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潛早年詩名傳播問題考辨

祝 福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蕪湖 241000)

沈德潛晚年受乾隆恩遇，從下層寒士一躍為詩壇領袖，成一時佳話。清人多認為兩人交際已早，沈德潛至遲于雍正年間已被皇四子弘歷所賞識。李元度在《國朝先正事略》中記載：“高宗嘗于《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系老名士，有詩名?！汀断氖仭芳啊堵淙~》諸詩，俱稱旨，以后賡和遂不可勝紀?！盵1]

此事多書均曾記載，引起了學界關于沈德潛與乾隆恩遇離合的種種推測。有學者據此認為沈德潛早年藉藉無名，而鄂爾泰于雍正三年編纂的《南邦黎獻集》是其“命運出現的轉機的先期機緣”，也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①。分析沈德潛及第之前的寒士生活，厘清其詩名傳播的途徑，有利于對沈德潛與康乾詩壇的關系進行深入考察。

一、沈德潛“早以詩鳴”一事辨析

最早提出沈德潛以詩名受知于乾隆的是袁枚。他在《隨園詩話》中記述：“西林鄂公為江蘇布政使，刻《南邦黎獻集》。沈歸愚尚書時為秀才，得與其選。后此本進呈御覽，沈之受知，從此始也?！盵2]其后錢林《文獻征存錄》的記載大致相似：“或謂西林相國開藩江左，立春風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獻集》，德潛與其選中。既進呈御覽，沈之受知自此始也?！盵3]他也認為沈德潛的聲名傳播是從《南邦黎獻集》開始。方浚師《蕉軒隨錄》自稱引用了乾隆《御制詩注》的一段話：“德潛早以詩鳴，非時輩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頻年與之論詩，名實信相副?！盵4]郭則澐《十朝詩乘》卷十亦有：“沈歸愚未第時，高宗于《南邦黎獻集》中見其詩，即賞之?！盵5]

雖然記載的是同一件事，但仔細揣摩文意，其中又有著細微的區別。袁枚、錢林、郭則澐等人強調沈德潛的受知從《南邦黎獻集》開始，而根據李元度、方浚師的記載，乾隆對沈德潛“耳其名已久”，似乎在鄂爾泰呈《南邦黎獻集》之前就已知道沈德潛的詩名。關于沈德潛詩名傳播與《南邦黎獻集》之關系，顏子楠《沈德潛生平三事獻疑》中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述②，否定了沈德潛因《南邦黎獻集》而受知于乾隆的說法，筆者贊同此觀點。不過筆者認為，盡管沈德潛的受知并非因為《南邦黎獻集》，但他在乾隆四年進士及第之前已有詩名是可以肯定的。

對于沈德潛“早以詩鳴”一事，其時諸多文人都曾提及。韓孝基在《恭祝少宗伯歸愚沈先生八十榮壽》回憶：“先生年二十余，受知學使者，補邑庠生，名已藉藉矣。每試輒冠其儕，四方學者無不知先生名，請業者趾錯于戶?！盵6](P2202)彭啟豐《光祿大夫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墓銘》也提到：“初，公為諸生時，與吳中詩人結社城南，城南人竟稱公詩。從橫山葉氏學，葉數稱公詩。新城王文簡公與葉善，致書于葉，亦稱公詩。而桐城張公廷璐督學江南，尤器公。蓋公自為諸生，已有聲，而詩名尤焯著云?！盵7]韓孝基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進士，與沈德潛同為長洲人，早年常于顧嗣立秀野草堂雅集。彭啟豐亦是沈德潛同鄉，且為詩社好友，雍正五年(1727)會元及第，沈德潛一生與其唱和不斷。兩人所說應是比較可信的。通過對沈德潛詩作、年譜以及與各方文士的交游行跡，可以看出其早年詩名傳播的關鍵人物與事件。

二、名遍里閭：吳中名流對沈德潛的獎掖

沈德潛青壯年時期生活于人文薈萃的吳中，各方詩人常在此聚集雅宴。詩壇名宿錢謙益、吳偉業都是吳中人士,山東之王士禛、趙執信，嶺南之屈大均，商丘之宋犖，秀水之朱彝尊都曾多次到訪，廣南梁佩蘭家族、蜀中費密家族等入清后也都寓居于此。雖然當時的沈德潛久困場屋，但在吳中與詩壇前輩的交往中，獲得了諸多贊賞。

(一)尤侗、尤珍父子

康熙四十年(1701)至四十五(1706)年，沈德潛在尤侗之侄尤鳴佩家中坐館，得以結交尤氏父子，當時尤侗、尤珍已從京城返回老家長洲，但仍與各界文士有著書信往來，在詩壇具有一定影響。尤侗曾于康熙四十年看到沈德潛的詩作時，對其贊賞有加。據《沈歸愚自訂年譜》(下皆簡稱《年譜》)記載：“(尤侗)見予《北固懷古》、《金陵詠古》及《景陽鐘歌》等篇，謂令嗣滄湄宮贊曰‘此生他日詩名不在而輩下’。予聞之，竊自恧也?！盵6](P2101)當時沈德潛只是在尤家坐館的后輩，尤珍已是進士及第的地方名流，尤侗認為沈德潛以后詩名將不在長子之下，可謂給予了高度認可。

受父親影響，尤珍對沈德潛詩作倍加推崇。沈德潛在《宮贊尤先生墓志銘》提到：“(尤珍)喜獎掖士類，單門寒素之子，有文行，必稱揚之……又常謂：‘我詩成于履變，子少年既有卓識，所成就惡可量?！盵6](P1420)原本就喜愛獎掖寒士的尤珍，對沈德潛更有一份真心的欣賞?！跋壬吭姵?，必示潛，偶有商榷，應時改定。中夜不少休，一字未安，不能安寢也”[6](P1420)，從康熙四十年結識沈德潛以后，尤珍便始終與沈德潛保持頻繁的唱和，對沈氏詩名的推揚不遺余力。

(二)張大受、顧嗣立

張大受與顧嗣立均為吳中人，后同朝為官，名列“江左十五子”。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十歲的沈德潛便因詩作被大受賞識，在《年譜》中沈德潛提到：“張匠門先生見予《擬古樂府》一冊，曰：‘古調不彈，此伯牙琴弦也?！杩重撝T賢嘆賞，益思致力于詩?！盵6](P2101)《擬古樂府》今已不見，但張大受的賞識對年輕的沈德潛來說無疑有重要的激勵作用，促使他日益勤奮地進行詩學修習。沈德潛后又與顧嗣立結識，逐漸加入兩位前輩的詩文活動中。大受為朱彝尊門人，據《蘇州府志》記載“朱檢討彝尊來吳主，張大受孝廉船集四方豪俊”[8]，其居所“匠門書屋”是朱彝尊在吳中的主要歇腳點。顧氏為吳中文化大族，嗣立其時聲名更熾，“一時名流，多通縞纻”[9](P1358)?？计洹堕偳裨娂?，與王士禛、朱彝尊、宋犖等皆交往頻繁，其他詩人更不計其數。正是張大受、顧嗣立二人在吳中的雅集四方，使當時人微言輕的沈德潛得以見到眾多詩壇名流，并向他們請教，呈獻自己的詩作。

沈德潛首先結識了朱彝尊?！稓w愚詩鈔》(十四卷本)有《為鄭芷畦題毛西河、朱竹垞兩先生遺照》一詩，提到：“竹垞來吳中，三接親履綦。道我正始格，示我瓊琚辭?！盵6](P880)晚年在《后己卯送春文宴》序中他又回憶起六十年前的一場“送春會”：“時年最高者為尤西堂侍講，朱太史竹垞齒序之，張匠門太史時為孝廉，顧秀野太史時為上舍生……予年最少，亦廁末席?！盵6](P1349)當時兩人身份懸殊，與竹垞交流詩學的機會對沈德潛來說非常難得。

趙執信因“觀《長生殿》”削職還鄉后曾多次游歷吳中，考其《因園集》卷六有《酬張孝亷日容大受，招同朱竹垞及吳中諸名士宴集河上新齋見贈二首》，其中“何因直上孝廉船”[10]便指張大受宴請一事。沈德潛早年也因此得以與趙執信結識，雖未從趙氏的詩集中看到有關沈德潛的內容，但德潛晚年在翰林院為官時所作《簡趙秋谷先生》仍然記錄了當年之事：“匠門樓閣著神仙，載酒逍遙任醉眠?！本浜笥行∽ⅰ跋壬鷣韰?，每寓匠門書屋”[6](P336)。晚達之后，沈德潛對于早年結識趙執信，且兩人同為己未年生人而感到榮幸。此外，張大受曾將沈德潛介紹給自己的門人李玉洲，外孫顧詒祿等人，顧嗣立亦通過秀野草堂舉辦的多次雅集使沈德潛與各方詩人分題賦詠，切磋詩藝。

(三)何焯

據《清史稿》記載，何焯康熙四十一年由直隸巡撫李光地推薦入直南書房，第二年改庶吉士，教授皇八子讀書。此后因直言被彈劾，回到吳中家鄉著書交游。[11]正是這一時期，他對家鄉的后輩詩人沈德潛多有推揚。沈德潛記載：“(康熙五十一年)何義門太史珍予律詩，為顧子嗣宗言之，嗣宗先聞張匠門太史言……遂成定交?！盵6](P2104)可見何焯當時對沈德潛的詩作非常欣賞，并將其推薦給自己的好友顧紹敏。沈德潛與如皋詩人姜任修的結交也是通過何焯展開的。沈德潛為姜任修作《姜自蕓太史詩序》，序中道及兩人早年的相識場景：“康熙歲壬辰，予與自蕓姜先生相遇于義門書塾?！盵6](P1324)壬辰為康熙五十一年(1712)，和與顧紹敏定交在同一年，說明此年何焯頻繁向詩友推薦德潛，獎掖之心由此可見。

除此之外，還有彭定求、杜詔、翁照、施何牧等曾與沈德潛交好并向詩壇名流或地方官員傳播其詩名。以致時任鎮江道的魏荔彤在久聞沈德潛聲名后，聘請他到家中坐館，請沈氏為其《懷舫集》作序，并以“茂苑風華”“清才雅操”[12]相稱；翁照曾向泰州牧宋生推薦沈德潛評選詩文，宋生致書沈德潛稱“與先生并生，余之幸也”[6](P2107)。

三、自吳入浙：沈德潛在浙中的詩名傳播

在中式之前的六十余年里，除江南以外，沈德潛出游最多的地方當數浙江。其中雍正九年(1731)奉命赴浙修《浙江省志》和《西湖志》，閑暇之余和浙派詩人相互唱和，對其詩名的地域性擴展意義重大。

(一)沈德潛早期與浙中詩人的接觸

沈德潛詩名由吳入浙，并不始于修志。他曾于康熙四十四(1705)年和四十九年(1710)先后兩次到達過杭州，第一次入杭時獨自一人，具體與哪些詩人交往無法詳知。第二次入杭與謝立夫、曾葉生、岑霽三人一同，并與浙江錢塘詩人周永銓、周準兄弟定交。周準后來與沈德潛保持密切的聯系，還與沈德潛編訂了《明詩別裁集》，傳播共同的詩學思想。沈德潛與浙中詩人的交往，還與老師葉燮有一定的關系。葉燮本為浙江嘉興人，晚年講學于橫山，因而與浙籍詩人的往來比較頻繁。

沈德潛《飲朱若思舊燕居》詩回憶起師從葉燮的時光：“憶昔橫山執牛耳，閩越上客來登堂?！本湎伦ⅰ皬埑?、馮文子”[6](P716)，馮文子是此后與沈德潛交往頻繁的錢塘詩人馮念祖。據沈德潛記錄，馮、張二人來訪在康熙三十七年(1668)至康熙四十二年之間。此后，沈德潛與浙江詩人的交往愈加密集?？滴跷迨哪?1715)，沈德潛與錢塘詩人沈用濟交往。沈用濟“少游京師，以詩受知王士禛，繼交梁佩蘭、陳恭尹，同入廣，遍探桂林、南海諸勝……”[8]雖然兩人相識的時間并不算早，但甚為契合。諸錦，字襄七，浙江秀水人。沈德潛雍正元年有《千佛幢歌為諸襄七母夫人賦》一詩，歌頌諸母積十年時間繡“千佛幢”之事，兩人至遲在此年已經相識。李馥雖不是浙江籍人士，但曾任浙江巡撫。雍正二年(1724)，“浙撫李公鹿山諱馥去官寓吳”[6](P2104)，兩人從此年開始交往，沈德潛后有《簡李鹿山中丞》《送李鹿山大中丞歸里序》等詩文相贈。

雍正三年，浙江海鹽籍官員、江蘇學政俞兆晟主持科試時已經評價沈德潛“子文寄浙中，到處謄抄矣”[6](P2109)，足以說明沈德潛兩次游杭及與浙江詩人交往之中，聲名已經在浙中地區有所傳播。

(二)赴浙修志及與浙派中堅厲鶚之唱和

沈德潛一生曾八次參與編修地方志史，但雍正九年赴浙修《浙江通志》《西湖志》無疑對其人生影響最大?！赌曜V》記錄甚詳：“三月，浙督李公聘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赴館，總裁學士沈公西園名翼機、太史傅公閬陵名王露、陸公聚緱名奎勛囑先修《湖志》，分水利、名勝、祠墓、志余四門，遍覽載籍……同人會合，時相倡酬。尤契合者，方文輈、張存中、陳葆林、諸襄七、厲太鴻、周蘭坡、王介眉諸公，不必出門求友矣?！盵6](P2111)此次修志不是普通的邀請，而是由時任浙江總督的名臣李衛所聘任，翰林侍讀學士沈翼機、編修傅王露、檢討陸奎勛擔任總裁?？即税妗墩憬ㄖ尽穂13]，在負責分修志書的二十八人中，二十七人為浙江籍，僅沈德潛一人為江南籍，沈德潛有機會與眾多朝中重臣和浙江文人一同共事，十分難得。

在浙江修志的一年時間里，沈德潛除了游覽名勝古跡，更得以和眾多浙中詩人切磋詩學?？肌稓w愚詩鈔》(十四卷本)，該年為諸錦作《德壽宮梅石歌同諸襄七太史作》，為浙江仁和詩人趙昱作《趙古林秋水放鷗圖》，為歸安詩人鄭元慶作《為鄭芷畦題毛西河、朱竹垞兩先生遺照》，足見當時唱和之頻繁。沈德潛《蘭玉堂詩集序》中也曾回憶在浙江志館時與詩人們交往的場景：“雍正辛亥歲，予留浙江志書館修《省志》及《西湖志》，平湖張子鐵珊在焉。鐵珊為太史陸堂前輩甥，工韻語。時浙中名流咸集，纂輯暇，常跋燭聯吟，搜奇斗險?！盵14]

而在浙中名流里，其時詩名最盛、與沈德潛唱和最為頻繁的當數浙派的中堅詩人厲鶚。修志之前，厲鶚已經在杭揚兩地游歷多年，聲名鵲起，被譽為“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敵手”[15]?？忌蛟?，本年有《雨余泛舟三潭同厲樊榭孝廉作》，厲鶚亦有《雨中泛舟三潭同確士作》一詩。當時為農歷五月傍晚，煙雨濛濛，兩人在舟中一邊欣賞西湖三潭美景一邊促膝交談。此外，厲鶚同年還有《同作》《送沈確士歸蘇州》，皆為贈沈德潛之詩。其中《送沈確士歸蘇州》曰：“人同樂圃文偏潔，宅近靈巖輒不孤。只恐鷗情成閑阻，五湖那復憶西湖?！盵16](P497)頗有惺惺相惜之意。乾隆四年(1739)，沈德潛及第之后作《懷人絕句》，其中“未嘗獺祭才原富，自愛林居拙獨存。新買一船云水外，載將桃葉與桃根”[6](P404)即為懷念厲鶚所作。由雍正九年修志開始而始終延續的沈、厲詩友之情，不僅促進了沈德潛詩名在浙中地區的傳播，也還原了詩學史上二人真實的交往軌跡。

四、由野及朝：沈德潛詩名在京師的傳播

方楘如曾與沈德潛在杭州共同修志，但他對沈氏詩名的知曉并不始于雍正九年。方氏在《歸愚文鈔序》中提到：“余未知先生，往與如皋姜自蕓敘京師，乃知有先生。自蕓詩人也，負其氣，不肯下人，獨低頭拜先生，且謂命代風騷一人而已，余聞之神往?！盵6](P1107)自蕓是姜任修的字，根據前文介紹他早年因何焯與沈德潛結識?？滴趿?1721)，姜任修進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直隸樂清知縣。方楘如與姜任修會面當在任職翰林院期間。據(雍正)《畿輔通志》卷二八記載，姜任修雍正四年(1726)任知縣[17]，因此在雍正四年之前，他就已經在京師地區對沈德潛的詩名有一定程度的傳播。除此之外，沈德潛的老師葉燮、康熙詩壇盟主王士禛以及江蘇學政張廷璐對沈德潛詩名在京師的傳播影響最巨。

(一)葉燮

沈德潛于康熙三十七年拜師于葉燮。據《年譜》記載：“四月，應張岳未景崧家詩文會，岳未偕予請詩學于橫山葉先生?！盵6](P2100)當時葉燮的名聲很大，不僅有王士禛的支持，且常與吳中地區最負盛名的詩人汪琬分庭抗禮，同時又與廣南名士梁佩蘭唱和頻繁。

(二)王士禛

沈德潛與王士禛未曾直接見面，兩人的交往主要通過葉燮與尤氏父子兩個渠道實現。葉燮曾將沈德潛的詩作寄給過王士禛，具體篇目以及內容已經無法查證，但沈德潛在《年譜》中確切記錄了此事：“先是，先生以所制詩古文并及門數人詩致書于王漁洋司寇，至是，漁洋答書極道先生詩文特立成家，絕無依傍。諸及門人中以予與張子岳未、永夫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盵6](P2101)張景崧《一一齋詩序》也可以佐證：“先生嘗以及門詩稿數種郵寄新城尚書，后新城尚書復書，余及永夫弟辱承獎許，而于確士首嘆其烹煉之功已至?！盵6](P645)由此可知，葉燮曾將橫山門人的詩作和自己的詩古文一起寄給了王士禛，王士禛對沈德潛尤為贊賞，認為他繼承了葉燮詩學的精髓。正是由于老師的推掖，王士禛逐漸注意到了這個當時還沒有什么聲名的年輕詩人。

尤氏父子素來與王士禛關系密切。沈德潛在漁洋辭世前一年有“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宮贊，書中垂問鄙人，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不勝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此新城病中口授語也。感賦四章，末章兼志哀挽”一詩，由詩題可知王士禛當時已在病中，但仍通過尤珍詢問沈德潛的情況。對于前輩的認可，沈德潛心懷感恩，寫下“為憶漁洋老詞伯，吟壇誰繼舊宗風”，[6](P430)表達愿繼王士禛而后起的態度。郭麐在《靈芬館詩話》對沈德潛的情感進行了總結：“新城亡，為詩哭之，實未見新城也。前輩弘獎之心，與感知之遇，均可想見也?！盵18]王士禛與沈德潛一為康熙詩壇的盟主，一為乾隆詩壇的領袖，兩人的交際，實有新老交替的歷史變換之感。

(三)張廷璐

張廷璐，字寶臣，江南桐城人，曾連任三屆江蘇學政。自雍正七年張廷璐任學政后，沈德潛月課、歲試、科試接連獲得第一名，雍正十二年(1734)，又被張廷璐推薦應博學鴻詞科。雖然不遇，但張廷璐“慰勞再三，謂古今晚遇者多，仍宜應試”[6](P2113)，正是聽從了張廷璐的建議，沈德潛終于在乾隆三年中舉，并于第二年到京應試，從而有了前文中乾隆與張廷玉關于沈德潛“早有詩名”的一番對話。不僅如此，張廷璐對沈德潛的推揚還體現在讓這位尚未發跡的老寒士點定《詠花軒詩集》并作序，兩人的詩學思想進行了深度地碰撞，沈德潛也籍此與當時顯貴的張氏家族及其他桐城名流有了更多的接觸④。因此，沈德潛始終以張廷璐的門生自居，對其感激不盡，在《通奉大夫部左侍郎張公暨配姚夫人合葬墓志銘》中更是說到：“德潛，公之老門生也，感知最深?！盵6](P1432)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張廷璐并非唯一對沈德潛有所賞識的地方高級官員，早在康熙五十一年，時任學政胡潤就曾邀請沈德潛入署；雍正二年學政法海歲試取沈德潛一等第一，離任之后又聘德潛坐館；雍正七年，學政鄧鐘岳曾邀請沈德潛擔任縣令，德潛以“自忖無作外吏才”，并未接受。

五、格調萌芽與康乾之際的詩學轉捩

在上文，我們已經大致梳理出沈德潛早年通過地方官員、詩壇名流及朝野文士傳播詩名的路徑，關注到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但如果細心梳理其早年的詩學思想，則可發現其中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因素。沈德潛曾于康熙五十二刻《一一齋詩》，五十四年選《唐詩別裁集》，五十五年刻《竹嘯軒詩鈔》，五十六年選《古詩源》，同年編成《唐詩宗》。雍正三年選《明詩別裁集》，雍正五年著《說詩晬語》。此外還有《杜詩選》，由《鈔杜詩畢偶題十則》可知，亦為早年所作。這些詩作、選本及理論著作，基本奠定了沈德潛的詩學走向，或可稱之為“格調說”的萌芽。而在此階段，沈德潛高揚詩教精神，樹立唐詩典范，兼容格調與神韻詩風，彰顯著鮮明的正統色彩。

(一)高揚詩教精神

《詩經》是中國古典文學闡釋的淵源，從經學角度看，清代是“再盛時期”[19](P299)，從詩學角度看，清代同樣是傳統詩教精神的復興期。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人等人反思晚明王學左派與狂禪帶來的空疏，皆提出以“溫柔敦厚”的詩教思想凝聚人心。葉燮亦提出：“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盵20](P7)到了沈德潛這里，更是高揚傳統的詩教精神。其詩學理論集成——《說詩晬語》開篇即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此其重也?！盵21](P1)儼然在千年之后與詩大序遙相呼應。

而沈德潛對詩歌的編選，更是將詩教意識貫穿始終。如《唐詩別裁集》以“人之作詩，將求詩教之本原”[22](P1)為宗旨；《明詩別裁集》有感于“詩教衰而國祚亦為之移”，從而選取“彬彬乎大雅之章”[23](P1)；《古詩源》將漢魏六朝古詩比喻為風雅之遺意，“于詩教未必無少助也”[24](P1)。如果將這些詩歌選本與同時代作品相比，則不免標準嚴苛，過于保守，但這正是《唐詩別裁集》《古詩源》等至今仍流傳為經典的原因。因為沈氏秉持一種教育的理念，不是為了保存一代詩學文獻，因而能超越《明詩綜》《唐賢三昧集》等風靡一時的前賢著作，受到更廣泛人群的閱讀和學習。

(二)樹立唐詩典范

康熙年間，宗宋詩風席卷詩壇。錢謙益、王士禛、汪琬、宋犖等人本是出于反思明代詩學，探索清詩道路的自覺而轉向學宋，但經過數十年的風氣傳衍，宋詩末流的弊病逐漸顯露?！昂仍娙藵u以漢魏三唐為不足發，骎骎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人”[25](P136)，學山谷而不通融者流于佶屈聱牙，學劍南而識力不足者則流于膚廓俗淺。德潛早有所警覺：“家務觀而戶致能，有詞華無風骨，有對仗無首尾?！盵6](P1378)亦致力于改變當時的詩學風氣：“時吳中詩學祖宋祧唐……余與二三同志欲挽時趨?！盵26]但沈德潛當時反對的主要是學宋而棄唐者，他本身對宋詩一直都有所取，這也是早年能為厲鶚所接受的原因。

早在三十二歲時，沈氏就寫下《抄唐宋人詩稿數種，偶題絕句》十二首，論及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王維、孟浩然、劉長卿、柳宗元、韋應物、白居易、李賀、李商隱、蘇軾、歐陽修、梅堯臣、陸游等詩人，唐詩大家悉數囊括，選取的宋人也基本近于唐風。此后相繼編選《杜詩選》《唐詩別裁集》，并在《說詩晬語》中從理論上概括唐詩之特質。不僅盛贊老杜之“千古獨步”[21](P161)，太白之“想落天外”[21](P185)，還對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中晚唐詩人推崇有加。沈德潛唐詩選本與唐詩理論的傳播，成為了康乾時期回歸唐詩經典過程的重要一環。后來乾隆御選《唐宋詩醇》，唐人中將白居易與李杜并置，于沈氏詩學中已見端倪；而宋人中獨取陸游，與德潛“端明學士渭南伯，兩宋才華此獨優”[6](P823)的選取標準如出一轍。

(三)兼容格調、神韻

在王漁洋辭世之后，如何繼承“神韻”詩學遺產，又如何對待明代“格調”余風就成了詩人們面臨的重要問題。沈德潛對明代詩學的吸收自不必說，但他往往被視為前后七子的同調，卻有些不公平?！胺Q詩于近代，言人人殊。尚規格者，粗構雷同；主靈異者，鑿空無朕”[6](P749)，“規格”者，指的是明代格調一派，“靈異”者，指的是竟陵一脈，實際上沈德潛對明代詩學的弊病是有著清楚的認識。對于“性靈”之空疏，沈德潛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21](P14)，用高格與學識來予以充實。對于明代“格調”之瞎唐，沈德潛繼承葉燮“追源溯流”的通達觀念，在唐詩之外又取法漢魏六朝古詩，從而不斷擴寬詩學路徑，這就比前后七子走得更遠一些。

沈德潛以“鯨魚碧?！?、“巨刃摩天”的沉雄詩風彌補王士禛“古澹閑遠”的不足，為人熟知，而他對“神韻”的取法，亦在早年的詩集中隨處可見。如其題畫詩《詠一朵牡丹》：“名花是處委芳塵，一朵猩紅照暮春。應是館娃香散后，五湖留得泛舟人?！盵6](P789)前兩句實寫牡丹的華貴和鮮艷，后兩句將牡丹想象為美人，開在暮春時節，如同美人們走過香消之后，留下了泛舟的游人還在太湖之上久久留戀。這樣的寫法將物擬人化，又將人賦予物的特征，清新可感，躍出畫面。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論及題畫詩“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21](P365)，他自己的詩作恰好體現了這種“不粘”的境界，與王士禛所謂“不粘不脫，不即不離”[27](P1962)的神韻詩法一脈相承。此外，沈德潛早年有《擬古四章》，分別為“王右丞飯僧”、“孟山人待友”、“韋左司寄舊”和“柳員外溪上”，而《唐詩別裁集》中收錄王維詩23首，孟浩然詩10首，韋應物詩44首，柳宗元詩21首，數量位于前列，均可以看出沈德潛未曾忽視對王孟一派詩風的學習?？登H，“神韻”已趨于消退，而“性靈”尚未到來，沈德潛處于這樣的詩壇權力真空期，天然有著重要的詩學使命。而他對格調與神韻詩學的吸收融合，某種程度上來說未必不是翁方綱“格調即神韻”“神韻即格調”[28]的先聲。

由以上可以看出，沈德潛早年的詩學思想，與當時詩壇的整體轉向甚為契合。經過清初多元的詩學交匯，到了國家穩定的承平之際，詩壇逐漸呼喚著“規范性”的到來?？滴跛氖荒?，朝廷頒行《御制訓飭士子文》，要求“先立品行，次及文學”[29]；康熙四十五年，《全唐詩》由彭定求等人負責編纂完成；乾隆十五年，御制《唐宋詩醇》，意在“示千秋風雅之正則”[30](P1)?？梢哉f，振興詩教傳統，確立唐詩正宗，是康雍乾三朝國家整體性的文化工程。而對于明末詩學的反思，也使清人察覺到爭于門戶、互相排抑的弊端?！耙詢煞N對立范式的融合作為本朝文學發展的方向”[31]，已經成為詩壇共識，后來袁枚、翁方綱等人無不致力于此?；谏虻聺摰耐碛?，文學史多將其歸入乾隆一朝，但若將目光前移，則可發現他主要的詩學思想實于康、雍間就已萌發。如果說乾隆詩壇的“右文”政策選擇了沈德潛，那么至少詩人早年在吳中竹墩的時候，歷史已埋下長久的伏筆。

①李彩霞認為鄂爾泰所編《南邦黎獻集》是沈德潛“命運出現的轉機的先期機緣”(參見李彩霞《沈德潛與乾隆君臣遇合之必然》，《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嚴迪昌認為沈德潛詩入選《南邦黎獻集》是其受鄂爾泰賞識的基礎，但對于乾隆在朱邸時看到的是哪些詩，持存疑態度(參見嚴迪昌《清詩史》(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08頁)；顏子楠則認為乾隆絕非因《南邦黎獻集》而得知沈德潛詩名(參見顏子楠《沈德潛生平三事獻疑》，《勵耘學刊》2017年第2期)。

②顏子楠指出沈德潛收錄于《南邦黎獻集》中的兩篇作品《圣主得賢臣頌》和《七約》皆非詩，不符合“早有詩名”的評價。且宮廷有內外之分，當時乾隆尚在朱邸，鄂爾泰進呈《南邦黎獻集》是政務，為外廷之事，因此袁枚的說法無法成立。

③此次南巡及駐扎金山一事在《清通志》和張玉書《謝恩疏》中都有記載，而時間應當為康熙三十八年而非四十年，李元度記載有誤。

④汪孔豐對沈德潛與桐城詩學的關系進行了考述，認為張廷璐讓沈德潛為其點定《詠花軒詩集》，是對沈德潛詩才和詩學思想的認可，沈德潛在此過程中不僅領略到朝廷臺閣重臣詩作的思想取向，還能借助于顯貴的張氏家族，在更大范圍傳揚自身的聲名(參見汪孔豐《沈德潛與桐城詩學》，《文學遺產》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