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韓國政黨體制的結構性問題與原因分析

金龍勛

摘要：以往，韓國的左派政黨和右派政黨在對立的同時，還能夠推動政治的發展。但是現如今左右政黨的競爭和對立加劇，甚至有可能破壞政黨政治體制。去年的議會選舉結果導致執政黨贏得了足夠的議席，使其無需與在野黨達成協議就可以通過幾乎所有法案，表現出獨斷專行政黨的特征。執政黨的這種獨斷專行和對此持反對意見的在野黨之間的矛盾深化導致了政治兩極化。而且，可以稱為選舉民主制度弊端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粉絲政治現象也日益明顯。

關鍵詞：韓國政黨體制;政治兩極化;身份政治;粉絲政治

中圖分類號：D564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2177（2021）20-0013-05

在英美等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左右的對立雖然會成為政治發展的絆腳石，但是良性的競爭不僅會帶動政黨政治的發展，還會帶動社會發展。因為政治是人類的行為，所以政治的前進和倒退是不斷循環的。這種政治行為的主體是政黨。韓國的政黨是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以往，韓國的左派政黨和右派政黨之間的充滿活力的競爭也確實對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充滿活力的競爭未能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相反正在激化社會矛盾。這無疑是選舉式民主的危機。

1 韓國政黨體制的特性及其局限性

韓國的政黨格局在1945年解放后比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穩定，特別是1987年民主化后，隨著幾次和平的政權交替，政黨成為了社會發展和運行的中樞。雖然韓國憲法上明確規定政黨體制為多黨制，但實際上表現為兩黨制的特征。也就是說，政黨名稱雖然經常更換（見表1），但實質上保守傾向的政黨和進步傾向的政黨輪流執政的政黨體制。

在最近的幾次選舉中，兩個最大保守和進步政黨幾乎囊括四分之三有效選票，選舉的政黨制度又逐漸趨向兩黨制。盡管有多黨制的外貌，韓國事實上仍維持兩黨制度[1]。從議席的具體分配來看，在有效政黨中，有2個政黨占據主導地位，它們占有的議席比例平均在四分之三[2]。根據表1，分析2000年以后舉行的6次總選中主要兩個政黨的議席數，兩黨制的面貌更加明顯。在最近的21屆議會選舉中，執政黨共同民主黨以地區163席、比例代表17席，共獲得180席，這相當于全體議席數的60%。第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以地區84席、比例代表19席，共獲得103席，這相當于全體議席數的34%。兩個政黨合計276席，相當于全體議席數（300席）的94%?？傊?，2000年以后，兩大政黨的議席占有率大致在80-90%。

薩托利提出：第三黨或者并列第三黨何時應該被忽略，只要第三黨的存在不能阻止兩個大黨單獨執政，即當聯盟是不必要的時候，我們就有了一種兩黨形式[3]。與此同時，兩黨體制下，政黨將進行向心性的競爭，削弱分野并以負責任的態度來玩政治游戲。當它們先決條件是一意識形態分布最少且存在高度共識為特點的政治社會時，兩黨制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4]。這意味著，根據主要兩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差異程度，兩黨制既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也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目前韓國的政黨政治狀況如何？遺憾的是后者。韓國政黨政治形成了朝野兩大政黨長期把持國會的格局。因朝野尖銳對峙效率低下，這種“兩黨體制”飽受詬病，成為阻礙韓國政黨政治健康發展的痼疾之一[5]。隨著朝野的對立日益加深，目前兩黨制的弊端壓倒了正面的功能。特別是在第21屆議會選舉中占據絕對多數席位的共同民主黨獨斷專行，現在韓國的兩黨制實際上處于癱瘓狀態。如前所述，在過去6次議會選舉中，執政黨的議席占有率平均維持在50%，但在第21屆議會選舉中，執政黨以180席占據了60%。這與國民力量（34%）相差26%。這是除修憲以外所有法案都能通過的議席數。例如，處理法案、預算案、任命動議案、推進快速通道（1）（fast track）、在野黨無限制演講（filibuster）的無效化等都是可能的。因此，在第21屆國會中，執政黨可以在沒有與在野黨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進行立法，因此與在野黨圓滿達成協議進行立法的情況屈指可數。

2 在韓國兩黨制下中間派政黨的現狀

韓國之所以未能擺脫兩黨制，是因為中小政黨無法有效牽制這兩大政黨。一般來說，在韓國，中產階層是指大學畢業的白領工人和小資產階層。從收入方面來看，收入少于中位數50%的人為貧困階層，在50%～150%之間為中產階層，超過150%則為上流階層[6]。但是中產階層和中間階層有所不同，從政治傾向來看，中間階層是指與學歷和收入無關，不支持現有進步和保守黨的中立傾向階層。所以他們的政治傾向的特點是兩面性，即希望社會改革，但追求政治穩定。因此，在韓國的選舉中，中間階層的政治意識也具有較高的可變性[7]。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代表中間階層的政黨不是中小政黨，而是代表保守和進步的現有主要政黨。這意味著并沒有能夠有效代表中間階層的中小政黨。為了在韓國被認可為有意義的中小政黨，必須擁有可以組成“院內交涉團體”的20個以上的議員席位。但是，截至第21屆，中小政黨正義黨的議席數僅為6席。除了主要兩黨之外，5個黨加起來也只有14個席位。那么，在韓國中小政黨不能成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現代社會的發展使社會結構越來越呈現出橄欖型，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所占比例明顯上升。一個政黨或政客要想在競選中獲勝，在政策上居中是最佳選擇[8]。因此，保守和進步政治勢力為了得到中間階層（medianvoter）的支持，采取了多種政策。有時為迎合作為選民主體的中間階層，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左與右的差異越來越模糊，在主要的政策上也相互吸收和借鑒，越來越多的政黨以“全民政黨”的形象出現[9]。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將“霍特林模型”（Hotelling's game）運用到政治投票中，解釋了這種現象。他的“中間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認為，在兩黨制中，每個政黨為了贏得選舉，都要盡可能地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所以政黨表述的施政綱領要盡可能地處于中心位置[10]。特別是“中間選民定理”，很好地說明了各民主主義國家福利支出增加的原因。幾乎所有情況下，中間選民的收入都比平均收入者低，收入分配不均，富裕階層為少數，中間選民更多。由此呈現出向右傾斜的分布（right-swed distribution），中間選民的福利政策偏好略高[11]。目前，不僅是共同民主黨，保守黨國民力量也為了得到中間層的支持，主張的大部分政策都是增加福利優惠的。傳統上保守黨一直以“沒有增稅的福利是虛構的”的口號批判進步黨。但是具有保守傾向的樸槿惠前總統也提出了擴大福利的政策，而且她主張以財閥改革為核心的“經濟民主化”。這就是朝野雙方都是為了得到中間階層的支持，最近也拋開左右，針對因新冠疫情影響的低收入層推出了大量現金性政策。

其次，即使支持中間派政黨，但在實際投票中不投票中間派政黨的選民心理在韓國很多。隨著投票日的臨近，選民們開始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支持的政黨議員當選的概率;二是支持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反映出來。也就是說，選民雖然支持中間派政黨，但也擔心所支持的中間政黨不會當選。所以，退而求其次，他們實際上支持當選可能性較高的候選人。這種心理在韓國學界被稱為“死票防止心理”。這與在消費者購買過程中看到很多人購買人氣商品后，本人雖沒有購買意向，卻同樣購買的“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的現象相似。因此，中間派政黨的候選人當選率只能一直很低。

最后，提倡中間改革的人物或陣營沒有表現出與現有政黨的差別，甚至缺乏領導能力。因為這在韓國兩黨制中，中間派政黨很難提出與現有政黨不同的政策和藍圖。韓國政界一直對多黨制給予肯定評價。他們認為：在當今社會復雜化、利害關系多元化的時代，需要中間派政黨的積極作用。但韓國與法國等歐洲國家不同，并沒有多黨制可以扎根的種族多樣性、語言和宗教的多元性、地域上的異質性等。產業化過程中產生了“進步”和“保守”，這只能起到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誕生重要變數的作用。

3 韓國進步政黨和保守政黨的對立與特征

如前所述，在韓國體現兩黨制特征和中小政黨不能成長的主要原因與保守和進步的對立有關。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韓國社會結構受到了地區性分裂因素的影響。以金泳三、金大中、金鐘泌等三金為代表的地區老板為中心，社會出現了分裂[12]。再加上產業化和民主化勢力之間的分裂，形成了現在的保守和進步陣營的兩大軸心。在全球化、國際化的浪潮中，進步和保守的理念矛盾和對決框架仍然影響著韓國社會。這種理念矛盾無疑是社會損失，但正因為這種左右對決框架，才產生了受益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就是代表左右的政黨。只要雙方對決的格局持續下去，他們幾乎不可能在選舉中失敗，因此他們激烈地代言了左右陣營。

最近，在韓國出現了這樣的陣營之間的對立演變成政治兩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美國政治學家將政治領域中的不同政黨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的深化，即兩極化加劇定義為“極端黨派性”（hyperpartisanship）。執政黨與第一大在野黨成為主要政黨（two pivotal parties），引發極端的矛盾和敵對。問題的核心不是政黨之間的差異，而是極端的對立，因此，各政黨“對社會的各種要求沒有反應，也沒有表現出責任感[13]”。換句話說，并不是兩個政黨之間的理念、政策差異加大，而是絕對互相不能容忍的極端反對，使政治變得岌岌可危。薩托利將其定義為“雙邊反對派（bilateral oppositions）”，即“根據信念體系反對的勢力”或“不可兩立的對抗派”[14]。

目前，由于政治兩極化，韓國政黨政治處于無法發揮作用的狀態。韓國各政黨之間的關系往往徘徊于要么對抗、要么勾結的兩個極端，一方面執政黨總是千方百計地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打擊和限制反對黨，另一方面反對黨對執政黨也是極盡抵制之能事[15]。執政黨為了鞏固權力不計原則地拉攏反對派議員的狀況也時有發生。這種“零和博弈”式的政黨關系，反映出韓國政治精英“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與拒絕中間路線的意識構造特征[16]。

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為了贏得選舉，還果斷地放棄了一直以來自己主張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一般來說，進步陣營重視女性、性別、階級等少數人權。文在寅總統是人權律師出身。涉及性犯罪的前首爾市市長樸元淳和前釜山市市長吳巨敦都是進步陣營出身。樸前市長曾是韓國性騷擾事件的首位辯護律師。尤其是文在寅總統在擔任執政黨代表期間，曾制定黨內規定，如果自己因性犯罪或受賄罪進行補選，將不會推出候選人。但是共同民主黨違背這一原則，在今年4月進行的選舉中推舉了候選人。

4 身份政治與粉絲政治逐漸興起

4.1 韓國身份政治的起源與特性

代表包括黑人在內的人種、性別、宗教、階級等社會弱勢群體而衍生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擴大和發展到了多個領域。最近出現了比起經濟或意識形態，政治問題由認同感決定的傾向。人們根據種族、性別、工作場所、教育、人際關系來決定認同感。雖然身份政治把社會分成小集團，但可以形成更廣泛、更綜合的身份[17]。不僅如此，最近的身份政治還基于個人的收入、志趣和傾向而出現。因此，身份政治在民主主義國家的左派和右派的政治行為過程中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也就是說，身份政治具有普遍性、多重性、沖突性和后現代性等顯著特征，最初只是邊緣針對主流的反抗政治，后演變為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抗政治。特別是越發達的國家，越民主的社會，身份政治的影響力越大，破壞性越強，關涉性越廣[18]。

關于身份政治，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了身份政治的弊端：人不能只靠理性生活。只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能合理地計算和行動。追求利益的政治要以認同感為前提[19]。問題在于以這種認同感為前提的政治是分裂的。身份政治的主導者對妥協和協商不感興趣，只希望“不是全部就是全無”[20]。在韓國也不難看到這種身份政治。但是，也有韓國左右陣營的對立和身份政治現象混雜或模糊的情況?？梢钥隙ǖ氖?，隨著在陣營之間的對立中增加了身份政治的現象，社會分裂變得更加明顯。左右政黨利用分裂集團的不滿和憤怒，這與左右陣營的政治兩極化現象相似。而且，在韓國政界，身份政治不僅是集結支持層，也是獲得新支持者的一個重要的得票行為。在選舉決定一切的韓國政黨政治中，政治精英和競選團隊也越來越傾向于借用身份政治制造議題、設置議程。不容否認，身份政治正成為當前開展政治動員和激發政治熱情的動力源泉[21]。比如，韓國社會成員分為企業家和勞動者、正規職業和非正規職業、住宅所有者和無住宅者、環境保護論者和環境開發論者、新一代和老一代等。特別是在韓國，根據政治傾向分為親美和反美、親中和反中、親日和反日、親北和反北、脫核電和反對脫核電等。這不僅政治志趣，也體現了根據認同感分為左右陣營的韓國社會的側面。這種身份政治，越來越精細的身份劃分使民主社會分裂成碎片，威脅到整個社會進行公共協商和集體行動的可能[22]。

值得一提的是，身份政治的特征之一是“單一焦點政治”（single-issue politics）。這意味著，特定少數集團為了擺脫自身的惡劣處境，只集中突出一個焦點，使其他焦點不會受到關注。政黨也推行單一焦點政治的事例日益增多。例如，在被稱為“日本首次網絡總選”的2005年總選中，自民黨雖然有很多的政策，但有意集中“郵政事業民營化”這單一焦點，獲勝了[23]。在韓國，文在寅政府執政前后提出了“清算積弊”這單一焦點。清算積弊的單一焦點不僅得到了進步陣營的支持，還得到了中間和保守陣營的支持。自文在寅總統執政的2017年以來，清算積弊這句話一天不落地出現在新聞中[24]。

4.2 韓國粉絲政治的現狀與弊端

在韓國政黨政治中，與身份政治一起成為問題的還有“粉絲政治”。過去金泳三、金大中時期也存在政治粉絲，但是從盧武鉉政府開始，政治粉絲對政黨政治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特別是在樸槿惠、文在寅政權下，這種粉絲政治急速發展?！胺劢z政治”，顧名思義，就是把政界人士視為藝人，無論他做什么都支持。他們可以一呼百應，政黨也跟隨“魅力型領袖”的政治生命而沉浮。政黨的建立或分合，往往與政治理念無關，而是基于領袖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及其政治利益的需要[25]?！胺劢z政治”不僅在韓國，在美國、歐洲民主主義國家也很普遍?；ヂ摼W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便利，但相反，副作用也層出不窮，就是粉絲政治的出現，即網絡上的社交網絡服務（SNS）發展提供了粉絲政治的基礎。政治社會網絡內的支配—服從關系，對應于政治精英與一般民眾之間的關系定位，自然表現出對特定人物的盲目服從傾向，毫無疑問，這會極大地損害韓國市民社會的民主性，妨礙其權力場域的制度化良性循環[26]。因此，粉絲政治被認為是阻礙左右分裂的韓國社會團結的現象。因為政治粉絲對特定政治人表示單方面支持，不接受反對意見。

更大的問題是，對政治非常關心的少數（粉絲勢力）對政治行使影響力。對此，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政治學家杰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尖銳地指出了“粉絲政治”。他把選民分成三種人。那就是消極的“霍比特”（Hobbit）、積極的“足球流氓”（Hooligan）、合理的“火神”（Vulcan）。大部分選民被歸類為對政治不感興趣的霍比特。政治知識水平高，在選舉中做出合理選擇的選民火神是少數。剩下的就是偏食信息、不接受反駁的足球流氓。布倫南教授指出足球流氓任意擺布美國政治[27]。只有美國如此嗎？韓國的足球流氓對競爭的對手陣營行使影響力，使他們支持自己支持的政黨和政治家。一些勢力較大的粉絲社團常常會利用自身力量試圖影響政治的游戲規則，“綁架”政黨或政治人，模糊了制度政治與民間政治的界限[28]。

韓國的“足球流氓”就是支持文在寅總統的所謂“文派（文在寅派）”或“親文派”。在前任政府中也有支持樸槿惠前總統的人們，就是被稱為“挺樸派（樸槿惠派）”。但是，“文派”的政治影響力遠遠超過“挺樸派”，他們對批評文在寅總統的人不惜進行“文字炸彈”或“惡性留言恐怖襲擊”。甚至，同一黨內也適用這樣的“粉絲政治理論”。共同民主黨內部，也存在“文派”和“非文派”的激烈矛盾，可能會削弱該黨在大選中的優勢[29]。

5 結語

韓國政黨政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值得關注的是，在4月7日舉行的補缺選舉中，執政黨失敗了，執政黨的路線變更是不可避免的。今后，為了獲得民心，朝野應該恢復協議的政治。特別是要通過制度改革解決根本性問題。首先，要改善選舉結果不能很好地代表民意、不能出現中間派政黨的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另外，必須改善帝王式總統制。例如，采用總統連任制或小選舉區制改革。當然，這些改善方案此前不僅在學界，而且在政治圈也提出了。但是，朝野兩黨以“小貪大失”的態度，實際上并沒有實現。但是朝野政黨應該銘記，像此次補選一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注釋

（1）根據韓國國會法第85條第2項的“指定快速處理案”被稱為快速通道。這是為了迅速處理緊急、重要的案件而于2015年引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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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