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創新效率的區域綠色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研究

張瑩

摘 要：基于對我國區域綠色創新兩階段效率的測算，利用修正引力模型與SNA方法，研究綠色創新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的結構特征。研究發現，技術開發效率整體呈現區域不平衡態勢，但區域關聯性逐漸增強且空間溢出渠道拓寬，其空間溢出效應穩定;經濟轉化階段的產業關聯關系由全局的普遍性增強轉為以“重點帶區”的內部擴張為主，經濟轉化效率的空間溢出呈現出“等級化”趨勢。

關鍵詞：綠色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社會網絡分析;QAP

中圖分類號：F061.5?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04-0127-03

綠色創新是突破資源與環境約束，實現我國區域經濟“綠色”“創新”與“協調”發展的關鍵手段。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國家級規劃的落地實施，創新要素已經實現廣泛流動，區域綠色創新系統也因此呈現出明顯的跨省域關聯的發展趨勢。

區域層面的創新關聯理論可追溯至Olsson等提出的創新空間擴散觀點[1]，目前已有眾多學者在不同情境下對區域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加以證實[2～4]，跨區域的人力資源流動、技術信息交流、知識流動等促進了創新的空間溢出[5～6]。此類研究早期通常采用專利申請及受理量等單一創新產出指標來衡量區域創新活動，而后期創新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逐漸成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關于區域綠色創新效率測算，常用方法主要包括以數據包絡分析（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和以隨機前沿分析（SFA）為代表的參數方法。其中，以處理多投入多產出變量見長的DEA方法及其各類拓展模型的應用最為廣泛，包括DEA-Malmquist指數模型、SBM模型、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數模型等。

已有研究表明區域綠色創新效率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但均是基于“屬性數據”，對空間關聯性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地理鄰近區域之間，難以刻畫綠色創新效率空間溢出的全局。因此，本文將測算我國省域綠色創新的兩階段效率，并應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構建綠色創新效率空間關聯網絡。

一、研究方法與變量說明

（一）區域綠色創新效率測度

本文將綠色技術創新過程區分為技術開發和經濟轉化兩個階段，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區域綠色創新的兩階段效率。技術開發階段，選取R&D資本存量、R&D人員全時當量、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作為投入指標，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作為產出指標?？紤]到綠色創新產出受到當期經費投入和資本存量的影響，本文以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與消費者價格指數擬合研發價格指數，以復利法計算年增長率，以15%作為各省市研發資產折舊率的均值，將R&D經費內部支出折算為R&D資本存量。經濟轉化階段，以消化吸收、技術改造、引進技術和購買國內技術費用之和衡量非研發資金投入，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有效發明專利數作為知識產權投入;選用新產品銷售收入作為期望產出，運用熵值法將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擬合為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并作為環境污染方面的非期望產出，以單位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耗指標作為能源消耗方面的非期望產出。

（二）空間關聯網絡模型

本文提出修正的引力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yij為省份i、j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關聯強度，Ri、Rj分別為省份i、j綠色創新效率，kij代表省份i在i、j省份空間關聯中的貢獻率，Dij為用百度地圖計算出的省份i、j的省會城市間最短行車路徑，dij為人均GDP之差的比值測度距離，距離衰減系數設為2。通過式（1）計算出引力矩陣后，根據式（2）得出網絡關系矩陣X=（xij）N*N，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對通過式（2）計算所得的綠色創新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結構進行分析。

（三）數據來源

“綠色創新”概念在國際學界的廣泛使用始于2005年[7]，本文研究范圍包括我國30個省市地區（西藏、港澳臺除外），數據時間跨度為2007—2018年。鑒于綠色創新投入和產出存在時間差，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等指標具有滯后性，本文將綠色技術創新投入產出的滯后期選取為2年，即開發階段與經濟成果轉化階段的投入數據跨度為2007—2016年，開發階段的產出數據跨度為2008—2017年，經濟成果轉化階段的產出數據跨度為2009—2018年，相關指標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二、區域綠色創新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的結構分析

本文根據式（1）和式（2）構建了空間二值矩陣，通過計算網絡密度、網絡效率、網絡等級度等指標分析綠色創新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的整體結構特征及其演變情況見圖1。

第一，技術開發階段的網絡密度從2007年的0.1989上升至2013年的0.2310，但這一增長勢頭在2013年結束并在2014年小幅下降后基本保持不變。經濟轉化階段的網絡密度在2014年之前的變化趨勢與技術開發階段基本一致，但卻在2014—2016年持續下降。在樣本考察前期，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正經歷著從區域不平衡到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轉變，伴隨著區域綠色創新系統之間的互動、溢出與協同關系持續增多。與此同時，區域合作需要權衡空間集聚效應，存在空間維度上的由區域分工體系所決定的最優合作圈層[8]。綠色創新效率在經濟轉化階段的區域間溢出同樣依托于區域分工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產業關聯。雖然2013年之后經濟轉化效率空間關聯網絡的密度處于下降通道，但這并未降低網絡連通性，網絡關聯度的測度結果仍為1。這意味著經濟轉化階段的關聯關系由樣本考察前期全局普遍性的增強轉變為以“重點帶區”的內部擴張為主。

第二，技術開發階段網絡等級度的測度值從2007年的0.1040逐漸降低為2016年的0.0707，這與近年來創新資源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以及中央政府的傾斜政策直接相關。雖然從整體上說，技術開發效率水平仍然呈現為區域不平衡態勢，但以往相對嚴格的空間關聯結構已逐漸被打破，區域之間的相互影響逐漸增強。經濟轉化階段的測度值則是“先降后升”，經濟轉化階段效率的空間溢出具有等級擴散的特征，與經濟轉化階段網絡密度的變化趨勢相互印證。實際上，這一演變趨勢與我國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的“精細化”轉變相呼應，除了以四大板塊為基礎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外，若干重點帶區戰略逐漸落地，如“一帶一路”（2013年）、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長江經濟帶建設（2014年），目前已經形成了不同類型區域戰略各具特色、合理分工、相互支撐、有機耦合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體系。

第三，技術開發階段的測度值在逐漸增強，從2007年的0.6505上升至2016年的0.6670，表明冗余度越來越大，這一方面與區域關聯性增強直接相關，另一方面也表明技術開發效率的空間溢出渠道越來越多，存在較明顯的多重疊加現象。而經濟轉化階段的測度值在2010年之后波動下降，2016年的測度值為0.6593，相比于2007年僅增加了0.29%，遠小于技術開發階段2.5%的增幅，這一結果與網絡規模、網絡關聯度的測度結果相吻合。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首先，技術開發階段綠色創新效率水平的區域差距縮小，而經濟轉化階段的區域差異卻有所增強。其次，技術開發效率的區域間溢出效應穩定，溢出渠道多重疊加，而經濟轉化效率的空間溢出則逐漸呈現出“等級化”趨勢。

（二）政策啟示

首先，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不斷推進的現實背景下，全面認識區域綠色創新系統之間的空間關聯性，并以此作為制定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政策的參考依據。其次，立足區域綠色創新的效率水平與網絡位置，制定差別化的引導政策。處于網絡“外圍”的省份，特別是綠色創新效率水平較高的中部省份，不僅要繼續加強創新資源的引進與吸收，也需通過加強區域間互動與合作改善自身的網絡位置，以便獲取更多“中心”省份的空間溢出。最后，區域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溢出具有“近水樓臺”的效應但又表現出“門不當戶不對”的特征，即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溢出更可能出現在互補性強的地區之間。因此，轉變“一擁而上”的政策引導方式，依托區域分工體系制定更為“精細化”的區域協調發展策略，對增強區域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Olsson G.，Hagerstrand T.，Pred A.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J].Geographical Review，1969，（2）：31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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