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多民族文學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

白曉霞

（蘭州城市學院 文史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費孝通先生1988 年在題為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的演講中認為，中華民族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中各民族不斷交往、接觸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 “多元一體格局” 的事實共同體?！岸嘣惑w格局” 是中華多民族文化賴以產生、發展、繁榮的重要土壤和寶貴基石。在確立文化自信的新時代，西北多民族文學必須承擔新的偉大使命，這就是以文學的鮮活方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

只有多學科的深度協作，才能進一步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和價值做科學的闡釋和建構，意義清晰、價值明確才能讓觀念深入人心、讓人心悅誠服，從而在和諧多元的良好氛圍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v觀近現代以來的西北多民族文學史，五個認同即“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是西北多民族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始終認真表達的內容，西北多民族作家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著堅定的文學表達和文化建構，盡管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文體創作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但五個認同的堅定初心從未改變。

一、西北多民族文學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厚基礎

西北地區多民族人民共同聚居、互相團結的歷史和現實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文學書寫提供了非常堅實深厚的基礎。理性分析，這基礎中有著歷史文化基礎，也有著革命歷史基礎，這是集物質與精神于一體的堅固基礎，是動搖不了的事實存在。感性體會，在反抗壓迫、獲得解放的政治斗爭過程中，在互相幫助、共同發展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間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產生了對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祖國的堅定認同。正因為如此，西北沃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文學書寫提供了最寶貴的認同心理與真實素材。

（一）歷史文化基礎

著名民族學家谷苞在 《西北通史》 中指出：“西北地區文化的內涵，有三個重要的體系：一是以蒙、藏、哈族為代表的游牧文化（包括先前的匈奴、突厥、回鶻等民族文化），二是以維吾爾族為代表的綠洲農業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區）；三是以漢族為代表的黃土高原中西部旱作農業文化（包括西夏和回、東鄉、保安、土族等文化）?！盵1]近現代以來，分屬于這三個文化體系中的西北多民族區的各民族人民群眾共同開發著西北地區，每一個文化體系的范圍中都有著多民族人民共同辛勤勞作的身影，很多時候，在村落、牧場等最基層的生活空間內，這種不分民族、相濡以沫的文化情懷越明顯。生活在西北多民族地區的人民對自己生活的土壤充滿了無盡的熱愛，各民族人民在文化上有著各個方面、不同層次的交流和共融，在心理上有著各個角度不同類型的認同與互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北多民族地區有著產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良好歷史文化土壤，這是西北多民族作家表達和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天然優勢和血脈基因。

以甘肅的河西走廊為例，在這條被費孝通先生稱之為 “民族走廊” 的1000 多公里的多民族文化地區，自古以來就生活著多個民族，他們和諧共生、交往頻繁，在這片地理環境多樣的土地上創造了具有多樣性特色的文化。作為絲綢之路西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河西走廊地區的文化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做出過重要的貢獻。這條民族長廊上生活著漢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回族、土族、哈薩克族等民族，民族往來頻繁，區域文化特色鮮明，以其豐厚的文化底蘊成為作家寫作的天然素材寶庫?！昂游髯呃扔捎谡?、經濟、文化上的原因，首先同周圍的其他民族發生了多方面的關系，進行諸多方面的長期交流，最終自覺不自覺地變化、相互吸收及民族之間的逐漸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一個民族融合規律?！盵2]正因為如此，河西走廊上的民族團結、民族和諧是一種有著深厚歷史基礎的文化生態?；谶@種良好的基礎，近現代以來，河西走廊上的多民族作家的創作呈現出了以下的特點：第一，多民族作家以地域為視角取材多民族文化，共同表達對祖國美麗山河的熱愛。第二，多民族作家共同書寫發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具有愛國主義性質的歷史事件，共同表達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如對敦煌文化的書寫、對涼州會盟的書寫、對玄奘故事的書寫、對紅軍長征的書寫、對西路軍英雄事跡的書寫等等。從宏觀的角度去看，這些內容都包含著對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民族團結的歌頌、對生態環境的愛護等等，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鮮活表現。

（二）革命歷史基礎

自1840 年至1949 年的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災難深重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革命斗爭史。[3]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族人民團結斗爭，打倒了帝國主義，摧毀了封建主義，建立了真正屬于人民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真正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斗爭的過程是愛國主義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加強的過程，是各民族經濟、文化深度交流互融的過程，這都為各民族人民心理深層形成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同仇敵愾的革命歷史斗爭生涯為中國各民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守衛中華民族共同體家園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西北地區來說，從鴉片戰爭開始，西北各民族人民就團結一致，共同反帝反封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西北各民族人民更是為祖國的統一、民族的解放浴血奮戰，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們熱愛祖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始終堅定不移地追求著和平與正義。比如：1855 年發生的塔城人民保衛雅爾噶圖金礦主權，火燒沙俄貿易圈的斗爭；19 世紀中后期新疆各族人民發動的大規模的反對清朝統治的武裝起義、陜甘寧青各民族人民的反清斗爭；1900 年西北甘軍回、東鄉、保安等各民族將士抗擊八國聯軍的斗爭；三十年代，紅軍長征時經過甘肅省的迭部、臨潭、卓尼、瑪曲等地區，甘肅各民族人民以多種方式熱忱支持革命；1944 年新疆的 “三區” 革命；四十年代陜甘寧邊區“回民騎兵團” 的抗日斗爭；四十年代回漢支隊保衛陜甘寧邊區和解放寧夏的斗爭等。通過以上簡單的梳理即可發現，在西北各民族人民并肩戰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歲月中，由于有著共同斗爭的苦難經歷、有著一起翻身得解放的幸福體驗，西北多民族地區人民產生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即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長期以來，由于頻繁的交流與共同的奮斗，西北各民族人民之間早已逐漸產生了文化上的互相了解、心理上的互相接近、情感上的互相信任，即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事實及其所孕育的中華民族文化產生了自覺自愿的認同。正是在這樣的綜合、復合的基礎上，西北各民族人民具備了堅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西北多民族作家作為民族心理文化的代言人和總結者，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積極敏銳地將這些寶貴的精神意識移至紙上、化為文字，從而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有清晰的質感，成為可以言說、可以表達、可以闡釋的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體驗。西北地區的作家在作品中熱情謳歌愛國主義精神、熱情禮贊民族團結行為、生動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深情敘說溫暖生活瑣事……用各種文體從多種角度以自己的傳神之筆對西北多民族地區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了莊重的表達和生動的書寫。

二、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與西北多民族文學的創作實踐

如上所述，西北地區一向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各民族人民相濡以沫、休戚與共，各類文化事項早已經共融互享。因此，生活在這片熱土上的多民族作家早已經自覺從這些融合后的多元文化事項中積極汲取著多民族藝術的營養，書寫著具有強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主題?；仡欉^去的文學實踐，從具體的文體和文本細致分析，會發現在西北多民族文學不同的發展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呈現出不同的表達方式，但始終有著以國家認同、愛國主義、和平信念、民族團結、生態關懷、人性贊歌等內容為核心的文化主題，這些主題以多元自足的狀態各自存在于文本之中，都是西北多民族人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西北多民族地區的發展歷史和現狀所決定的政治抉擇、道德認同、文化選擇、心理皈依。西北多民族作家作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與總結者，以文學文本的方式生動記錄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生成過程、組成要素、展現方式，為我們今天鑄牢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文學文本。

（一）國家認同意識的文本表現

20 世紀以來，由于有著共同的斗爭史、解放史，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體意識即已有著強烈的“五個認同”：即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誠如有的學者所說：“共同的環境，共同的命運，近似的道路，近似的選擇。這正是我們在總結20 世紀中華各民族文學發展基本現實之際，最首要和最直接的感觸。假如說我們在討論19 世紀以前中華各民族文學相互關系的時候，還需要嚴謹地檢讀史料以驗證各民族的文學確實存有種種內在關聯的話，那么，要讓人們接受20 世紀各民族的文學之間有著不容否認的聯絡與溝通這一結論，則是一件顯然要容易得多的事情?！盵4]在這一強烈主體意識的支配下，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也自覺呈現出了“五個認同” 意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學創作的特殊性，在作家的創作中，國家認同意識成為一個比較綜合集中的表現，在很多時候囊括和包容了五個認同的內容，作家以作品的象征方式進行著一種相對綜合或復合的表達，“國家” 成為他們五個認同的具體承載對象，是作品中實寫的集體存在，也是情感得以寄托的象征空間。在對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國家” 概念的認同和謳歌的路徑上，作家用藝術之筆感性闡釋著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意識概念因此變得清晰有質感，變得生動親切有說服力。文學上的自覺表達來自于西北多民族作家思想上的深刻認識：“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既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對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和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多民族國家中國指定發展方向的肯定，同時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肯定，這是近代以來 ‘亡國滅種’ 威脅下中華各民族的共同選擇，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進一步得以凝聚壯大的有力保障?！盵5]

國家認同意識是一種對偉大祖國的自覺心理歸屬感，具有政治認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多重含義。20 世紀50 至70 年代，西北多民族作家自覺強化了國家認同意識，將自己主動定位于“人民”中的一份子，旗幟鮮明地唱響了“祖國，我生命的土壤”（鐵依甫江詩句）這樣高昂的愛國主義曲調。

1.50 至70 年代：詩歌中的共同體意識

20 世紀50 至70 年代，即當代文學史的 “十七年” 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西北少數民族作家的詩歌創作中有著更為直接的表達。西北多民族作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出身貧苦，出于對自身解放的渴望，很多人較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和培養中逐漸成長為熱愛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工作者。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是他們寫作的政治基石，這使得他們始終高唱著愛國主義的奮進之歌。這種發自內心的國家認同意識，在詩歌中有著非常直接的表現，詩人以充沛的詩情和象征手法表達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摯認同，對翻身得解放的由衷喜悅。于是在詩人的筆下，“黨”“祖國”“社會主義”“北京” 這些具有鮮明愛國主義色彩的政治語匯高頻出現，“春天”“黎明”“天亮”“10 月1 日”這些具有明顯象征意味的時間語匯高頻出現。以之為載體，詩人將自己主動定位為偉大祖國的一份子和積極的建設者，言志表情，熱情歌頌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情歌頌著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熱情歌頌著黨的政策為民族地區帶來的巨大變化，充滿了由衷的喜悅和敬意。例如：新疆地區維吾爾族詩人鐵依甫江·艾里耶夫的詩歌 《祖國，我生命的土壤》 《給戀人的一封信——獻給偉大的土地改革》等；甘青地區的藏族詩人伊丹才讓的詩歌 《黨啊，我的阿媽》 等；甘青地區的東鄉族詩人汪玉良的詩歌《我把心靈的歌獻給黨》《黎明》《春到草原》等。當然，“十七年” 時期有一部分作品的藝術性與審美性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但是，作品由內而外直接表現出來的國家認同意識真誠而真實，是人民的共同心聲，是高尚的思想存在。這在維吾爾族詩人鐵依甫江的詩歌《祖國，我生命的土壤》 中作了非常集中的表達：“祖國，我生命的土壤，是你養育了我，我生身的母親，/你的兒子整個身心眷戀著你，猶如燈蛾迷戀光明。/我把黨視若燈塔，奉為舵手，是她指引著我生命的航程，/縱馬投入她所領導的戰斗，就像參加婚禮一樣歡欣沸騰?！赣H啊，快把重擔馱在我的背上吧，我是來為你備好的一匹馬，/我甘愿為你負載馳驅，那怕是馱上一座層巒疊嶂的山嶺?！盵6]全詩其情也真，其心也誠，正如有的學者所分析：“作為各民族作家共同關注的文學主題與時代命題，西部少數民族從 ‘賤奴’ 到 ‘人’的解放以及‘人’ 的意識的蘇醒，構成了新時代人的解放的主要內涵。這一時期西部作家筆下飽滿的感恩情結，是一種符合歷史真實的民族心理的真實顯現……”[7]少數民族作家的國家認同意識化作了親切可觸的文本，代表著他所置身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偉大母親的最深摯的愛?！?950 年，一位26歲的哈薩克族青年用他的抒情長詩《從小氈房走向全世界》 唱出了中國歷史巨變中一個民族的心聲，……20 世紀50 年代到60 年代初，庫爾班·阿里的詩作中歌頌祖國、歌頌民族大團結、歌頌新時代的作品占據主要部分?！盵8]青海詩人格桑多杰在50 年代即已開始創作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的詩歌，有著非常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愿用自己的筆，去歌頌藏族人民的新生活，為開拓青海，振興中華努力創作?！盵9]

2.20 世紀80 年代：小說中的共同體意識

新時期以后，西北多民族作家的創作進入自由自足的階段。80 年代，伴隨著全國文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的整體大節奏，西北多民族文學盡管不是完全一致的同頻共振，但始終跟隨著當代文壇的整體節奏，赤誠地表達著對偉大祖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真摯認同。

80 年代，西北少數民族作家大多選擇了文化敘事加政治敘事的方式，作品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一種鮮活多元的方式得到了集體性呈現。以甘肅為例，甘肅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有回、藏、東鄉、裕固、保安、蒙古、哈薩克、撒拉等民族，有著良好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生態，新時期甘肅少數民族作家開始以群體性姿態出現：“1981 年和1988 年，甘肅省文聯和作協等有關部門曾兩次召開全省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近十年來，甘肅省少數民族作家隊伍明顯壯大，益希卓瑪、尕藏才旦、吳季康、周如鏡、道吉堅贊、舍·尤素夫、馬布斗、刁桑吉、達吾呆、扎西東珠等越來越多的名字被人們熟悉和喜愛?！盵10]這些作家在安定的環境中獲得了學習、工作、發表作品的機會，對祖國有著深深的認同和真摯的熱愛，創作中習得性地呈現出了明顯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益希卓瑪1980 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美與丑》，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小說生動講述了一個發生在甘南草原上的漢藏技術員和勞模合作進行科學試驗的故事，表面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話題，但內里始終有一條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崇尚科學、追求民族團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紅線。漢族技術員侯剛和藏族勞模松特爾由誤解到理解，在共同的社會主義建設勞動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小說結尾，冰釋前嫌的兩個建設者之間的對話可謂卒章顯志：“‘你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啟發，人對美和丑的觀念往往會改變。這中間有一個標準，就是人民的利益?！o人民帶來利益的時候，在你眼里就變得奇美無比了?！?松特爾深深地贊嘆著說：‘科學就是美??！’”[11]另外，青海作家多杰才旦1985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又一個早晨》，被文學史定位為傷痕文學作品，作品對歷經磨難的多民族人民有著真摯的人道主義同情，他筆下的“金銀灘大隊” 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象征意味的文化意象場域，在這個苦難又充滿希望的場域中，多民族人民沖破黑暗、迎來光明，終于又回到了團結友愛、和睦相處的最可貴的本真狀態。

20 世紀90 年代至今，西北多民族文學呈現出了較為多元的書寫態勢，優秀作家大量涌現，優秀作品倍增。與此同時，由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各民族人民在通訊和交通上的便利來往等原因，西北多民族文學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增強，作家們以生花妙筆關注著多元主題：民間的信仰與生命意識、關于大自然的生態保護、草原文化視域中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盡管主題多元、文體各異，但作家們都以堅定的國家認同意識作為創作的堅實政治內核，表現出了生活在西北大地上的多民族人民對祖國母親的赤子之心，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另一種折射。

（二）國家認同意識與作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

正是在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的重要規約之下，西北多民族地區作家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逐漸形成并走向成熟。這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察點是西北多民族地區的民間文化，這些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是西北多民族作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形成的重要基礎，是酵母，也是沃土?！拔乃嚨拿褡寤强疾焖囆g家創作是否成熟的顯要標志之一，文藝創作的藝術生命力往往取決于作品民族化的程度，而民族化的形成，一般離不開對民俗的忠實描寫?！盵12]作家們逐漸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在他們的心中和筆下，“人民” 正是多民族人民的集合性名詞。

1.雙重身份作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的成熟

西北多民族地區有著非常豐富的民間文化遺產。面對這一藝術寶庫，一部分作家自覺將自己鍛造成民間文化研究者和文學作品創作者，這種雙重身份為他們的文學創作帶來了偉大堅韌的人民立場。他們深入田野，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付出了汗水、建立了感情，之后回歸書房，將現實主義的田野成果反哺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具有雙重身份的作家們對祖國的感情真摯而熱忱，“為人民寫作” 成為這批作家終身信奉的原則。西北少數民族作家中的相當一部分都在不同時期程度不同地參加過上述轟轟烈烈的民間文化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這樣的與民間文化的多元互動過程中，西北多民族作家的知識體系、寫作理念都得到了一種特殊的整合與提升，在以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為內核的政治敘事中，作家對文學作品的“人民性” 特點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與把握。這樣的研究經歷和寫作經歷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化合作用，使得西北多民族地區作家的文學創作深深地打下了基于民族性內容的人民性特征。他們的作品取材于人民樸實生活著的田野大地，又時常以真誠的力量打動著民間普通的老百姓。這樣的文本帶著土氣息與泥滋味，作品是人民的藝術，作家是人民的藝術家，這樣的藝術場域帶著動態的質感，作家、人民、作品、田野形成了一種水乳交融的良好互動的和諧關系。帶有現實主義魅力的作品是西北多民族人民心理深層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寫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萌芽、形成、發展等具體過程的生動展示。正如甘肅的藏族作家伊丹才讓在自傳中的深情表達：“從一九六五年開始，我曾多次到藏族地區——甘南拉卜楞、青海的覺巷、貴德、化隆等地采錄民間歌舞，作為創作的素材。我的文學創作就是從記錄情歌、酒歌歌詞和在民歌調里填詞、給舞蹈作品寫歌詞開始的?！@些歌曲到各地演出，受到觀眾的歡迎和老一輩音樂家的好評，有的在文藝刊物上發表并灌制了唱片?！盵13]

一批出生于20 世紀20 至40 年代的西北少數民族作家在這方面有著非常成功的創作實踐。他們大多兼具民間文化研究者與作家的雙重身份，熟悉田野又較為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理論、文藝理論，在新舊政治環境對比、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關系思考、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文化體悟中，他們對祖國、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有著非常真摯自覺的認同，在創作中表現出更為強烈和更為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些作家傾己一生為國歌唱，表達了自己對偉大祖國的真摯情感，留下了許多深具“人民性” 特征的優秀作品，如甘肅的作家旦正貢布、益希卓瑪、趙之洵、伊丹才讓、汪玉良、馬自祥、尕藏才旦等；青海的作家多杰才旦；寧夏的作家丁一波、王世興等。

2.多民族作家人民性立場中對民間文化資源的再利用

新時期以來，以民間文化為切入點，西北多民族作家經過自覺的文化努力與勤奮探索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 “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區/帶）”為載體得到了另外一種形式的鮮活表現。作家們逐漸有了擺脫早期寫作者簡單的風景、風俗描寫的主體愿望，渴望對中華文化版圖中的西北文化有更為深刻的由表及里的表達。因此，他們對 “多民族/地域文化圈” 進行了多種維度的關注。在這樣的藝術自覺中，作家對由多民族人民共同創造、傳承和享用的地域文化圈（區/帶）進行了研究式、聚焦式、分層式的關注，以 “鄉土”“人性”“民間” 等為焦點，對大量的生活素材重新審視、分析和組織。于是，不同民族的人成為生活在同一文化圈（區/帶）中的社會人，他們不因民族身份不同而產生隔閡，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彼此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作家大力書寫各族人民在同一個生活空間中如何創造、傳承和享用共有的 “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區/帶）” 并因為文化互融而逐漸彼此互懂，并開始親如一家、團結友愛。在這些小說中，人物的民族特性被弱化，而由集體創造、傳承和享用的民間文化所賦予他們的地域文化性格特征則被強化，這是作家以另一種方式對民間文化資源的再利用。

以小說為例，具體表現為對敦煌文化的書寫；對黃河中上游多民族文化區的書寫；對甘青交界地區“河湟文化圈” 的書寫；對“青藏文化圈” 的書寫；對河西走廊文化帶的書寫；對寧夏多民族文化區（黃土地、六盤山、西海固等文化元素）的書寫等等。在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區，都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選材不同、風采各異，但都有著共同的守望家鄉、心系全國的文化特點。作家們都以堅定的愛國之心表達著對中華文化的熱情禮贊，對自己所置身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區/帶）”與中華民族發展歷史與現狀的命運相系之感進行了深度的表達與闡釋；胸懷祖國，對作為社會主義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 “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區/帶）”進行了重構與提升。如甘肅的作家邵振國、牛正寰、王家達、柏原、雪漠、張存學、張馳、葉舟、扎西才讓、李學輝、徐兆壽等；寧夏的作家查舜、火仲舫、石舒清、郭文斌、馬金蓮、李進祥、張學東、陳繼明、季棟梁、漠月等；青海的作家井石、陳元魁、風馬、龍仁青、梅卓、鮑義志等。這些作家來自不同的民族，對西北多民族民間文化圈有著多元的認知、深厚的感情、書寫的欲望。在他們筆下，成功塑造了許多生活于民間文化沃土中的西北各民族的典型人物形象，都以不同方式寄寓了各民族熱愛祖國、團結互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小結

1949—1966 年，西北多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即已有著非常強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國家認同意識為時代表現。這為新時期以后西北多民族地區文學創作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書寫指引了方向，打下了基礎。在不同的階段，西北多民族地區的作家都以堅定的國家認同意識為創作之燈，時時照亮自己前行的路。時入新時代，以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為原點或圓心，重新觀察考量西北多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會發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西北熱土上有著堅實的書寫基礎，并有著繼續為愛國主義文學作出偉大貢獻的重要潛力。西北多民族文學有著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厚歷史文化基礎和革命歷史基礎，堅定的國家認同意識是作家創作的堅實政治內核，直接影響著文本面貌與作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在文本、思想、田野、意識的多維文化空間中，西北多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清晰又堅定。在新時代，這些具有正向價值的書寫經驗都值得仔細梳理并認真傳承，作為新時代的文學寫作者和研究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我們的學術使命和文化責任。相信西北多民族作家必將以自己的赤誠之心與深情之筆使上述主題有進一步的深化和升華，從而讓文學創作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實踐中發揮出自己的人文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