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黨對中印關系的影響

胡本海

摘要：印度國內代表各方利益的政黨林立，分散組合頻繁。印度人民黨、國大黨以及左翼黨派成為印度政壇三股主要力量。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具有明顯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特征，在中印關系上奉行務實的現實主義政策;在黨派林立的印度國內，在野黨及地方黨派對中印關系的影響不容小覷，防止在野黨及地方黨派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推波助瀾綁架政府是印度構建健康政治生態環境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印度政黨;中印關系;影響

中圖分類號：D82;TS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177（2021）20-0018-03

中印關系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直到近代，兩國依然續寫友好交往史。1950年，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意義重大。由于兩國邊界及領土糾紛，1962年的邊界戰爭致使兩國長期的歷史情誼被撕了一大裂縫，雙邊關系長期陷入冷淡。本文從印度政黨角度，分析其對兩國關系的影響。

1印度國內政黨基本情況

印度實行多黨制政治制度，其社會文化、民族宗教、語言以及種姓的復雜性決定了印度政黨政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就其影響力和施政綱領來看，印度政黨可分為地方性政黨和全國性政黨。地方性政黨主要代表地方利益，其綱領主要著眼于地方，影響力相對有限;而全國性政黨影響力輻射全國，其綱領直指全國性選舉的勝利。最新統計顯示，印度全國性知名政黨主要是印度人民黨（BJP）、印度國民大會黨（INC，簡稱國大黨）、大眾社會黨（BSP）、印度共產黨（馬）、印度共產黨、民族主義大會黨（NCP）等6個。地方政黨雖然影響力有限，但其作用不容小覷，在選舉中往往成為某個競選大黨合作的對象，與競選大黨攜手組建政府，共享政治權力，這是地區性政黨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是地方政黨能夠影響政府決策、對政府外交行為施加影響的重要原因。因此，有人認為，印度的政黨政治是由地方政黨決定的。2014年大選前，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ee）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她說主流政黨是“零”的，印度的未來將由地區政黨決定[1]。

2印度政黨主要特征

印度不僅政黨較多，其政黨的發展史也相對悠久?？梢哉f印度的殖民史也就是印度政黨不斷成長和發展的歷史，印度政黨在長期的反殖斗爭中發展壯大，國大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黨。進入20世紀，印度政黨發展迅速，并不斷分化組合，呈現出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政黨活動時間早，鍛造了一批具有豐富管理經驗的政治家。1885年，國大黨成立、1906年穆斯林聯盟建立、1907年印度教大會黨建立，隨后自由黨、印度共產黨、社會黨等政治黨派先后建立，這些黨派影響不斷擴大、實力不斷增強，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斗爭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提高了印度人民反殖斗爭的組織性、針對性和實效性。同時，印度早期的這些政黨活動也鍛煉和造就了許多政治家，為印度獨立后議會民主制的良性運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政黨數量多、對執政黨的監督和制衡能力參差不齊。印度民族種類繁多、各地語言差異甚大、宗教信仰和歷史遺留種姓制度復雜，形成了印度民眾的生活習慣、意識形態、政治態度、價值觀念、社會基礎、階級關系等錯綜復雜的局面[2]。政黨特別是地方政黨數目繁多形態各異，代表了不同階級、階層的特殊利益，對印度政治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印度政黨的多樣化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印度的民主精神，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避免獨裁和專制。但政黨過多，力量分散，對執政黨的監督和制衡作用有限，各政黨常常在無休止的爭吵中消耗國內政治資源，降低了民眾政治參與熱情。

第三，政黨紀律不嚴，組織渙散，政黨及人員分化組合頻繁。雖然印度政黨的出現較早，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新生政黨也不斷出現，其不成熟性比較明顯，再加上印度政黨制度的不健全性，導致印度政黨的分裂與成員在不同政黨間流動頻繁，嚴重影響國內民主制的健康運作，造成印度民眾穩定政治信仰的形成，挫傷他們政治參與的熱情[3]。同時，政黨分化組合的隨意性容易導致聯合政府的不穩定性，及易造成政局動蕩和社會混亂，降低政府行政效能。

3印度政黨對中印關系的影響

印度政黨特別是在野黨以及地方性政黨，在政黨活動中對執政黨的影響不容小覷，他們對中印關系中的影響不容忽視。冷戰后，隨著印度國內其他黨派的崛起，印度國內形成了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兩大全國性政黨，并輪流分享印度政治權力。

3.1印度人民黨的崛起及其對中印關系的影響

印度人民黨是1980年從“人民同盟”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1996便成長為印度國內第一大黨，1998至2004年，印度人民黨聯合其它地方政黨聯合組閣成功。2014年，印度人民黨再次獲得選舉勝利成為執政黨，納倫德拉·莫迪當選印度總理并于2019年成功連任至今。在政黨林立的印度政壇，印度人民黨的快速成長并最終執掌印度政壇，主要有如下兩點原因。第一，奉行激進的印度教意識形態。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宗教派別，印度人民黨迎合當時較為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提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一個民族”的思想，將“印度教特性”作為印度人民黨的最高綱領，俘獲了大量印度教群體的支持。此外，印度人民黨也根據不同族群的特征與利益訴求，采取靈活的協調策略，重視獲取除印度教之外其它族群的支持。這一策略轉變鞏固了印度人民黨在印度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二，與地方政黨結成利益共同體。地方政黨代表地方某些民族、某個宗教團體、種姓的特殊利益，其方針政策主要基于地方，很難發展成全國性政黨進而執掌政權，為了最大化實現其利益，他們往往采取依傍全國性政黨，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1996年印度人民黨第一次組閣政府時僅維持13天的失敗經歷促使其采取更加務實靈活的策略，重視加強與地方政黨的聯合，與其結成命運共同體。1998年選舉勝利證明了印度人民黨聯合地方政黨鞏固和增強實力的策略是成功的。印度人民黨充分利用地方政黨優勢并與其聯合，吻合了印度國內黨派林立分合隨意的特點與實際，加強多黨聯合既有利于吸收地方黨派政治資源，鞏固和加強自身實力，又可以防止因個別黨派隨意倒戈導致政府垮臺的風險，組建了較為穩固的聯合政府。

瓦杰帕伊二度出任總理時的中印關系自邊界戰爭之后已恢復正?；?。在對外關系中瓦杰帕伊政府堅持“印度第一”“實力尊重實力”的現實主義原則，注重發展軍事實力。1998瓦杰帕伊上臺僅兩個月，印度就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在全球引起巨大震蕩，美國總統馬上簽署了有關制裁印度的措施。中國起初對此反應溫和，僅表示了“嚴重關切”，然而印度卻不買賬，印度國防部長菲爾蘭德斯口出狂言，說中國是潛在的頭號威脅，稱“中國的威脅超過巴基斯坦”，因此，中國外交部立即做出強硬反應，對印度的核試爆予以強烈譴責，駁斥印度“中國威脅論”，印度核試爆再度使中印關系受挫。

1999年5月26日，印度瓦杰帕伊政府發動了對巴基斯坦的突襲，導致印巴卡吉爾沖突，這次嚴重的軍事沖突發生在以瓦杰帕伊為首的人民黨執政一年之余，也是印巴兩國核試驗一年之際發生的。之后瓦杰帕伊政府的外交工作除了推動國內經濟崛起之外，重點在改變自己在外交上因核試驗而導致的孤立地位，企圖改善與美日之間的關系，并試圖修復因核試驗遭到傷害的中印關系。為了修復因印度核試驗及其污蔑中國受到嚴重創傷的兩國關系，2003印度總理瓦杰帕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2014年印度人民黨領袖納倫德拉·莫迪出任印度總理。在外交領域，莫迪政府在南亞推行“古杰拉爾主義”為原則的睦鄰政策以修復與南亞國家的關系，并進一步強化與美國和日本的關系。對中國關系上，莫迪總理也表達了“與中國領導人緊密合作處理雙邊關系中的重要問題”的愿望。在之后中印外交實踐中，莫迪總理的對華外交的確體現了他所表達的“重要問題”，但其核心主旨就是印度借中印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向中國提出訴求，將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回復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為衡量中國對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對中印關系重視程度的標準，并以此為依據確定下一輪對華外交行動”[4]。如馬蘇德·阿茲哈爾問題、印度的核供應國地位問題、克什米爾和中巴經濟走廊問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分裂活動和藏南問題、洞郎事件與中印邊界問題。中印存在的問題需要雙方相互溝通，在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基礎上平等協商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但莫迪政府則是將問題的解決作為衡量與中國關系發展水平的標準，進而確定對華外交行動，如拒絕同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在最后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最后環節印度也因擔心中國商品對印度市場的沖擊而拒絕簽署。這是印度對中國仇視和抵觸的具體外交行動體現。印度這種不斷向中國表達立場和要求，以自我為中心裹挾中國，將中國的妥協作為自己外交的勝利，體現了強烈的印度民族主義中心思想，不利于中印兩國現實問題的妥善解決和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

3.2印度國民大會黨及其對中印關系的影響

作為歷史最長的老牌政黨，“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是印度獨立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國內政黨。20世紀90年代之前，國大黨在印度政壇保持著一家獨大的態勢。新中國成立的早期，印度開國元勛尼赫魯采取較為友好溫和的外交政策，歇斯底里尼赫魯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印之間的某種競爭是存在的，但他也認為當時的中國會優先解決國內問題，對印度不會構成嚴重威脅。即使在競爭中，印度也比中國占有某種優勢。此外，中印友好有利于印度獲得大國地位[5]。但是這種情況到1959年之后出現了轉折，1959年西藏發生叛亂，印度右翼政黨和各種右翼政治勢力對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相對謹慎和相對溫和的立場，進行了極為激烈和帶有摧毀性的攻擊[6]。隨著中印爭執越來越嚴重，國大黨內部右翼分子對尼赫魯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其他右翼政黨如印度人民同盟、印度社會黨，全印度教大會等也大肆進行反華活動，并向尼赫魯施壓。在巨大的壓力下，尼赫魯向印度議會做出了讓步，公布了當時中印兩國政府之間的所有照會及信件。尼赫魯的讓步固然可以緩和印度國內右翼分子的壓力，然而外交實踐證明，由于尼赫魯對在野黨的妥協與讓步降低了執政的國大黨在解決中印爭端的問題中的回旋余地和活動能力，使得尼赫魯在處理中印關系的外交事務中處于被動地位。在中印戰爭之前的關系緊張期間，印度國內也有一些政黨和有識之士強調兩國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這種理性的聲音不是當時印度國內政治的主流，因此沒能起到阻止戰爭的作用，最終印度執政黨在國內的強大壓力下，繼續執行了“前進政策”致使中印邊界戰爭爆發，中印關系徹底破裂。

當前在野的國大黨部分代表人物，也不斷向莫迪政府施壓，刁難莫迪政府。據《環球時報》報道，印度已故總理尼赫魯的重孫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作為國大黨黨員以及現任印度國會議員，就通過社交媒體瘋狂挑唆國內的反華情緒。在全球疫情大爆發背景下，印度國內疫情失控，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印度莫迪政府有改善中印關系的愿望，但國內一些政黨強烈的反華民族主義思潮，使莫迪改善中印關系的努力步履維艱。除此之外，印度前國防部長，民族主義大會黨（NCP）主席也在中印關系上大放厥詞，鼓吹“從長遠看，中國有能力、有遠見、有計劃地反對印度的利益?！彼€說中國對印度的威脅比巴基斯坦還大，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是印度的十倍！“中國不僅把巴基斯坦，甚至把尼泊爾、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都變成了反印度的國家。中國讓我們所有的鄰國都站在了我們的對立面。

印度國內其他幾個左翼黨派，如印度共產黨（馬）、印度共產黨等都對中國進行了多次友好訪問，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友好接待。通過政黨之間的雙向交流促進了兩國關系的發展。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印的崛起，中印關系不僅僅具有雙邊意義，兩國關系的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地區穩定和全球發展方面，兩國之間的問題需要兩國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共同努力，兩國政府在推動兩國戰略關系縱深發展方面都應該積極作為。在黨派林立的印度國內，在野黨及地方黨派對中印關系健康發展的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防止在野黨及地方黨派在某些問題上推波助瀾綁架政府是印度構建健康政治生態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Nicolas Blarel，Niels Van Willigen.How do regional parties influence foreign policy？Insights from multilevel coalitional bargaining in India[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1（2）：480.

[2]楊永平.尼赫魯建國思想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楊翠柏，曾慶亮，周小粒，等.印度政治與法律[M].成都：四川出版社，2004.

[4]葉海林.莫迪政府對華“問題外交”策略研究：兼論該視角下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J].當代亞太，2017（6）：24.

[5]尚勸余.尼赫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關系：1947-1964[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6]王宏緯.當代中印關系述評[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9.

（責編：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