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戶放牧模式對退化草地治理的績效分析

李通，曹建軍，董祚繼，崔驍勇，王艷芬

（1.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049；2.中國科學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北京 100049；3.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cience，Griffith University，Brisbane，QLD 4111，Australia；4.中國科學院燕山地球關鍵帶與地表通量觀測研究站，北京 100049；5.西北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1；6.中國科學院大學國家土地科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049；7.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北京 100101）

草地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各類天然草地總面積約3.93億hm2，約占全球草地面積的12%［1-2］，主要分布于我國北方干旱半干旱區和青藏高原地區［2］。草地在調節氣候、涵養水源［3］、供給畜牧產品［2］、保護生物多樣性及維護社會-生態安全［4］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草地作為人類生存的重要資源之一，具有氣候多變、生境脆弱、人口較多、飼養牲畜量大，同時還具有牧民共同使用和管理的典型特征［5］。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草地退化已成為我國面臨的重大生態安全問題［6］，表現為草地不同程度質量衰退，生產力、經濟潛力及服務功能降低等問題［7-10］，嚴重制約地區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11］。隨著全社會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草地退化問題日益受到管理人員、學者以及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更引起了草地生態學家的廣泛關注和重點研究。

目前，眾多學者對草地退化的成因、過程、影響因素以及恢復措施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7-10］，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進展，眾多研究結果表明，過度放牧等人類不合理的資源利用行為是造成草地 退 化 的 主 要 原 因［4，10，12-18］。為 有 效 遏 制 草 地 退 化，我國政府先后采取草地承包責任制［19-21］、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禁牧和草畜平衡）［12］、“三權分置”等草地管理政策，試圖從管理模式上抑制因過度放牧而導致的草地退化，但結果都不甚理想［22-23］。研究表明，以上草地管理政策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因過度放牧造成的草地退化，增加了牧民收入，提升了草地質量，但由于牧區資源條件差、生境脆弱性高、人口壓力大、草地產業結構單一、定牧生產成本增加、生態獎補標準低等眾多因素［24］，以及草地承包到戶（2015年全國牧區完全實現草地承包制度）造成的資源隱性不平衡和大量圍欄修建帶來的“圍欄效應”，加之牧區“牧民非牧化”現象的出現［19］，導致過度放牧問題仍然大量存在，部分地區仍存在持續退化的態勢。

究其根源，是由于過往缺乏對草地管理政策實施效果和草地退化內因的深入研究，導致草地退化治理措施一直沿著“增草必減畜”的簡單邏輯，建立在“糾正牧民行為”的思路上，未能對癥下藥，造成旨在保護生態的政策收效甚微，甚至某些地方草地生態反而進一步惡化。正是草地生態系統利益相關者的多樣性和本身的復雜性，加劇了草地生態退化治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正是解決草地退化問題的難點所在。盡管過往對草地治理管理政策的效果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對于聯戶放牧管理模式機制研究，仍然缺乏系統的分析與報道。

聯戶放牧［4，25-27］的出現可有效協調各方利益，有效阻止牧民的過度放牧行為，有效改善牧民生計水平，為拓展草地管理模式提供了思路，已在實踐中體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是一種源于牧民自身對過往草地管理政策的響應和資源約束條件下選擇的新型草地管理模式［25-26］。聯戶放牧作為源于牧民智慧的一種草地管理模式，其本質上是聯戶體內的牧民通過自發、自愿聯合等方式實現的以社區為基礎的新型多主體、互動式的草地管理方式，非常符合生態學的非平衡理論［28］，其出現為草地管理體制的優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為有效規避現行草地管理“政策失靈”，解決現有諸多管理弊端，提供了一個新的實踐視角。

因此，本研究對聯戶放牧管理模式定義及理論根源進行了系統梳理（圖1），剖析了這一模式對草地退化的實施效果，并對聯戶放牧模式的作用機制和自身缺陷進行了系統探討，最后對未來草地管理政策提出建議。

圖1 聯戶放牧績效分析研究的邏輯框架圖Fig.1 Log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joint-householdgrazing study

1 聯戶放牧模式的概念與理論基礎

1.1 模式概念

聯戶放牧是指聯合多戶牧民共同對草-畜系統經營管理模式的簡稱，聯戶之間一般無圍欄，區別于草地承包到戶后單戶圍欄小尺度定點放牧（草地由一戶單獨管理，用圍欄將這些牧場與其他牧場隔開的制度）的一種合作經濟模式。在聯戶集體內，成員可以共同使用、管理聯戶公共草地資源，各成員戶有自己權屬下的牲畜，但聯戶成員相互間有明確的存欄量［29-32］，并可實現大范圍的移動放牧。

聯戶放牧是對集體放牧和圍欄放牧的一種改進。與傳統的集體放牧不同，在聯合放牧體系下，草原實際管理權仍屬于單個牧戶，因為權屬關系確定，牧戶自己有保護草原的責任和意愿；同時，在該體系下不設圍欄，牲畜在相對較大的草場范圍內輪牧活動，減少對局部草場的過度利用。聯戶放牧主要有兩種模式：（1）在牧區相鄰幾家牧戶或親屬自愿聯合，將放牧場劃成二季、三季或四季牧場，共同有計劃地進行草場的利用；（2）幾家牧戶自愿聯合投資圍欄，建設一個放牧場。明確規定各牧戶放牧的牲畜頭數，進出圍欄的時間，做到有效節約投資，并有計劃、有規模地利用放牧場。

1.2 理論基礎

聯戶放牧是沒有學術界認可理論的支持，由農戶自發產生的一種放牧方式，經深度剖析其內在的產權安排，發現這一制度設計非常符合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資源理論［29-33］。該理論與科斯定理不同，認為公共資源可通過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實現可持續利用，其主要機制是在社區范圍內實現資源利用的互相監督，這既能防止“公地悲劇”，又能降低監督成本，實現草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28］。當既要滿足生產需要又要考慮生態成本等外部性因素的時候，理性的個人可能導致資源使用擁擠或者資源退化的問題［19］。草地作為一種共享性資源，只有共同治理才能保證牧區的可持續發展?；诼搼舴秶鷥鹊淖灾髦卫頇C制既能降低監督成本，又能增強牧民保護草地動力，有效化解了當前我國牧區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所面臨的困境［33］。

2 聯戶放牧管理模式的治理效果

2.1 社會經濟效應

聯戶放牧所具有的經濟規模和多收入渠道效應（即收入增加效應）已被研究人員證實［34-40］，可以通過具體的實證案例予以說明，如表1所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貴南縣，單戶的畜牧業生產凈收入從2012年的4.39萬元持續下降到2014年的3.31萬元，而聯戶牧戶從2012年的3.66萬元逐步增加到2014年的4.84萬元［41］。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的若爾蓋縣，從2014年到2017年，單戶家庭年收入從40.4萬元下降到36萬元，畜牧業生產凈收入從6萬元下降到4.5萬元；而聯戶家庭年收入從2014年的33.8萬元增加到從2017年的36萬元，畜牧業生產凈收入從2014年的4.5萬元增加到2017年的6.5萬元［33］。與單戶相比，聯戶經濟高效的主要原因有：1）牧業基本建設（如圍欄、棚圈、人力和機器等）和草場租賃等投入成本較少［34，37］；2）牲畜死亡率較低［38-39］，聯戶經營對牧戶的投機行為約束力強，可以在草地的承載能力范圍內放牧；3）打開圍欄有助于牧區產業結構升級，增加非畜牧業就業機會和非畜牧業收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42］，減少草地資源依賴程度［43］。

表1 單戶和聯戶放牧不同地區的年際畜牧業生產凈收入變化Table 1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net income from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single-household and multihousehold management pattern 萬元/（年·戶）

除此之外，聯戶還可以提高畜牧業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加強彼此互聯互通［32］，傳承發揚當地草地游牧文化。同時，有助于提高牧戶之間生態要素資源流動，增強彼此風險抵抗能力（如，旱雪蝗鼠等災害），有助于緩解水源不均的問題，提升應對氣候變化和社會-生態的彈性能力［44］，降低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28］。

2.2 生態效應

聯戶放牧作為草地退化治理的重要載體模式［19］，可以有效擴大放牧半徑，降低“圍欄效應”［45］，對改善草地生態系統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聯戶放牧有助于改善土壤質量，提高土壤肥力，土壤有機碳、總氮和總磷指標在聯戶模式下（47，4.6，0.77 g/kg） 顯著高于單戶模式（43，4.3，0.73 g/kg）［27］，聯戶放牧可以有效提高地上生物量以及物種豐富度［25］；有助于提升草地固碳能力，單戶放牧相對于聯戶管理的草原有機碳損失0.41 Mg C/hm2·a），遏制氣候變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強度［26，29］，如，四川若爾蓋縣從以社區為基礎的季節性放牧過渡到以家庭為基礎的連續放牧，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從-0.62 kgCO2-eq/kg肉增加到10.51 kgCO2-eq/kg肉［29］。聯戶放牧還有助于打破生境破碎化，改善生態廊道，保護生物多樣性［46］。同時，空間上異質的排泄物有助于幼苗的建植和群落的更新；有助于優化牲畜載畜量和出欄率。相比于單戶放牧，聯戶放牧更能減緩草地退化，提高生態效率［46］。從生態效率的角度來看，與單戶模式相比，聯戶模式具有更好的環境、經濟和輸入性能［47］，因此更適合于長距離的放牧。放牧距離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單位面積放牧強度［14］，使草地保持相對較好的生態條件［34］。

2.3 規模效應

研究人員還對聯戶生態效益與規模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尚無定論。例如，有學者研究發現，聯戶規模與物種多樣性呈正相關關系［35］，也有研究發現，聯戶規模較大的牧戶比小規模聯戶更有能力遠離放牧強度大的定居中心，這種擴展性的移動與空間生態模式（如充足的水源和礦物質、茂盛的牧草等）相匹配［48］。但有研究發現，與小規模和大規模聯戶相比，中等規模聯戶（11-21戶）的草場質量最好，他們將這一原因歸結于：在管理因素和自然因素雙重約束下，中等規模聯戶的草畜基本平衡，不存在超載過牧現象［49-50］。該研究中，小規模聯戶因缺乏約束動力更容易引起草畜失衡的結果，與李重陽［51］和周岐燃［52］等的結果類似，而大規模聯戶在收益小于決策成本的情況下也易導致草畜失衡的結果，與Wilmer等［53］的結果一致。不過，小規模聯戶（尤其在我國）是否更容易引發超載過牧，還有待進一步論證。

3 討論

3.1 聯戶放牧模式的作用機制

聯戶放牧作為對管理政策改進的策略，核心在于既能實現“草地游牧”的本土化特色，又能促進對草地管理政策的進一步落實，還能保證多元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28］，其最大優勢在于可以有效轉化利用草地生態恢復過程的不確定性，從而規避了過往草地管理制度的治理缺陷。

基于社區的聯戶管理可以促進低成本的外部排斥［54］，在畜群監管中實現規模經濟，平等獲得牧草資源，減輕環境風險，迅速解決相關糾紛［5，55］，以聯戶為基礎的自我管理是目前最好的策略，群體放牧等政策可以幫助牧民增加畜群流動性，對可持續地在草地上飼養牲畜至關重要［30］。非平衡理論認為［28］，為了獲取不同的時空分布的資源，移動放牧本質上是一種隨機應變的行為調整和資源利用策略，當資源數量和質量在時空分布上不可預測時，能夠靈活隨機地遷移是對于草場資源有效使用的一種策略。從幾千年的放牧歷史來看，聯戶放牧經營模式是對當代草地管理政策作出的積極響應，是牧民基于長期生存經驗和本土知識作出的實踐選擇，十分符合牧民原生生態文化。牧民長期與資源惡劣條件抗爭，培養了他們主動合作、共同抗擊風險的自然選擇，族群社區是這種傳統游牧習慣最好的體現。

3.2 聯戶放牧模式的自身缺陷

如果聯戶成員之間的社會-文化背景、興趣和技能等相差較大時，會造成聯戶成本的增加，即聯戶前，各牧戶獨自放牧，只了解自己的草場狀況；聯戶后，還要了解其他牧戶的草場信息，并且，由于牧戶之間缺乏統一行動的經歷，還需召開會議，以決定何時轉場、轉場到哪里等問題［53］，否則聯戶便無法從集體行動中獲取收益，甚至破壞集體行動本身［56-57］。當然，如果外界能夠提供被動性聯戶所需的基礎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也會成為主動聯戶，進而減少內在成本，增加凈收益［58］。比如，在法國，Rigolot等發現［59］，農戶和牧戶在高山夏季草場之間的聯戶放牧，通過牲畜在草地和耕地（秋收之后也可放牧）之間的轉移，可獲得猶如技術性的經濟收益。也有研究發現，不同質的利益相關者，通過管理策略的逐步實施和集體學習，能夠做出生態系統水平上的管理決策，而且成本是有效的［60］。

在牧區社會經濟系統不斷演變的情況下，鄰里牧戶之間的聯戶變得愈加困難，即牧戶之間的同質性在下降，如草地面積、水源甚至貧富差距的不對等以及社會關系的惡化等。這種情況下，需外界推動，才有可能使聯戶放牧成為可能，進而將“異質性”內化為一種效益。所以，隨著草地生態恢復和草地管理制度變革的現實需要，這種草地利用方式的差異化選擇將會更加受到研究人員、管理人員的密切關注，這一草地管理模式的實踐經驗與外力推動也將在未來草地管理政策設計中愈加重要。

4 未來草地管理政策設計的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草原聯戶放牧經營模式是目前解決草原經營制度所存在問題的有效途徑，不僅對緩解草畜矛盾、保護草原生態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也能夠解放牧區勞動力，為牧民創造多元化的增收空間，草原聯戶放牧生產經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改善草地退化狀態，提高牧區牧民經濟水平，對于草地可持續發展和地區經濟、生態、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現實和歷史意義。這一特色管理模式能一定程度克服草地管理政策的制度缺陷，對完善補充創新草地宏觀政策的設計具有重要實踐價值，但由于缺乏政策保障和政府監管，亟待需要外力實現更為廣泛的管理體制機制。靈活多樣性的產權制度安排將是未來草地管理政策設計中的內在要求，因此，在未來草地管理制度設計中應注重考慮：1）牧區本土知識的政策化；2）新型職業牧民的培育；3）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內容設計；4）圍欄拆建的科學性。

4.1 尋求牧區本土知識的政策化

眾多科學研究只關注草地退化及相關政策實施的效果，忽略了牧民本土知識的重要性，這些本土知識是對從當地資源利用和長期的管理實踐中積累，是相關學者、政府政策制定者、NGO組織等的知識盲區。在過去對牧區政策的設計大多基于“假設牧民對他們賴以生存的草場漠不關心”的認知，但聯戶管理模式的出現，則說明實際上牧民有著豐富的生態學知識，這些知識讓他們形成一些策略（包括轉場放牧和牲畜品種多樣化等）以降低自然環境帶來的風險。未來在制定新的草地管理政策時應納入基于社區的適應性放牧做法和本土化生態知識，注重對當地草地管理案例庫的構建，從而為更好的實現科學決策提供理論支撐。

4.2 培育新型職業牧民參與草地管理

牧民作為草地資源的直接利用者和保護者，其行為決定草地的發展方向。由于當前聯戶放牧的牧戶缺乏現代化市場化的政策引領，放牧行為存在極大不確定性，因此未來制度設計中應在注意考慮多種利益相關者觀點的基礎上，加大牧區生態保護動態化監管力度，對參與聯戶放牧的牧戶予以生態獎補以及技術培訓，培育新型本土專業化牧民，鼓勵年輕的牧民加入，拓展牧業行業地方標準交流，鼓勵設置新型牧民經濟組織等，進而保障牧區持久利益。同時，制度設計要在國家一級建立法律和政策框架，重新定義社區管理的使用權，促進綜合生態系統管理作為自然資源利用的基礎，為實現以生態功能保護為核心的職業化聯戶放牧或專業化新型社區的基層管理制度提供政策保障。

4.3 構建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多因素耦合草地管理模式

未來要實現草地生態系統高質量發展，建議構建一套基于自然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的草地管理制度，通過保護、可持續管理和修復天然或人工草地生態系統，有效地應對社會、經濟、生態挑戰，提出基于草地生態系統的適應、減緩、減少風險災害的辦法，構建基于草地生態系統的管理措施，特別是對水資源和保護區的管理，從而提升草地生態系統功能多樣性與多重服務的能力。

4.4 科學拆建圍欄，提升圍欄對草地保護的強度

聯戶放牧等新型模式的治理方式的出現，勢必在原有圍欄的基礎上拆除或者重建圍欄，努力實現草地牧區生態生產的時空優化配置，努力破除“圍欄效應” “圍欄陷阱”，實現“圍欄效率”最大化是未來草地管理的重要方向。以堅持優化草地多功能性區域布局為導向，對草地分類管理、分區施策，樹立生態保護、提升生態功能優先戰略思想。歷史證明，圍欄是提高生產效率的有效手段，聯戶/合作社為單位的現代游牧模式中可拆除圍欄或設置動態臨時圍欄。因此，未來設計中應注重優化牧場圍欄布局，普及基于社區的野生動植物管理，來緩解家畜與野生食草動物沖突，引導聯戶放牧的尺度和規格，鼓勵以中等規格的草地聯戶放牧為主要放牧形式。同時，以家庭牧場或聯戶放牧為單位，建立草地信息化管理試點區，對原草地圍欄提出改進和優化方案，實現以電子標樁和電子圍欄替代傳統圍欄，達到既能保護草地又不影響生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