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奈保爾殖民地社會空間的他者建構

張 弛

(南京林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7)

加勒比地區又被稱為西印度群島，地域范圍包括加勒比海上諸島，中美洲的伯利茲，南美洲東北部的法屬圭亞那、圭亞那和蘇里南。1932年，印裔英國作家V.S.奈保爾(V.S.Naipaul,1932—2018)出生于此。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當西印度群島的文學熱潮趨于平緩并有衰退趨勢時，奈保爾開始重塑文化身份。雖然歐洲白人對接納有色人種表現得極為嚴格、挑剔，但他仍然執意“要將自己的西印度身份變成英國的”，并在錄制BBC節目時強調自己18歲便離開特立尼達，早已“擺脫對這些殖民地的政治關懷”(1)Patrick French.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London:Picador,2008,pp.208-209.。

出生地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極為重要，對創作者尤其如此。他們的創作動機和性格受其影響，作品中表現的空間與之關聯，因此有學者指出出生地對于“認識帝國時代和當代世界的地理極為重要……不論是失去的家還是回歸的家”(2)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作為奈保爾的出生地，加勒比地區不僅承載了作家豐富的文學想象和復雜心態，還是歐洲殖民者假借發展之名進行資源掠奪和環境破壞之地。表面上看，奈保爾在非虛構作品中回溯加勒比地區的殖民歷史時，創作視角一度受西方中心主義思想裹挾，采用投影式的辨識法將對膚色的恐懼和受禁錮的欲望投射到地理和社會空間中，以歧視色彩濃郁的種族區分，將加勒比殖民地建構成一個等級分明的異托邦。在西方文明的凝視下，地處殖民版圖邊緣的加勒比異托邦中充斥著主體對他者的規訓和監視，有色人種和自然環境始終處于被扭曲、被苛責的困境中，導致種族主義和物種主義的蔓延。

顯然作家對加勒比社會空間的真實呈現和犀利批判是對殖民主義暴行的高度還原，那些看似具有“辯護”色彩的描述，旨在促使人們不再以獵奇的目光審視前殖民地，而以辯證的方式反思異托邦內部的權力交鋒與他者的生存困境?？梢哉f，奈保爾對第三世界的刻畫雖“難免帶有西方思想烙印”和“政治參與色彩”，但其文本潛藏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體現了對第三世界社會不公的憤怒，這種憤怒恰恰“表明了作者的關切之所在”。(3)方杰：《多元文化語境下的虛構與紀實:V.S.奈保爾作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頁。

一、異托邦內的流散者：渴望逃離的無根人

奈保爾在游歷印度時曾談及自己的出身，以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印度人后裔自居。雖然特立尼達人種各異，但印度裔生活在一個屬于自己的小圈子里，遵從特定的飲食習慣，擁有特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盡管這些印度后裔“無法摒棄特立尼達……生活在一個充滿社會差異和種族問題的社會中……[他們]卻一直顯得非常純真……以傳統的印度式等級制度區分其他族群”(4)V.S.Naipaul.An Area of Darkne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31、p.36.。19世紀中期，為緩解西印度群島種植園勞工短缺的壓力，殖民者開始從印度向特立尼達輸送契約勞工。加勒比地區其他島嶼輸入的人員構成單一，通常只有白人殖民者和黑人奴隸，但特立尼達輸入人員卻繁復駁雜。除了殖民者與黑奴之外，還有美國被解放的奴隸，南美來的流浪者，華人海員和勞工，印度契約勞工，以及極小一部分印第安人后裔。印度契約勞工中婆羅門只有不到六分之一，其余大多是來自印度北方的低種姓窮人。他們棲身于鄉下的種植園，與當地的宗教文化和生活圈子格格不入，“對身處陌生社會感到惶恐，對人數占優的黑人感到恐懼”(5)Patrick French.The World Is What It Is: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Naipaul.London:Picador,2008,p.5.。由于語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印度人在島上飽受歧視，生活環境也相對封閉。

作為極少數婆羅門移民中的一員，奈保爾的祖父為其家庭保留了非常純正、濃郁的印度文化底蘊。他在特立尼達修建的房屋絲毫沒有殖民地建筑元素，沿襲了印度北方邦厚重的平房特色。對祖父而言，這是特立尼達中央的印度北方村落；對奈保爾而言，這是他對印度構建現實與虛幻交錯想象的發源地。盡管初訪印度時遭遇的社會黑暗現狀一度讓他心態失衡，試圖把自己從印度后裔這一族裔身份中剝離出來，但踏足印度之前，他對印度極為神往，印度文化飛地的存在成為他心中的一種“奇跡”(6)V.S.Naipaul.An Area of Darknes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31、p.36.。相比之下，特立尼達雖是奈保爾的實際出生地，也見證了他赴英求學前長達18年的人生歷程，但第一次重返前，以特立尼達為代表的西印度群島只是一個讓他心生恐懼的符號。當博巴迪拉號客輪抵達西印度群島時，他因擔心離開輪船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拒絕下船。整座城市保留了熟悉的風格，現代化進程雖有瑕疵，卻也讓城市得到發展：街上安裝了更多的霓虹燈，汽車數量也翻了倍，整座城市在鋼鼓樂隊的鼓點中充滿勃勃生機。但在奈保爾看來，這些積極的城市發展元素只讓他感到厭惡和失望。

對幼年奈保爾而言，印度是其祖輩流散的原點，是存在于想象中的虛構烏托邦，而特立尼達是其出生地和少年時期的實際居住地，是他曾經的家。通常，“家”是人類躲避外界傷害、得到庇護的空間，“回家”往往與溫暖、舒適的感受相關聯。但返家的奈保爾非但沒有獲得心靈的平靜和安全感，反而滿是煩躁和厭惡?？梢哉f，特立尼達的印度社區成為烏托邦幻象在現實世界的投射，是一種被扭曲、被異化的異托邦。1967年3月，?？略?Michel Foucault)在法國建筑研究會上以《另類空間》(“Des Espaces Autres”)為題發表演講，指出異托邦是一種在現實場景實現的烏托邦，混合了虛構和現實特質，即同時具備在場性與不在場性。?？聫娬{，異托邦具有普遍性，“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個不構成異托邦的文化”。(7)米歇爾·?？拢骸读眍惪臻g》，王喆法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第54頁。奈保爾發現，似乎外界的每一件事物都變異了。他上學時經常感到別人對印度文化傳統的歧視和侵犯。每到此時，他都選擇退縮，也無法和他人正常交往。上小學時，奈保爾在課本扉頁上寫下誓言，發誓要在五年內離開特立尼達，六年后他得以兌現承諾離開了加勒比。幼年時寫下的逃離誓言印證了奈保爾的流散者特質。根據薩福蘭(William Safran)的定義，流散者具備以下特征：他們或他們的祖先從某個特定的原點被驅散至多個邊緣地域，但是他們依然對原始家園的歷史、位置和文化成就保留集體記憶和神話般的想象；同時，他們無法融入遷居地的文化圈子，在某種程度上感到疏離與隔絕，只能通過與故國的間接或直接聯系表明自身的種群意識。(8)William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 of Homeland and Return,Diaspora,No.1,1991,pp.83-84.這種特質致使奈保爾無法與加勒比地區其他族群獲得情感聯系，處于邊緣地位，也無法獲得認同感。

同時，逃離誓言也揭示了奈保爾對于特立尼達的矛盾感情。一方面，他無法選擇自己的移民身份，被迫在青少年時期受制于特立尼達社會和文化環境，繼而產生拒斥心理，極度渴望逃離；另一方面，特立尼達的文化氛圍對他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逃離途中，他覺得悵然若失，“加勒比海在陽光下閃耀，像是丁尼生在詩篇中描寫的那樣，這個我在其中渡過全部時光的世界緩緩離我而去，仿若一個我從來未曾接觸的世界”。(9)V.S Naipaul.The Enigma of Arrival:A Novel in Five Sections.London:Penguin Books,1987,p.98.賽義德(Edward Said)將這種矛盾心理定義為“中間狀態”(median state)，即從未與新環境融合，也未曾與舊環境切割，處于半融入、半脫離的狀態中，一方面被鄉愁和感傷困擾，另一方面卻扮演熟練的模仿者或是秘密的流放者。(10)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Vintage Books,1996,p.49.也正是這種對特立尼達若即若離的復雜情感，讓奈保爾對加勒比地區的態度在流散過程中發生轉變。從少年時作為印度流散者的抵觸排斥，到初次重返時作為帝國代言人的諷刺批判，最終以一種沉著冷靜的寬容態度挖掘加勒比地區殖民活動的歷史真相。剛接到出版社約稿要求時，他坦言“特立尼達幾乎沒有歷史，奴隸制影響了其他島嶼，但它沒有對特立尼達產生任何大的影響”。但當他真正實地造訪后，卻發現“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加勒比地區有“一段可怕的歷史”，因此他嘗試記錄下人類的故事，“使一切活起來”。(11)法·德洪迪：《奈保爾訪談錄》，鄒海侖譯，《世界文學》2002年第1期，第125頁。

二、流動的異托邦：中途航道上的愚人船

在游記《中途航道》(TheMiddlePassage,1962)中，奈保爾乘坐西班牙移民船博巴迪拉號開始重返故土的旅程。作為連接殖民地與宗主國的交通工具，輪船是一種移動的異托邦，是“空間的漂浮的一塊，一個沒有地點的地點，它自給自足，自我關閉，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從關閉的房屋到關閉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12)米歇爾·?？拢骸读眍惪臻g》，王喆法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第57頁。。輪船是白人殖民者建構殖民地秩序的必要前提。借助輪船這一載具，歐洲向新大陸海運去無數的士兵、傳教士、牲畜、作物、奴隸和勞工，隨同帶去的還有致命的病菌，實現了歐洲地域的延伸。對于歐洲以外的種族、物種和地域而言，輪船是致其淪為殖民他者的罪魁禍首之一。殖民擴張時期，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被乘船而來的歐洲航海家們所征服。歐洲人帶來的動植物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徹底改變了殖民地原有的生態系統；致命疾病在美洲扮演的角色甚至比槍炮更重要，對歐洲疾病毫無抵抗力的原住民屢遭滅頂之災。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被迫離開家鄉，淪為白人的奴隸。此外，歐洲人在殖民地大肆掠奪，大到礦產資源，小到各類生活必需品都經由海運拉回歐洲。換言之，輪船是具有強烈殖民空間隱喻的雙重異托邦，一方面，輪船連接宗主國和殖民地，在航線上始終處于位移之中，是流動的空間；另一方面，輪船又是靜止和封閉的，乘客們無法接觸外界的空間場域。在等級分明的空間內，歐洲人的主體性得到強化，而被迫進入這一空間的移民和奴隸受到控制和規訓，成為空間的他者。

博巴迪拉號就是這樣一個等級森嚴、規訓意味極強的異托邦。輪船的名字隱含了殖民與被殖民的權力關系：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Francisco Bobadilla)是西班牙派駐加勒比地區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殖民地法官，負責調查西班牙政府對哥倫布兄弟的指控，并于1500年將哥倫布兄弟收監，同年押送回西班牙。作為西班牙政府官員，博巴迪拉通過排他手段剝奪了以哥倫布為代表的意大利人在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殖民統治，生產并構建了屬于自己的殖民空間，強化了西班牙對殖民地的所有權意識，把抽象的主體性塑造過程付諸殖民活動實踐之中。

奈保爾對船上成員明確劃分等級：旅客和移民。旅客屬于第一層級，只包括住在頭等艙的人。他們確立了一種極具壓迫性的邊界，將船上其他西印度移民限制在規訓范圍內，將其建構為被馴服的種族他者。第二層級包括所有住在經濟艙的乘客。盡管奈保爾將他們統一劃分為移民，實際這一群體內部依然存在不同階級：受過英國教育、舉止優雅的移民首領、人數眾多的西印度移民和最底層的黑人?？臻g等級是權力秩序的表現，空間主體通過分隔空間實現對空間他者的規訓。作為主體的旅客和作為他者的移民之間有著嚴格的空間區分。頭等艙的旅客擁有自己的單間，可以自由出入頭等艙和經濟艙；經濟艙和頭等艙之間有人為豎起的隔離欄，移民們不允許進入頭等艙區域活動。旅客和移民之間的空間隔離體現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隔離狀態，旅客們通過在空間中的自由位移彰顯自己的主體權威，而移民們只能在輪船邊緣位置的甲板下活動。偶爾天氣好轉，移民們才被允許走上甲板。權力秩序壓迫著空間他者，空間主體“確保在一定的時間內取得最大的利潤，也力圖抓住時間的每一個片斷而不至于讓它白白浪費”(13)汪民安：《?？碌慕缦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頁。。

移民們被丑化、物化成空間內的權力他者?？烤葷鸲热盏耐婪虮淮蛏县毟F的標簽，在頭等艙甲板這一文明的區域內來回奔跑，暗示其野蠻的未開化狀態。殖民地男孩被住在頭等艙的葡萄牙人科雷亞(Correia)稱為“戰俘”(captive)。此處，“戰俘”一詞蘊含濃重的殖民色彩。中途航道原指運奴船從非洲向美洲輸送黑奴的航線，奈保爾借這一詞匯在連接宗主國和殖民地的新“中途航線”上再現了帝國時期的殖民隱喻。同時，頭等艙旅客將殖民地男孩視為“俘虜”的物化過程體現了殖民主體對工具理性的濫用，將殖民地的自然、動物和居民都視為工具性“他者”，使其“要么作為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被隨意消耗，要么作為無盡的資源永久服務于人類”(14)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2010,p.4.。

自從被科雷亞“俘虜”后，殖民地男孩除了吃飯和睡覺回到經濟艙，其他時間一直待在頭等艙。頭等艙是歐洲人主導的權力空間，這里一個黑人也沒有：葡萄牙人科雷亞來自英屬圭亞那，特立尼達人菲利普(Philip)可能是白人或者猶太人，有色人種麥凱先生(Mr.Mackay)以歐洲人自居，他的五官和膚色看起來也更像白人。奈保爾則自視為英國公民。頭等艙旅客將殖民地男孩留在他們主導的權力空間，象征對男孩生存空間的侵占與剝奪。作為空間他者，男孩被頭等艙旅客包圍，在受監視的過程中感受同化。賽義德指出，歐洲人通過對殖民地人的監護，按照種族和宗教對他們進行劃分，讓他們變得“依賴于歐洲的存在，或許是一個殖民地農場，或許是一個主流話語結構，他們均可被歸屬其中并發揮效用”(15)愛德華·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7頁。。

高大的黑人是個精神病患者，手捧《十誡》(TheTenCommandments)一言不發，隱喻被理性排斥的瘋癲狀態。這里，瘋癲的黑人和游輪與?？碌摹坝奕舜币庀蟛恢\而合?！坝奕舜弊钤绯霈F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想象中，精神錯亂的乘客被原先的城鎮驅逐，搭乘帆船踏上流浪之路，前往其他城鎮。對已知的出發地而言，他們是容易招惹麻煩、和理性截然相悖的他者，因此被社會排斥、驅逐；對未知的目的地而言，他們煥然一新，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載有瘋人的航船既是囚禁瘋人的放逐載具，又是給他們凈化心靈的場所。?？轮赋?，“瘋人遠航既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又是一種絕對的過渡”，透過真實和虛幻交織的地理位移確定瘋人的邊緣身份。(16)米歇爾·?？拢骸动偘d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8頁。殖民地黑人在宗主國患上精神病，受到歐洲理性和主體他者的排斥，被遣送回國。游輪既是他的囚室，也是他的流放之地，讓他在航行中始終處于邊緣地帶，始終提醒著黑人的他者身份?！妒]》則是理性的象征，黑人在放逐中依然攜帶基督教圣典契合了被隔離的麻風病人向基督爬行的場景。雖然被歐洲主體放逐，但黑人依然試圖在放逐中得到主體的寬恕和拯救。借此，奈保爾既對殖民地居民對白人主體性身份的趨炎附勢和盲目追求表達了不齒和無奈，也暗諷了歐洲主體將排他行為神圣化的偽善做法。正如?？滤裕骸斑z棄就是對他的拯救，排斥給了他另一種圣餐?！?17)②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113頁。

黑人總是獨來獨往，沉默地走來走去，讀著《十誡》。沉默意味著主體性和話語權的喪失?！妒]》既是基督教圣典，也是知識載體，隱喻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關系，即把“精神當做可供銘寫的物體表面，通過控制思想來征服肉體”。權力主體通過知識話語對弱勢者進行監視和規訓，旨在控制黑人的精神并強化其他者身份，以鞏固主體在空間內的權威。登上游輪后，黑人的沉默失語意味著權力主體閹割了精神病人的言語功能，剝奪了他的話語權，使其始終處于被言說的位置。這種無語—剝奪—瘋癲相互印證，如?？滤裕骸安还苁潜慌懦饣蚴潜幻孛艿刭x予理性，瘋人的言語是不存在的，人們正是通過其言辭而確認了他的瘋狂，其言辭是區別理性和瘋狂的場所?！?18)米歇爾·?？拢骸对捳Z的秩序》，肖濤譯，《語言與翻譯的政治》，袁偉、許寶強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黑人在反抗隔離時語無倫次的怒吼和尖叫也成了強化其瘋人身份的證據。甲板上的隔離欄不僅在物理空間上將頭等艙和經濟艙進行區域劃分，也在精神層面分隔出理性和瘋癲。柵欄另一側的船員和乘務員則扮演了病患監護角色，成為維護空間的穩定秩序和靜態結構的規訓手段，他們通過冷漠目光和規訓話語讓瘋癲的黑人感受到微觀權力的壓迫性存在。

瘋癲的黑人在規訓中變得馴順，船員們給他打了鎮定劑后將他安置在醫務室。麥凱先生感嘆道：“太糟糕了，這么俊朗的畜生被逮住了?！?19)V.S.Naipaul.The Middle Passage.London:Andre Deutch,1974,p.35.作為頭等艙的一員，麥凱先生自然也是理性主體的象征，他使用言語對黑人進行污蔑，稱其為“畜生”(beast)。在菲利普眼中，黑人反抗空間隔離的行為是對西班牙長官的嚴重“侮辱”(insult)，是罪惡的，應該受到譴責。而黑人被打了鎮定劑，語言功能進一步遭到剝奪，無法給自己辯護。不具備理性的瘋人成為動物性的野獸，回歸到未開化的原始狀態，徹底淪為受種族主義和物種主義侵害的雙重他者。醫務室的門敞開著，來往乘客可以看到蜷縮在角落的黑人。醫務室傳統的治愈功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監獄的監視與懲罰機制，其存在目的并非為瘋癲者提供治療服務，而是以禁閉作為手段將瘋癲的他者排斥出輪船的社會空間，以維護船上的空間秩序與權力主體的實際利益。同時，醫務室也是一個既開放又封閉的異托邦，黑人可以進入這一物理空間，但他與醫務室為其他乘客們提供的常規治療空間是相互絕緣的。對于作為空間內權力他者的黑人而言，醫務室既是真實的空間又是非真實的空間，既是休息的場所，也是遭受權力壓迫和暴力侵害的囚籠。

三、權力主體與空間他者：傳教站和監獄里的規訓與監視

?？抡J為，異托邦可以開辟幻象空間，即在原有的空間之外創造出另外一個貌似真實的空間，它既是原始空間的鏡像，又對原始空間起到補充作用。這類異托邦的代表是英國人在美洲創立的清教徒社會，“基督的符號如實地到處再現，基督徒是這樣用他的基本符號來標出美洲世界的空間和地理的”。(20)米歇爾·?？拢骸读眍惪臻g》，王喆法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第57頁。換言之，歐洲人以上帝之名在殖民地興建基督教場所不僅成功分割了殖民地的物理空間，還讓宗主國政體得以異域重現，使之成為凌駕于殖民地社會空間之上的霸權所在，為殖民統治和空間擴張提供了政治基礎。

帕瑞瑪(Paruima)的傳教站便是具有類似功用的異托邦。傳教站具有濃重的種族主義氣息，是按照殖民者意愿建立的宗教符號。傳教士的殖民教化，為殖民者的空間擴張披上合法外衣。牧師一家是空間內的特權階級，通過時間安排對周圍居民的生活節奏進行間接規訓。每到周六，站內每個人都要穿上禮拜服飾。晚上牧師的妹妹播放彩色幻燈片時，印第安觀眾們從臨近的村子云集而來，山間的小路上和傳教站的庭院里都擠滿了人。奈保爾強調了牧師一家的種族特性，他們是金發碧眼的美國白人。在加勒比地區，人們“把牧師看做上帝的使者，認為他們和政府部門的高級公務員一樣都應該是白人”(21)V.S.Naipaul.The Middle Passage.London:Andre Deutch,1974,p.157.。換言之，在殖民地空間內，權力主體和他者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對立關系在空間規訓作用下逐漸變成文化認同關系，他者對殖民文化的抵觸心態被內在自覺取代，殖民過程從物理空間向心理和文化空間滲透。

“白人—印第安人”和“人類—非人類”的話語霸權導致傳教站周圍的非人類元素也處于被操控、被言說的狀態。傳教站是一圈新修的木頭房子，建在河岸邊的山坡上。新粉刷過的屋子里彌漫著剛被砍伐的熱帶松木的新鮮辛辣味道，屋外的空地上殘留著一些尖利的樹樁。有幾個樹根遭到焚燒，濃厚的白煙到處都是。露絲莉(Cheryl Lousley)指出，“空地”意象不僅象征著殖民統治對傳統文化和政治團體的抹殺，還代表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設定，即自然必須為人類社會服務。(22)Cheryl Lousley.Hosanna Da,Our Home on Natives’ Land: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in Thomas King’s Green Grass,Running Water,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No.81,2004,p.22.這里，牧師不僅在傳教中借當地人的愚昧凸顯自身的文明主體身份，還借砍伐林地、焚燒樹木實現了對自然的剝削和控制。傳教站里有條健壯的狗，它既怕黑又怕蟲子，還很容易被突然的動作所驚擾，一直活在恐懼之中。奈保爾試圖用感官體驗傳教站周圍的自然環境。他聞到了松木新鮮的味道、看到了河岸巨石上承載的壯闊歷史，但被砍伐的殘樁和被焚燒的樹根體現了人類對非人類物種的效用性和工具性挪用。傳教站的狗不僅沒有在馴化過程中獲得理性，反而發生了物種退化，變得膽小怯懦，喪失了動物本該擁有的野性。狗被剝奪了作為動物存在的主體性，從而坐實了空間內的他者地位。正如哈根(Graha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n)所言：“無論是環境種族主義，還是由來已久的物種主義，都受人類中心主義和理性中心主義文化驅使，長期以來為利用非人類他者的行為進行合理化辯護，而這一切都與霸權中心主義脫不了干系?！?23)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2010,p.5.

在某種意義上，傳教站既是歐洲人開展殖民活動、主導文化入侵的政治工具，也是他們從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上對當地人進行規訓和洗腦的無形空間。相比之下，監獄則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進行監禁和懲罰的有形空間。奈保爾在《黃金國的失落》(TheLossofElDorado，1969)中詳細描述了19世紀初期特立尼達西班牙港的監獄。作為公共設施，西班牙港監獄代表法律和權威，但支撐它運營的實際出資人卻是當地的種植園主和奴隸主，因而監獄里的囚犯大多是種植園里的黑人或街上的黑白混血兒。監獄最下層的地牢都是沒有窗戶的小房間，房間里悶熱難當，溫度常年接近40攝氏度。犯人在這些被當地人稱為“燃燒囚籠”的房間里待不了幾天就精疲力竭?！叭紵艋\”的居住環境很糟糕，五個從蒙塔朗貝爾男爵(Baron de Montalembert)的莊園里送來的投毒犯在里面待了好幾周，“赤身裸體地在熱氣蒸騰的黑暗中擠作一團”，每個人雙腿都被“捆在鐵質刑具上難以動彈”，他們都經歷了拷打，“有一個人看起來已經死了”。(24)V.S.Naipaul.The Loss of El Dorado.New York:Vintage Books,2003,p.221.第二層有幾間較大的囚室，其中一間長寬均為20英尺的正方形牢房里關了五六十個黑人男女，他們赤裸著身體，腰部和頸部被鐵鏈緊緊拴住。其中有十幾個餓得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狀若鬼怪。

?？抡J為，監獄和瘟疫收容所一樣，是一種封閉、割裂的異托邦場所?！霸谶@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制統一地運作著”。(25)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21、221頁。奈保爾筆下的西班牙港監獄也是如此，這里并沒有采用全景敞視的現代監獄模式，而是延續了封閉、剝奪光線的原始牢獄風格。黑人囚犯被鐵鏈“鑲嵌”在牢房的刑具上。獄卒、警察和偶爾造訪的殖民地官員可以隨時出入空間審視囚犯，通過凝視對囚犯進行他者化的操控，進而鞏固自己的主體身份，顯示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正如薩特(Jean-Paul Sartre)所言，當主體進行注視時，客體的存在隨著主體目光向主體靠攏，使主體獲得存在性。而黑人囚犯“絕不是一個進行交流的主體”，漆黑的囚室剝奪了他們凝視的能力，被迫成為被探查的他者。

西班牙港的大多數黑人都是在種植園工作的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每個奴隸都被明碼標價，是可以損耗的工具。殖民地總督皮克頓將軍(General Picton)是奴隸制的堅定擁護者，認為黑人天生就是奴隸，應該受管制，監獄里的黑人囚犯應該受到拷問。18世紀末期，特立尼達兩度出臺《黑人法典》(NegroCode)對黑人進行規訓和限制。1790年的法典規定，黑人來到特立尼達后的第一年里要接受天主教洗禮，日常飲食和衣著都必須符合規范，只能在種植園從事農業耕種，是種植園的不動產，不同種植園的黑人不能交流。黑人男性不能自主與女性交往，他們的婚配依賴種植園主購買黑人女性或將他們賣到其他種植園。種植園主有權監禁和鞭打自己的黑奴，如果黑奴打白人則會被割掉鼻子或身體其他部位。1800年的新法典進一步對黑人在殖民地空間的權益進行限制，比如黑人要隨身攜帶證件，晚上9點后不得離開居住地。西班牙港有六名警察，他們最喜歡在宵禁后上街抓捕違規的黑人。殖民者是殖民地異托邦的空間主體，在他們看來，黑奴總是與偷竊、巫術、陰謀等貶義詞產生關聯，黑人的膚色代表了“低級感情、不良傾向、心靈的陰暗面、道德標準低下的原型”(26)李清云：《?？思{小說中“他者”的空間性解讀》，博士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8年，第24頁。。作為西方殖民主體的代言人，警察的存在目的在于維護殖民地異托邦的秩序。他們對黑奴的監視和規訓標志著文明對野蠻、理性對非理性、主體對他者的權力壓制。警察和總督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律法，從時間和空間上對黑人的活動進行規約，顯示了社會權威對“人體的運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斷征服人體的各種力量，并強加給這些力量一種馴順—功利的關系”(27)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55頁。，讓整個特立尼達殖民地社會成為對黑人進行馴化約束空間，是監獄內部向外部社會的延展。統治階級依靠社會空間進行持續性壓迫，使他們心甘情愿地受種植園主奴役，成為馴服工具。

監獄的第三層是閣樓，這里有幾間面積很大、較為通透的牢房用來羈押白人囚犯。來自費城的蘇格蘭作家麥卡勒姆(P.F.McCallum)是西班牙港第一特派員弗拉頓上校(Colonel William Fullarton)的支持者，在弗拉頓與皮克頓將軍的政治斗爭中受到牽連，被羈押在此。盡管麥卡勒姆對居住條件很不滿意，稱牢房為特立尼達的巴士底獄，但他的房間卻十分寬敞，有20英尺寬、10英尺長，他是房間里唯一的囚犯。樓下的黑牢里關了五六十個被鐵鏈捆住的黑人，“啷啷作響的鐐銬聲和身體與排泄物臭烘烘的味道從樓板的裂縫中升上來”(28)V.S.Naipaul.The Loss of El Dorado.New York:Vintage Books,2003,p.235.。在監獄里白人占據的物理空間遠遠超過黑人，種族主體與種族他者的差異通過囚室的分配得以呈現，白人與黑人不僅在監獄外部的社會空間內構成控制與被控制的權屬關系，更是在監獄的內部空間形成隔離。

空間差異進一步影響了種族差異，加劇了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像麥卡勒姆這樣被單獨羈押的白人囚犯很少遭受酷刑懲罰，而黑人和混血兒的境遇則悲慘得多。麥卡勒姆口渴時獄卒給他喝摻水的朗姆酒，餓時有仆人送來食物，仆人還送去紙筆以供他在獄中寫日記。他只在監獄里待了四天，沒有受到任何刑罰的折磨。而在這四天內，僅僅被他記錄的黑人受刑事件就近十起。第二天，他記錄下了獄卒瓦羅(Vallot)用“四柱”法鞭打四名黑人的過程，兩男一女，還有一個小男孩。鞭子中間粗兩頭細，長約四英尺，每一鞭都能留下三到四英寸長的傷痕。接受完皮克頓的問話回到監獄時，麥卡勒姆看到瓦羅把兩個黑人捆在樹樁上鞭打。第三天早上，又有三個黑人被捆在樹樁上鞭打。瓦羅沒有任何監管者，他只對殖民地總督負責。相對于瓦羅而言，監獄內的其他人都是空間他者，生不出任何反抗念頭，自覺處于空間的邊緣位置。一旦他們違背了空間秩序，就會遭到權力主體不加節制的暴力懲戒。

瓦羅不僅是對囚犯身體進行規訓和改造的實行者，還是監獄空間等級規則的制定者。?？轮赋?，人們無法自由進出監獄和軍營這類異托邦場域，只有“經過一些許可”，或者完成一些規定的任務，外人才能進入這類場所的內部空間。(29)米歇爾·?？拢骸读眍惪臻g》，王喆法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第56頁。在西班牙港監獄，人們只有經過瓦羅許可才能進入監獄，就連第一專員弗拉頓上校也不例外，在瓦羅的帶領下才能進行視察。瓦羅甚至還能決定監獄內犯人的去留。盡管弗拉頓認為按人頭征收監禁費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做法，但瓦羅依然對監獄內的每個黑人囚犯按每天一先令收費。如果種植園主要求切掉犯人的耳朵，還得向瓦羅支付一筆額外的切耳費。付不起費用的有主黑奴被瓦羅視為監獄的負擔。一貧如洗、身無他物的自由黑人囚犯則被他當成私有財產向外出售。

由此可見，作為監獄內部空間的絕對權力主體，獄卒瓦羅借助暴力強權和肉體懲罰，對一切擾亂空間秩序的僭越者濫加訓誡。這樣一來，監獄的規訓機制逐漸體制化，進而成為一種非常嚴苛的紀律，而黑人囚犯們則不得不在肉體和意識形態上屈從于空間主體的暴力征服，最終被馴服成鞏固殖民統治政權的工具。

四、結語

在奈保爾筆下，加勒比的社會空間呈現精神疏離、混亂、時空倒置等負面特質，是一種否定性的殖民地異托邦。同時多樣化的殖民地異托邦具備破壞穩定的功能，這種消極空間的存在解釋了社會空間固有的混亂和無序(30)Sara Upstone.Spatial Politics in the Postcolonial Novel.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24.?？梢哉f，奈保爾把加勒比地區塑造為充滿壓迫和對抗的負面空間，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被空間環境侵蝕，“他們的個性和意識都直接取決于他們所面對的空間狀況，否定性空間生產了他們作為邊緣人、流亡者和多余人的身份”(31)潘純琳：《論V.S.奈保爾的空間書寫》，博士論文，四川大學2006年，第92頁。。在博巴迪拉號客輪、傳教站和西班牙港監獄中，殖民者和統治階級是空間內的特權階級。他們利用空間主體的絕對話語制定了符合自身利益的社會規范和法制觀念，并據此對空間進行種族主義色彩濃重的等級和區域劃分，強迫有色人種和黑人成為被監視和被規訓的對象，使其成為馴順的空間他者。如此一來，壓迫與被壓迫、統治與被統治的對立范式始終影響并蠶食著加勒比當地人的自我意識，使他們在敬畏西方文化的同時對本民族文化產生強烈的自卑心理，被動承受西方主體的扭曲想象和肆意言說，等待殖民主體的界定和承認，進而成為主體實現自我意志的工具性存在。