就偉大的國王?！保?2］(P155)作為“世界歷史個人”的彼得，把內在于大眾內心的作為“靈魂”的“世界精神”由不自覺到自覺，造就出了一批“感受著他們自己內在‘精神’不可抗的力量”［25］(P32)的“偉大的大臣”。然后，這些“大臣”造就了冠以“世界歷史個人”稱號的偉大事業，這就是“群臣造就偉大的國王”。于是，在彼得周圍聚集了一批追隨者。其中有薩爾蒂科夫（—1715年），提出了俄國改革的宏偉計劃，其中包括：主張商人集資開辦手工工場；興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葡萄、煙草和亞麻種植園；在全國建16個科學院及附設高等學校，每省要建圖書館，等等。波索會科夫（1652—1726），在73歲著成極有影響的《貧富論》，強調商業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必須發展工業，建議政府建立官辦手工工場并轉讓給企業家；疾呼“不要讓農民淪為乞丐”［18］(P402)。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寫了《宗教細則》和《君主意志的真理》，在前書中論證廢除總主教制和宗教從屬于世俗政權的必要性；在后書中論證國家政權的三種形式（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中君主政體的意義。這些思想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體現了社會自我批判。

彼得在1699年1月30日敕令中頒布，設立市政廳，讓市民代表參加市政廳議事；每天郵政局送來許多市民的來信，彼得在吃午飯時叫人讀，從中聽到了很多底層民眾的呼聲。從這些言行中可以看出彼得的民眾意識，這些都是他能成就“世界歷史個人”的偉大事業之根據。

四、社會自我批判歷史案例的若干思考

如果把歷史上發生的社會自我批判看成普遍，那么“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和“彼得一世‘歐化’改革”作為具體的社會自我批判案例就是特殊。黑格爾對歷史中普遍與特殊的關系作了深刻闡述：從本體論上說，特殊“是普遍的東西自己特有的內在環節，普遍的東西在特殊性中，并不是在一個他物那里，而是完全在自己本身那里”，特殊與普遍的統一是事物存在的根據；從認識論上說，特殊“通過它的規定性展示了普遍的東西”，因此通過特殊并“窮盡這一領域”，就能把普遍揭示出來。［26］(P273)歷史領域也不例外，不僅有與普遍相對應的特殊，而且還有特殊中的典型。典型屬于特殊，它不僅能體現特殊，而且能把特殊事件中的矛盾雙方鮮明地對立起來，亦即把特殊事物中的矛盾激化起來和發展起來，從而使作為典型的特殊更充分地體現普遍?！拔木爸巍薄懊髦尉S新”和“彼得一世‘歐化’改革”就是特殊中的典型，因而就能更充分地體現普遍。研究這些體現為典型的特殊案例，就是為了通過特殊理解作為普遍的社會自我批判所具有的一般機制。

第一，社會自我批判與特定社會危機。

作為社會自我批判歷史典型案例的“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和“彼得一世‘歐化’改革”，都存在著通過不同的社會運動、社會事件和社會問題等所體現出來的特定社會危機。正是這種特定社會危機，體現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一定激化狀態，這種激化狀態的生產關系既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又是“變成生產力的桎梏”［1］(P38)，彼此之間形成張力聯系在一起。

這種特定社會危機具有兩個特點：（1）社會危機相當嚴重。社會基本矛盾的激化使得社會不能按照常規繼續運行下去，不僅“‘下層不愿’照舊生活下去”，而且“‘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4］(P230)。（2）社會尚沒有達到崩潰狀態。社會基本矛盾尚沒有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決裂，社會仍處于非崩潰時期?！盁o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保?］(P33)這就是社會自我批判能進行的根據。

正是這種既體現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激化，但又沒有使社會陷于崩潰的特定社會危機，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就為社會自我批判提供了主體和客體趨于成熟的條件。從主體方面來分析，社會主體能進行“一種普遍意義的反思”［5］(P7)。這既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在意識形態層面較為自覺地自上而下地揭示社會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也意味著社會民眾能在社會心理層面，較為自主地自下而上地揭示社會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由此，國家權威批判活動與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之間就能在比較寬松的社會氛圍中相互作用，從而就能較為深刻地揭示社會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從客體方面來分析，社會客體的成熟與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激化，使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辯證關系的豐富規定充分發展，并呈現出來?！叭祟愂冀K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1］(P33)只有主客體的“特定條件”成熟了或正在趨于成熟，社會才能提出自我批判的“任務”。

以特定社會危機為根據的社會自我批判，在人類歷史上并不是很多的，如“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彼得一世‘歐化’改革”這樣的典型就更少了。在中國歷史上，“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27］(P625)，可以說幾乎每一次都是狂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因而意味著是社會崩潰時期的社會自我批判。然而，作為社會非崩潰時期的社會自我批判，由于它以特定社會危機所內蘊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相當激烈，從而使其辯證關系的豐富規定充分發展和呈現，但又使社會保持非崩潰狀態。這在人類歷史上盡管有，但并不多見。由此，我們就能理解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自我批判“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能夠進行”［1］(P24)。

第二，社會自我批判具有特有的深刻性。

“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彼得一世‘歐化’改革”等社會自我批判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發光，不僅是因為其在歷史長河中并不多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特有的深刻性，在推動社會發展中起著極大的作用。

社會自我批判與一般社會自我評價相比較，具有特有的深刻性。在人類歷史上，作為主體的社會總要進行自我評價，即以國家權威評價活動的形式和社會民眾評價活動的形式對體現在社會運動、社會事件和社會問題等社會現象中的社會主體活動進行評價，以對社會活動進行自覺或不自覺的調整，使社會得以正常發展。批判是評價的特殊形態，因此社會自我批判屬于社會自我評價范疇，是社會自我評價的特殊狀態。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社會主體通過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及其相互作用，在深刻揭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辯證過程中，必然與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否定環節聯系在一起；同時，社會自我批判總與反思聯系在一起，因而社會自我批判總蘊含著社會自我否定的自覺性。由此，社會自我批判總能深刻地從否定方面來理解社會自身，使作為社會自身的“現實黯然失色”［28］(P111)，并通過反思擺脫“僅僅停留在肯定的東西上”的“理智的空虛規定”［29］(P145)。

社會自我批判與崩潰時期的社會自我批判相比較，具有特殊的深刻性。馬克思在評價巴黎公社起義時，曾形象地把以武力推翻舊政權的革命稱為“歷史的火車頭”［2］(P456)。在以往歷史中，革命戰爭在社會發展中確實起著重大作用，其所帶來的巨大的社會變革，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和平時期所無法比擬的。然而，戰爭期間的社會自我批判主要與自下而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等社會民眾批判活動聯系在一起，國家權威活動作為革命的破壞力量，不可能被納入社會自我批判之中。我們所說的社會自我批判，是處在非崩潰時期社會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以及其實現自我批判的機制。這就能發揮兩種現實力量的作用，克服各自固有的片面性，實現對社會的批判達到“人體解剖”的深刻性。

正是社會自我批判的深刻性，使得在“文景之治”后的漢朝出現了“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史記·平淮書》；使得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免除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而由落后的二元體制過渡到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使得在“彼得一世‘歐化’改革”后的俄國由農奴制國家躋身到歐洲列強行列。

第三，社會自我批判中的人民主體作用。

“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彼得一世‘歐化’改革”等社會自我批判中分別打上了漢文帝、明治天皇和彼得一世等“世界歷史個人”的烙印。然而，人民主體在其中的作用是根本的，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就能具體地理解。

人民主體作用是社會批判的根據?！爸苯拥奈镔|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30］(P776)，以此為基礎便構成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存在于其中的整個社會。人民作為“生產物質生活本身”［2］(P531)的主要因素，成為社會主體。社會主體對社會中否定因素的批判，體現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能動性。首先，人民是社會批判的動力。人民群眾作為“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主體直接生活在社會之中，能直接感受到源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否定因素對于自身利益的損害。人們必然為維護自身利益進行斗爭，從而推動對否定因素的批判。其次，人民能把握社會批判的對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否定因素通過社會現象中各種否定因素之間的關系體現出來。人民群眾在“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實踐活動中，能通過這些現象，把握其中的否定因素，并在林林總總的批判中，指向內在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的否定因素。人民主體既能為社會批判提供動力，又能為社會批判把握對象，人民主體作用是社會批判的根據。社會自我批判是社會批判的特殊類型，由此就可以推論，人民主體作用同樣是社會自我批判的根據。

人民在社會自我批判兩環節中的主體作用。首先，在“批判的武器”環節中，人民群眾必然會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對現象中體現的否定因素奮起批判。于是，以人民群眾為現實主體的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就會自下而上地在“批判的武器”環節中展開，出現輿論激烈、集會不斷，甚至暴力抗爭的情況。具有現實屬性的國家機器必然能感受到現實中的否定因素、感受到人民群眾價值訴求，于是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就會自上而下地在“批判的武器”環節中展開。其次，在“武器的批判”環節中，人民群眾由自身利益損害而引發的要求，盡管具有無機形式和自發屬性使其朦朧，然而由于與切身利益直接相關、與參與“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所獲得的切身體驗直接相關，就更具有堅定性和真實性。因而直接體現人民主體力量的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就會自下而上地對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施以壓力，從而在“武器的批判”中產生巨大作用?！芭械奈淦鳌杯h節與“武器的批判”環節既前后相銜又相互滲透，貫穿在這兩個環節始終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相互作用，人民群眾的主體批判作用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出來。人民主體作用的發揮是社會自我批判的根本動力，離開了“亡等”“冒上”和“大不敬”等群體性事件，離開了底層民眾的國訴、檄文、貼貼活動及“可好啦”騷亂，離開了17世紀中葉的俄國人民的騷亂和起義，就很難想象會有“文景之治”“明治維新”和“彼得一世‘歐化’改革”。

第四，“世界歷史個人”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的作用。

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都會涌現一批“世界歷史個人”。［25］(P33)他們能深刻感受到社會危機中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激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握了“適應了時代需要的東西”，由此就能引領廣大民眾進行社會自我批判。首先，“世界歷史個人”處在國家機器金字塔頂端位置上的個人，作為國家機構的人格化，對國家機器的決策和運行具有決定影響。處于這一位置的“世界歷史個人”，能敏感地感受到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的否定因素，“知道什么是需要的東西和正合時宜的東西”［25］(P31)，使得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在“批判的武器”環節中展開；能審時度勢地把握時機，把“批判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從而使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在“武器的批判”環節中展開。其次，“世界歷史個人”在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中，能深刻地感受到體現在被壓迫階級民眾中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沖突，能“振臂一呼，應者云集”。他們能喚起人民群眾奮起批判，并把批判矛頭直接指向以社會運動、社會事件和社會問題等的否定因素呈現出來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否定因素。

辯證而唯物地分析人民主體和“世界歷史個人”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的作用?！笆澜鐨v史個人”的作用與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及其相互作用聯結在一起，其源是內蘊于“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人民群眾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主體，他們能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及其相互作用，使社會自我批判展開。貫穿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兩個環節中的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中“世界歷史個人”的作用，實際上正是人民主體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兩個環節中主體作用能動性的體現。鄧小平指出，先進政黨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31］(P218)?？梢哉f，分別在國家權威批判活動和社會民眾批判活動中發揮重大作用的“世界歷史個人”，是人民主體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的“一種工具”，這是社會自我批判中的唯物論。而人民主體在社會自我批判中的作用不能沒有作為工具的“世界歷史個人”的作用，這是社會自我批判中的辯證法。社會自我批判的發展正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