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感知如何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
——基于閩皖陜三省的調研數據

陳世文，黃森慰，陳 靜

(福建農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建福州 350002)

隨著農村生活垃圾產量的逐年上升，垃圾污染已成為破壞農村生態環境的重要源頭之一，不僅污染湖泊、損害村容，還對農戶的健康產生了危害[1]，阻礙了鄉村振興?！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農村的振興離不開村莊環境的改善。農村實行垃圾分類不僅是垃圾治理的主要途徑也是農村環境整治的主要內容，垃圾分類勢在必行。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該方案強調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的必要性，同時也指出農村垃圾治理要充分發揮農戶的主體作用，因為農戶不僅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和垃圾污染的受害者，也是垃圾治理的受益者[2]，農村生活垃圾的治理離不開農戶的參與[3]，農戶在生活中是否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對農村垃圾分類治理成效至關重要。在已有農村垃圾治理項目中，由于當地政府制定的治理方案沒有很好地與村莊的特點以及農戶緊密聯系[4]，最終造成了農村垃圾治理成效沒有達到預期效果[5]。究其原因，或許是對農戶垃圾分類治理的內在需求關注不足[6]。因此，如何促進農戶垃圾分類，成為提高農村垃圾分類治理成效以及解決農村生活垃圾污染問題的重要舉措。

學者們從理論、影響因素和影響機理等角度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在理論方面，申靜等[7]、崔亞飛和Bluemling B[8]、王瑛等[9]分別基于規范激活理論、計劃行為理論和盧因行為模型構建農戶垃圾分類行為解釋模型。在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將其劃分為內外部影響因素。內部影響因素包括行為態度和個人規范[7]、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和習慣性啟發[8]、就業類型[10]、道德素養和資本稟賦[11]、環境關心和制度信任[12]、污染認知和村莊情感[13]。外部影響因素包括社會互動[14]、制度環境[15]、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及資源利用試點的推行[16]、垃圾分類宣傳語類型[17]、鄉土規訓和經濟懲罰[18]。在影響機制方面，賈亞娟和趙敏娟[12]利用雙欄模型，提出制度信任對環境關心與農戶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之間的關系存在正向調節作用。劉霽瑤等[13]基于ABC態度模型，提出村莊情感強化了污染認知對農戶垃圾分類的促進作用。姜麗娜等[14]認為良好的制度環境也可以通過環境收益感知和社區認同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農戶垃圾分類。

然而，價值感知這一概念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研究還有待豐富。目前，價值感知更多應用于促進農戶對農業技術采納的意愿[19]，進而產生綠色生產行為[20]。在垃圾分類過程中，由于需要分類的垃圾種類過多，垃圾分類知識復雜且容易遺忘，使得垃圾分類對農戶來說變成了一種“技術活兒”。已有學者提出農戶是否執行某種行為往往取決于對該行為的價值感知水平[20]，那么，價值感知作為農戶對垃圾分類益處的認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是否產生影響？影響結果如何？其次，異質性作為農戶不可忽略的特征[21]，在農戶分化的背景下，價值感知對不同農戶群體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此外，農戶收入水平已成為其垃圾分類行為不可忽略的影響因素，在農戶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22]，價值感知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之間的關系是否會受到農戶收入差異的影響？因此，研究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很有必要?；诖?，本文充分考慮農戶的異質性和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差異性，利用福建省、安徽省、陜西省三省的實地調研數據，實證分析價值感知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之間的關系。以豐富農戶異質性和收入差異研究，并為研究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對解決農戶垃圾分類積極性不足問題、提升農村垃圾治理成效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分析

價值感知類似于技術接受模型的感知有用性，是指農戶對垃圾分類的效益感知[23]。個人對某種行為的認知水平，直接影響其行為決策[24]，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利益認知越多，越有可能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25]。賈亞娟和趙敏娟[26]的研究表明農戶具有較強的垃圾分類偏好，劉寧寧和孫玉環[27]的研究表明垃圾不分類會對農戶的健康產生危害。因此，從理性人的角度分析，農戶會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改善自身社會福利的行為動機[28]，來決定是否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此外，馬奔等[29]提出價值感知對農戶生態保護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唐林等[30]發現利益感知對農戶參與環境治理有促進作用，即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直接影響其垃圾分類行為?；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有正向影響。

(二)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分析

行為態度和知覺行為控制是計劃行為理論的核心概念，且被廣泛應用于垃圾分類影響因素研究。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價值感知可以通過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間接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

1.行為態度

根據技術接受模型，個體對某種行為的態度受感知有用性影響。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越強，其行為態度也會越發積極，進而促使其更多地參與到垃圾分類等保護環境行動中。馬奔等[29]的研究同樣表明價值感知對農戶生態保護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農戶保護環境的態度可能會受到其對垃圾分類價值感知的影響。此外，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也進一步提高了其環境認知，誘發其保護村莊環境的情感，進而產生積極的垃圾分類態度或環境保護態度，最終通過影響農戶的價值取向來促使其參與到垃圾分類等保護環境行動中。

2.外部知覺行為控制

學者王曉楠[31]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探究了公眾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機制，認為知覺行為控制在環境價值觀對公眾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知覺行為控制可分為內部知覺行為控制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8]，即農戶的垃圾分類行為不僅受其自身相關因素影響，也受他人和客觀環境的影響。積極的外部影響可以促使其進行垃圾分類，消極的外部影響則會抑制其垃圾分類行為的產生。聶勇浩和羅景月[32]的研究表明，當個體認為執行某種行為有較高的價值時，其克服外界因素干擾的信心和執行該行為的動力會增強，也就是說當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較強時，其克服他人消極影響的控制力會增強，從而體現出較高的環境保護責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其外部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增強。相關研究[33]表明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谝陨贤普?，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在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中，行為態度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H3:在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中，外部知覺行為控制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根據以上假設，本文的理論框架圖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分析框架

二、數據來源、模型設定及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均來源于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實地走訪調研數據，課題組在東、中、西部分別選擇福建省、安徽省、陜西省作為調研區域。三省的習俗和城市發展各具特色，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三省分別位于東、中、西部，相隔較遠，有效地防止了空間的內生性。此次調研，選擇福建省的福州市、南平市、龍巖市、寧德市和三明市，選擇安徽省的阜陽市和合肥市，選擇陜西省的西安市、延安市和榆林市；在每個市選擇1～2個縣區，共計14個縣區；在每個縣區選擇4～5鄉鎮，共計34個鄉鎮；在每個鄉鎮選擇2～6個行政村，共計106個行政村。發放問卷618份，回收有效問卷數531份，問卷有效率為85.9%，適用于本研究的有效問卷數為446份。

(二)基準回歸模型

由于本文設置的因變量題項是二分變量，所以選擇Probit回歸模型來分析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回歸模型如下:

Bi=α0+α1Valueperceptioni+α2Controlsi+θi

(1)

式(1)中，Bi表示農戶垃圾分類行為，Valueperceptioni表示價值感知，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α1表示價值感知的回歸系數，α0表示常數，θi表示隨機干擾項。

(三)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借鑒申靜等學者[7]對于垃圾分類行為的測量指標，本文的農戶垃圾分類行為采用問題“您生活中是否有進行垃圾分類處理？否=0，是=1”來測量。

解釋變量：借鑒顏端武等學者[34]對于感知有用性的測量指標，本文的價值感知采用問題“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可以改善環境”、“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可以提升自身素質”來測量，并對這2個指標進行等權重取平均值，求得農戶總體的“價值感知”。行為態度采用問題“人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環境保護對農村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您認為村莊是否有必要開展環境治理”來測量，并對這3個指標進行等權重取平均值，求得農戶總體的“行為態度”。外部知覺行為控制采用問題“如果別人不保護環境，我也不愿意采取行動”來測量，詳細賦值情況見表1。

控制變量：綜合已有文獻研究，本文從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莊特征等三個層面，設置了可能會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控制變量，詳細賦值情況見表1。

表1 變量設置及定義說明

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利用stata軟件進行Probit回歸，檢驗結果如表2?？梢钥闯?，隨著變量的逐步引入，Pseudo R2的值在不斷提高，說明模型的解釋力在不斷增強。同時，考慮到估計方法的差異，文中采用Log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變量的顯著性和系數的正負符號均未發生變化，說明文中研究結果穩健。以下分析以回歸2為主。

回歸2中，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回歸系數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成立。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農戶認為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是一種個人文明行為，能體現出其優良的行為品質。另一方面，垃圾作為污染農村環境的主要源頭之一，會通過污染空氣、吸引蚊蟲和滋生疾病對農戶的身體健康造成影響，農戶出于改善村莊環境、優美村莊面貌和提高其生活質量等考慮，則會積極地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

控制變量中，年齡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回歸系數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符號為負，表明農戶的年齡越大，其垃圾分類的積極性越低。這可能是因為：年齡對農戶垃圾分類意愿有顯著的負向影響[14]，農戶垃圾分類意愿越低，越不會實施具體分類行為[8]。家庭成員數量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回歸系數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符號為負，表明農戶的家庭成員數量越多，其垃圾分類的積極性越低，這與唐洪松[11]的研究結論較為相似?？赡苁且驗椋杭彝コ蓡T數量的增多，會導致家庭日常生產垃圾的種類增多，進而增加了垃圾分類的困難性，對此農戶就需要為垃圾分類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往往會選擇為垃圾處理付費，讓集體來代替自己處理垃圾。

表2 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參與度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檢驗

理論上，價值感知和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價值感知會加強農戶垃圾分類行為，農戶在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的過程中亦會增強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為了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齊瑩等[35]、王曉敏和顏庭武[36]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變量的選擇，選取“信息獲取”作為工具變量，采用由Roodam[37]所提出的條件混合估計方法來解決內生性問題。

檢驗結果如表3。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表明，信息獲取對價值感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第二階段回歸結果表明，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此外，價值感知系數得到了顯著提高，Atanhrho_12的值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異于0。上述結果表明，具有較高價值感知的農戶確實會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

表3 CMP檢驗結果

(三)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借鑒唐林等[30]的研究方法，首先，構建中介變量與價值感知的基準回歸模型，來檢驗價值感知對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其次，構建中介變量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基準回歸模型，來檢驗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模型如下：

MediatorVariablei=α0+

β1Valueperceptioni+β2Controlsi+θi

(2)

Bi=α0+γ1MediatorVariablei+

γ2Controlsi+θi

(3)

式(2)和(3)中，MediatorVariablei表示中介變量，包括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β1、β2、γ1和γ2均為待估系數。

表4中的Oprobit基準回歸結果表明，價值感知對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OLS模型獲得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價值感知對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影響的顯著性和符號均未發生改變，說明該結論穩健。

表4 價值感知與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的關系

表5報告了中介變量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影響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價值感知不僅直接正向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還可以通過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間接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上述中介效應結果證明了假設H2和H3成立。

表5 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回歸結果

四、群組差異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不同農戶群體之間的差異性，本文從性別、年齡和村莊是否是環境項目整治村等三個方面將農戶進行分類。其中，年齡的劃分根據唐林等[1]的研究方法，將年齡在60歲以下的視作青年農戶，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視作老年農戶。

表6顯示，女性農戶的價值感知其垃圾分類行為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價值感知對女性農戶群體的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赡艿慕忉屖?，在農村，男性群體往往承擔家庭經濟收入來源以及日常開銷的重擔，男性群體就會選擇外出打工，而由于照顧老人和養育小孩的種種原因女性群體往往選擇長時間居住在農村，如此就造成了女性群體在村時間相對于男性群體較多。另外，由于女性群體同時承受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導致其幸福感比男性低[38]，而農村環境對農戶的家庭幸福感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9]，農村環境的改善可以弱化男性外出打工對女性家庭幸福感的負向影響，所以女性農戶在得知垃圾分類有利于農村環境改善時，便會積極地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

青年農戶的價值感知對其垃圾分類行為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價值感知對青年農戶群體的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赡艿脑蚴?，青年農戶的教育水平較高，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其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知不斷地加強，這不僅提高了其親環境意識，也讓其認識到了垃圾分類對改善農村環境的意義。同時，年輕人對事物的回報更加敏感，更會在意他們可能獲得的好處[34]。相對于老年農戶，青年農戶選擇安于現狀的可能性更低，更會通過垃圾分類來提高自己的社會福利[26]，所以青年農戶的價值感知對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環境整治項目村農戶的價值感知對其垃圾分類行為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價值感知對環境整治項目村農戶群體的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赡艿慕忉屖?，作為環境整治項目村的村莊經過環境治理后，村莊的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農戶切身實際地感受到了垃圾分類對環境改善的益處。而且，項目村相對于非項目村，其環境政策的強度更大，這就使得項目村農戶受到政策的影響也更大，為了響應政策，項目村農戶更愿意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所以環境整治項目村農戶的價值感知對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6 群組分析結果

五、門檻效應分析

唐林等[40]的研究表明環境政策與農戶環境行為之間的關系會受到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影響，進而呈現出門檻特征。環境政策會通過教育宣傳的方式，將垃圾分類的相關信息傳遞給農戶，增強其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進而影響其垃圾分類行為。前文的群組差異結果也表明，環境整治項目村會對價值感知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诖?，文章提出疑問，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作用是否會受到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影響，進而呈現出門檻特征呢？另外，垃圾分類不能夠直接為農戶帶來經濟上的效益，對農戶素質的提升以及村莊環境的改善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體現，這就使得價值感知促進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原始驅動力不強，需要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夠被激發。在基準回歸中，家庭總收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是否意味著，起初價值感知并不會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產生影響，而是當家庭總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價值感知才逐漸發揮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促進作用？為了解決以上疑問，本文將通過Hansen提出的可用于截面數據的門檻效應回歸模型[41]來檢驗價值感知與農戶垃圾分類行為之間的非線性門檻特征，門檻回歸模型如下：

Bi=α0+δ1Valueperceptioni+

δ2Controlsi+θi,q≤π1

(4)

Bi=α0+ε1Valueperceptioni+

ε2Controlsi+θi,π1≤q

(5)

式(4)和(5)中，q代表門檻變量，π代表門檻值，δ1、δ2、ε1和ε2均為待回歸系數。上式中若存在至少1個π值使得價值感知對農戶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出現門檻特征，則說明門檻效應成立。

檢驗結果如表7?？傮w來看農戶家庭總收入存在一個門檻值，為6萬元。當農戶總收入低于6萬元時，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并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赡艿慕忉屖牵哼@類農戶群體由于收入較低，還處于解決家庭生活問題的階段，并不會把勞動成本和時間成本投入到垃圾分類中[40]。當農戶總收入高于6萬元時，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開始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赡艿脑蚴牵菏紫?，這類農戶群體往往有外出務工或經商的經歷，在他們外出工作的過程中，他們接受了更為先進的環保理念、增加了對垃圾分類的認知。而且，由于收入較高，也就具有較高的經濟資本，從而使這類農戶群體具有垃圾處理付費的支付能力和追求優質居住環境的條件以及參與垃圾分類的行為動力。其次，較高的收入使得農戶更加關注自己的形象和公眾影響力。垃圾分類是村級公共事務，不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的農戶可能會被其他農戶、村干部和清潔工批評指責，導致其名譽受損。相對而言，如果農戶積極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則其在村的公眾影響力可能會提高。因此，為了避免被懲罰，提高自己在村的公眾影響力，高收入農戶群體都會積極地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最后，較高的收入也激發了農戶保護家鄉環境和為家鄉做貢獻的情感，在情感的驅使下，其也會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

表7 家庭總收入門檻回歸結果

六、結論及對策建議

文章基于福建省、安徽省、陜西省三省的實地調研數據，通過Probit模型，實證分析了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價值感知不僅直接正向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而且也可以通過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農戶垃圾分類行為。

(2)群組差異分析表明：女性農戶、青年農戶和環境整治項目村農戶的價值感知對其垃圾分類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價值感知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會隨著農戶家庭總收入的變化呈現出門檻特征。隨著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增加，達到6萬元時，價值感知開始發揮對農戶垃圾分類行為的促進作用。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建議：第一，增強農戶對垃圾分類的價值感知，讓農戶深入了解垃圾分類的意義以及真實感受到垃圾分類對環境的益處，同時提高農戶環境保護意識，營造良好的垃圾分類氛圍，以此來提高農戶的行為態度和外部知覺行為控制能力。第二，關于垃圾分類價值感知的宣傳應針對不同的農戶群體而有所不同。應加強對女性農戶、青年農戶和環境整治項目村農戶的宣傳教育，發揮他們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帶動其余農戶垃圾分類的積極性。第三，對于低收入農戶群體，可采用經濟激勵的方式，激勵其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例如對垃圾分類的次數進行積分累計，不同的積分可以兌換不同的生活用品。對于高收入群體，可采用表彰的方式，通過提高其在村莊的公眾影響力來促使其將垃圾進行分類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