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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制對中國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

2022-05-15 12:16王冉周蕾
現代商貿工業 2022年10期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環境規制

王冉 周蕾

基金項目: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環境規制對中國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及對策研究”(2020SJA2220)。

作者簡介:王冉(1983-),女,漢族,河南柘城人,博士在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務會計與審計、產業組織學;周蕾(1982-),女,漢族,江蘇南京人,碩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

摘 要: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快速增長,伴隨而來的是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趨嚴峻。尤其近20年以來,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我們出現了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霧霾、生態遭到破壞等經濟、社會問題,這與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訴求出現背離。生態環境治理問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我國經濟的關鍵議題之一。

關鍵詞:環境規制;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0.003

0 引言

作為我國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之一,裝備制造業的發展程度,反映了一國或區域的產出水平,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新中國自成立起,我國裝備制造業就被放在重要位置,舉全國之力持續增加投入,始終保持中高速發展,現已形成了完整價值鏈的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在實現國家第一個百年目標、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從世界整體情況對比來看,我國裝備制造業雖規模宏大,但在結構科學性、高新技術領域創新、資源、技術轉化率、信息技術信息系統普及等方面水平仍然較低。所以我國要想實現裝備制造業的優化、轉型升級或者是跨越式發展,必須要站在戰略高度,審時度勢,銳意進取,科學發展,尤其要優先解決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問題。

環境規制的直接效果是保護、改善了生態環境,同時其對包括裝備制造業在內的經濟社會發展間接產生影響。從企業角度來看,如果企業“無動于衷”就會受到違反環境規制的懲罰。無論企業選擇哪種行動,短期一定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從產業角度來看,環境規制,會對該產業的產值間接施加影響,通過產業間的關聯性,進而對其關聯產業產生影響,這方面已有很多成熟的研究。因此,在必須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的大背景下,推進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是必然選擇,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

1 文獻綜述

1.1 環境規制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十三五”規劃以來,我國裝備制造產業升級的壓力越來越大,這方面的研究較為豐富,并逐步聚焦到環境規制與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的相互影響上。Conrad and Wang(1993)研究發現污染密集型行業的企業對環境稅征收、減排補貼等環境規制措施非常敏感。曲如曉和王月水(2002)的研究認為,執行嚴格的環境規制標準,長期來看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陸菁(2007)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可以倒逼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高爽等(2012)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強度與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薛曜祖(2016)認為環境規制可以通過影響經濟增長進而對區域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1.2 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不確定

李娜等(2016)發現環境規制短期效果不明顯,長期正向效果比較明顯;謝婷婷和郭艷芳(2016)認為完全依賴環境規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沒有持續性,需要配合其它手段共同影響;紀玉劍和劉金夢(2016)提出人力資本,也是環境規制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條件,當人力資本水平較低時,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用不明顯。

2 實證分析

2.1 變量選擇

2.1.1 被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IND)。本文采用產業增加值比重法展開研究論證,即先計算裝備制造業總產值,再除以GDP數值,來測度間產業結構水平。本文認為,衡量產業結構是否優化的重要方面,是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經濟結構是否朝著合理化和高級化方向發展,而這一度量方法可以較好地反映出產業結構水平。

2.1.2 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ER)。環境規制衡量包括總量指標和強度指標??偭恐笜税ōh境投入、污染物排放量指標類、費用指標類。強度指標包括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成本或環境污染治理總投入與地區GDP產值的占比等指標、環境規制機構的相關監測頻率指標等。本文直接采用排污費投入和區域GDP產值的相對指標來測度環境規制的強弱。

2.1.3 控制變量

技術創新(TE)。相關研究表明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其在提高勞動產出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產品創新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國內外學者研究中,衡量技術創新一般采用兩種方法:一是投入角度測度;二是產出角度測度,本文采用了專利申請授權量,衡量技術創新程度。

外商直接投資(FDI)。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在當地投資建廠,促進了當地制造業的發展,影響了當地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具有技術外溢效應、擴散效應。外資為了開拓當地市場,選擇與當地企業合作,將一些低端的生產技術轉移給當地的生產企業去生產代工,提升了當地企業的生產技術和能力。此外,外資可能促進當地產業結構升級,也有可能會阻礙當地產業結構升級,這取決于外資的投資領域,和其對當地產業的關聯效應、協調作用,本文用FDI占GDP的比重來表示。

經濟發展水平(PGDP)。經濟發展直接影響著技術程度水平、市場需求情況、租金水平高低、營商環境優劣。而這些因素又影響了地區產業布局、集群化,從而影響當地的產業結構。通常,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則該地區的產業結構會處于較高水平狀態;反之,若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則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可能處于較低水平狀態。由于人均GDP數值可以很好地反映地區經濟發展綜合實力,因而,本文使用各地區人均GDP數值來測度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2 模型構建

經濟指標數值,受以往時期變量值的影響,表現出一定的相關性。尤其是當時間數列的時間期數較少時,鑒于我國市場經濟起步較晚,時間樣本數據值不多,故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法進行分析。動態面板數據分析法,通??紤]兩個角度,一種是使用靜態模型求得估計量,再進一步對估計量進行糾偏,從而降低其誤差,來提升準確性;另一種則是對模型進行直接估計,采用廣義矩估計即GMM法。很多學者所采用GMM法,因為該模型可以有效規避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Blundell and Bond(1998)研究發現GMM 法估計的偏差小于最小二乘法、一階差分GMM法估計等方法。

本文選取2007-2020年中國30個區域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因樣本周期短,屬于短期動態面板,使用系統 GMM 法進行實證,并建立了以下實證模型:

其中,IND為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ER為環境規制,TE為技術創新,FDI為外商直接投資,GDP表示區域經濟發展,ε為隨機誤差項。

本文的樣本是我國30個區域2007年至2020年的省級面板數據,不包括西藏自治區數據。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的數據、產業結構數據等來自《中國統計年鑒》。環境規制相關數據主要來自《全國環境統計公報》,技術創新類的數據則取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

2.3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系統廣義矩模型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1。

環境規制強度(ER)的提高,會導致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下降,二者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ER每提高1%,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下降0.076%。污染密集型裝備制造業會從環境規制強度高的地區流向低的地區,導致流出地區裝備制造業總產值減少,進而抑制產業結構升級,所以環境規制會通過降低裝備制造業的產值,從而不利于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

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正面影響,彈性系數為2.344%,可以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較大的彈性系數則表明技術創新對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作用最大。

外商直接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112%,并在5%顯著性的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是成立的。我國大部分省份執行的環境規制強度較弱,外資企業傳統落后的裝備制造產業遷入中國,抑制了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

經濟發展水平的彈性系數為0.038%。這種正相關的關系表明經濟發達區域的公民對生態環境關注度較高,密切關注環境污染問題,促使當地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 結論與建議

論文利用系統GMM模型分析了環境規制對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研究,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和外商直接投資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水平可以促進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基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索促進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第一,政府應充分明確環境規制與當地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影響機理,準確控制和調整環境規制強度,以實現地區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第二,區域參與主體要積極加大要保護知識產權,還要建立風險管理機制,解除企業加大創新投入的后顧之憂。第三,認真分析研究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把握產業升級演變規律,制定合理、有效政策,推進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第四,裝備制造業應該積極的加大研發力量提升技術水平,對傳統的技術進行改良,通過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參考文獻

[1]Klaus, Conrad; Jianmin,Wang. The effect of emission taxes and abatement subsidies on market struc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3,11(4),499-518.

[2]陸菁.國際環境規制與倒逼型產業技術升級[J].國際貿易問題,2007,(7):71-76.

[3]高爽.環境規制對無錫市制造業結構優化與績效的影響[J].湖泊科學,2012,(1):17-26.

[4]曲如曉,王月水.環保: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J].商業研究,2002,(10):84-85.

[5]曜祖.環境規制的產業結構效應:理論與實證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6,(8):39-45.

[6]李娜,伍世代,等.擴大開放與環境規制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J].經濟地理,2016,(11):109-115.

[7]謝婷婷,郭艷芳.環境規制、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J].工業技術經濟,2016,(9):135-144.

[8]紀玉劍,劉金夢.環境規制促進了產業升級了嗎?——人力資本視角下的門限回歸檢驗[J].經濟與管理,2016,(6):81-86.

[9]Blundell, R.W. and S.R.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eonometrics,1998,87:1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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