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江麗君 葉建木 賈文超 王亮

【摘要】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家相關部門進一步要求妥善處置僵尸企業， 以促進僵尸企業平穩轉型， 推動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本文選取9家不同行業、不同退出路徑的僵尸企業進行分析， 收集相關案例資料， 運用程序化扎根理論的多案例分析方法實施三級編碼， 歸納出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 包括國家產業政策、企業基本情況、虧損情況以及債務問題四大重要因素， 并根據共性因子進行重要性程度排序， 得出僵尸企業退出路徑影響因素中的核心因素。

【關鍵詞】僵尸企業;退出路徑;影響因素;扎根理論;多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6.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2）19-0118-7

一、引言

僵尸企業是指由于各種原因而陷入財務危機， 本該退出市場， 卻通過依賴銀行或政府的幫助存活下來的企業， 即實際利潤連續三年為負的企業。 由于沒有認清自身情況， 多數僵尸企業盲目通過破產退出， 嚴重危害了企業自身及社會的穩定。 只有科學合理地選擇退出路徑， 僵尸企業才能夠及時止損， 獲取最大化利益和社會效益。 因此， 通過研究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 幫助僵尸企業合理準確地找準自身定位， 并在科學合理判斷的基礎上對其退出路徑進行選擇， 這對于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扎根理論法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Glaser和Strauss共同提出的一種自下而上的質性研究方法， 即在收集整理資料的基礎上提煉反映社會現象的核心概念， 并通過相互之間的聯系建構相關社會理論。 本文選取9家不同行業、不同退出路徑的僵尸企業進行深入分析， 實施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 從政府、銀行、企業三個視角， 得出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 并建立起影響因素概念模型， 對該模型中影響案例的個數進行打分， 識別出不同重要程度的影響因素， 對比找出共性因素， 以期助力僵尸企業順利完成退出工作。

二、文獻綜述

對于僵尸企業， 國內外學者主要從界定、成因、處置等方面進行研究。 在界定方面， Edward[1] 認為， 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儲貸危機中， 巨額虧損、資不抵債卻仍可以繼續操作運行的存儲機構最早提出了僵尸概念; Fukuda和Satoshi[2] 從銀行的角度認為， 界定僵尸企業不能只考慮財務困境， 還應結合企業的結構困境來考量; Ramona[3] 運用 CHK 標準界定識別僵尸企業; 孫博文等[4] 梳理了僵尸企業識別界定標準， 并基于企業產品創新的視角提出了FN-CHK識別標準。

在成因方面， 學者們的意見則呈多元化。 Ueda[5] 認為， 銀行因隱藏壞賬產生不良動機， 僵尸企業由此而生; 朱舜楠和陳琛[6]認為， 低效率運營是導致某企業成為僵尸企業的最主要原因; 聶輝華等[7] 認為， 政企實施合謀才使得本是正常運營的企業成了僵尸企業， 從而更難以處置原本僵化的企業; 楊宇焰[8] 認為， 僵尸企業自身經營不善才是導致嚴重財務危機的根源， 再加上關鍵決策重大失誤使其無法進行升級轉型進而惡化; 孔繁成[9] 則認為， 政府過度干預、GDP晉升激勵機制、金融資源錯配和預算軟約束是僵尸企業產生的重要原因; 陳運森和黃健嶠[10] 更是從社會學角度和心理學角度挖掘出了深層次原因， 認為僵尸企業的形成受到地域偏愛的影響。

在處置方面， 郭瑩[11] 認為， 政府應改變原有的救助方式， 制定規范的標準， 建立科學合理的僵尸企業退出機制， 包括提供貸款和注資換股兩種模式。 何帆和朱鶴[12] 認為， 企業、政府和銀行應該協作： 僵尸企業應積極自救， 該破產就破產; 銀行做實賬目， 加強監管; 政府則應遵循政策引導， 統籌規劃。 黃少卿和陳彥[13] 認為， 應該從多渠道分類處置僵尸企業， 并總結了僵尸企業的特征。蔣靈多等[14] 從放松外資管制的角度切入， 從市場機制層面提出要讓外資優化中國經濟結構， 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導， 提高資源配置率， 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 促使僵尸企業合理退出市場。 牛偉軒[15] 認為， 僵尸企業的退出方式有兩種， 分別是兼并重組、依法破產， 其中依法破產有清算、重整以及和解3種具體的形式。 由于我國僵尸企業的形成和發展情況較為復雜， 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國內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僵尸企業的處理方法[16，17] 。

綜上所述， 在僵尸企業界定、成因、處置方面已經有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 但這些成果比較側重于研究某一方面， 從整合性的視角綜合研究僵尸企業的文獻較少， 且研究對象較為單一， 與實際的僵尸企業還存在一定的差異， 需基于一個更廣闊的視角， 從僵尸企業案例出發， 整合內外部影響因素， 進行更詳盡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扎根理論法， 該方法的核心在于收集與分析資料， 單個案例也可以實施編碼， 但需嚴格運用， 要確保研究者足夠客觀。 與傳統路徑不同， 扎根理論強調自下而上， 始于原始資料， 通過構建理論模型， 運用理論對現象的本質進行描述。 經過不斷的發展演變， 扎根理論逐漸分流出三大派系： 經典扎根理論、程序化扎根理論和建構型扎根理論。 為保證數據穩定， 找出影響因素的內在關聯， 本文決定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論進行研究， 建立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理論模型， 具體流程見圖1。

本文根據研究主題及研究目標， 遵循以下標準進行案例選?。?①符合由國務院在2015年提出的我國關于僵尸企業的認定標準， 即持續三年及以上虧損， 且與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不相符的企業; ②覆蓋時間跨度較大， 持續比較久， 具有連續性; ③覆蓋多個不同行業， 且為行業龍頭企業， 具有一定代表性; ④退出方式涉及僵尸企業的所有退出路徑類型， 具有一定典型性。 基于以上四條標準， 本文選取長航油運等9家企業作為案例企業， 基于其相關資料數據進行編碼研究， 具體的案例企業見表1。

本文的案例企業來源主要為符合國務院僵尸企業認定標準的上市企業， 基于對所選取案例企業相關信息的搜集篩選， 本文的資料來源包括： ①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的論文及案例; ②9家案例企業官方披露的近5 ～ 10年的年度報告書; ③財經新聞網站以及相關財經類專業人士對于僵尸企業退出路徑的解讀文章， 如網易財經等自媒體平臺; ④近10年國家及地方政府對于僵尸企業處置出臺的相關政策文件; ⑤大同煤礦、山東海龍2家上市企業的相關資料文本， 用于理論飽和度檢驗。

四、資料分析、編碼提煉和模型構建

本文主要采用Nvivo 11進行編碼， 以三級編碼的方式對獲取的概念進行統計和進一步分析， 步驟可分為三步： 第一步為開放式編碼（一級編碼）， 第二步為主軸式編碼（二級編碼）， 第三步為選擇式編碼（三級編碼）。 下面根據程序化扎根理論對所選的9家案例企業的文本資料進行編碼。

1. 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指首先概念化處理最初的原始資料， 再實行范疇化處理， 且客觀地歸納出重要概念和范疇， 在此基礎上重新整合原始資料并提取出相關概念的過程。 在編碼的過程中， 需隨時保持客觀公正。

（1）概念化。 對文本內容進行分解， 逐步定義現象、概念， 總共得出626個標簽， 其中長航油運的編碼示例見表2， 共獲得334個概念（用“Aan”形式標記）。

以長航油運為例， 本文匯總了在網易財經、中國知網搜索的長航油運破產重整資料等， 重新整合并拆分后再下定義即可， 比如從“快速擴張的船隊和大額資金的投入”中， 便能歸納出Aa46快速擴張、Aa47大額資金投入這兩個概念。

（2）范疇化。 范疇化是指在貼完標簽后實施分類， 將相似概念并入同一初始范疇。 范疇是由標簽提煉出來的共同概念。 當描述的是同一現象時， 這些概念就會被統一， 再用抽象概念包容它們， 即范疇。 本文據此共獲得83個初始范疇（用“AAn”形式標記）， 見表3。

例如， Aa179債務范圍廣、Aa82債務形式多樣、Aa114債務負擔沉重均表明企業存在債務問題， 它們表明的是同一個方面的問題， 故將以上三個概念并入同一初始范疇， 即AA45企業債務問題。 若是無相同點， 但是卻又十分重要， 就單獨列為初始范疇， 如Aa326退市風險表示企業面臨退市的風險， 但在9家案例企業中均面臨退市風險， 故列為AA24退市風險。 為使初始范疇更加有序， 本文從企業、政府、銀行三個視角例示初始范疇， 清晰界定彼此的范圍。 從表3中三個不同主體的數量可知， 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在于僵尸企業內部。

2. 主軸式編碼。經過開放式編碼后， 原本雜亂的概念已經被提煉概括成為數量較少的范疇。 這些原是獨立的概念形成了范疇， 卻在范疇之間出現了一些明顯的關聯性， 如因果關系、從屬關系等。 接著實施主軸式編碼， 將多個副范疇統領形成一個主范疇， 并利用副范疇之間的故事邏輯， 串聯形成邏輯關系。 本文經過多次對比發現， 各副范疇間確實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 于是深入分析每個副范疇的隱含意義， 從而提煉概括出其對應的主范疇， 使其在理論上達到飽和程度。 分別以“Mn”“An”的形式標記編碼所提煉出的主范疇和副范疇， 具體見表4。 下面分別從政府、銀行、企業三個視角進行具體列示。

（1）政府視角。 政府視角是立足政府角度， 提煉與政府政策或者法律法規相關的內容， 包含2個主范疇以及6個副范疇， 具體見表5。

（2）銀行視角。 銀行視角是指立足銀行角度， 提煉在僵尸企業退出選擇時銀行會涉及的貸款方面內容， 包括1個主范疇以及3個副范疇， 具體見表6。

（3）企業自身視角。 企業自身視角指立足于企業內部， 提煉出在僵尸企業退出選擇時企業會考慮到的內容， 包含8個主范疇和23個副范疇， 由于副范疇數量過多， 不便全部列示， 選擇11個副范疇實施說明， 具體見表7。

3. 選擇式編碼。 選擇式編碼是對范疇結果進行更深度的抽象， 以尋找所涉及范疇之間的內在邏輯， 發現一個核心范疇， 能夠概括包容所有一般范疇， 最終以故事線的形式串聯所有范疇到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框架內， 構建一個最原始簡單的理論模型。 本文的案例企業故事線完整， 提煉核心范疇較為容易， 因此將11個主范疇提煉出5類與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相關聯的核心范疇， 見圖2。

對主范疇而言， M3經營狀況、M4財務狀況以及M10退出意愿能夠直接導致僵尸企業選擇退出， 故將其列入原因核心范疇。 M9社會效益是僵尸企業退出路徑不同選擇后的結果， 故將其列入結果核心范疇。 M1經營環境、M8兼并方狀況以及M11銀行信貸都是從企業外部視角考慮的， 它們對僵尸企業退出路徑做出不同選擇有推動影響， 即為中介條件。 M2市場競爭能力、M7發展戰略是僵尸企業退出必須考慮的， 它們決定著僵尸企業是否具備重整價值， 其他核心范疇能據此間接影響僵尸企業選擇退出路徑。 故將M2市場競爭能力和M7發展戰略列入脈絡核心范疇， M5債務狀況、M6內部管理制度列入行動策略核心范疇。

經過主軸式編碼可知， M3經營狀況、M4財務狀況以及M10退出意愿均為僵尸企業選擇退出的原因， 不論被動與否， 均影響了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 是僵尸企業不同退出路徑選擇的源頭所在。 僵尸企業退出選擇需要實施行動才能實現。 僵尸企業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為其退出提供了選擇路徑， 它決定著其是否還有重整的價值。 如果有重整價值， 便可以通過兼并重組、債務重組、托管經營等方式退出僵尸體系; 如果略有價值、價值不足、問題很多， 則可以進行破產重整， 再不濟就進行破產清算。 同時， 結合發展戰略可以看出， 僵尸企業是否可以通過自我戰略轉型自救， 是直接決定僵尸企業退出選擇的條件， 即脈絡。 兼并方狀況、經營狀況以及銀行信貸穿插于僵尸企業退出選擇全過程。 從兼并方、政府以及銀行角度輔助僵尸企業做出選擇， 雖然他們不會直接造成僵尸企業退出， 但如果涉及相關方面， 會引起僵尸企業在退出時一定程度上的顧慮。 僵尸企業在退出選擇時， 其內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科學以及其債務狀況， 有助于考慮其是否具有挽救價值， 會對其退出選擇造成一定的影響， 即為行動策略。 在整個僵尸企業選擇退出路徑過程結束后， 僵尸企業會有一定的社會效益， 從該角度出發考慮該退出路徑是否能夠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效益， 而不單單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思考。

4. 模型構建及理論飽和度檢驗。 本文歸納出經營環境、市場競爭能力等11個主范疇， 涉及政府、銀行以及企業這三個主體， 在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中與11個影響因素存在聯系， 進而提煉出5類核心范疇。 由5類核心范疇共同交織， 構成了僵尸企業進行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完整路徑。 因此， 僵尸企業做出退出路徑選擇的初始動機為原因核心范疇， 直接考慮的必要條件為脈絡核心范疇， 退出選擇的助力為中介核心范疇， 退出選擇貫穿始終的是行動策略核心范疇， 做出不同退出選擇后的后果即為結果核心范疇， 均對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產生重要影響。 經過綜合分析比較多個案例企業之后， 本文總結得出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 從模型中可清晰地發現， 影響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過程的因素及其影響和影響方式， 具體見圖3。

在構建的理論模型中， 僵尸企業、社會方、選擇結果分別代表了模型的三個不同頂點， 然而在它們之間亦存在著一定的相互聯系。 除此之外， 整個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過程也會考慮到企業的債務狀況和內部管理制度， 從而進一步做出選擇， 二者能同時影響模型的每一個頂點， 進而對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過程及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

本文另搜集了大同煤礦、山東海龍兩家僵尸企業的相關資料文本， 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 歸納得出46個概念， 未發現全新范疇， 同時亦無新的關系存在， 與理論飽和原則相匹配。 故可認為本文所構建的模型實現了理論飽和。

五、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

經過三級編碼， 本文得出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模型后， 對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重要程度打分。 將案例企業按照長航油運、華菱鋼鐵、二重重裝、舜天船舶、武鋼集團、肥礦集團、中鋼集團、中色十六冶、中核鈦白的順序進行① ～ ⑨的編號。 將9分定為總分， 某影響因素涉及的案例企業數量決定著該因素的最終得分， 即重要程度。 影響因素每存在于一家企業的相關資料中， 則用“”表示該因素得1分， 依次評分， 結果見表8。

例如， 本文涉及的9個案例企業在經營環境中有國家產業政策， 故其得分為滿分9分， 政策在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再回顧評分結果， 國家產業政策無處不在， 應強調其重要性。 在表8的評分結果中， 影響因素的評分僅為1分即為案例企業的個性因素。 此外， 至于評分為7分、8分甚至滿分的影響因素， 對其中的大部分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即為共性因素。 對此， 只有提出更具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才能有助于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順利完成。 本文選取評分較高的共性因素， 放回原始資料進行檢驗， 此處選擇國家產業政策原始資料進行示例展示， 見表9。

六、結論

區別于以往的實證研究及單個案例的研究方法， 本文選用扎根理論法用于探究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 選取多個案例進行逐級編碼并展開分析， 歸納總結出影響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的相關因素， 并基于此構建出理論模型。 在案例企業的選取上， 不同于以往的單個案例分析， 本文選擇多個案例企業進行綜合分析， 得出完整全面的具體影響因素， 涵蓋了經營環境、市場競爭能力、經營狀況等。 在研究僵尸企業退出時， 以往學者更注意觀察具體有哪些影響因素， 而立足于扎根理論編碼的結果， 本文構建的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影響因素模型， 能夠顯示出所有的僵尸企業退出路徑選擇因素在何階段有何影響。 最后， 對不同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以及相關性做出進一步評價。 雖然結合了扎根理論法和案例分析法這兩種方法， 但是并不能解決數據支撐的問題， 只是從定性層面進行分析， 并對每個影響因素對于案例企業的影響進行了數量統計， 基于此決定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 為后續針對性提出對策建議提供了依據， 也能作為一定的數據資料來支撐本文的研究。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Edward J. Kane. Dangers of Capital Forbearance：The Case of the FSLIC and "Zombie" S&L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87（1）：77 ～ 83.

[2] Shin Chi Fukuda， Koibuchi Satoshi. The Impacts of "Shock Therapy" Under a Banking Crisis：Experiences from Three Large Bank Failures in Japan[ J].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2006（2）：232 ～ 256.

[3] Ramona Jimborean.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the New EU Member States[ J]. Economic Systems，2009（4）：360 ～ 375.

[4] 孫博文，柳明，張偉廣.僵尸企業識別研究綜述：修正與異質特征——基于企業產品創新的視角[ J].宏觀質量研究，2019（3）：79 ～ 98.

[5] Ueda K.. Deleveraging and Monetary Policy： Japan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07[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3）：177 ～ 202.

[6] 朱舜楠，陳琛.“僵尸企業”誘因與處置方略[ J].改革，2016（3）：110 ～ 119.

[7] 聶輝華，江艇，張雨瀟，方明月.我國僵尸企業的現狀、原因與對策[ J].宏觀經濟管理，2016（9）：63 ～ 68.

[8] 楊宇焰.僵尸企業的識別標準、形成原因及對策研究[ J].西南金融，2016（6）：19 ～ 22.

[9] 孔繁成.中國產業升級中的僵尸企業退出機制研究[ J].區域經濟評論，2019（4）：84 ～ 88.

[10] 陳運森，黃健嶠.地域偏愛與僵尸企業的形成——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J].經濟管理，2017（9）：149 ～ 166.

[11] 郭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僵尸企業的成因與出清路徑[ J].現代經濟探討，2016（12）：54 ～ 58.

[12] 何帆，朱鶴.僵尸企業的處置策略[ J].中國金融，2016（13）：25 ～ 27.

[13] 黃少卿，陳彥.中國僵尸企業的分布特征與分類處置[ J].中國工業經濟，2017（3）：24 ～ 43.

[14] 蔣靈多，陸毅，陳勇兵.市場機制是否有利于僵尸企業處置：以外資管制放松為例[ J].世界經濟，2018（9）：121 ～ 145.

[15] 牛偉軒.煤炭行業“僵尸企業”的識別、退出對策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學，2019.

[16] 王勤，譚速.僵尸企業特征、成因及識別處置建議[ J].金融與經濟，2019（4）：93 ～ 96.

[17] 陳玉潔，仲偉周.基于演化博弈的僵尸企業退出機制[ 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59 ～ 66.

【作者單位】1. 西藏大學財經學院， 拉薩 850030;2.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武漢 430070;3. 西藏自治區山南市貢嘎縣朗杰學鄉人民政府，西藏山南 85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